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欢迎舆论监督”
——访中共徐州市委书记郑良玉
12月初的一个晚上，中共徐州市委书记郑良玉同志就舆论监督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话题从如何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开始。郑良玉说：“在北京参加十三大，学习、讨论赵紫阳同志的工作报告时，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了。所谓舆论监督，就是指群众通过各种舆论工具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给予批评，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好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会使我们的干部更加谦虚、谨慎、积极地工作。”谈到此处，郑良玉同志举了一个有关自来水问题的例子。1986年初，他调任徐州市委书记不久，就有不少人向他反映徐州人吃水困难。有的干脆直言不讳地指责市委、市政府对人民群众生活漠不关心。不久，江苏《新华日报》记者就徐州水源紧张，人民群众缺水、盼水等问题写了内部情况反映，徐州电视台对徐州缺水的问题作了连续报道，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这时，有的同志感到有压力，认为这样报道，形成一种舆论，领导很被动。郑良玉多次在市委常委会上说，要正确看待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报纸、电台在水的问题上批评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群众有的从六七层高的楼房上下来挑水吃，有的从深夜10点钟排队等水，一直等到凌晨3点，一些生产单位有的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运水维持生产，这说明，他们是在忍受着缺水的困难而生活、而工作。对于他们的困难，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应如坐针毡，因为我们是人民公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紧迫感，徐州市委、市政府很快拿出了解决全市用水问题的方案，微山湖引水工程已于12月1日破土动工，两年后，全市用水难的状况可以基本解决。郑良玉感慨地说，办成这件事，舆论监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问郑良玉，有人把批评报道看作是给自己抹黑，你有什么看法？他说：“对我们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给予批评，是希望我们做好工作。既然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批评的又是事实，我们就没有理由说成是抹黑。”他指了指自己说，按照上述说法我是最应该不喜欢批评的，因为我是这里的市委书记，事无巨细，只要一批评到徐州，第一个挨板子的应当是我。然而，我们共产党人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也是无所畏惧的。今年夏季，《新华日报》刊登了徐州苍蝇多的言论，《人民日报》刊登徐州黄河故道既脏又乱，影响市容的照片。市委、市政府动员全市人民投入了大搞群众卫生的活动，结果是苍蝇大大减少，卫生环境大有改观。郑良玉同志说：“‘过而不改，是谓过也’，‘闻过则改’，会使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怎么能说是抹黑呢？”
郑良玉说，我到徐州已有两年时间，所接触到的一些批评徐州的有关报道，事实基本是准确的。如果说有所差异的话，那也是批评的角度不同而已，应该重批的地方，批轻了；该一笔带过的地方，言重了。报社、电台要求他们的报道100％地准确，那是他们的事情，从我来说，并不要求批评我们的东西100％地准确，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只要基本准确，我就欢迎；即使是失实的报道，也不应产生对立情绪，更不应对记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相信，新闻舆论部门会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舆论监督功能。说到此，郑良玉同志谈锋一转，又说：“我知道，现在批评报道深入不下去，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很难。这主要不是记者问题，而是我们有些干部对舆论监督、特别是新闻舆论监督缺乏正确的认识。”郑良玉自己作过调查，他的结论是：写批评报道的记者，绝大多数工作责任心强，有强烈的正义感，不怕麻烦，不怕吃苦，无所畏惧，“君子坦荡荡”，凛然敢秉笔，是应受到人们的尊敬的。
鉴于目前的党风不正和社会风气不正，郑良玉认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应积极地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开展批评。对那些闻过则“怒”，与批评报道势不两立，对批评者要找上门去，兴师问罪的人和事，应该首先进行批评。他说，今年6月2日，在沛县发生的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洪瑞阻挠记者采访而闻名全国的“狗的事件”，市委一直是站在记者一边的。为了杜绝狂犬病的发生、蔓延，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安全，市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全市各地灭犬。梁洪瑞养狗为患，记者去采访，他十分不满，大为光火。他的女儿还损坏记者的摄像器材，使记者无法进行工作。这哪里还象共产党的
“官”？“你梁洪瑞养狗害人，不买记者的账，记者为民说话不买你的账，我们市委、市政府当然就要支持记者。”
谈话即将结束时，郑良玉提出：为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重要的事情要让人民知道，重大的事情要让人民讨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推进改革，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徐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任愚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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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只图委官设衙门 不求便民办实事
陕西医药管理局机构恶性膨胀 编制七十处以上干部几占一半
只有70人编制的陕西省医药管理局竟有32个处级以上的干部，几乎占在编人员的一半；而其中7人是在党的十三大前后突击提拔的。群众称他们是“一官一兵制”，“兵精政不简”。
记者最近在陕西省医药管理局采访时发现，这个管理局现有职工110人，超编40人。面对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央“必须坚决制止机构、编制、领导职数和干部队伍的盲目膨胀”的明文规定下发以后，这个局的领导不仅不认真考虑解决40个蹲在机关坐行政令、吃企业经费的超编人员问题，反而千方百计地寻找“对策”。他们先将一部分超编人员仓促地塞进了基本上不开展业务、行政性的陕西省医药工业公司以遮人耳目；然后在在编人员中增设机构、突击提干，在直属企业中增加领导职数，导致机构恶性膨胀。
走进局办公室，记者了解到这里原来就有4个副主任（主任位缺），11月初又提拔了一位。记者问：“五个副主任了，主任何时有？”一名干部幽默地答道：“我们已经是‘五官科’了，第六感官为期不远。”
办公室原有两名管理老干部的专职干部，今年8月以后，局领导又给办公室下面增设了一个科级老干部管理所，两名干部一个当书记，一个任所长。所长曹虎成苦笑着说：“当光杆司令，让人太难堪了。”
今年新提拔了一名副处长的劳资处，总共只有5个人，其中一人还是临时工，竟然设有3个副处长。
企业管理处原是一个处长两个兵，到了10月份，又从局办公室提拔了一名干部来这里当了副处长。
记者在调查时还发现，这个医药管理局个别领导在不给下属党委打招呼、不征求职代会意见、甚至连局党组都未形成决议的情况下，强行向直属企业增派领导。直属企业受此影响，就怕不委官设衙吃亏，也纷纷突击提拔中层干部。
陕西省医药公司原有4名正副经理，今年8月份以来，局里一下子又提职派遣了3名副经理。
仅有485名职工的西安国药厂，9月份被增派了两位厂长，11月份又提拔了6名科级干部。
医药局机关生活区所在地——陕西医药工业研究所共有职工200人，1984年8月前只有两个所长，此后所长增加到4人。局里最近又准备再派一名所长和一位书记。这个所的12个科室，安排了17名科长（主任）。其中两名副科长是在早已无法再添科设“长”的情况下塞进来的，所以，任命书上只好干巴巴地写着：任命某某同志为副科长。由于他们当了科长却无科室就任，整天无所事事，被戏称为“莫斯科（没事科）科长。” 新华社记者 张喆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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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民兵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突击作用
本报讯 天津市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把民兵作为突击队使用，使民兵素质不断提高，又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2月16日至17日，天津市召开民兵带头参加两个文明建设先进代表会议，交流了这方面的经验，表彰了先进典型。
在引滦入津工程中，天津市组织8万民兵搞突击，仅用40多天就完成了原计划120天完成的引水明渠开挖任务。
这几年天津市搞了许多重点工程，市委和市政府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民兵去完成。3年来，全市40万民兵在70多项国家、地区性的重点工程建设和100多项抗潮、防汛等应急任务中发挥了突击作用。目前，全市有民兵带头建设的文明单位900多个，由民兵组成的“便民服务队”、“义务帮工队”5000多个，“青年民兵之家”7000多个，农村有6万多民兵成为各种专业户，民兵带头兴办的企业和经济联合体达到3800多个。
天津市广大民兵参加两个文明建设的突击活动，磨练了意志，增强了组织纪律性，提高了适应紧急军事行动的能力。目前，全市90％以上建有民兵组织的企业，将民兵工作纳入了企业管理。
（张月奎 罗同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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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针对不同阶段出现的思想问题做好工作
新乡市教育党员增强改革意识
本报讯 河南省新乡市委注重运用典型，有针对性地解决党员在改革不同阶段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思想实际问题，推动了全市的改革。
新乡县刘庄村是全国闻名的先进单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围绕刘庄要不要承包，党员群众中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刘庄党总支引导党员回顾3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学习党中央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大家认识到：刘庄虽然家底较厚，但生产力水平仍比较低，现行管理体制中存在着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统一思想之后，他们对生产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对全市16万党员普遍进行两个基本点的教育中，新乡市委总结宣传刘庄等典型经验，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解决党员在改革中出现的思想认识问题。近两年，新乡地区连续发生严重旱灾和虫灾。部分党员错误地认为，联产承包影响了农村的抗灾能力，因而对农村改革产生了疑虑。市委请刘庄党总支书记史来贺、孟庄乡党委书记赵启忠给全市党员干部做报告；把两庄的经验整理成材料广为宣讲，坚定了广大党员深化农村改革的信心。一年来，他们把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作为农村第二步改革的突破口，全市151个乡镇共建立水利、农技、农机等服务站653个，村级服务组6000余个。今年在严重干旱情况下，全市小麦产量仍获得好收成。
在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过程中，新乡市委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党员干部担心削弱党的领导，有等待观望情绪。市委及时总结了新乡化纤厂、国营755厂党委积极配合厂长工作，围绕生产和经营，把党务工作渗透到经济工作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党委保证监督作用，提高经济效益的经验。市委、市政府领导深入全市60多个企业和干部群众直接对话，宣传这两个厂的经验，引起强烈反响。事实使广大党员看到，实行厂长负责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不仅没有削弱党的领导，恰恰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从而加快了推行厂长负责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进度。
（金庆 贵生 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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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谈“记者的朋友”
吴昊
不少人自称是记者的朋友，对于记者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多一个朋友多一份力量”，当记者的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记者的朋友也有多种多样，有真朋友，也有假朋友，有铁面无私、不拿原则作交易的朋友，也有拉拉扯扯、互相利用的朋友。对于那些不同层次的领导干部、不同行业的企业家，对一切拍着记者的肩膀称朋友的人，试验其真假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他如何对待记者采写的批评报道，特别是批评他领导的那个单位、那个企业以及他本人的报道，如果能持正确态度，采取正确措施，那是真朋友；相反，只欢迎记者去表扬他、吹捧他，去为他吹喇叭抬轿子，则必定是带引号的朋友。至于拿酒杯灌记者，拿云烟吊记者胃口，或拉记者“下水”的人，怕连“假朋友”也称不上。
某地委书记据说是极善于和记者交“朋友”的，也极重视记者工作，对驻地记者站一个月上几个“头条”都规定得很清楚，不料记者站的站长完不成书记的要求，于是书记竟撕破面皮，“什么朋友不朋友”，干脆把站长给免了。殊不知记者站长是上级党报派驻的干部，不归地委书记管辖；堂堂地委书记竟闹如此笑话，可见其平日称记者为朋友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想只有象徐州市委书记郑良玉同志那样才是记者的真朋友。道理很简单，他对党的新闻事业有正确的态度，他对舆论监督有正确态度，他是把记者当记者看待的，而不是把记者当成晋升的阶梯和手中的工具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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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律师日益加强对外交流
本报讯 记者张志业报道：中国国际律师交流中心主任赵大谋，昨天对记者说，中国律师在经历了将近9年时间的恢复工作后，正在开始逐步走向世界，同世界各国的律师交往日益展开。
来自中国各省、自治区、市律师协会的有关负责人，从昨天开始在北京开会，讨论进一步开展中外律师交流的问题。
据悉，今年中国派出了数十名律师参加了一些国际律师组织和一些国家的律师会议，访问了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律师出访最多的一年。但是，赵大谋主任认为，由于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不久，律师人数不多，因此，同国际律师界对中国的关注和期望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该中心1987年接待到中国访问和参加会议的外国律师代表团达40多个，共有1500多人，分别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已在今年正式加入亚太地区律师协会，并在今年8月在杭州承办了亚太律协第三届理事国会议，有20多个国家、地区的1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目前，中国已与国际律协签订备忘录，正式加入了国际律协。同时，中国国际律师交流中心还与国际律协商务部、一般诉讼部签订了交流协议。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律师，通过这种交流对中国法制建设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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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军民之间
“豆腐大娘”
十几个解放军战士，簇拥着一面写着“风雨无阻一十八载，豆腐大娘拥军情深”的锦旗，送到了隆化县大汤头沟乡水泉村陈景兰大娘的家里。陈大娘手接锦旗心欢喜，送旗战士一齐向大娘举手敬了个庄重的军礼！挚爱、深情交融在一起……
早在1969年，某团移防来到位于燕山深处的大汤头沟。这里交通不便，条件艰苦，给部队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不说别的，连吃豆腐都困难。
驻军的困难不知怎么被陈景兰知道了。她同老伴一合计，支起大锅，安上石磨，做豆腐供应部队。为了保证部队及时吃上豆腐，两口儿起五更、睡半夜，每天磨17斤豆子，做100块豆腐，上午准时送到营区。那鲜嫩的豆腐，非常受战士欢迎。时间久了，常买豆腐的炊事员们送给了陈景兰一个亲昵的敬称：“豆腐大嫂”。陈景兰那时43岁，正值中年。
岁月随着那石磨的吱吱声，一天天地消失，时光在那白白的豆汁中悄悄的流淌。18年过去了，白发爬上了陈景兰的头，“豆腐大嫂”变成了“豆腐大娘”。可是，那洁净鲜嫩的豆腐仍按时送到营区，年年如此，天天如此。北风呼啸的冬天，烈日炎炎的盛夏，春种秋收，风雨无阻。18年中，没有哪一天豆腐挑子不准时摆在营区门口。陈大娘病了，陈大爷替，老两口有事，儿子媳妇顶。现在，豆子价格提高了，别人做的豆腐价格也涨了，陈大娘做的豆腐仍和18年前那样，块大，量足，不涨价。部队建议她提提价格，她执意不肯，说：“不能赚自己亲人的钱”。由于她卖给部队的豆腐价格低，最后只能是收支平衡，她得到的利润是靠做豆腐剩的豆腐渣喂了几头猪。
前不久，几个连队的炊事员一合计，决定联合送给陈大娘一面锦旗，以表达他们和全团指战员对“豆腐大娘”的敬意。
（胡延宁 聂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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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民间和平组织举行会员团体联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廖先旺、黄其祥报道：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员团体联席会议17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裁军的呼声日益高涨、美苏签署了中导条约的形势下，我国最大的民间和平组织首次举行全体会员团体联席会议，这表明了我国人民群众维护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
区棠亮副会长在题为《协同努力，将和平旗帜举得更高》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美苏中导条约的签署仅仅是个开端，要实现真正、彻底的核裁军，还要两个超级大国率先做许多工作，各国人民须坚持不懈地斗争。
报告还指出：今后，在积极广泛地进行国际交流的同时，要进一步推动该协会会员团体开展各具特色的国内和平工作，在群众中举办一些以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军备竞赛为主线的和平运动，以进一步促进群众对世界和平事业的关心。
周培源会长主持了17日上午的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总结经验，部署今后的工作，使各会员团体在和平与裁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是1985年6月1日在北京成立的。包括全国总工会、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在内的24个主要社会团体都是它的会员团体。今年，协会以自己的杰出工作荣获了由联合国秘书长签发的“和平使者”奖状。目前，协会还同40多个国家的170多个和平组织和机构建立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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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部分在京外国留学生游行
抗议以色列占领军屠杀巴勒斯坦人民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100余名外国留学生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游行，抗议以色列占领军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屠杀巴勒斯坦人民，制造流血事件。
参加游行的有巴勒斯坦在京留学生，还有阿拉伯国家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在京留学生。游行队伍高举“停止屠杀巴勒斯坦人民”的大字横幅，有秩序地走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门前，向代表处代表孔雷飒先生递交了意见书。孔雷飒先生亲切接见了游行学生代表，表示将负责地转达他们的意见。
接着游行队伍又走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门前。办事处主任尤素夫·拉吉布接见了游行学生并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揭露并严厉谴责了以色列占领军屠杀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残暴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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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东乡访阿訇
本报记者 杨传春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的大弯头村在一座高山上。虽然离乡政府只有5公里，但汽车贴着绝壁拐弯，拐弯，急拐弯，车旁是不见底的深壑，走一步也让人提心吊胆。司机小马一面开得飞快，一面祝贺我的运气：“你来的这个时候真好，要是再过些天赶上大雪封山，你爬也不敢爬。”
我急于见到张明义阿訇。在这个人均收入只有100多元的山村，他是怎样办起学校的？
不巧，张明义不在家。我赶忙向来敬茶的年轻女主人询问阿訇的去处，但她眼皮都不抬，回身跨出了门。同行的乡干部告诉我，阿訇家的妇女是不与客人交谈的。
好在有张明义办的学校在。趁下午的课还未上，我赶到了学校。
傍着荒山，两排砖房。三个年级的53个学生共用着18张课桌。5个公办教师按性别分配办公室兼住房。校长唐占宏说，就这样还花了2万多元。除国家给了1.5万元外，其余都是张明义出的。至于这煤、煤炉、电灯、电费、水、孩子们的书本费、买篮球等，也全是他出的钱。
“是否没有阿訇的帮助，就办不了学校？”我问。老师们说，政府能办起学校，但要招到学生就困难了。1969年乡里在这个村办了一个耕读学校，三个年级，开始有16个学生，二三年后学校里只剩下了教师。教师们只好打卷铺盖离开学校。在这个群众普遍信伊斯兰教的东乡族聚居村，人们多认为识汉字是汉民的事情，东乡人会念《古兰经》就行了。何况七八岁的孩子能抱一二岁的，还会放羊、拾柴，念书有什么用？
张明义支持办学的真实心思，老师们不敢妄猜。但他利用礼拜五（“主麻日”）对前来礼拜的人说的话，老师们还记得。
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清真寺恢复或新建，无处可见而又无处不在的安拉重新获得穆斯林公开的敬仰，张明义当上了州政协常委，他外出多了，深感没有文化诸多不便。他在“礼拜五”说：我不识一个汉字，吃了不少苦头。看不懂报纸、文件不要说了，连进城上厕所、上公共汽车也要问人。再说，没有文化，经也难念得好，有了文化，不仅容易理解经文，而且还可以学习科学技术呢。
建校要有地，而现在的地都承包到户了。张明义阿訇拿出了5亩承包地，说要带头送孩子念书。教徒们有顺从阿訇的习惯，虽拿不出钱，但力气有的是。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学校于1985年开学了。全村总共56个学龄儿童一下子来了45个。今年开学时，不是老师们上门动员，而是家长领着孩子来报到。张有卜有3个孩子是学龄儿童，他全部送进了学校。其中一个女儿担心家里的8只羊、3头毛驴没人放，张有卜说：“放羊没你的事，爸爸自有办法，你好好念书就对了。”
张明义阿訇不是学校的领导，但他象个“名誉校长”似的常到学校转转。老师和孩子们缺点什么，他尽量去买。他还为充实学校的师资力量而奔走。
老师们都很有责任感，张阿訇办学的热心，更加鼓舞了他们办好学校的决心。现在，5个老师，家离学校最近的是2.5公里，最远的是70公里，大家都吃住在学校，一学期也就回家两三次。有6个七八岁的学生家离学校有四五公里，老师让他们晚来早走，然后专为他们“烧小灶”，结果，这6个孩子学习成绩好着呢。
我虽然没有见到张明义，但终于弄清：他今年49岁，除了国家补助的每月75元外，他有一台“铁牛”55型拖拉机和一辆“东风”5吨卡车，都是雇人搞运输，年收入2万多元。可见他除了传经布道，还很懂商品生产。
我来到也在深山沟里的春台乡白庄村。白庄门宦第六辈教主马进成阿訇在穆斯林中的威望很高。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以及州和县的政协、伊协领导。1978年他就酝酿办学校。所以他们村的学校比大弯头的早了一年，已有了四个年级。几乎和张明义的情况一样，他也献了承包地、钱和物，说服群众送孩子上学读书。我在州委招待所见到了他：赤脸虬髯，年过花甲而黑发，颇有“得道”相。他说：《古兰经》6616段，没有反对读书的，相反，有经典说：“求知，穆民的天命”，读书是好事情。
送走马阿訇后，我打开《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果然看到“圣训”中穆罕默德说：
“求知为男女穆民之天命”。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济南军区某坦克师领导成员，努力改进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地为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使这个部队军事、政治、后勤等项工作跨入军区的先进行列。图为师长杨卫东在训练场。
王其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