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张天民致鲁彦周·
我们需要对话彦周兄：
顷读华翰（见1987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感触良深。久已不问影事，本无唠叨资格，但沉默有负于你的至诚，于是也想说几句。
随着《黄土地》、《野山》、《黑炮事件》以及最近轰动东瀛之《老井》等片的出现，中国电影地平线上显示出一片新的景观。这现象引起国内外的普遍注意。最近访问日本，接触到的电影剧作家和普通观众都把这现象作为议论的话题之一。这些影片引起评论界沸沸扬扬的一番评论，产生出一批大块文章，自然也引起我心灵上的震颤。感触之一就是此辈非我辈可比，出手不凡，文思奔放，自由驰骋。他们创作的巅峰期与我们这个改革和开放时代相吻合，我羡慕这一批艺术家的运气。
正如你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好处是受传统的教育较多，缺点也是受传统的教育太多。每当看一部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我就象受了一次电针灸，神经末梢都随之兴奋起来。我也曾想过奋起直追，写一部全新的作品，但实践证明不行，从选材到构思怎么也离不开那“传统”。束缚并非来自外界，而在于自我不能解脱。这痛苦与艰难我比之于蝉蜕。大概你我已是金秋之蝉，过了生长期，旧壳怎么也蜕不掉了？然而我们能就此囿于旧壳之中吗？不，不能。托尔斯泰的《复活》诞生于他的古稀之年。还有苏联的电影剧作家格布里洛维奇，年轻时我们就看过他的作品，现在他已七十多岁，我们竟然还看到他的《奇怪的女人》这类新作。真奇怪，此翁的精神世界似永不衰老。我们才五十岁多点，再搏一番，尚有时日。
冷静思之，我们的出路在于发挥优势，切莫作效颦东施。老中青几代艺术家各有各的劣势与优势，百花齐放局面的形成就赖于各种优势的发挥。有少数人鄙薄所谓“谢晋模式”，又谁知这种文化现象并非人人能“模式”得来的。艺术评论不应该扬此抑彼或打此捧彼，各人有自己的艺术天地，何必非叫我放下自己的地不种去耕种别人的田不可呢？
说实话，我总觉得我们缺乏振聋发聩的大作品。究其原因我以为是电影剧作家有不同程度的脱离生活倾向。我认为深入生活是你所说的“传统教育”内容之一。过去我们很强调这一点，在指导思想上与实践上都有强调过分之处，由于这种过分我们现在不大敢说了，即使说也是吞吞吐吐，面有赧色，怕人家叫号：把你那深入生活的成果拿出来看看吧。确实，亦步亦趋地表现现实生活的确使我们的作品成了政治图解，很少艺术生命力。但是，难道远离时代生活是值得提倡的吗？就是出路吗？我不相信。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制定了符合这个理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我深信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不会再出现大的偏差和曲折，而社会生活会发生越来越大的深刻变化，这应该成为电影艺术家注目的焦点。
最近两年来我罢笔而去搞实际工作，这时候我才感受到改革和开放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是从旁观察的艺术家眼中所见的那个样子，实际上要艰难得多，困难得多，因此我对现有的一些作品不满意了。我认为有些艺术家在隔靴搔痒，更何谈震撼人心？我真担心我们的艺术家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如果那样，群众会比现在更加冷落我们。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重要的是要防止思想和艺术追求的老化。而保持对现实生活的接触可以防止此病的发生，与年轻一代艺术家接触可以防止艺术观念上的老化。团结和与人为善，可以说是电影剧作界的长处，在我们之间文人相轻的现象是不严重的。但是有点了解不够，缺少沟通，我们几乎都是各自为战。基于这种现象，我赞同你的主张，我们同行也需要对话。不但不同艺术观点的老中青三代剧作家同行之间需要对话，剧作家同导演、演员，剧作家同政治家、企业家、普通观众都需要对话。对话对消除壁垒、成见与隔阂，都有好处。但这对话需要在有准备的基础上严肃、认真地进行。海阔天空、言不及义的清谈恐怕不会有收效。这样看来，今年办不成了，明年可否组织几次？这需要我们电影界领导进行组织工作，也需要有关方面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我们电影剧作界要看到埋伏着危机。电影导演新人辈出，成绩引人注目，已为世界影界所承认。而剧作界的新人却寥若晨星，更少见大手笔。该怎么办？恐怕不是我们几个人呐喊一声能解决的问题。因素很多，不被重视乃是其中之一。一亿多人口的日本，有名的电影剧作家二百余位；十亿人口的我们，拍过两部以上影片的电影剧作家也是这个数目，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小说与电影两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则走的人居多，何其堪忧！更希望引起电影行政、教育部门的注意。专此布复，顺致
冬祺
天民 1987年11月21日
第8版(副刊)
专栏：
媚态与骨气
米博华
我自信，自己还不是一个盲目自大狂的狭隘的“爱国者”。“如何汉臣女，亦欲做胡姬”，只要有爱情，乐于和马丁或肯特先生结为连理，我会热烈欢送的。“胡姬”又何妨呢？我反感的是任何傲慢。假如您认为以您的肤色、您的腰包就可以蔑视我一下，恕我不恭，不会“忝陪酒会”。
对个别所谓“外宾”倨傲的心态，我不想祈求他改正，自大自可由他！但从中国人这一面来说，咱不能腆着脸让人啐，泰然处之地接受这种很不平等的倨傲。然而令我深感痛苦的是，我的同胞中的极少数人的骨头就是那么软，媚眼就是那么贱，人格就是那么不值钱！人家不把你当人看，自己浑然不觉。可怜兮兮，令我恶心。
一位归侨不无悲怆地对我说，您要堂堂正正地做个中国人么，您首先要当一回美国人，您当了美国人，然后回来，这在某些中国人的眼里才算是个人。我不想细述这位归侨的“蓝皮护照”引出的一连串“化腐为神”、“化难为易”、“如入无人之境”的可笑亦复可泣的故事，我只觉得悲从中来。
一位外国影星因作生意顺道来中国看看，我们“欢迎，欢迎”，再加“热烈欢迎！”也就够了。但这似乎变成了一种恩宠，某些特别受惊的中国人不免大大的失态。舞之蹈之犹觉不足，恨不能一拥而上大撒其娇。虽是珠光宝气，但眼神里泛着可怜巴巴的媚态。我不想责备外国影星，我只想责问我们某些亲爱的同胞，在瑟瑟的寒风中你们伸着脖子期待这位两次姗姗来迟的被访者，并被挡在甬道中，难道还笑得起来么？您重施铅华，勾眉描眼，扭捏作态，嗲声嗲气，竟是希望他告诉您“为何如此英俊”么？
一位远比这位影星伟大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人就其人格而言，和天使一样伟大。”咱们中国某些人的人格伟大感究竟有多少？在他们眼里，始终没有把自己摆进世界大家庭一员的身份来看。要么是义和团式的“宝刀、神鞭，洋鬼子玩完”，愚顽、古怪直至反科学；要么是未庄的洋鬼子，用法国香水代替桂花油，以摇头耸肩代替打拱作揖，对“洋大人”表现出几乎泛滥的殷勤。其实，把外国人当鬼子也好，称大人也好，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二而一也：非鬼即神，就是和咱不一样。
100多年前，一位外国商人为了戏弄中国人，把一把花生米抛向空中，一些蝗虫一样的中国人扑上去，从黄土中把花生粒抠出来，塞进嘴里，这位老外狂笑不止……然而您再看看不久前的一幕：在一项外国产品展览会上，数百位中国人蜂拥而抢产品广告，以至这位外国人也象撒花生米一样，看中国人怎样为那几张广告而“拚搏”！亲爱的同胞，您就缺这几张纸包肉或糊墙么？100多年了，某些同胞怎么就如此没长进。你不把自己当人看，别人是不会拿你当人看的。为观瞻和大局计，请挺直腰杆，洗去媚态，作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吧！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赏诗忌偏执
伍立杨
作品面世后，会在读者方面引起一种艺术思维，这就是欣赏。英国作家王尔德说：“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然而，诗的评判和鉴赏，就怕穿凿附会和片面执著。
清初学者毛奇龄，对北宋大家苏轼的诗常有微词，态度偏激得很。与他同时的诗人汪懋麟有一次问他：“象苏东坡‘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样的名句也不好么？”毛奇龄竟然说：“河中难道只有鸭子，鹅何尝不知道春江水暖？”这就愚顽偏执了。与此相类的还有明朝的杨升庵，他在《升庵诗话》中指责杜牧《江南春》中的“千里莺啼绿映红”，认为“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故把“千里”改作“十里”。这样一改，似乎更切合实际，但诗境全失。因为所谓“千里”，正极言江南地广，是指整个江南春色说的，而不是实地某处的景象。作为翰林编修的杨慎说出这种话来，只说明他的想象力是相当涩滞的。
清中叶著名诗人袁枚，特别反对汉学考据。一部《随园诗话》，主张诗写性情。他对固执一端、死守一隅的诗论常常毫不留情地予以嘲笑。《随园诗话》卷八举了一个笑话。谈论杜甫诗时，“一经生曰：‘浊醪谁造汝，一醉散千愁’，酒是杜康所造，而杜甫不知，安得谓诗人哉？”对此，袁枚评道：“痴人说梦，势必至此。”此书还有一段议论：“妄言妄听，作点缀词章耳。譬如称赞美人‘秀色可餐’，君必争‘人肉吃不得’，算不得聪明也。”
从某种角度来说，诗是想象的艺术。诗人不是证明客观真实而是显示神似的真实。创作中的想象，应是一种智慧的深度，它可以悬拟出多种想象得到的观念和事物形象，然后将其表现出来。天才的特征之一，在于将相距很远的一些意象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分得愈开，反而愈出意外。陆机《文赋》云：“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就是形象地说明想象的深化和力量。当然，艺术想象作为一种审美感受的心理形态，尽管有很大的创造成分，还是对现实反映的一种特殊形式。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新版22页中引佛经中的比喻：“面貌端正，如月盛满；日象鲜洁，犹如雪山。”同时还引了《翻译名义集》中的话：“雪山比象，安责尾牙？满月况面，岂有眉目？”——看来，连僧人中也不乏“偏执论诗者”。对此，钱先生还有一段妙言：“至诗人修辞，奇情幻想，从雪山比象，不妨生长尾牙；满月况面，尽可妆成眉目。”这对于那些拘泥不化、胶柱鼓瑟的论诗偏执者，实在是一剂良药。
第8版(副刊)
专栏：
有一个地方叫呼玛
董月玲
奔腾不息的黑龙江水，冻得结结实实，江面上印满了冰花。我和两个年轻的伙伴，由上游乘车沿江而下。汽车停在一个叫呼玛的江边小镇——我们都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走进小镇的最初一瞬间，我就觉得自己好象来过。宽宽的水泥马路，整齐而又朴素的中国式平房，带有木栅栏的小院子，洒满阳光的宁静街道，江岸树丛中的绿色长椅，以及那清爽的、稍稍带有凉意的风，都是我熟悉的。
沿小镇最宽阔的马路走去，新华书店门口聚了一小堆人，让人惊喜的是，一本在北京找了许久的书，竟在这降价书摊上买到了。书店负责人同意让我们进去“看看”。我们象探宝一样走进幽暗的、20多平方米的书库。一个女服务员帮我们搬来梯子，让我们往书架上爬。等我们仿佛占了天大的便宜，抱一大堆书，得意地走出来时，街上的人望着我们直笑，“这几个人怎么象抢一样。”
晚上，我们走进一个小院子，这是个军人之家。房间不大，但很干净、舒适，地上摆了不少君子兰。主人跟我们象老熟人一样聊着，他们的小女儿突然跑进来，一看自己等了半天的电视节目早开始了，便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大哭大嚷起来。她的父亲将她拎起，摆到椅子上。这家人根本就没把我们当外人看。我们站在那个种满青菜的小院子，准备离去时，女主人连声说：“白天你们就来家里吃饭吧。”她说得很自然。
我们竟不知不觉地住了5天。星期天，我们去边防会晤站。站长是个黑脸膛儿汉子，个儿高高的，表情庄重。他问小战士给我们做什么饭吃？小战士说：包饺子。我的一个同伴立即从沙发上跳起来，叫道：“太好了，出来这么多天，我最想吃的就是饺子。”我们围在一个案板前，就象在家里过星期天。
很晚才想起回招待所，站长打着手电送。在江岸上走了一会儿，然后拐进镇里那条大马路，望见招待所灯光，我们便把借来的军大衣统统搭到站长肩上，他笑了，又亮着手电一摇一摇地走进沉沉的夜色里。
夜风吹得杨树叶子簌簌响。不知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再来这里。我们默默立在马路中间。渐渐地，心里有种要喊要叫的冲动。于是，在溶溶月光下，对着这个明天一早就要离去的小镇，我们几个年轻人一同喊起来了“呜喂——咳——”
我感觉到：从热乎乎的胸腔中迸发出的气浪里，呼玛微微地震颤着。
离开呼玛后我常想：是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这地方不一定是你的故乡，也许今生今世你都没去过或根本就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但是，当你偶然地找到它、发现它，心中会荡起说不出的喜悦和激动。你会觉得它是那么亲切，会觉得象熟悉自己的生命一样，熟悉着它的存在。朋友，去寻找吧，在祖国的土地上，你一定会寻找到一个地方，它梦牵魂绕般地，一直就藏在你记忆的深处；当你站在那土地上时，令人向往的安定和无法解释的默契，便油然而生。当然，也许这块乐土就在你的脚下，在你天天生活着而往往又觉得厌烦了的地方，只是你还没有发现。
第8版(副刊)
专栏：诗配画
母子梦
蒙希平 版画
高立林 配诗
山，枕着蓝天睡着了
柔和的风挂在树叶子上，闭上了眼晴
你们也睡着了
温暖的太阳光和红红绿绿的线条
金黄的草垛子和灰房脊上袅起的
比蓝天还蓝的炊烟
溶于眼底
变成一池点着银光的草绿色的春水
渐渐浮起梦的花瓣和想象的白帆
漂着……
——梦中的歌象云朵一样飞上天空
化成大大小小的闪着光环的星星
眨着眼睛，笑出了声音
——爱的雨丝把绿的叶片轻轻打湿
滴进泉溪，水中开满了洁白的花朵
梦和梦系在一起了
梦和梦溶在一起了
甜甜的
象田野上的阳光
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