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岳池县对干部全部实行选聘制
“阿混式干部”再也混不下去，干部管理体制开始理顺，机关办事效率明显提高，全县经济出现持续增长好形势
本报讯 四川省岳池县重视干部制度改革，从今年5月起，对全县3061名县级机关和区乡干部（含职工）全部实行长聘、短聘、待聘和辞退四种形式的选聘制。这个县通过干部选聘，调动和发挥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为逐步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准备了条件，也有力地促进各项工作向前开展。
去年以来，岳池县委在调查研究和选聘试点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对全县干部实行选聘制。长聘聘期为3年，这类干部占91％。短聘期为半年或一年两种，短聘的干部不能享受奖励、提拔、晋级和评选先进等待遇，这类干部占6％。待聘干部的待聘期不超过一年，县级机关的待聘干部一律改作他用，待聘干部半年内工资发80％，超过半年发70％；待聘期满仍不符合聘用条件的，延长三个月考察期，期满仍不符合聘用条件的，则按规定予以辞退；这类干部不到2％。
到今年12月初，岳池县全面实行干部选聘制半年多来，促进了干部观念的更新，对人们头脑中长期形成的“大锅饭”、“铁饭碗”、“终身制”等旧的僵化观念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使一些得过且过混日子、庸庸碌碌度光阴的“阿混式干部”坐不住了，从而奋发上进。实行干部选聘制，将县上各业务主管部门派驻区乡的工作人员纳入了区乡选聘，理顺了干部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关系，克服了过去长期形成的用人的管不了人、管人的不知道这些人在干啥的弊端，既加强了区乡干部队伍的力量，又使部门工作的完成有了保证。选聘制促进干部队伍加强组织纪律性，转变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提高了办事效率。如县农业局在选聘中，将岗位职责和岗位目标结合起来，改多人在机关值班为一人值班制，其余干部经常下乡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这个县实行干部选聘制后，促进了各项工作蓬勃开展。在旱情严重、缺电、少油的情况下，全县经济形势出现了持续增长的好势头。全年粮食比去年增产1272多万公斤；1至11月，全县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9％，利润增长64％；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10.02％。
目前，岳池县委、县政府正在进一步探索研究实行干部选聘制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这一干部制度的改革。
（四川《党的建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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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还等什么？
舒瑜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常听人说：“等开了十三大再说吧！”
十三大开过之后，有些人又说：“等上面有了新的部署再说吧！”
什么都等“上面”，方案等上面拿，主意等上面出，经验等上面给，工作等上面催，还要你干什么呢？改革，恐怕首先要革除这种无所作为的懒惰习气和一味“等、靠、要”的陈腐观念。
既然十三大已明确规划了改革的宏伟蓝图和大政方针，还等什么？难道每一局部的设计，都要中央拍板？基层每一细胞的活动，都由上面号令？该上面管的上面管，该下面干的下面干，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才叫责任制。
有人凡事都等“上面”发话，心中怕有一个小算盘：对了，自己有功；错了，不承担责任。总之，既“尊重上级”，又避免风险。如果都打这种小算盘，改革怎么深化？
恩格斯说过：“有所作为是生活中的最高境界。”改革的大潮呼唤我们创新、开拓，为我们提供了大有作为的机会。一个“等”字，会错过改革的好时机，除了落后，是什么也等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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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积极议政 政法干警认真整改
郑州中原区评议政法机关干警
本报讯 记者王礼明报道：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大常委会，通过深入学习宪法和地方人大组织法，组织区人大代表评议政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今年5月，许多代表对中原区政法机关的部分干警的不良作风提出批评。该区人大常委会于今年8月提出了评议政法工作的设想，9月初制定了评议方案。区人大常委会从三个方面进行评议的准备工作：一、召开各代表联络组和各乡人大负责人会议，部署评议政法工作。各代表联络组分别召开代表会议，传达评议方案，动员代表分片走访选民，征集对政法工作的意见。二、召开区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分局长、司法局长会议进行部署，政法部门分别召开干警大会，迎接评议。三、区人大工作人员深入13个代表联络组掌握情况，抓好评议材料的审定、查证落实。通过代表征集，共收集群众意见367条，其中肯定政法工作成绩、表彰好干警的103条，各种批评建议264条。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10月底，中原区召开了区人大代表评议政法工作会议。这个区的公、检、法、司负责人对评议会上提出的意见都十分重视，会后都采取了整改措施。区公安分局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逐个进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对3个素质差、违法乱纪、在群众中影响极坏的干警，已报上级批准调离了公安部门；对两名有严重错误，群众意见很大的干警，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调整了工作。为了解决乱罚款或罚款不开收据的问题，决定严格罚款、收款手续，统一使用分局发的收款单据，要求项目一定要填写清楚。中原区人大代表经过这次评议活动，增强了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提高了参政议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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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键在于有效监督
——北京站从严治党纪事之三
本报记者 贾昭全
北京站行装车间的共产党员刘文荣，以前有人叫她“自保户党员”，现在她跨入了优秀共产党员的行列。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对记者说：“刘文荣的变化，是我们对党员进行有效监督的结果。”
刘文荣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今年初，行装车间群众在开展评议党员的活动时，大家充分肯定了她工作积极的一面，同时又中肯地批评她在班组“不做群众工作”的缺点。党小组生活会上，刘文荣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说改就改。从那以后，刘文荣积极干好本职工作，把班组的14名职工也带动起来了。她主动当班长的“参谋”，积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今年7月以来，她和班组的14名职工谈心42人次，家访11人次。刘文荣热情地关心、帮助要求入党的职工，给他们送学习材料，讲党的知识。看到这些，同志们高兴地说：“小刘变了，象个先进分子了。”前不久，她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今年初，北京站党委在讨论党政分开时，深深感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关键在于要对党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几个月来，站党委陆续建立健全了对党员的监督制度，例如，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定期召开职代会和党员大会，评议党政领导干部和党委委员；开展群众评议党员、征询答卷活动，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反映。
北京站实行群众监督，重点是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今年以来，北京站8名站级党员领导干部坚持每季度过1次党委民主生活会，每月过1次党小组生活会。参加民主生活会和党小组生活会的情况均有记录，党委定期考察，并将情况公布于众。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向党员干部提出的批评意见，党委都以书面或谈话的形式通知本人，再由本人在组织生活会上说明情况，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有位党员领导干部私自接受了一家工厂送的内墙涂料。职代会上，群众公开提出了批评。这位领导干部自觉地向党委写了书面检查，并且补交了涂料费。几个月来，全站党内外群众给党员干部共提了173条批评意见。站党委还把其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意见上报分局党委，作为领导考察、使用干部的依据。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北京站正在形成一种群众敢于监督、党员虚心接受监督的风气。客运车间甲班的何玉凤和陈兰英，一个是值班站长、党支部委员，一个是班长、北京市劳模和市人民代表。有段时间，她俩关系不大融洽，影响了工作。车间的党员、群众通过党组织向她们提意见，希望她们做团结的模范。何玉凤和陈兰英在支部党员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会下又互相谈心，解开了思想疙瘩。今年5月，大兴安岭第一批投亲靠友的灾民路过北京站时，正值何玉凤、陈兰英她们当班。在没有得到上级通知的情况下，她们互相商量，和全班同志一起妥善地接待了灾民，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北京站原来有94名“自保户”党员、“老好人”党员，现在70％的都有了明显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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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首次编辑出版现行法规汇编
乔石希望国务院各部门加强法规建设的力量和领导
本报北京12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本报记者吴恒权）由国务院法制局和人民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规汇编》编辑出版工作汇报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乔石、周谷城、黄华等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乔石同志对现行法规汇编工作予以充分肯定。他希望国务院各部门加强法规建设的力量和领导，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做出更大的贡献。
已经编辑出版的8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规汇编》，收录了建国以来至1985年底，经国务院（含前政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的、现在仍然有效的全部法规757件，约300万字。国务院决定废止和宣布失效的1600多件法规的目录，也按类分别附列各卷之后。
编辑出版现行法规汇编，在我国是第一次。由国家出面，编辑出版的这套有权威性的现行法规，对于促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推动各方面依法办事，以及向国内外介绍我国法制建设的成就，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规汇编》，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清理法规的统一部署，并且按照国务院1986年6月1日批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法制局编辑的。法规按业务性质划分为财贸、农林、外事外经贸、工交城建、劳动人事、教科文卫、政法和军事机关工作等8类，分类分卷编辑出版。
中央政法部门和法学界知名人士，以及国务院各部门的有关同志共200多人出席了今天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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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军区加强专业人员法制教育
全军区发案率比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通讯员耿万华、记者叶旭林）北京军区所属各部队对各行业人员进行职业法制教育，增强了干部战士的法律意识和忠于职守的观念。今年头11个月，全军区发案率比去年同期下降25％。
北京军区检察院通过分析各类案例，发现部队中的一些案件，比较集中地发生在某些专业人员身上，如交通肇事犯罪者多为驾驶人员；贪污、受贿者多为财会人员或生产经营及仓库保管人员；失密、泄密犯罪者多为通信、机要人员；而医务人员因玩忽职守往往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等等。于是，他们积极协助各级政治机关对部队按系统、分层次进行职业法制教育，使各行各业的人员熟悉、牢记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条例、规章、纪律，以达到自觉遵纪守法的目的。他们编写了对财会、医疗卫生、通信、机要、驾驶、武器装备保管等各类人员进行职业法制教育的教材，深入部队向有关人员宣讲，到目前为止已讲课130余次，听众达5万多人。驻河北的一些部队近几年交通肇事案件比较多，石家庄军事检察院采取巡回上课的方法，深入部队对司机人员和车管干部进行职业法制教育，帮助各汽车队制定以“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严禁违章开车”为主要内容的规章制度，使驾驶员明确了法定的职责和义务，出现了自觉遵纪守法的新气象，交通肇事事故大幅度下降。
北京军区各部队还注意把职业法制教育同职业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增强了各行业人员培养良好道德风尚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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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讨论香港政治体制问题
新华社广州12月13日电 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6次会议的约50名委员，今天继续分组讨论香港将来的政治体制，特别是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的产生问题。
委员们强调，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时，新的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的产生应体现主权的转移、平稳过渡等原则。
基于这些原则，许多委员主张第一届行政长官通过协商产生为好。他们设想的大体步骤是：在1997年7月1日以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持下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该筹委会主持下组织大选举团，再由大选举团协商产生行政长官，协商或选举产生立法机关。
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绳、包玉刚解释说，这种程式简单易行，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也符合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
查良镛委员说，委员们发言踊跃，讨论会气氛热烈。
委员们明天将讨论经济、教科文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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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讨论经济教科文问题
新华社广州12月14日电 （记者柴世宽、蔡忠植）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6次会议的委员们，今天讨论了香港将来的经济和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宗教的问题。
大多数委员都赞成已经草拟出来的经济方面的条文，认为这些条文是考虑照顾到香港现有财政收支制度和低税收的情况。委员们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预算编制，贯彻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方针和继续实行低税政策，可以保持香港经济繁荣和稳定，增强香港人信心。为此必须制定有关法律规定。
委员们在讨论中认为已经草拟出的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宗教方面的条文内容是可取的，但指出有些条文应在文字上加以修改，表达得更准确。
明天委员们将从整体上对基本法各章条文草稿汇编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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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铁路局普建业余党校
据新华社哈尔滨12月12日电 哈尔滨铁路局407个基层站段的党委普遍建立起业余党校，提高了党员素质，党员们更自觉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到目前，全局7万名党员平均每人听课（自学除外）80小时左右，其中有60％的党员已拿到党史、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单科结业证。
哈尔滨铁路局各级党委自觉从繁琐的日常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把办好业余党校作为管好党的一项具体工作。许多党委书记说，办起业余党校，能及时了解党员思想实际和现状，要管的事情很多，责任很重。各级行政领导也积极提供办学设备和资金，保证业余党校不断健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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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南方三年游击战胜利五十周年
福州举行座谈会，陈丕显、叶飞等出席
新华社福州12月13日电 （通讯员孟长基）纪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5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福州举行。当年参加过这场战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叶飞，专程从北京赶到福州参加这一活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8省的红军游击队，由项英、陈毅等领导在15个游击区进行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西进，保存了革命火种，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陈丕显主持了今天的会议。他说，在今年这个日子，很自然地激起我们对在3年游击战争中光荣牺牲的党的忠诚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何叔衡以及贺昌、蔡会文等一大批革命先烈的无比怀念。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发扬红军游击队艰苦奋斗、万难不屈的革命精神，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脚踏实地前进。
当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人之一叶飞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我们参加过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同志大多年事已高，革命战争的任务我们是完成了，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还没完成。要注意支持年轻一代的同志的工作，这是我们老同志的责任。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和参加过3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及烈士后代代表，也在座谈会上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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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秀英等因诽谤罪被判刑
本报讯 最近，河北省曲阳县公开审理了一起诽谤案。案犯王秀英、张献惠、张增儒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两年半和两年。自1985年春天以来，原曲阳县教委会计股长王秀英，多次指使张献惠和张增儒写匿名信和“小字报”，在县政府和招待所门口等处张贴，捏造事实，对县委负责人进行侮辱、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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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省出席七届人大代表协商选举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记者何平）台湾省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选举会议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举行。
这次会议，是遵照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台湾省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选举方案的决定》召开的。
会议的任务是，选举产生台湾省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
被推选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07人（实到101人），是从各省（区、市）和解放军、中央国家机关、中央直属机关共31个地区和单位的台湾省籍同胞中选派出来的。
据统计，目前在祖国大陆居住的台湾同胞共2.7万多名。
出席会议的代表昨天举行了预备会议，通过了代表协商选举会议领导小组名单，他们是：林丽韫、蔡子民、李辰、廖灿辉、范增胜、杨玉辉、许进来。
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林丽韫就代表协商选举的有关问题讲了话。
她说，这次选举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采用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的方法。
林丽韫说，由各单位提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共30名，经反复协商、酝酿提出候选人名单后，再进行差额选举。
蔡子民主持了今天上午的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厚德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从今天下午起，分组讨论选举办法，酝酿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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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东乡的“造血”大军
本报记者 向兵
布在6条海拔1800—2600米山梁上的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土地大多晾在山顶，挂在崖边。而每平方公里这样的土地却要养活139人。多的是人，少的是地，于是便有了“半年庄稼半年跑”的传统。提起东乡人，老辈们便会想到那些风餐露宿的“羊贩子”、帮人割麦的“麦客子”、出门擀毡的“毛毛匠”、肩挑簸箕等小农具走乡串户的“担子客”。这些年，东乡人又跳出了黄土地，走出家乡，在四面八方的广阔蓝天下，施展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显示他们精明聪慧的才干。东乡，这个穷苦之乡长期贫血的脸庞上，泛起了从未有过的红润。
从县城出发，汽车在陡峭的山路上颠簸近两个小时后，记者来到了乔鲁村。大树岭上的乔鲁村，曾是全县最穷的地方。这里“山高和尚头，沟深无水流”，尽管人均占地2亩，却是“十年有九旱，十种九不收。”直到70年代末，这儿的年人均口粮才百十来斤，长期靠国家的返销粮和救济款过日子。同行的县乡镇企业局长，当年曾在乡上的粮站工作过。他告诉记者，当年乔鲁村人连返销粮也买不起，因为一个工日仅值一张8分钱的邮票。因此农民们只好拿救济款买下一些返销粮高价出售后，再来买指标上剩下的部分自己吃。
我们来到村里，随便跨进路边的一个小院。看到的是，一溜磁砖贴面，雕花廊柱，门窗锃亮的一套厢房，一套正房，和一个陈放着杂物及一辆摩托车的土坯房组成的院落。被村里人叫作马尕索的主妇，羞怯地接待了我们。“掌柜的淘金去了。”她告诉记者，她丈夫是前年才跟着村上人出去的，一直在祁连山下转着淘金子。就这么几年下来，他不仅还清了因治脚上的骨髓炎欠下的两千元债，还用五千元盖下了这个小院。在小院旁边马尕索家那眼破败的窑洞前，村主任马牙赫告诉记者，近几年村上80％的人家从住过几代人的窑洞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新房。由于村子里124户人家每户都至少有一人在外干劳务，全村人均收入去年已达到了472元。这个数目虽不惊人，它可是1978年的10倍。
在东乡采访期间，我们几乎处处碰着人们议劳务。艰难的环境，造就了东乡人吃大苦耐大劳的品格。东乡县的劳务输出也就是从别人不愿干的修马路、挖地基等苦活发轫的。唐汪乡的唐国俊就是最早出去的“苦力”中的一个。1979年，他先是在兰州一些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然后承包了一个小商店的土建工程，从家乡带出70来人，组成施工队，夜以继日，含辛茹苦，终于攒下一笔钱，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拥有机械设备和技术员的工程队。他们辗转在兰州、天水等地承揽楼房、公路、桥梁等工程，到1985年已经完成240万元的产值，收入70万元。如今东乡县已有这样的工程队100多个，从业人员近1万。唐国俊等先行者的行为，启发县领导看到了变劳力优势为经济优势，将劳务输出作为脱贫致富的启动性产业的前景。于是建立起专门班子，出外联系，疏通渠道，培训技术人员，组织劳务输出。到今年，全县走出家乡的劳力已有3万人。他们活跃在祁连山下，出没于兰新线上，仅去年一年就为20万人口的家乡，送回了1250万元的收入。
家乡有钱了，农业投入增加了，粮食生产上来了。去年全县人均占有粮食230公斤，1.5倍于1978年。乡镇企业也来到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东乡土地上。唐汪乡汪家村唐国俊利用承包建筑工程积累的资金，办起了东乡第一家食品罐头厂，年加工水果300吨；唐家村的唐国华靠贩茶叶、贩牲畜起家，办起了年产值25万元的第一家皮革加工厂。果园乡的皮革加工联合企业，唐汪乡的建材厂、粮油加工厂、木器厂等都是外出劳力回来兴办的。
这支走南闯北的大军给贫穷的东乡带回了财富，也给落后的东乡带回了文明。
记者在唐汪乡看到一座2100平方米的3层教学楼正在原来的乡小学旁拔地而起。这个全县中小学中最好的教学楼，是由几个在外承包建筑工程的农民捐资20万兴建的。这个乡的张家小学，大树乡的光达小学也是劳务输出者出资建起来的。郭泥沟村明乃太的话，也许能对这种办学的热情作一注解：“没文化在外跑买卖、住旅馆、发电报、上厕所都得求人，不懂普通话，生意都没法谈。”他的三儿子今年成了他们家世世代代的第一个学子。
东乡族是个好客的民族，可妇女却是不能见客人的。一幅黑缎盖头遮住了东乡妇女的脸庞，也挡住了她们与外界的交往。采访期间，记者尽管时不时为受到款待而不能向在灶房忙碌的主妇道谢而抱憾。但毕竟已看到有700多东乡妇女开门启户，走上街头，走出家乡，办商店，开饭馆，摆起缝纫摊，成了东乡的第一代“女老板”。
东乡，如果把国家长期的救济、补贴看作是“输血”的话，那么，现在自己有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造血”大军。（附图片）
东乡族自治县的工业在解放初是空白，现在建起了农机厂、面粉厂和地毯厂。县地毯厂的产品不仅销往西藏等地，还出口国外，图为地毯厂工人在工作。 刘 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