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亿万农民 亿万机会
——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大趋势之一
本报记者 陈健
中国农民面前从来不象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创造、发展机会，这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越来越不象过去那种农民了……
几乎到处有新修的乡村公路和瓦房，几乎到处有新兴的乡镇企业，几乎到处有熙熙攘攘的市集，从城市到乡村几乎到处都有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异乡农民，他们或者在那里住下来，或者匆匆过往……改革八九年农村的历史性变化，是人所共睹的。
有人列出了农村经济惊人的增长指标，有人强调产业结构变革的意义，有人看重家庭经营的巨大威力与潜力，有人则欣喜于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勃兴。然而，在农村的一系列历史性变化中，农民自身的变化无疑是更深刻的变化。
实际上，今天你碰到的众多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跑买卖、搞建筑、开饭店、当工人……三百六十行，几乎行行有农民。连那些经营产值上千万的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也在“企业家”的头衔上冠以“农民”二字。
统计表明，当今中国，每5个农村劳动力就有一个不再种地——标准的说法是“由农业转向二、三产业”；而对种地农户的抽样调查则表明，有1／2—2／3的农户在种地的同时兼营着其它行业——标准的说法是“兼业农户”。有史以来，“农民”这个词儿，还从未象今天这样具有多样和新鲜的内涵。这种变化，实际上来自于亿万农民握有的亿万机会。而机会，意味着允许农民创造。
让我们来看看不久前刚获得“当代优秀农民企业家”殊荣的几位农民普通而不平凡的经历：
37岁的丁仰震，安徽省濉溪县农民。正因为有了机会，5年前，他卖掉自家的两只羊，得到72元作本钱，带领20多位农民干起了建筑业，仅去年一年，净利润便达115万元；
38岁的卢志民，吉林省四平市农民。1978年以前，他所在的红嘴屯还是个有名的“穷棒子屯”、“光棍屯”。当时卢志民曾组织农民搞副业，结果被撤销了生产队长的职务。正因为有了机会，这几年他才得以一展才华，一连办起了机砖厂、轨钢厂、啤酒厂，仅去年一年就上交利税440万元；
叶文贵，浙江省苍南县的农民。改革促成了温州经济开发的大潮。正因为有了机会，他从1983年起步，接二连三地办起了私人经营的压延薄膜厂、苍南微机仪器厂、金乡包装材料厂……
正因为有了机会，不到9年里，中国社会传统色彩最浓、生产和生活方式最落后的庞大的农民层，开始一批批地产生至今连城里都难以大量出现的企业家。一个过去每天工分值只有几角甚至几分钱的社员，今天则可能成为创造数倍、数十倍、数百倍于过去收入的企业家、专业户或各种各样有作为的劳动者。
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机会，这就是改革的魅力。
农民一度缺乏机会，也就缺乏创造性；农村改革是把“允许农民干”的范围步步扩大的9年，也是农民机会空前增多的9年……
过去以逃荒要饭出名的河北清河县，这几年成了全国农村最大的精梳山羊绒、摩托车拉线和汽车配件的生产中心之一。从1980年到去年，全县工农业产值增长了4倍，农民收入增长了5倍。一个过去以逃荒要饭出名的穷乡僻壤而今成了河北省发展乡镇企业的典范之一。为什么过去穷得翻不过身来？清河县出名的农民企业家薛俊生对记者说：“其实我们早就想干事业。1975年我们悄悄办了点工业，上边一发现，就把我们弄进学习班，说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现在呢，放手让我们干，结果就干出了点名堂”。
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让农民干。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过去几十年却变得那么曲曲折折。
新中国创立之初，我国农民在种地、招工、进城、经商和谋生方面的自主权和机会是较多的。大批大批的农民积极参与各方面的经济建设，这是当时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由于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决策方面的原因，农民的活动和变换身份的机会减少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个社员，不仅不许务工经商，不许多养鸡、猪，不仅缺乏种地的自主权，连进城赶趟集、离家串个门，都要去求队干部。没有粮票，没有布票，没有糖票酒票，没有更多的货币……缺这缺那，农民最缺的还是——机会。没有机会，怎能象今天这样去走南闯北、干什么事业，以至成什么才呢？
社会主义，应当是群众的事业，应当是富于创造的生机勃发的时代。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却把农民的积极性搞没了，这实在是值得再三深思的。
走在中国经济改革前列的农村改革，正在于瞄准这个症结，以一包二放的有力措施，象连发的炮弹一样，轰出了“让农民干”这个新的局面。
1979年9月，党中央对“多种经营、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位置作了肯定，并强调“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明确允许农民进入种地以外的其它经济领域。1981年更明确地指出：要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运销业等，“凡是适宜社员个人经营的项目，尽量由农户自己去搞”。
对于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大包干”（开初颇多争议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其萌发到遍地开花，党中央是支持的，是尊重实际、尊重群众创造的，1982年又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加以确认。并不断使“允许”农民干的范围得以拓展：“允许资金、技术劳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允许多渠道经营”，“允许集体和个体商业向批发站进货”（1983年）；“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4年）……从1985年开始的农村第二步改革，在改革统派购制度、构造商品经济的新环境方面，又迈出了勇敢的一步。这步改革刚开始，但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有人统计过，仅1983—1985年的三个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就有近20个“允许”，40多处“可以”。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允许”，一步接一步地“放开”，使农民获得了越来越多本来应该有的权利，加上农民自身不断的创造和奋斗，机会，就这样走进了生活。
人人面临机会，只要你有本事捕捉机会，就能干出事业和成绩来，这正是经济生活民主化的体现……
广东省东莞市温塘村，是一个“学大寨”时的先进大队，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陈坤不久前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过去学大寨、抓粮食，上面布置任务下来只有我们几个生产队长着急，农民是消极的。今天家庭经营，每个农户都在为自己的生产着急，每个农户都有了‘生产队长’。”就是由于从几个生产队长变为了“户户都有生产队长”，这个村的人均收入和总收入，8年分别增长了6倍和11倍以上。
就全国来说，过去500多万个生产队，了不起上千万个生产队长，现在近两亿个农户，少说也有上亿操心于生产与经营的“生产队长”。这个“生产队长”不是说说而已，他们有比较充分的自主权，真正是“自己说了算”的。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亿万农民开辟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村经济生活民主化的新纪元。
对于农民来说，这不是实实在在的民主么？——只要你肯干、敢干，只要你遵法守法，你就能为自己捉住许多机会，你可以务工，可以经商，可以远行，可以进城，可以开店，可以办厂，甚至可以办私人企业……总之，你可以放开手脚去干，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去争取“人的自由发展”。
机会就象“大学准考证”一样。只有当你真有本事时，它才真有效用。它体现了经济民主化的原则。人人面前都有机会，抓得住抓不住，往往就看你的本事。谁抓得早，谁抓得快，谁抓得牢，谁就能得利。机会就这样鞭策人，激励人。
经济民主化的生命力，还在于它蕴藏着人们想象不到的巨大经济效益和巨大发展潜力。改革八年多来，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投资的比重并没有增加，但由于让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参与和创业的机会，却取得了令人想象不到的收获：我国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6.6％，既大大快于前26年平均每年增长2.6％的速度，也大大快于同期世界农业2.8％的发展速度；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等非农产业增长了近四倍；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增长了一倍；以产值衡量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一倍多；农村社会总产值在全国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了整整10个百分点……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共和国的富强，农村的繁荣，通过经济民主这个实实在在的纽带，与农民的奋斗和创造牢固地联结在了一起。
一些人滥用权利，一些人抓不住机会；帮助人们去抓机会，利用机会，同时制止滥用权利的现象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民主决不意味着可以胡作非为。恰恰相反，完善的经济民主生活必须有完整的制度规范作后盾。但也有人欺人作伪，滥用权利，如假酒案、假药案、假烟案的屡屡发生。在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后，“怎么干”和“如何干”的问题就突出了起来。只有适应商品经济新环境，在税收、市场、金融、财产、价格等方面建立新法规、新制度，才能逐步形成平等竞争的新秩序。这是农村深入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有不少农民苦于没有机会或机会不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据悉，我国还有数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那儿的“贫困”，决不仅仅表现在温饱等方面，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还是缺乏“机会”。今日农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民主化氛围。但是，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广大尚未富裕的农村，你依然会碰见一大群闲着无事干的农民在“晒太阳”。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机会的。
今天，我国农村不仅有1／4的人口仍处于文盲半文盲状况，还有4／5的劳动力拥挤在有限的耕地上，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劳力经营的耕地不过5亩多。这种经营负荷，不过为日本和印度的1／3、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为匈牙利的1／25、为美国的1／200。人们普遍认为，我国农村仍有1亿左右的劳动力处于“剩余”状况。这需要靠农民自身的创造去解决——首先，是创造机会。
当一部分农民没有机会的时候，需要我们去为他们创造机会，帮他们寻找机会；也需要善于捕捉机会的农民，带领更多的人找机会。100位当选的“当代优秀农民企业家”汇聚北京时，有人感叹：倘若每1万个农民中涌现出一个这样的农民企业家，以每个企业家带动500人就业、年创1000万元产值计，则仅此一项就可带2000万人就业、创4000亿元产值！
令人欣喜的是，机会产生、再生的环境已经形成。
一个日趋民主、健康、稳定的经济发展新潮方兴未艾。可以说，这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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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警醒·奋起·直追
——党的十三大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侧记
新华社记者 徐耀中
在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的驻地，十三大代表、轻工业部副部长于珍对记者说，赵紫阳同志在报告中谈到“我们过去耽误的时间太多了，现在还相当落后”，如果“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上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使他心情不能平静，感到是党给他上了发条，激励他警醒起来，奋起直追。
记者在采访中感到，会上有这种感觉的，决不止于珍一人。赵紫阳的这几句话，就象重锤击鼓，沉重的鼓点在中央国家机关代表的耳际和胸间回荡。在小组讨论和个别交谈中，人们都能感受到代表们忧国忧民的心情和那种奋发向上、急起直追的决心。
差距竟这么大啊……
开始讨论赵紫阳的报告时，部分代表对“历史决定了我们这一代和下几代中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必须警醒起来”中的“警醒”二字，有过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对中国的落后我们早就了解、早已警醒了。有的则说，不尽然，我们现在还不够警醒或远远没有警醒。一些同志后来分析了若干资料，才感到在对我国现状的认识上还存在两大不足：
一是对我国纵向比较取得的成绩知道得比较清楚，而对世界横向比较的我国水平低的情况则知之不多。对改革和开放9年间我国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了解较多，但对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经济水平低的情况就一知半解或不甚了了，如我国创造每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相当于日本的6.1倍、美国的2.3倍、苏联的1.7倍；同样一个采煤工，我国一工只能采煤1吨，而美国可采8.62吨、联邦德国可采3.18吨、日本可采2.80吨；同样一个炼油工人，我国一年只可炼油938吨，而日本可炼9318吨；同样一个水泥工人，我国一年只能生产水泥255吨，而日本可生产4363吨；在农业上，美国一个农民的劳动可养活50人，而我国只可养活3人……
二是对反映全国经济总量的大数了解比较清楚，而对按人口平均的小数则了解较少。如对粮食、钢、煤、原油、发电量、水泥、化肥等的年总产量，以及粮食产量占世界第一位、钢第四位、煤第二位、原油和发电量各居第五位、水泥第一位、化肥第三位等，大家谈起来都很高兴，这些也确实是我们的成绩。但是一按人口平均、职工平均，这些方面我们就差得很远了。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如果对国情国力仅有本国纵向比较和总量的了解，而没有国际横向比较水平的概念，没有人口平均占有量的概念，那是不全面的。有些代表指出，赵紫阳同志在报告中用“警醒”二字，就是包含要我们对国情国力作全面、深刻、真实了解的意思，要我们既看到量上的进步，又看到质上的差距。
不能再耽误一天了
面对着这么大的差距怎么办？煤炭科学院建井所室主任屠丽南说得好：现今中国的落后，是明清以来的历史造成的，这段历史决不能让它重演。我们要把耽误交给历史，把奋起留在今朝。
不少代表在谈到自己对“奋起直追”的理解时认为，这里的“直追”，除了包含利用先进科技成果走捷径之外，还有一层重要的意思是，我们要利用好时间，正如邓小平同志在一篇文章中写的，中国人要摆脱落后和挨打的处境，实现四化，从现在起一天也不能耽误了。
国家统计局长利用手头的统计资料谈了利用好每一天的重要意义。他说，在现今中国的一天，全国可以创造国民生产总值25.7亿元、增加财政收入6.2亿元；可以生产煤245万吨、发电12.3亿千瓦小时、采油35.8万吨、产钢14.3万吨……浪费一天，就要浪费这么多财富，而节约一天，就能增加这么多财富，可想而知，抓好大干今朝是多么重要。
不要轻视一点一滴的进步
十三大代表、国家经委副主任朱熔基说，急起直追，不耽误时间还不够，还要提高时间的利用质量，即提高我们工作的经济效益。
在讨论过程中，代表们对提高经济效益极为关注。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的报告把提高经济效益列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内容是非常正确的。
代表们指出，在高投入高消耗的情况下发展生产，产值产量增长越快，相对来说浪费的能源和原材料就越多。例如同样生产一万美元的工业产值所需消耗的能源，美国只要8吨标准煤；日本只需3.5吨；印度也只要7.7吨；而我国却要23吨，分别高出2倍到5倍。长此下去，我国工业同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不可能缩小的。
朱熔基、张塞、柳随年等代表认为，提高经济效益只有注重一点一滴的积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持之以恒地扎扎实实抓下去，就会出现可观的效果。他们列举许多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周转，去年为111.5天，如果今年能加速6天，看起来步子并不太大，但考虑到这些企业占用流动资金总额达1800多亿元，所以缩短6天，就可节约资金100亿元；又如劳动生产率，独立核算全民所有制企业今年平均每天比去年提高6元的话，那末全年工业总产值就可增加40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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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谷牧在十三大第四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
全国范围内对外开放将出现新局面
投资环境“硬条件”“软条件”肯定可得到改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记者李尚志 李年贵）国务委员谷牧说，党的十三大以后，我国将制订和采取有力措施，在全国范围内使对外开放出现一个新局面。
今天下午，党的十三大新闻发言人朱穆之举行第四次中外记者招待会。谷牧和国务院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建南，国家经委副主任朱熔基，经贸部副部长张皓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何椿霖，在招待会上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谷牧说，广东省这几年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今后完全有条件在改革开放中迈出更大的步子。海南省正在筹建之中，我国将在这里实行比其他经济特区更加特殊、更加开放的政策，许多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合作方式我们都想在海南实行，外商可以在这里实行包片开发，可以承包某些国营、集体企业进行经营，这里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实行有偿转让。上海、天津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等地区，这几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对外开放方面都可以走得更快一些。中国北方的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这几年间为开放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把这两个半岛开辟为经济开发区的问题，党的十三大以后也要提到日程上来。中国的内陆、边远地区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也要搞活，广大内地省份也要立足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同东部沿海地区携起手来走向世界。
有记者问及赵紫阳报告中为何没有专门论述国际问题。谷牧说，我们今后的对外政策不会变化，所以赵紫阳的报告重点是讲国内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今后要走的路子，只是在最后一段中讲了讲国际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国际问题上将采取低姿态。
有记者询问今年头9个月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情况，询问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张皓若答，今年1至9月，我国同外商新签定的投资合同已有1165项，投资额为26.6亿美元，这比去年同期都有增长。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投资比重也有增加。今年头9个月，日本同我们签定投资合同340项，投资额16.7亿美元，在港澳地区之后仅次于美国。今年以来，外商投资活动是活跃的，势头是好的。
谷牧在回答记者关于我国精简机构的问题时说，精简机构的问题，我们正在酝酿，还在进行调查研究，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但可以肯定，我们的对外经济活动的领导机构只会加强，决不会取消。
谷牧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将采取哪些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的提问时说，从去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的工作，这包括加强开放城市的基础设施，解决能源、交通运输、机场、电讯条件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硬条件”。另外要改进我们的领导工作，加强立法工作。这就是“软条件”。我们的投资环境肯定可以得到很大改善。
有记者问及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张皓若说，外贸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外贸企业放开经营，自负盈亏。1988年我们将要采取的改革措施是：一，出口产品要退还所交纳的各个环节的间接税；二，轻工业产品，如外贸服装等将实行自负盈亏的试点；三，进一步在外贸企业中完善承包责任制；四，推行进口方面的代理制度；五，有步骤地下放外贸经营权，促进工贸结合，鼓励外贸出口；六，改进外贸行政管理。
有记者问及中国同东欧国家和苏联发展贸易关系的前景。张皓若说，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不仅同西方发达国家合作，也同发展中国家合作，同样同东欧国家和苏联也合作。现在，我们同东欧国家和苏联还没有合资企业，今后会有多种形式的合作。至于贸易，80年代以来，我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贸易有了较大发展，1981年我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额是21亿瑞士法郎，1986年是105亿瑞士法郎，在5年内增加了4倍，增长速度是快的。我们相信，我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贸易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附图片）
中外记者围着谷牧提问题。 本报记者 沈进摄
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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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在欢迎西哈努克宴会上重申
中国坚定不移支持柬人民正义斗争
完全理解和尊重亲王为谋求政治解决柬问题所做的各种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国家主席李先念今天在这里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支持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李先念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理解和尊重西哈努克亲王为谋求公正合理的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所做的各种努力。
李先念今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宴会，欢迎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西哈努克公主在进行繁忙而重要的国际活动后来到中国，并再次祝贺西哈努克亲王65岁生日。
李先念说，“亲王为捍卫柬埔寨民族利益和国家独立而奋斗不息，是柬埔寨国内与国际上深受尊敬的伟大爱国者和政治家。亲王同我国领导人之间长期以来建立了相互信任和诚挚的友谊，我们非常珍视这种友谊，非常高兴能有亲王这样的好朋友。”
李先念说，今年联大以117票的压倒多数再次通过了关于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让柬埔寨人民自决的决议，这是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联合政府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他个人的名义，向亲王和夫人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李先念表示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中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必将继续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加强。
西哈努克在讲话中对李先念为他和他的夫人举行晚宴表示感谢。
西哈努克说，“把我的国家和人民以及我本人同人民中国、伟大的中国人民和杰出的中国领导人永远联结在一起的关系，到今年已经历了32个春秋。这种如此友好、亲密、牢固和完美的手足之情已经胜利地经受了各种考验，因此是堪称楷模的。”
他在讲话中还对中国给予民主柬埔寨、民柬联合政府及其三方武装部队的支持和援助表示感谢。
宴会前，李先念会见了西哈努克和夫人。西哈努克向李先念通报了柬埔寨抗越斗争形势以及他本人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所进行的努力。
李先念对西哈努克的通报表示感谢。他说，亲王有丰富的政治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经验。亲王怎么做，我们都非常尊重。
李先念主席的夫人林佳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等参加了会见并出席了宴会。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是今天上午乘飞机由巴黎抵达北京的。阿沛·阿旺晋美等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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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总理会见邓克尔总干事时说
恢复我在关贸总协定地位有利世界经济
中国要逐步扩大市场调节部分缩小计划控制部分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记者朱云龙）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一行。
赵紫阳首先感谢邓克尔为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所作的努力。
赵紫阳说，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对其他国家、对整个世界经济都有利。
他说，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有些国家对恢复中国的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有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接着说，但是看问题要看发展方向和变化趋势。9年前，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占100％，而现在只占50％，开放较早的沿海地区仅占30％左右。他说，中国要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部分，逐步缩小计划控制的部分。过二、三年，可能计划控制部分只占30％，再过一段不太长的时间，计划经济将只占很小的比例。
赵紫阳还向客人介绍说，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国在这个阶段中要发展商品经济，要改革、开放，这是不会变的。今天上午，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沈觉人同邓克尔举行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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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迎亲絮语
李惠芸
台湾当局放宽了回大陆探亲的禁令，我政府有关部门和福建、广东、上海等地以及中国国际旅行社等机构正为迎接探亲台胞提供各项服务紧张筹备。可以说，海峡两岸正在出现一个探亲、接亲的热潮。
别时容易见时难。有一位台属说：“当年分开时以为要不了多久就能相聚，谁知一别就是38年！”是啊，38年有多少思念。相见时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
徐潞虽是生长在台湾，这次回来见到从未见过面的大姨妈，也禁不住掉下了眼泪。久别重逢的老年人，激动之情，更可想而知了。这使我想起一位在河南舞钢工作的台属工程师苏山坡，他和妻子早几年一同去美国看望母亲，谁知乐极生悲，在见面的一刹那，母亲一高兴，当时就去世了，使苏山坡痛不欲生，遗恨终身。
这种不幸，提醒我们：一朝亲人见面，还须注意控制和疏导自己的感情，有话慢慢说，有泪轻轻弹，不要伤了身体。来日方长，让我们更细致、更长久地品味骨肉相聚的天伦之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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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怒笑喜”也成文章
——十三大代表杨永良谈改革的曲折性
本报记者 张振国
早就得知安徽省合肥市改革的步子迈得较快，市委书记杨永良头脑中的改革的弦绷得也比较紧。趁他来京参加党的十三大之机，记者走访了这位43岁的书记。
谈起改革，他如数家珍，转眼就是一个上午。从言谈之中，可以看出，改革大潮的磨练，已使他具有一种坚毅的性格和敏锐的洞察力。他说，改革确实困难重重，但改革确实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别的不说，就拿今年财政收入来讲，预计到年底，全市财政收入将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1.64倍。没有改革，哪有这个经济效益。
“改革中遇到的困难，阻力到底来自何方？”
“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阻力主要来自因循守旧等模糊认识，但归根结底改革是在不断前进。”他风趣地告诉我：每一项改革，几乎都要经历一个“骂、怒、笑、喜”的曲折过程。他举了个旧城改造的例子。这是合肥最早出台、影响最大的经济改革。1983年他们根据本市实际，提出了“收缩布局，控制征地，合理改造旧城，同步开发新区，城内翻新，城外连片，加强城市基础建设，提高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旧城改造方案，并本着改革精神，在施工管理体制、资金筹集、拆迁安置等方面都大胆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开始阻力极大，骂声不断，不相信合肥旧貌能改。他说，实践证明，我们在城市建设上实行的改革是对路的，不到4年，全市累计综合开发商品房屋140多万平方米，市区人均居住面积已达7.25平方米，7000多户居民从危旧陋室中搬进了新居。面对这一巨大变化，反对的翘起了大拇指，由“骂和怒”转为“笑和喜”了。
“在改革中，领导者应该持何种态度为好？”
“作为领导干部坚定改革信念最为重要！”杨永良果断地回答了我的又一提问。
去年下半年我们搞了租赁、股份、资产经营责任制试点，效果十分明显，本来打算今年大搞。可是年初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些同志就犹豫起来，认为要等一等，看一看，一些厂长也产生了疑虑。有的甚至对经济体制改革也叽叽咕咕骂起来。于是，我们就在各种会上为改革大声疾呼，认为只能进，不能等，更不能退。市委、市府及时举办了厂长（经理）和县以上领导干部培训班，认真学习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提高了认识，使各级领导坚定了改革必胜的信心，所以今年以来，全市改革进展顺利。人们对这些改革，也是经历了一个“骂、怒、笑、喜”的有趣过程。
现在，党的十三大正在召开，一系列新的改革还将不断出台。杨永良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改革既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就必然要触及一些人的眼前利益，他们开始不理解，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开始由“骂”到“怒”也不足为奇，只要最后能使改革成功，达到由“笑”变成皆大欢喜，我们当领导的，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