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要闻)
专栏：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战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三大代表小组发言选编（二）
切实把科技和教育放到发展战略首位
四川代表曹泽毅：《报告》把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放到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作为一个医学教育工作者，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拥护。国家要发展，民族要振兴，不能不特别重视科技和教育。科技本身就是生产力，在80年代的今天，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科学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狠抓教育，培养人才。没有完善的教育体系，人才是出不来的，这已为国际国内的经验所证明。办教育，在短期内好象看不到明显的经济效益，而它的社会效益和所培养人才的价值却往往不被人们所认识，这就需要有战略眼光，不仅看到现在，更要面向未来。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要采取具体措施，把加强科技和教育落到实处。在尽可能增加投资的同时，要进一步放宽政策，下放权力，使学校、医院办出各自的特色，办出更好的效益。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还必须十分重视优生优育的问题，现在全国每年出生的有先天缺陷、弱智、先天性痴呆的儿童，数量很不小。这是潜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如不给予足够重视、及早解决，将会后患无穷。
河南代表于友先：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最使我振奋的是《报告》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作用和任务，而且明确指出了当前我国教育的弊病和深化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河南省经济基础薄弱，教育落后，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的1／4，要振兴经济，必须加快深化教育改革的步伐，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改善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逐步建立起一个适应我省经济建设需要、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教育结构和机制。我们要把培养多少能够适应经济建设需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作为衡量办学好坏的根本标准，使教育更有成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河北代表陈玉杰：《报告》把科技、教育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提出来，是非常正确的。从河北来看，近年来，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都有了较快发展，但还远远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高等教育还比较落后，重点专业和学科的设置还不够合理，外流人才也比较多。我们应当按照《报告》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对这个问题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认真研究如何为河北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使我省教育事业有一个更快的发展。
北京代表朱育诚：《报告》把科技和教育放到首要位置，使广大科技工作者感到光荣、振奋，也感到担子更重了。但现在实际问题还不少。一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科技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已经开始显现，建议把“继续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努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列入国务院将要制定的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中去。二是在讲到教育方针时，应强调“培养四有人才”。目前有些研究机构对大学毕业生以及研究生不愿意要。主要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一来就攻外语，准备考博士生，出国留学。这样下去，怎么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农业
中央国家机关代表田纪云：《报告》第三部分深刻地阐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并强调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改革中的战略地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年全国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农业生产形势也是好的。当然，农业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近三年来粮食产量增长缓慢，一直未能突破历史的最高水平，但粮食的消费却大大增加了。今后如何促使农业生产有个较大发展，特别是使粮食产量突破目前水平，爬上一个新的台阶，满足社会对粮食不断增长的需要，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虽然是个老问题，但是在新形势下，有进一步深化认识的必要。对这个问题，这几年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强调。在1985年9月全国党代会上，陈云同志就指出：“无粮则乱”。紫阳同志强调，农业生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极大的制约作用。最近，小平同志指出，很可能整个90年代我们其他方面都很顺利，我们担心的就是农业不顺利。中央领导同志把问题讲透了，讲得极为深刻，完全符合实际，在关键时刻提醒我们引起注意。党内党外，上上下下，都应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农业。
关于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出路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可以从这样的思路来考虑：
（一）坚持农村改革，深化农村改革，把改革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我看目前有这么几项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也比较现实。第一，加强社会化服务。第二，集约经营，科学种田。第三，在有条件的地方，要在坚持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提倡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其形式可以是乡村农场，也可以是专业队，也可以是专业大户。但就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来讲，目前还要坚持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相对稳定。
（二）理顺关系。现在农业生产中有很多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妥善加以处理。如：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发展粮食生产与发展多种经营的关系，稳定耕地面积与提高单产的关系，粮食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要正确加以认识和处理，并据以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例如，在处理粮食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我们必须贯彻增产与节约并重的方针。要研究适合我国情况的消费结构和食物结构。正常的、必不可少的消费要保证；而非正常消费、超前性消费要限制。这是一个大政策，应研究实行这样的政策。
（三）完善政策。第一，要研究产业政策，从实际出发，确定在产业上鼓励什么，限制什么，扶持什么？第二，逐步理顺农产品价格。这是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根本性措施。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考虑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承受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个过程。第三，购销政策。流通对生产有很大的影响。从现实情况看，为了既保证人民生活对粮食的基本需求，有利社会安定，又有利于把粮食流通搞活，粮食购销“双轨制”的政策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在10亿多人口的大国，各方面需要的粮食都依靠市场调节是困难的，搞得不好会出乱子的。因此，必须坚持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四）下决心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农民生产积极性只有同物质投入相结合才能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抓好大江大河治理、开垦荒地、改造中低产田、支农工业和农副产品商品基地建设等。
（五）加强人才培训，发展农业科学技术。这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关键措施。要有点战略眼光，舍得在这方面下本钱。要稳定和加强农业科技队伍。要积极推广行之有效的先进的农作物栽培技术。在农业科技方面，我们的引进工作还非常薄弱，需要加强。
上海代表倪鸿福：《报告》强调要极端重视农业问题，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说得非常深刻。几年来上海郊区农业的变化很大，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农副产品，对稳定上海市场供应作出了很大贡献。今年粮食生产在受灾的情况下仍达到了去年水平，农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也潜伏着萎缩的可能和危险，必须引起重视。现在短期行为严重，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由于投入不足，农村副食品基地脆弱，抗灾能力较差。城市改革要深化，重要的问题是要理顺价格，其中影响面最大的是副食品价格。这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可以说，农业问题确实是涉及到整个城市经济改革能否深入下去的大问题。
吉林代表王忠禹：《报告》强调了农业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要解决我国粮食问题，除了普遍加强农业工作外，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条件好、潜力大的产粮区，切实加强商品粮基地建设。几年来，国家先后在我省确定13个商品粮基地县，并给了一些投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商品粮基地建设很不配套，粮食生产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搞好配套建设，特别是增加化肥、农膜、农业机械生产和仓贮、烘干设施建设，就会提供更多的商品粮。
安徽代表孟繁孝：当前农村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农民负担过重。阜阳地区农民人均负担40多元，超过了承受能力；二是生产资料乱涨价情况严重，今年化肥一般比去年涨价1到2倍。由于生产资料的涨价，农业成本高，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稳定经济 深化改革
江苏代表张劲夫：全国经济要进一步稳定，改革要进一步深入。从目前经济情况看，总情况是很好的，但有不稳定的因素。因此需要收紧银根，收紧财政，要贯彻“三保三压”，控制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基金，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不然票子发多了，会影响物价的基本稳定，使一些新的改革措施难于出台。在稳定经济的同时，要深化改革，提高经济效益，为今后发展增长后劲，要使改革与发展相互促进，顺利地健康前进。江苏这几年发展很快，年平均递增率都在20％以上，希望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据我几次去苏南了解的情况和学习苏南的经验，有一点对我的思想上的老框框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对集体经济所有制的作用，尤其是对大集体经济所有制的作用，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重新认识。过去思想上接受全民是高级的，集体是低级的，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实际生活证明，并非如此。要打破那种认为“越大越公越好”的旧观念。事实证明，越大越公越空，目前的集体经济绝大多数（包括乡镇企业）都是大集体，不是原来那种个人入股分红的小集体。这种大集体主要是靠留利自我积累“驴打滚”发展起来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来源于国家信贷支持、税收优惠，甚至还有地方财力的投入。但绝大多数重视长期行为，经营者生产者都有很大劲头为企业发展壮大而奋斗。这种大集体企业，许多都比大、中国营企业具有更大的自主权、更多的灵活性、更强的活力，责权利相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更容易体现。这不是值得重视和深思吗。现在要注意解决好一个难题，就是既要服从全局稳定经济大局的部署，又要保持已经涌现的活力和后劲，认真把两方面关系处理好，这是一项很重要的课题。
上海代表胡乔木：我们必须改革，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又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比较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需要经济形势大体稳定。赵紫阳同志的报告把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提出来，这是因为做到这一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报告指出，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仍然存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尚未根本缓解。这个矛盾当然只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解决；反之，如果忽视这个矛盾，就会妨碍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国民经济长时期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起步的。如果说1979年的经济调整是由于三中全会以前形势的影响，那么1985年和目前的经济调整却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生的。这种现象在我国重复出现，东欧进行经济改革的国家也都遇到类似的问题。由于各个行业、企业、地方以及社会各阶层都要求多搞点建设，早一点致富，大家都急于求成，到处大兴土木，这就使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问题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导致今年以来物价上涨过多。我们的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是说，既要发展商品经济，又要有计划，即国家能够在整体上进行控制。这次大会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注意和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报告中所说的“自觉地及时地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平衡，以经常性的小调整来避免被迫的大调整”。
解放军代表向守志：三中全会以来的九年，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充分证明，改革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成功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对改革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比如，对近年来出现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分配形式、多种经营方式、租赁制、股份制、承包经营制等，还有一部分人不理解。看改革是否正确，要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标准，把初级阶段作为观察问题的立足点，多看实际效果，不能抽象地谈论姓“社”还是姓“资”。近几年改革中采取的措施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实践证明都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些措施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但它都是发展商品经济所必需的，并不带有资本主义的固有性质；我们过去实行过的一些东西，如高度集权的体制、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国有企业国家经营等等，并不带有社会主义的固有性质，改变这些东西并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随着改革的步步深入，要求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消除旧观念。
陕西代表侯宗宾：9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坚决推进改革和开放的结果。这期间，陕西实现了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人均纯收入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翻番。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就必须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从陕西的实际出发，当前必须注意几点：一要增强群体改革意识，二要在承包中引入竞争机制，三要完善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四要进一步打破部门、地区所有制，五要努力实现最佳效益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六要加快建立健全市场体系。
中央国家机关代表高德占：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改革，振兴林业的出路也在于改革。建国以来，林业为国家提供了14亿多立方米木材，交了190多亿元税利。但我国林业重采轻造，存在资源危机；重取轻予，存在经济危困。出路在于加强改革，深化改革，解决好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关系，实行投入产出包干，调动积极性；建立林业基金制，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从上到下实行责权利统一；加强横向联合，办开放式林业，多种经营，立体开发，全面发展。
黑龙江代表陈云林：《报告》中强调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生活消费的增长速度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的问题非常重要。在改革的初始阶段，新旧体制的交替，真空、漏洞、矛盾和摩擦较多，容易出现投资饥饿现象。企业强烈要求投资，而制约机制又未能建立，一旦投资规模控制不住，必然导致产业结构失调、物价上涨、外汇短缺、重复引进、国内市场紧张等等一系列问题，反过来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这必须引起足够重视。消费方面也容易出现超前的现象。城市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基建投资中的一部分转化为消费基金，城乡实际消费水平提高过快，使消费基金的增长超过生产发展速度。由此可见，做到“两个适应”，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大问题。
中直机关代表孙起孟：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具有两重性，必须在占优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联系影响下，在政策法令的引导、监督和管理下，使私营经济发挥有利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积极作用，也应使私营企业有利可图，但要防止唯利是图的消极作用。
安徽代表王昭耀：当前农村改革中，要特别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完善政策。不少农民还存有怕政策变的心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应保持相对稳定。二是优化组合。要突出解决双层经营的问题。三是调整结构。要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同时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四是搞活流通。五是增加投入。六是强化服务。七是提高农民素质，尤其要注重抓好青年农民的培训。
山西代表王茂林：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由于
‘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实际生活证明了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以我们山西为例，这几年我们在解放思想，推进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显著成效，但总的看，“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旧观念的作怪，仍然是改革开放的主要阻力。在社会舆论上，在一些同志的思想深处，对不少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如：允许雇佣劳动，允许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和科学经营先富起来等等，想不通，看不惯，怀疑这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有的地方还提倡什么“扔掉个人的摇钱树，端起集体的聚宝盆”，把发展集体经济与发展其他经济成分对立起来。把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一些经济活动当作违法乱纪，自觉不自觉地压抑甚至打击了锐意改革的同志。这说明，封闭、守旧、僵化思想是必须继续下功夫克服的。
进一步控制和稳定物价
湖北代表沈因洛：当前城市居民最关心“菜篮子”问题，农民最关心生产资料问题，价格上涨对群众情绪影响很大。人民群众对十三大寄予厚望，我们应该把维护物价的合理水平，作为贯彻十三大精神的一个实际行动步骤。
解放军代表张孝德、董占林：人们对物价问题议论很多。该提价的商品要提，但不能乱涨价，现在的问题是涨价的钱相当一部分没有入国库，而是装进了个人的腰包。乱涨价、乱收费、搞摊派是一股很大的歪风，群众切齿痛恨，中央应采取有力措施刹一下。
上海代表汪道涵：物价问题有几个因素，一是这几年通货膨胀，多发了些票子；二是两种价格，有平价，有议价，有人从中捞到了好处；三是紧缺与非紧缺的物资并存；四是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结合不好。因此，国家对物价要有一个通盘考虑。我赞成报告中“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
对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些意见
湖北代表严绍良：《报告》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我认为，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必须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一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前几年对科教投入不多。现在搞“双增双节”，科教战线困难更为突出。建议给科教安排一个合理的投入比例。二要高度重视农业。农业的发展除了靠政策、靠科技外，还要靠增加投入，如能增加对科技的投入，农业就如虎添翼了。三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四要解决好消费超前问题。
台湾代表曾重郎：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翻一番的任务已完成了，第二步到本世纪末要再翻一番，关键在于发挥科技力量。农村生产力要再有大的发展，急需依靠科技力量，欢迎科技人才下乡。工业生产上也有“高山低谷”的问题，有些科技力量集中雄厚的城市和地区，先进的科技力量没有在工业生产上发挥作用。农业几年丰收，但还是非常不稳的，靠天吃饭。干部有些盲目乐观情绪。有的省人口一年增加一个县，耕地一年减少一个县。农业是基础，对农业问题不能疏忽大意，对这个基础的认识有深化的必要。
安徽代表侯永：在经济发展中，首先发展沿海地区，这是正确的。但希望中央注意在生产力的配置和计划安排上，对中部地区给予适当照顾，以充分发挥这个地区的优势。另外，要注意解决好计划指导与市场竞争的矛盾，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甘肃代表贾志杰：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全国的总体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西部的原材料工业，是我国工业结构中基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占全国国土的一半以上，发展农牧业的潜力很大；西部已建成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西部的经济效益和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具有了一支独具特色、实力较雄厚的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同时，加快开发西部在政治上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建议报告中增写有关加快西部开发的内容，把西部开发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
云南代表普朝柱：总的说来，云南的商品经济发展还极不充分，而且很不平衡。农业商品率只占52％，有的地方高到70％以上，有的低到10％—20％，生产技术原始落后，搞游耕制的地方还占相当比重；社会分工不发达，有些民族还没有自己的商人，没有乡镇企业，内地的第二、三产业也才起步；有些群众生活比较贫困；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质低，商品观念淡薄，有的养着几十头牛，但不会出售、经营，还是很穷。云南只有从这个实际出发，制订出切合实际的工作方针，云南的工作才有希望。
第2版(要闻)
专栏：畅谈党的十三大
虽然仅仅是开始
——十三大代表李原谈“党政分开”
本报记者 肖荻
听说南开大学今年以来对党政分开问题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记者日前走访了十三大代表、校党委书记李原。
李原说话质朴简练。他说，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向高校的领导层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上许多复杂的要求。南开党委对此虽作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多年来党政不分，党委包揽行政事务过多，众多的包袱使党委精力分散，顾此失彼。
李原递过一份文件：《中共南开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解决党政分工的决定》。原来，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年以来南开党委下决心从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行政事务圈子里跳出来，在落实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原则上作了一系列扎实的试验和转变。在党委的领导作用上主要通过四条渠道来实现：
——由决策层自上而下的，把基本要求和目标，通过法定程序变成行政法规和制度；并选派重要干部进入决策层。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工作，宣传舆论工作。
——依靠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通过群众组织，特别是具有某种权威性的组织来密切联系群众，推行民主管理，实行群众监督。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行政指挥系统，建立由校长负责主持，党委书记参加的校务会议。校务会议决定行政系统的中层干部任免。党委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支持校长决策、指挥的畅通和落实。落实中的问题，概由行政系统处理。党委与行政的关系，领导而不代替；支持而不包揽；协调而不推诿；监督而不越位。
为了发挥群众的作用，强化以教师为主体的教代会（工会）、民主选举的学生会，以及由专家和各方代表人物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来反映群众要求，集中各方智慧，加强学校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
李原说，这在党政分开上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一个探索，但从实践看，已使党委腾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来实现“党要管党”的宿愿。今年以来，党委逐一系统地探讨了本科生、研究生、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了党的建设和党员教育工作。先后制定了培养高层次政工队伍的规定，组建了专兼结合、800人的理论队伍，并公布了一系列学习、生活、组织纪律方面的管理规定。党委贯穿在这一切工作的中心思想是，确立一个全校工作面向学生，全党都作学生思想工作的态势。经过9个多月来各方面的工作，许多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所谓“全盘西化”、“天赋人权”等观点已失去了公开的市场。党政分开的另一显著效果是校长、副校长在议而决，决而行上，在各自独当一面打开局面上都比过去拿得起，放得下，积极果断。谈到这里，李原感慨有加：
“当然，这一切仅仅是开始。在党政分开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有待认真学习十三大文件去进一步深入领会和落实。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经过这一段实行党政分开的探索，其结果是改善和加强了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是对党的工作要求更高了，责任更重了，而绝不是压低了，减轻了。”
第2版(要闻)
专栏：畅谈党的十三大
提高人的素质是深化改革的需要
——访十三大代表王志勤
本报记者 肖关根
十三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志勤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要提高人的素质，因为事情是靠人去做的。
上海有机所是我国有机化学领域中的一支劲旅，国际学术界把它看成是中国有机化学研究的国家队。他们在改革开放和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面效果很显著。仅88种金属电刷涂溶液的推广应用，已在全国取得了近10亿元的经济效益。
王志勤并不沉湎于已取得的成绩。他清醒地看到了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这支队伍感到有点担心。有机所730多名科技人员中，从年龄看，50岁以上的居多数。目前，挑重担的就是这批人。所以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然而，从长远来看，过若干年，这些人不一定能在第一线工作了，需要有更年轻的人接替他们，现在要进新人。但是编制满了，新人进不来，老人员又流不出去。王志勤告诉我，他们正在筹备建立一个精细有机化学公司，先属于所领导，慢慢发展了就独立出去。公司主要任务是开发推广科研成果，为经济建设服务。公司办好了不仅在管理体制上有变化，而且可以吸引一部分有志于开发工作的科技人员到那里去。这样，使所里的编制松动了，就能进年轻人，改变科技人员的年龄结构。王志勤感到，办公司这件事很难，一般的科技人员不太愿意做开发工作，因为大家吃惯了大锅饭，舍不得丢下铁饭碗去冒风险；有的人的素质也不适合搞开发和经营；再加上现行的一些政策不利于科技人员搞开发工作。为了表示筹办公司的决心，王志勤兼公司筹备组的负责人。
上海有机所是进行改革比较早的单位。从改革实践中，王志勤深切地感到，党的许多改革的决定，有关的政策和措施，无疑是正确的。但一旦贯彻执行的时候，常常会打折扣甚至走样。譬如，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实行合同制，进行招标，以及推行科学基金制，都是很好的。但必须做到真正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否则，国家有限的资金将会更分散，甚至造成更大的浪费。这里就牵涉到干部的素质问题。执行政策的干部，不仅要懂业务，还要有全局观点和正派的思想作风，要不折不扣地按政策办事，依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