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加速文艺工作自身的建设
张光年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全国关心、举世瞩目的这次历史性大会开得非常好，取得了圆满成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真教人庆幸不已，振奋不已。
我一遍一遍地阅读赵紫阳同志的重要报告。每读一遍，都感到十分亲切，很开脑筋，并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我们的党中央善于总结经验，把活生生的经验提炼到理论高度，用以指导实践。报告中精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是重大的理论建设，说得入情入理，有强大的说服力。我们常说要从实际出发，要认清我们的国情。什么是我们的国情？什么是我们当前的实际？这次可算是弄得一清二楚了。从这个大的实际出发，提出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就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年遵循这条路线，我们的路子走通了，事业兴旺发达了。今后更自觉更全面地遵循这条路线走下去，一定能够取得更宏伟的成果。我以为，只要我们弄清楚了这两个大问题，对于报告中接下来提出的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主要动力以及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规划，都会觉得顺理成章，条理分明。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政策现在终于成龙配套了。当然还需要继续探索，继续充实和发展，而且还会是很大的发展。但是有了十三大的光辉成果，我们就不再是每一步都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问题还要摸索，那也是在十三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明灯照耀下摸索前进的。
庆幸之余，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大力调动各条战线劳动人民包括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千方百计激发出人们精神世界的巨大潜力。同样是上班，同样是干活，同样是辛辛苦苦地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不同的精神状态产生出很不相同的结果。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成效。我高兴地看到，紫阳同志的报告处处注意到这个问题，指明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固然困难还是不少，要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但我们的信心是大大增强了。我以为，正是在鼓舞人们建设与改革的积极性，激发青年一代奋发图强的巨大潜力上，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是可以大显身手的。这些年来，文艺界的同志们为人民事业付出了大量劳动，成果累累，谁也否定不了。但是我们也有失误，也有弱点。我们要借助十三大的强劲东风，加速文艺工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不少同志已经在摩拳擦掌了。我要向这些同志学习，写点自己能写的、该写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振作精神，加强团结，卷起袖子好好干吧！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追踪时代推动改革
吴祖强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我列席大会听了赵紫阳同志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当时会场的热烈气氛确实令人非常兴奋。我因为参加大会前的十二届七中全会，较早读了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深感参加讨论修改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认识的学习过程。这个报告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方针路线作了更加系统、深入、充实、全面的理论阐述，内容极其丰富，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它清晰地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我相信，它将给我们伟大的国家带来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美好前景。
我想，我们各条战线的工作，包括文艺工作都应该，也只能在这一总的构想中来考虑和进行。我完全同意报告中对文化艺术所作的“欣欣向荣”的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工作者作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文艺界呈现出可说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是国内外有目共睹的。我国的文艺队伍从总体来说，是一支很不错的队伍，理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有人觉得文艺界人士“不大安分”，我倒认为这也许正是文艺家的性格特征，如果都很“安分”，也可能就没有独创性了，应该允许大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思想活跃，否则艺术上的独创性就很难发挥。
紫阳同志的报告中也提了继续贯彻“双百”方针，我理解是为了要给文艺工作者提供更广阔的天地任其驰骋，允许、鼓励探索和创新。我们正处于新老并存、新旧交替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新的、老的东西都有，这就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的一贯不变方针，改革和开放则是新鲜事物，这次加以特别强调，不仅因为它新，更因为它经常受到“左”和右的干扰，尤其是“左”的影响，以及我们头脑中那些僵化、陈旧的东西的牵扯。人都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每一种旧的东西似乎都留下自己的某种历史足迹，扔掉它就好象扔掉了自己的一部分过去，因此得警惕我们自己身上的阻力。改革创新是很复杂艰难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起落、曲折、反复甚至失误。要允许文艺家们尝试、实验，并相信他们会有一个自我调节的过程，对于不健康的东西可以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帮助来解决。
文艺界的领导应该跟上时代，要能够接受自己不大习惯或不喜欢，或一时不愿意承认但却是符合历史进步的东西。有这样的气度才能为文艺家们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使大家更顺利，更心情舒畅地完成历史的超越。我以为这是文艺领导部门应尽的职责。
紫阳同志的报告在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时特别阐述了党、政、群不同机制的相互关系，这就给文联及各协会的体制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文艺界的团结，克服所存在的弱点和不足，同心同德，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改革开放对文学的召唤
唐达成
参加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归来，心中十分不平静，和全国人民的感受一样，这次大会所体现出来的蓬勃活力，民主团结精神以及老一辈革命家所表现的博大胸怀，都令人振奋、欢快、鼓舞，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面临这样令人兴奋的形势和前景，作为文学工作者，自然不能不感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九年来，文学战线和其它战线一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紧紧追踪着时代的脚步，应和着时代的脉搏，在繁荣创作、壮大队伍、活跃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虽然出现过曲折，也存在某些弱点和不足，但就其主流而言，广大文学工作者是始终满怀炽烈感情，关心着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命运的，他们的许多创作，由于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心声，而赢得了广泛的共鸣。正如紫阳同志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九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是欣欣向荣的。这个欣欣向荣的局面，我们不仅应备加珍惜和爱护，并且要努力在这个基础上推动这个大好局面的发展。当前，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加快，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文艺战线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对文化生活的渴望，也前所未有的增涨。这既是对文学工作的促进，也是对文学工作者责任的加重。客观形势要求我们更清醒地认识现时代的大趋势，要求我们不断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使我们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使文艺生产力获得更大的解放和发展。
紫阳同志的报告中指出：“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改革开放的大潮已席卷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它所引起的变动和震撼，可以说深入到一切领域，并且渗透在人际关系和心理状态之中，要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文学工作者关心和注意的方面，就不能不首先放到这个亿万群众参与其中的伟大历史活动中来。不能不使自己的思考和这个最根本的方面相联系。改革开放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既充满了艰辛、矛盾和困难，更饱和着进取的锐气、蓬勃的活力和献身的精神。就文学而言，不能把改革开放仅仅理解为一种题材类型，当前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已使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特征，大至政经体制、上层建筑，小至心理变化、感情动荡，都直接间接地与这个根本过程相联系，深入到这个牵动社会生活所有神经的历史大潮中去，不仅不会限制文学的空间，相反，只能极大地开阔文学工作者的视野，触发自己的激情、想象和灵感。许多作家的实践已经证明，构成我们时代最激动人心的现象，最牵动人关注思考的问题，最催动人感情沸扬的纠葛，都蕴藏在这个历史大潮之中，所谓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深化，典型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开掘，以致于体裁、形式、手法的变化与多样的把握，也都将从这个历史大潮的自觉参与中，得到最满意的回答。可以设想，在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中，要创造出最能表现出我们这个特定时代的民族风貌和心灵历程的煌煌巨制，首先就不能缺少自觉参与历史的意识。
反映改革的文学作品的深化，离不开作者自觉参与意识的深化，也离不开对当前大变革在认识上的深化。新旧体制的交叉与嬗递，形成了改革过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这次报告对九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取得的科学理论成果作了概括。深入学习和思考这些理论观点，无疑将有力地帮助文学工作者开拓新视野、新观念，并对文学工作者如何认识当前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如何把握变革中沉浮起落的脉络，如何理解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喜怒悲欢，都具有极大的认识上的指导意义。但除此以外，报告中还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因此报告强调说：“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有不同试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努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振奋起全民族探索创新的勇气，是我们的理论和事业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在这方面，不仅对作家，而且对于文艺评论、文艺理论工作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这里，不仅要求作家、评论、理论工作者要从哲学、历史、政治等各种广阔的视角，不断对当前历史阶段的规律进行探索；也要求在如何更深刻地认识、把握和反映变革中纷繁错综的社会现象，包括各种民族心理，文化意识等方面，如何按照艺术规律，审美要求，以自己独特的感受和激情，对变革中的客观世界进行艺术概括，做出有益的探索和创新。而对于一个时期的各种文艺思潮、文艺现象更要勇于提出远见卓识，独立见解，开展“不同试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争论”，使我们文学事业在活跃的创新与探索气氛中，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气和活力，也使文学评论和理论工作在更紧密联系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中获得新的发展，而不要流于概念的搬弄或脱离实际的空谈。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不论是创作还是理论，无疑都要求人的主体的、感情的丰富性，但这种包括审美感觉、审美体验、审美判断在内的主体的丰富性，归根结底，离不开最丰富的社会历史实践。
十三大精神为我们各项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天地。文学事业作为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不能离开改革、开放、建设的时代大趋势，更不能脱离时代发展的步伐。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文学工作者负有不可推卸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牢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的发展。随着整个生活的前进，可以预期，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昌盛的文学新时期必将到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行当程式的意义
——看京剧《冼夫人》有感
阿甲
在北京，看到广州军区京剧团演出的《冼夫人》，剧本尚有待商榷的地方，演冼夫人的演员，颇有特色，看后有启发。剧本描写南北朝时代，岭南地区一位俚族妇女冼夫人，在她一生的青年、中年、老年三个时期，为维护俚、汉两族团结所发生的故事。剧本写她经梁、陈、隋三个时代，由于时空跨越很大，对情节结构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之间的处理和性格的刻画等等，有很多困难，能写到这样已不容易。有关这些方面，不做什么分析，我只想谈谈邹永翠同志如何去扮演三个不同行当的这个妇女形象的——青年时“花旦”行当的冼英姑娘；中年时“青衣”行当的冼夫人；老年时“老旦”行当的冼老夫人。
话剧和电影一个人演青年、中年、老年时在造型上也有区别和变化，但不需要遵守“行当程式”的规格，戏曲中须生行当（小生不在其内），演青、中、老年是常有的事，以“黑髯”、“灰髯”、“白髯”去标志它，其中也有是“跨行”的。至于一个演员连演一个女性三个年代的行当是很少见的。旦角中花旦、青衣、老旦，它的行当程式规格是十分严格的。它们之间不论是嗓音、声调、身段姿态都有严格的区分，不能混淆。这是明显的三种类型程式。以一个演员去演三个行当的角色而能保持它的基本性格，把三个历史年代的斗争事迹有联系地贯穿下来，而且演得出色是不容易的。我问邹永翠同志，你是怎样去演这个角色的？她说：“我是演人物不是演行当的。”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对头的。这里说明行当程式和人物性格之间有矛盾。但是，以歌舞形式作为表演手段的戏曲，不能没有程式规律，行当是舞台程式中表现人物类别中最重要的程式。我们常说“行当全不全”，便是指表现人物性格、年龄、地位、职业的技术条件是否具备。足见戏曲的程式技术，作为物质媒介来说，它和戏曲形象的多种性格内容有一定的心理联系，戏曲的形式美（程式也是形式美之一）有它一般的意义，也有它特殊的意义：从一般的意义来说，它有一定的普遍和广泛的相对独立性。戏曲程式包含有线的刚柔表现，有间架结构上的疏密安排，有全部动作时空上的转换。这些动作，有时如行云流水，有时则剑拔弩张，但从总体来说，都是统一和谐的。这些审美的技术形式，从原理来说，是从人们情感的海洋里产生出来的东西，它是自然人化的结果。所以，它本身就凝聚着人的情感因素，所以和人们有心理上的对应。从戏曲艺术上来说，这些审美形式随着反映历史故事内容的需要，题材多样化了，人物事件也复杂化了，由于这种以歌舞为基础的形式，在性格类型的塑造上，有强烈、夸张、鲜明的要求，把它通用于各个行当程式之间，这便是行当程式的一般意义。
行当程式，是性格类的程式。类型是共性的东西，其中躲藏着许多有个性分子的影子，这种影子，你捉摸不住，它的一半在行当程式中，一半在演员和导演的心里，你要费很大的心思把它搞活了再把行当程式里的那一半引诱出来，合而为一，于是个性的分子出来了。行当程式不是死的，它也丰富起来。这时，你也可以说突破了程式，但又脱离不了程式，只要你这个角色是用唱念做打的形式来表现的，你就脱离不了程式。至于行当的宽窄是会有变化的。在行当程式中创造有性格的角色，不管是现实的、历史的，或者是想象的人物形象，在构思过程中都必须经过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体验。这种心里的意象还必须用精巧的技术使它外化，不然任你千思万虑去想，千呼万唤去叫，也是出不来的。这时，行当程式，变成了有性格的人物，又在新的行当程式之中，这便是行当程式的特殊意义。
邹永翠演冼夫人，大家都称道她一个人连演三个行当的难能可贵。其实，从她的创作思想来说，不如说是她扮演了一个角色一生的三个阶段。原来戏曲行当，规格很严，老旦则弯腰安步；正旦（青衣）则双袖抱肚；花旦常左手托肘，右手理鬓，低头看脚，曲腕插腰；旋肩挟臂，碎步跑走。这三个行当之间的身段动作，不容混淆，否则便是说你不依规矩。后来，由于演员的创造，行当之间的动作姿态，可以互相借用，行话谓之“跨行”。“跨行”标志着对程式的活用和创新，使身段动作丰富了。它的不足之处，仍然是在原来各组行当之间兜圈子，这种创造，大体是动作数量上的变换。原来的行当分得很细。我排昆曲《南柯山》（朱买臣休妻）当朱买臣落魄的时候，演出的行当叫“鞋皮生”，后来当了官了，又叫“官生”，这种分法，是拿一时的境遇来分的。也有以气质风度来分的，如风流倜傥为扇子生，挺秀英武为雉尾生；还有以身份性格来分的，如活泼调皮的叫六旦，既有柔情又有娇气的叫五旦；还有一种是以一时行动来分的，如刺杀旦等等。行当细，技术专，有的有特殊的功夫，这是它的优点，可是演戏的范围小，掌握的技术狭窄，这是它的缺点。我总认为行当分得再细，不能替代个性。现在分为生、旦、净、丑，四个基本行当，我以为是有道理的，行当细分的特点，不是要丢掉，可以从表演的多样性来解决。其实，其中也有淘汰的东西。我觉得角色的行当可宽（要看什么行当），表演的层次要密，这就要从人物的体验入手。邹永翠一人能演三个行当，这不仅要技术条件，还有个生理条件。如果她的嗓音不够就很难唱老旦；现在她的老旦嗓音介乎青衣和老旦之间。对人物有体验，就要把这种体验渗透到声腔上去。对学行当来说，要求非如此不可的音调和声腔，从开蒙学戏的模仿阶段来说，是重要的。对个人的创造来说，就要有变化。行当程式和个性是不可分的，但又有矛盾，从体验人物性格出发，行当程式就能发展，从行当程式出发，行当程式就会僵化。
戏曲程式，美的独立性，不能离开规定情况，如冯宝中箭病危一节戏，冼夫人的大段唱腔和它的词义，似乎独立于当时的情景之外，有些吃力不讨好，这是剧本的关系，望能修改。邹永翠不是科班出身，她是部队培养的优秀演员，演出面向部队，养成一种严肃认真敢于独创的作风。我觉得还应多学几个传统戏，以丰富自己的表演。
导演排这个戏是相当困难的。看出导演费神不少，也有新意。布景的设计和制作，都很精致醒目，风格是写实的，如临其境。这种写实布景，不利戏曲的时空转换，由于情节发展需要，拉幕开幕频繁，这些都值得推敲。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
在庆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之际，为进一步推动、繁荣和发展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由中国作协创研室、解放军文艺社及江西省文联共同发起和召开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最近在井冈山市召开。
到会的50多位评论家、作家和编辑，在充分肯定和总结多年来这一题材创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如何突破和进一步提高创作质量的理论问题。相比较而言，新时期以来，这类题材的创作虽然仍占据着整个文学创作的较大比重，尤其是在长篇创作中；不过真正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却极其少见。对于这一现象，许多同志在发言中都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认为除了在历史重新苏醒过来的今天，其他题材、尤其是现实题材的创作得到了迅速跃进，因而使得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更见出停滞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这类题材的创作本身尚缺乏自省意识，还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的风格和特征。要加强现实题材所难以代替的、这类题材创作的特殊地位、价值和意义，于限制中达到相对的自由，关键还得是更好地研究历史，在吃透历史的同时，也吃透历史人物。因而不仅要从历史哲学的高度观照和审视历史，从历史的表象进入内核，并找到历史的灵魂，而且应该把历史打通，由情感体验和美学体验达到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从而使这类题材的创作，能够在开放、改革的现实社会生活中起到更好的作用，把历史精神中那种核心力量——智慧、勇气、情操传递给今天的读者，使读者得到启示和感染，激发与增强创造未来的信念。
与会同志还谈到，要全面、真实地反映或表现革命历史斗争，就不能忽视它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要更好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与反映历史，还历史以真面目。为了达到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学更和谐的交融，必须打破那种固定的思维定式，从单一的历史视角走出来，运用多种视角观照和审视历史，并应有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见解和发现。文学不是历史，少不了应有的虚构和想象。这类题材的文学创作，应该从历史事实进入历史真实，并达到艺术的真实。
此外，会上还就叙述方式、创新意识，多样式、多层次的创作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不少同志都指出，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不仅要有观念上的更新，艺术形式也得适当调整，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林为进）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中国音乐史讨论会在江阴举行
中国音乐史讨论会最近在江苏省江阴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和香港的100多名音乐理论家、评论家出席了会议。大家就解放后30多年来的音乐批评、通俗音乐、“新潮”音乐、儿童音乐、中外音乐比较以及音乐发展阶段的划分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多数意见认为，通俗音乐和“新潮”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现象，尽管其中存在着各种问题，但它的主流对促进我国音乐生活的发展具有一定作用。有的同志认为，我国的音乐批评在音乐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音乐批评队伍薄弱；不少文章缺乏科学性；有人把审美判断和历史判断混为一谈，而且把历史判断也看得过于凝固，甚至造成武断等。
（文一）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苏联诗歌翻译座谈会在京举行
由中国译协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等四单位联合举办的苏联诗歌翻译工作座谈会，11月2日至4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位俄苏诗歌翻译家同聚一堂。戈宝权、叶水夫、孙绳武、魏荒弩等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探讨了下列几个问题：俄苏诗歌在中国的翻译历史及现状；诗歌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诗歌翻译经验谈；对今后俄苏诗歌翻译工作的展望和规划；俄苏诗歌在我国读者中的影响。（刘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