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大兴安岭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工作总结报告
国务院大兴安岭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领导小组
编者按:大兴安岭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工作搞得是好的。在不到100天的施工期内,完成了这么大的工作量,质量好,进度快,这在中国建筑史上也是少有的奇迹。大兴安岭重建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组织领导工作是得力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并且得到了地方党政领导、部队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密切配合,体现了改革、协作的高尚风格。它充分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认真克服官僚主义,发扬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改革管理体制,就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根据国务院1987年5月26日在大兴安岭召开现场办公会议的决定,“国务院大兴安岭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领导小组”于5月29日开始工作。经过调查、研究,规划、设计和制定方案,恢复重建工程于6月上旬开始施工。至10月8日,共计完成房屋建筑面积55.2万平方米(已验收4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已完成并验收37.6万平方米。预计到10月中旬可完成房舍58.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43.2万平方米,比原定计划超额完成3.8万平方米。被火灾烧毁的生产设施,包括大型贮木场,铁路专用线,公路桥梁,动力线路和通讯线路等,已全部恢复,重建起来。
至此,灾区5.6万灾民已可全部迁入永久性住宅,生活环境与防火条件都比灾前有明显改善,各项社会服务和福利设施基本配套齐全。中小学校已于9月初起分批开课,受灾的林业局、林场已开始恢复生产,木材的采伐、贮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60万立方米,比灾前的120万立方米提高33%。
按照常规,在大兴安岭地区完成以上工程任务约需3到5年,这次恢复重建工程总共只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而且工程质量较好。可以说,恢复重建工作,是在扑灭特大火灾取得胜利之后的又一胜利。
恢复重建工作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效,主要原因是:
一、以对灾区人民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恢复重建方案。
国务院大兴安岭现场办公会对恢复重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方针,田纪云副总理提出了三项原则,领导小组都认真贯彻执行。
在研究恢复重建工程的规模和具体实施方案时,有的同志主张灾区重建工程要多建楼房,集中供热,上下水道完备,向现代城市看齐;还主张把灾区周围未受灾的林业局也一并纳入计划,加以改造。有的同志则认为,在边远严寒的林区,在一片焦土上,以100来天的时间,要建成数10万平方米房舍,让灾民在上冻前全部住进永久性住宅,是不可能的。对于恢复重建工程,是以恢复生产为重点还是以重建家园为重点,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领导小组经过权衡轻重缓急、利弊得失,把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具体化为两条:一是必须对人民负责,切切实实为灾区人民办实事,保证全部灾民重返家园、安全过冬,今年入冬以前,至少要完成40万平方米的永久性住房。二是安排好灾民生活,比恢复生产更紧迫、更重要,只有“安居”,才能
“乐业”,要把重建家园放在首要地位。
要完成这个计划,确实承担着一定的风险。领导小组认为,要完成一项带有特殊性、紧迫性的任务,不可能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以后再去干,更不应该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地去办。领导小组决定:第一,要以扑火的战斗精神来搞恢复重建。第二,具体的规划、设计,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盲目地追求大方案、高标准。要尽量利用原有基础多搞恢复工程,少搞新建工程;多建平房,少建楼房。各项设施都要本着安全、适用、朴实、节约的原则来设计。这样首先是争取了时间,同时,在筹措资金,组织原材料、设备供应方面也减少了困难,把计划放在比较可行、可靠的基础上。第三,要做好两手准备,如果时间及各项条件允许,力争超额完成计划面积。万一完不成计划,则采取两户合住一套宿舍和动用各种建筑物安排灾民过冬的措施。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把主动权拿到了手里。
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推动恢复重建工作高效率运转。
大兴安岭林区特大火灾的教训是十分沉痛的。我们搞恢复重建工作,首先就应以此为诫,在克服官僚主义方面要有较大的突破。
恢复重建工程要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组织施工,就必须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由于参加工作的各有关部门的同志都做到了主动、负责,大力协同,使临时组成的领导小组较好地行使了职能,很多重大、棘手的问题,如筹集2亿元的建设资金,全部建筑材料、设备的供应和运输,3万多人施工队伍的组织和调集,5万多名灾民的临时安置和生活保障等,在领导小组的一次两个小时的全体会议上,都得到了顺利解决。
在灾区现场,成立了“恢复重建指挥部”,全面负责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统一指挥,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妨碍和干扰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和调度。这样,就避免了很多互相扯皮、互相掣肘的事情,遇到问题比较容易处理,从而加快了运转,争取了时间。
从指挥部的整个工作过程看,确实是在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不断地同不正之风作斗争。例如究竟建多少楼房,建多少平房,就是一场争论。汛期防洪应该由谁出钱,也是一件扯皮的事。有的人利用职权,把国家统配材料,加价供给承包单位,对国家调拨的设备,转手之间坐收100多万元的“手续费”。对于关系重大的意见分歧,如果没有一个敢于负责的指挥部做出决断,就会陷于无休止的争论、推诿和扯皮之中,误时误事。对于种种不正之风,如果不严加惩处,腐败风气就会在恢复重建工程建设中滋长起来,把救灾的资金、物资侵蚀掉。
在这次恢复重建工作中,我们有三条体会:
第一条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能够做到令行禁止,指挥自如。恢复重建工作为什么能够及时统一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议论,领导小组为什么能在一次两小时的会议上解决那么多难题,都是国务院的决定、批示发挥了领导作用、动员作用。为什么黑龙江和江苏等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调动数万人的优秀施工队伍进入灾区;为什么黑龙江省的商业系统能够按时、按量源源不断地调进各种生活用品、时鲜蔬菜,保证灾区良好的供应,这主要也是省委、省政府在发挥着组织领导作用。
第二条是,我们的各职能部门,是有很高的办事效率的,是有能力承担繁重、紧迫任务的。铁道部门在烈火焚烧中,保证了运输畅通,及时地把扑火部队和给养送上去,把数万灾民撤下来。在恢复重建中,又承担了大批建筑器材远距离运送的任务,一个林区小站,一天的卸车量曾达到平时加格达奇铁路分局卸车量的总和。民政部门在极仓促的情况下,妥善安置了5万多名灾民的衣食住行,伤病员就医,学生上学。计划部门、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和物资部门在国家计划之外,及时筹措了恢复重建工程所需的资金、钢材、水泥以及各种设备。林业部门在恢复重建工程的第一线指挥中,担负了主要任务,对于火烧林区的科研问题,很快就组成了包括林业、农业、生态等多学科知名专家、教授的专家组,进入灾区进行考察、研究、论证,提出了具有权威性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扑火战斗中发挥了主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在恢复重建工程中,又主动请战,派出3000名子弟兵,从事清理现场、卸砖等任务。总之,所有参与恢复重建的部门、地方、部队和单位,都发挥了主动性、积极性,互相配合得很协调。显示出了相当高的办事效能和工作水平。正如有的同志讲的那样,我们的职能机构,只要克服了官僚主义,发扬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认真办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工作效率都是高水平的。
第三条是,对于不正之风,必须认真严肃对待,要象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那样,“发现一件,处理一件,决不姑息”。指挥部对少数企图“发国难财”的、弄虚作假的人,采取一撤换、二退赔、三责令检讨、四通报的办法处理了几起,结果风气为之一变,士气大振。
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精心指挥。
领导小组要求,指挥部必须是一个团结一致、坚强有力、能打硬仗、善于处理各种棘手问题和紧急问题的班子。按照这个要求,指挥部的工作班子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他们住帐篷、吃份饭,深入100多公里以外的建设现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他们的实际行动,不仅进行着工程建设上的指挥,在工作作风上,也发挥着良好的影响。
(二)从严、过细,讲究科学。尽管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在工程的规划设计、质量检查、施工组织管理等方面,都采取了认真负责态度,严格按照规章办事。对于住宅的设计,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经过多种方案比较,才最后确定,连储存蔬菜的地窖和存放杂物的储藏室也都做了安排。万里同志在视察时表扬说:“为居民考虑得很周到,体现了真心为人民办事的精神。”迁入新房的居民也都普遍反映:“比灾前的住房条件要好得多,方便得多。”
(三)办事公正,奖惩严明。指挥部对于弄虚作假、虚报人数、擅自加价收费以及敲诈勒索的人员,上自县一级负责人,下至一般电工,都及时地、公开地进行处理,对工效高、质量好的施工队,在定期评比中予以奖励。
塔河林业局在大火尚未完全扑灭时,就拿出自有资金,主动地安排恢复重建工程,争取了时机,取得了主动。指挥部在大会上予以表扬,并宣布:塔河林业局恢复重建的开支,应同其他受灾林业局一样,由指挥部统一解决,其垫支的自有资金,如数补还。这项决定一宣布,各方面反映说:指挥部办事公道,老实人不吃亏。
四、发挥改革精神,按照经济办法,搞好恢复重建工程。
在恢复重建工程中,严格按照等价交换和经济核算的原则办事,按照有关政策和规定办事。不允许以救灾的名义,无偿平调资金、材料设备和劳动力。不允许不计成本、不顾质量单纯追求数量。该花的钱,一分也不少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乱花。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在进行规划、设计、计划、预算拨款和施工的过程中,要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在可能的条件下,对恢复重建工作的需求做优先安排,并在有关政策方面给以适当优惠。指挥部经国务院批准采取了几项措施:
第一、恢复重建工程的规划设计方案,委托三家有权威性的林业规划设计院进行现场勘察、现场设计,然后进行评比论证,择优采用。
第二、工程的总概算,由指挥部会同地方政府、森工企业、设计部门共同制定,连同规划设计方案直送国家计委。国家计委审查、批复总共只用了两天时间。
第三、建设资金在漠河县建行单立帐户;国家统配物资由国家物资局按计划直拨大兴安岭;砖瓦等地方建材由黑龙江省建材部门统一组织货源,按照“保本微利、保证供应”的原则组织供应。
第四、恢复重建的各项工程,按项目或分片承包,由各建筑公司包干建设。定期交工,保证质量。
第五、各分指挥部坚持将施工进度、建材到货情况,每日向指挥部报告一次,指挥部总调度室负责汇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各施工队伍,每月评比一次,并发流动红旗和奖金。
第六、把后勤保障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组成一套安全施工、防疫卫生、社会治安、副食供应的专职系统,各司其职,实行岗位责任制。
这一套做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首先是保证了工期,保证了质量。基本上保证了安全施工。据财务决算,按原计划完成建设任务后,共节余了投资2900多万元,即比预算节省了开支15%,利用节余资金又超计划完成了建筑面积5.9万平方米。
在一场大火所造成的混乱状态下,在各项生产生活设施基本上被毁坏的困难条件下,在匆促之间,从四面八方调集了3万多人的施工队伍,在1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筑工程全面展开,能够做到秩序井然,效率很高,这个组织、指挥、协调工作是很不简单的。指挥部的同志说:通过大兴安岭灾区的恢复重建,可以从小见大,对我们搞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有所启发,有所提示。只要我们积极认真地搞好改革,克服掉官僚主义、职责不清、推诿扯皮、不负责任等毛病;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好,理顺各方面权责利关系;在统一领导、统一部署下,实行明确的责任制,给各个单位、各个环节以充分的自主权与调度余地;再加上加强法制,严格纪律,赏罚分明,作风正派,那么,我们就是一支动作协调而又充满主动性与活力的、能力强、效率高的建设大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能够搞得又快又好。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轻工业战线的卓越领导者
——怀念孔祥桢同志
夏之栩 王毅之 杜子端 王文哲 曾群 贺志华
孔祥桢同志逝世已经一周年了。他于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60多年,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下,他出生入死,不畏艰险,坚持顽强的斗争,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他为我国建立工业化基础,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显著成绩,是工交战线卓越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们怀念孔祥桢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高贵品质,沿着党所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1960年3月到1966年,孔祥桢同志出任轻工业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他受命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担当起恢复和发展轻工业的重任。从1959年到1961年,轻工业出现了原材料供应困难,工厂开工不足,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经济效益差,市场供应紧张等状况。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孔祥桢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定要缩短重工业和基建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的要求,深入调查研究,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提出要延长轻工业战线就要把轻工业搞活,首先要把流通搞活的意见。他多次指出,要“打破封锁和画地为牢”的局面,做到象我国商业上那句老话说的那样,“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他尖锐地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四海不通,三江不达,千里姻缘一线牵”,批评了用“行政区划”的办法来代替“经济区域”。孔祥桢同志还提出“要调动工厂的积极性,一定要给工厂一个合理留成,以利于它用以搞协作”,并提出“轻工业部门和企业,可以自设销售机构,销售自己的产品”。他认为,“这是商业选购的重要补充,也是促使轻工业企业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成本,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必要措施”。为了解决轻工业生产原料不足的困难,孔祥桢同志提出,一定要实行工农产品等价交换的原则,用成品换原料或在收购农副产品时,奖售一定数量的轻工业品等办法。他认为,用这些积极的办法,可以鼓励农民出售和增产农副产品的积极性,争取收购更多的轻工业原料。在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上,孔祥桢同志坚决反对搞平均主义分配,吃“大锅饭”,他批评当时的情况是“黄牛十八,水牛也十八”,计时工资变成了“排排坐,吃果果”。他认为,计件工资才是多劳多得。他经常指出,轻工业企业的工资分配,一定要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与劳动者的劳动数量、质量联系起来。他反对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指出有人把轻工产品商标上的蝴蝶说成是“梁山伯、祝英台进坟墓,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把双妹牌商标说成是“资产阶级情调”,是完全错误的。孔祥桢同志这些搞活经济的思想,是符合当时轻工业实际的,直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孔祥桢同志认真地为轻工业的振兴和发展制订战略方针。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抓、两推、继续两赶”轻工业发展的战略方针。所谓“一抓”,就是以质量第一、品种对路为中心,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所谓“两推”,一是推向农村市场,一是推向国际市场。他把向这两个市场提供轻工产品,作为轻工业品发展的方向。所谓“继续两赶”,一是赶国内先进水平,一是赶国外先进水平。这给推向两个市场提供了保证。对于这个方针,孔祥桢同志向全国人大常委做了专题汇报,得到了人大常委的赞许。孔祥桢同志提出的轻工业发展的战略方针,得到了各地轻工业厅局和广大轻工业职工的热烈拥护。这个方针使轻工业由数量型逐步转向挖掘轻工业内部潜力的效益型,更合理地调整生产结构。事实证明,这个方针使轻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新局面。1966年轻工业生产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尽管已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但仍比1965年增长17.5%,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生产了一大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轻工产品,出口创汇达到了新水平,使轻重工业比例关系逐渐趋向协调;为国家提供的税利大幅度增长。
孔祥桢同志极力主张加快轻工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他不赞成说轻工业部门应当只管生产消费品,不要管轻工业机械的制造。当时在邓小平、薄一波同志的支持下,机械制造部门给轻机制造以很多的帮助,发展了一批轻工机械厂。同时,国家批准轻工机械制造业从国外引进了大批先进的机械设备,使轻工机械制造业的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这给轻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1963年,孔祥桢同志积极试办全国第一个“托拉斯”——中国烟草总公司,取得了显著成绩。仅仅一年多时间,经过整顿,卷烟厂减少了,职工人数也减少了,但产量、质量都上升了。1965年2月,中央又批转了轻工业部办中国盐业公司(托拉斯)的经验,同样取得了成绩,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刘少奇同志肯定了当时办“托拉斯”的做法是对的。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错误地把办“托拉斯”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办“托拉斯”的经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工业公司,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在轻工业的发展中,孔祥桢同志把支持新兴行业的发展作为重点来抓。50年代末期刚刚投入生产的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等行业,在60年代上半期都有迅速发展。在发展新兴行业、新产品当中,孔祥桢同志把它看作是轻工业发展的希望。当我国自己组织负责干部和专家发展生产钞票纸的时候,他不仅提出任务,而且帮助解决困难。他在造纸厂干部大会上明确宣布,只要是我们自力更生地完成钞票纸的试制任务,“哪怕你需要星星、月亮,我都摘给你”。他的话虽然很风趣,但表达了我国人民的决心。由于轻工业部在技术力量、设备、原料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在很短时间内,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造纸机生产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钞票纸。结束了我国钞票纸生产供应依靠进口的历史。
孔祥桢同志到轻工业部以后坚持抓大事,放手让各位副部长各负其责地去主持开展各项工作。对于轻工业发展的方向、方针和重大问题,他都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任何一项重大决策,他都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听取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时副部长或党组成员在外出差,为了决定重大问题,他一定要打电话到外地去征求意见。孔祥桢同志不仅放手让干部层层负责去工作,而且支持干部努力工作,他常讲,“你们大胆工作,不要怕出问题,出了错误,总结经验,责任我来承担。”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做的。他对知识分子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他坚持实行了“总工程师责任制”,使工程技术人员有职有权有责。因此,直到现在,许多在孔祥桢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负责干部。仍然深深地怀念自己的老上级。孔祥桢同志不仅在党内团结了大批的干部,而且模范地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孔祥桢同志以高度革命责任感,注意培养选拔干部。他经常带领干部下去蹲点、抓典型,调查研究,使干部在实践中成长。孔祥桢同志坚决反对那种任人唯亲,对干部亲一批,疏一批的不良作风。即使有的干部犯了严重错误,他仍然满腔热情地对待,使他们振作精神,为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奋斗。孔祥桢同志一生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追求名利地位。他一再向干部讲,轻工业是生产消费品的部门,必须廉洁奉公,如果我们管什么就白吃什么、白拿什么、白用什么,那我们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干部。
“文化大革命”期间,孔祥桢同志受害10年,致使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下肢瘫痪。但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他不畏强暴,不受威胁利诱,坚持真理,头可杀,谎话不能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大无畏的气概。他为“六十一人”的冤案平反做了不懈的努力。“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写材料向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提出申诉;“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又向中央常委写了报告,要求予以平反。他说,“六十一人的案件,我是亲身经历者,我活着就要为他们讲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孔祥桢同志坚决拥护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领导充满信心,对国家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由衷地高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孔祥桢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他虽然身残多病,但仍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和认真负责的精神,积极工作,为端正党风、维护党纪、平反冤假错案做出了贡献。中央决定一批老同志退出领导岗位,他积极响应,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为废除干部终身制带了好头,做出了榜样。
孔祥桢同志一生栉风沐雨,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对革命的贡献,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轻工业的建树,永远为我们所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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