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化·报告·回忆录)
专栏：
击碎旧世界的惊雷
——纪念张太雷烈士牺牲六十周年
章希梅
60年前，即1927年12月11日，爆发了广州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名震中外的武装起义。中国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在这次起义中诞生。起义的第二天，起义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张太雷同志，被反动派枪弹击中，猝然牺牲。广州起义失败，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只存在三天就被反革命的恶浪吞噬。但是，张太雷同志的名字，却同“广州起义”四个金光耀眼的大字一起，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册上。
一、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 创建共青团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建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天津北洋大学法律专科学习的21岁的张太雷，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为响应北京学生运动，天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等发起组织的“觉悟社”，张太雷发起的“社会建设会”，组织大批宣传队，上街演讲，并到北京请愿，在运动中张太雷与周恩来结下战斗友谊，并与敬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
五四运动后，张太雷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介绍社会主义文献，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张太雷从北洋大学毕业，由一个品学兼优、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学生，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0年4月，共产国际和俄共（布）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李大钊同维经斯基在北大红楼图书馆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张太雷担任翻译。不久，维经斯基去上海会见陈独秀、李汉俊等人，进一步讨论建党问题。1920年8月，上海最先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张太雷参与了小组活动，并受陈独秀委派，与俞秀松等一起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张太雷参加了李大钊为书记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11月，他受北京党组织的委派，组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在成立会上通过了他起草的团章，上面明确规定团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要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他还创办《劳报》，报道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经济情况，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登载工人运动的消息；参加筹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培养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骨干。
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张太雷正在国外。一大以后，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地整顿和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派8月刚从苏俄回来的张太雷负责此项工作。他四处奔走，首先恢复上海团组织，组织团员重新登记，吸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清除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经过努力，1922年春，团组织有了发展。各地青年团组织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建立全国的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瞿秋白代表党、张太雷代表团、达林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三人负责草拟团的纲领、章程，统筹大会的准备工作。
1922年5月5日，正值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纪念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张太雷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团纲、团章，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奋斗目标等根本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中国青年运动和团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张太雷在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团的一大实现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成为党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组织。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张太雷参与文件起草工作，并被选为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会后决定张太雷分工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太雷主持大会并作政治报告。这次大会选举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太雷任总书记。5月，张太雷因党中央工作需要，离开了团中央总书记职务。他从1920年以来的5年多时间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出使共产国际 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张太雷是第一个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1921年3月，23岁的张太雷只身越境抵达伊尔库茨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中国科书记。6月22日，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会上他参加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在这一《提纲》中，张太雷指出“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依靠‘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在策略上和战略上都是有利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统一战线思想。张太雷还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报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讲坛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他还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呼吁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共产党更加关切和支持远东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期间，张太雷的中学同窗挚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列席了会议。就在这时，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后，张太雷又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和俞秀松一起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二大。张太雷在大会上报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活动情况和发展前景，大会选举张太雷为青年共产国际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莫斯科期间，张太雷还出席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并受共产国际执委的委托，起草了要求亚洲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组织选派代表参加大会的呼吁书。1921年8月，张太雷奉命回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9月马林派他前往日本，与日本共产党德田球一、近藤荣藏、?利彦等取得联系，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10月上旬，张太雷陪同德田球一到达上海。
1922年10月，以陈独秀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张太雷作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同去莫斯科。他先列席了共产国际四大，尔后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三大，并继续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6月，共产国际五大在莫斯科举行，集中讨论殖民地国家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张太雷作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国代表也参加了共产国际五大，任中共代表团的秘书和翻译，担任繁重的工作。李大钊赞许张太雷精力充沛，毅力惊人，工作有条不紊，效率很高，称他为“才华出众”的年轻人。7月，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继续选张太雷为青年共产国际四届执行委员。
三、为建立统一战线操劳 力促国共合作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帮助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马林根据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以及中国的具体情况，多次建议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革命的政治同盟。马林的意见开始不能为陈独秀接受，张太雷作为马林的助手和翻译，从中做了大量工作，陈独秀最后同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1921年12月10日马林应邀赴桂林与孙中山商谈，张太雷在翻译的过程中，帮助马林向孙中山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为促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理解起了积极作用。不久，青年共产国际又派达林来中国，党中央又派张太雷以翻译名义陪同达林与孙中山进一步会谈。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太雷是出席大会的12位代表之一。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以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会后，张太雷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首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议程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张太雷作为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参加了决议的起草和会议的组织工作。会上，他积极赞成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他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共产党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的骨干力量。”他还坚持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时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为了学习苏联的经验，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3个月，张太雷参加代表团并奉团中央指派留在苏联。10月，共产国际应孙中山的请求，派鲍罗廷来华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正式聘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政治顾问。1924年8月张太雷奉召回国，受党中央派遣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助手，以主要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并兼任广东区委常委和宣传部长。
1927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日益暴露。张太雷明确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以武力回击的主张，提议武装工农，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为了阐明共产党人对“中山舰事件”的态度，张太雷受广东区委的委托，草拟了一封《公开信》，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又通过“整理党务案”，排挤中共党员。为了维护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认清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张太雷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檄文，尖锐地指出“攻击共产分子，不是共产分子的问题，而是国民党生死的问题，是整个儿国民革命的问题。”呼吁一切革命分子起来防止反动派进一步搞阴谋。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张太雷以极大的热情，连续著文宣传北伐的意义，讴歌北伐的胜利。但他并没有完全沉醉在胜利的凯歌声中，9月8日，他发表《武汉攻下以后》一文，指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借口“军事时期”，限制人民的自由，以“反对北伐”的罪名进行摧残工会、农会的罪恶活动。他还严正地提醒人们“对于革命主义与政策是一毫不能让步的。不然，北伐就等于替人出力了。”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革命的领导重心相应地向北转移，1926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向武汉迁移。张太雷随宋庆龄、鲍罗廷等从广州起程去武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太雷为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为挽救革命而斗争 领导广州起义
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在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益形暴露，不久，他一手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鲍罗廷、陈独秀、张太雷等197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在汉口召开。张太雷在会上与瞿秋白等同志站在一起，同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了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张太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奉中央之命，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在这段时间里，张太雷和周恩来等坚定地面对反革命逆流，加紧应变部署。张太雷嘱咐周围同志：“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在他的领导下，湖北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7月1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和共产党绝裂，随后在武汉地区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遭到失败。面对白色恐怖，张太雷积极参加中央常委工作，他坚定地表示：“无论怎样，最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炮，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张太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他参加中共中央临时南方局的工作，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9月19日，张太雷从香港抵潮州，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发动潮汕铁路工人罢工，组织潮汕地区工农赤卫队，配合南昌起义南下部队攻克潮州、汕头。由于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不久，张太雷随南昌起义部队撤出汕头。10月22日，张太雷从汕头抵上海，向中央报告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的失败及广东各地准备暴动的情况。11月9日，他出席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错误地认为革命形势继续高涨，主张继续进攻，要求广东省利用粤桂战争时机，发动起义，夺取全省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张太雷受命回广州组织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
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偕叶挺、恽代英等来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驻地，领导革命官兵举行起义誓师大会。凌晨3时30分，三声炮响和一阵信号排枪，宣告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公安局和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上午6时，张太雷主持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会议选举苏兆征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因病未到职），张太雷为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
次日中午，在战火纷飞中，广州工农兵群众1万余人举行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张太雷发表演说，宣读政纲和政府成员名单。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群众大会圆满结束，张太雷满怀胜利的喜悦返回起义总指挥部。就在这时，一股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起义军反扑过来。张太雷闻讯赶往大北门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人埋伏，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9岁。张太雷英勇牺牲的第二天，广州起义也告失败。
张太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党的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英勇献身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参加革命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太雷”，立志作惊醒世人、击碎旧世界的春雷。他以壮烈的光辉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第5版(文化·报告·回忆录)
专栏：
政治工作者的楷模
——悼念李志民同志
王平
我和李志民同志是1930年在红三军团相识的。50多年来，从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我和他多次共事，并肩作战。我们相知很深，感情融洽，友谊纯厚。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最近几年，我俩住在一个大院，常在一起谈心，追忆往事，并且相许，谁先见马克思，生者为其写一篇悼文，不料志民同志先我而去，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撰写此文，以践前言，寄托哀思。
志民同志是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在毛泽东思想影响下，他勇敢地投身于推翻地主阶级、建立农民武装的斗争。“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严重，他为保护工农免遭屠杀就在他家乡浏阳，组建起一支仅有5个人3支枪的游击队，后来逐步扩大。1928年冬，黄公略率红五军一部来到浏阳，李志民同志奉浏阳县委之命，调红五军第二纵队任中队党代表，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志民同志一参加革命，就从事政治工作，热爱政治工作，一直把政治工作视为我军的生命线。在60年的革命斗争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于我党我军的政治工作。他曾和杨得志、杨勇、杨成武等著名高级将领并肩战斗，一起统率部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大兵团作战的胜利。志民同志好学上进，重视并善于总结经验，时时注意防止政治工作中的“左”右倾向，强调政治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有现实的针对性；强调政治工作的群众性，发动大家来做，把政治工作搞得生动活泼。不论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及和平建设时期，李志民同志对我军政治工作都有许多建树。他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杰出领导者。
志民同志在领导政治工作中，严格要求，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是难能可贵之处。记得长征途中，三军团翻过雪山，到达四川北部的卓克基，又要准备通过茫茫的草地。当时红军最大困难是没有粮食吃，各部队只能从藏民那里购买一点青稞掺和野菜充饥，干部战士们很长时间不知道肉味了。那时，志民同志在红三军团教导营当政委，先头的兄弟部队和军团从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土司那里缴获到100多只牛羊，统交他们看管。志民同志身体很虚弱，但他以身作则，并教育部队严守政策纪律，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不杀缴获来的牛羊。他们准备把这些牛羊统统送给受难的藏胞兄弟。后来，毛主席看到部队吃饭实在困难，作出“救救红军”的指示，军委也规定，为了筹足过草地的粮食和牛羊肉，反动土司的牛羊可以没收，充作军粮。当时，我红十一团得知毛主席和军委指示后，就开始收集粮食和牛羊并留下借条。当时，李志民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看到我们这样做就跑来劝阻，还向上面反映，告了我的状。后来我们到一块，还经常谈起这件事，互相开玩笑。这件事虽然是误会，但我还是很佩服他，认为他是一个忠诚老实、严守纪律的人。
志民同志深知政治工作的威力，很善于打“政治仗”。1936年5月，李志民同志调任81师政治部主任，参加西征战役，奉命围攻李旺堡。李志民同志凭多年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李旺堡城墙坚固，且城外河滩开阔，守敌系马鸿宾部一个骑兵团，兵力充足，易守难攻。但敌守孤城，马鸿宾部与蒋介石又有矛盾，军心民心倾向抗日，厌倦内战。所以，他机智果断地建议采用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打法，一面积极准备攻城，一面发动群众，开展军事民主、大家献计献策，利用风筝、“孔明灯”和弓箭飘送传单、公开信，组织宣传队抵近城墙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最后，敌骑兵团派出代表谈判，同意撤离。我军不费一枪一弹取得了李旺堡，创政治攻势克敌制胜的成功战例。是年12月，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个师奉蒋介石之命进攻我西征军。红81师担任阻击任务。根据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的指示，李志民同志积极组织开展政治攻势，利用标语、传单和抗日歌曲等各种形式对东北军进行“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宣传教育，主动邀请东北军官兵到我阵地座谈、联欢，化敌为友，打了一场奇特的“阻击战”，出现了白天“打仗”，夜晚联欢，“激战”数日，双方无一伤亡的生动局面。12月13日，东北军官兵留下“红军兄弟，抗日前线再见”的标语撤离战场，又成功地打了一场“政治仗”。1937年1月，红81师改编为红27军，贺晋年同志任军长，我任政委，李志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周恩来副主席从延安去西安，途经劳山地区，遭到土匪袭击。我军奉命前往宜川、延长、甘泉之间剿匪。我们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经过半年时间彻底消灭了土匪，李志民同志在政治工作上起了重要作用。
志民同志非常重视总结推广经验，不断提高战时政治工作的水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李志民同志都同军事指挥员一起，亲临第一线组织指挥，加强战时的政治工作，培养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他经常深入连队调查研究，与干部、战士促膝谈心，并运用报纸、刊物和文工团、宣传队等宣传工具，宣扬典型，推广先进经验，推动革命竞赛和杀敌立功运动，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把部队搞得生龙活虎，很有战斗力，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解放战争中，他组织总结推广了“五到”、“五快”的经验，要求政工干部下连队要做到口到、脚到、眼到、耳到、脑筋到，要求政治机关做到布置动员解释快、整理组织快、总结经验教训快、上下联系反映情况快、解决问题快，提高了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战斗性。李志民同志在志愿军工作达七年之久。他将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去，以坚强的政治工作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部队。他特别重视来自祖国人民的关怀，热爱和支援，把它看成是志愿军力量的源泉。他组织部队开展广泛、深入的杀敌立功运动，使部队士气高昂，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连战皆捷。志民同志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志民同志曾多次担任院校的领导工作，在培养训练干部方面做出显著成绩。在红军时期担任军团教导营政委，培养战斗骨干。抗日战争初期，他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组织部长、抗大二分校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他认真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团结教育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向部队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被评为抗大的“优秀教职员”。从朝鲜回国后，他又担任我军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工作，在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罗荣桓等元帅的关怀和支持下，为我军培养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人才努力工作。
李志民同志兢兢业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1980年以后，他虽然退居二线，年老多病、眼睛又不好，但学习和工作精神仍然象在第一线一样。他孜孜不倦地练习书法，撰写革命回忆录，并致力于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冀求革命传统代代相传。他主持编写的抗美援朝政治工作经验，对今后我军政治工作建设很有参考价值。他写的抗大历史《革命熔炉》一书，对广大青年很有教育意义。对志民同志的工作精神我是很受感动的，去年我题赠“老马长鸣，壮心不已”8个字，祝贺他80寿辰。我也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他听的不多。党的十三大前夕，正是他病重的时期，他还向中顾委写了思想汇报，历数病愈后要准备做的几件工作。他总感觉到党给予他的太多，他报答于党的太少。
志民同志具有政治工作领导者应有的坚强党性，宽宏气度和高尚风范，他公道正派，光明磊落，谨慎谦虚，平易近人，团结爱护干部，密切联系群众。
他尊重知识、善于发挥知识分子的才智；他从不争个人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者的楷模，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