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经济)
专栏：
大西北在召唤
——记大西北蓬勃兴起的求才热
本报西北记者组
80年代的改革浪潮，猛烈地拍打着大西北的门户。中国西部土地突然惊醒了，丰富的资源在广袤的土地上闪光。
“大西北不应该是贫困的！”看着内地和沿海的经济腾飞，大西北的各级领导有了紧迫感。他们寻根探源，开始意识到真正的贫困在于“人才”的贫乏。
“人才”，这挂在嘴上几十年的名词，并不生疏。但是，只有在商品经济冲击大西北社会生活的今天，大家才突然感觉到了它的新意。
“富裕”和“贫困”——双重的挑战
“富裕”和“贫困”，这一对互相矛盾的词汇，同时向大西北挑战，折磨着大西北人，使他们日夜不安。
陕西人夸陕西，说：北有黑煤，南有黄金，关中是棵“白菜心”。
宁夏人说：塞上江南，五颜六色，盛产红（枸杞）、黄（甘草）、蓝（贺兰石）、白（滩羊皮）、黑（发菜）。
甘肃人不服气，说：莫高窟、白兰瓜，河西走廊、刘家峡。66种矿产中，25种储藏量居全国前5名；镍、铂储量为全国之冠。
青海人也有话说：草原碧绿湖水蓝，柴达木里尽是盐。这里的盐，可供全国10亿人吃1万年；铺条路，从地球可以通到月球。
新疆人可以毫不夸口地说：南昆仑，北祁连，脚踩一片大油田；哈密瓜、葡萄干，走遍全国的羊肉串……
没错！打开中国的地图，哪里的资源能与大西北相比！
可是，在大西北，只要你出去走一走，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却是“穷”。
青海每年吃掉国家补贴7个亿；甘肃吃掉5个亿；宁夏吃掉8个亿，还喊钱紧。陕西财政虽有好转，也为“钱”愁。1985年西北五省区工业总产值还不到上海市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全国固定资产原值平均每百元利润为12.4元，上海为40.9元，而西北五省区最高才8元！
一边是沉睡的“富裕”，一边是醒着的“贫困”！醒着的贫困折磨着大西北人，可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推醒那沉睡的“富裕”：人才匮乏啊！
50年代初以来，大批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开赴大西北，使西北五省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总数达110万。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数字。然而，细一算，并不乐观。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大都集中在城市、平原和大型骨干企业或科研单位。在广袤的草原，在浩瀚的荒漠，在边远的山区，技术人员却少得可怜。全宁夏共有高级工程师8名、高级农艺师9名，还不及内地一个大中型企业多；甘肃平均31万亩草原才有一名畜牧技术人员，而青海则平均155万亩草原才有一名！据预测，从现在到2000年，新疆共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超过50万人！
更叫人焦心的是：缺人人偏走。80年代初，沿海和内地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他们率先采取了一些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多年来卡得很死的人才管理体制，一旦松动放开，人才流动大有“决堤”之势。湖北襄樊，山东烟台、青岛以及江浙、南粤一带的企业和单位，纷纷以住房，高薪等手段，招揽、网罗西北的专业技术人员。为了吸引陕西人才，襄樊市专门盖了个专家楼，安置陕西来的科技人员，陕西人痛悔地说：“一江春水向东流，襄樊有个陕西楼”。沿海和内地有的地方更大胆，他们以不要户口、不要工资关系，不要组织行政关系招徕人才。陕西白河县中学，一次有20多名教师不辞而别，致使学校工作顿时瘫痪。据统计，1979年至1983年5年间，甘肃每年流失专业技术干部1000余名，而新疆则流失9964名！青海海西州50年代和60年代从内地来的大学生300多人，到1986年仅剩下11人！
“孔雀东南飞”。这才是大西北真正的危机，也是大西北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
以战略目光看“人才”
一说到“人才匮乏”，甘肃省的一些老干部就感到愧疚。60年代初，中央曾打算把石油学院等几个大学放到甘肃办。在征求省上意见时，一些负责同志连连摇头，说：现在肚子还填不饱哩，再办个大学，甘肃粮食就更紧张了，算了！算了！如今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
反思使人清醒。领导机关开始意识到：人才与智力的开发，是发展大西北的战略关键。各省的人才管理、人才交流机构，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他们组织专门力量，调查人才的现状和问题：
甘肃陇西有的农村，为了应付上边检查，宁愿每天花两块钱，雇人替孩子进校坐板凳、装样子，也不愿让孩子真正上学读书；天水市的乡镇企业，几年来，垮掉的全部是文盲、半文盲当厂长的厂子。
宁夏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每增加一年，可使农户人均收入提高10元，而全区农牧业人口的55％是文盲、半文盲，个别偏远县乡，文盲竟高达80％以上。
在青海，有的牧民宁愿让孩子当和尚，不愿让孩子上学堂。送孩子上学要靠抓“阄”。国家把救济款送入牧民手中，而牧民又转手把钱投入寺院。
在陕西，从榆林到神木，沿途100多公里的50多个山头上，遍布起新修的崭新庙宇。佳县白云山庙会，人最多时日达10万，焚烧的香、纸得用卡车拉，价值10万多元……
贫穷和愚昧是一对双胞胎。宁夏、陕西等省响亮地提出一个口号：“治穷治愚”。西北各省的决策者们开始冲破封闭保守的人才观。
形势逼着他们进口内，出潼关。各省区的领导纷纷坐火车，乘飞机到南方和沿海拜师“取经”，开化脑筋。他们发现，凡是经济发展的地区，都是重视教育和人才的文明之乡。拿江苏无锡县前州乡来说，先后花700万元办教育，并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430人，促使了全乡经济展翅腾飞。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4亿元，比青海省当年财政收入的3.2亿元还多8000多万！东部经济的发展擦亮了西北人的眼睛，使他们看到了人才的真正价值！
从开放搞活中找对策
“失才者穷，得才者富”。西北五省区的许多领导人从反思中明白了人才在治贫致富中的作用，开始采取一些重大对策。
对策之一：正确处理“蓄水”与“放水”的关系。用“蓄水”比喻收揽、保留人才，用“放水”比喻人才流动，这是个生动确切的比喻。可是如何处理这“蓄”与“放”，却大有学问。
甘肃省人事局副局长程有清说：“人本来是活的，但旧的人事管理制度，却管人如同管物，把人管死了。”
宁夏人才与智力开发专题调查组的同志认为，过去总讲人才要“扎根宁夏”，其实是“从一而终”，固守一职、一地、一岗位，是静止封闭的观念，结果“根子”总是扎不实。
那么，如何对待人才的去留？对“孔雀东南飞”是限制、不准，还是开个口子？
人才似水。于是在西北五省区领导层引起了“蓄”与“放”之争。主张“蓄”的人说，西北雨水少，还要把这点雨水放走，会造成连锁反应；主张“放”的人说，只要要求合理，就应该放行，“放”是为了“蓄”，敢放水，才能蓄住水；如果一来西北就定了终身，反而会使想来者望而却步。
“放”是为了“蓄”，是一个高明的思想。流水不腐。开闸放水，让人才流动，虽有人才流出去，自有人才流进来。
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说：有些地区和单位长期把人才窝在那里，不好。与其“屯才成朽”，何如“出材为栋”？打开门户，让愿意走的人痛痛快快地走。这些同志即使调离陕西，吃了多年陕西的粮，也不会忘记陕西的情，多一条横向联系的线，总强过多一条纵向裂开的缝。
门户打开了，原先担心“入不敷出”的人放心了。1984年，甘肃出进人数基本“收支平衡”，略有节余。1985年，调入人数竟比调出的人数多出1000名，那些害怕到西北后“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人，不怕了。来去“自由”，能发挥才能就干，不能发挥才能就走，开始在西北一些地区出现。甘肃省省长贾志杰高兴地对记者说：“前两年是‘孔雀东南飞’，这两年是‘五里一徘徊’，有些‘孔雀’掉头又飞回来了！”
对策之二：为人才创造一种施展抱负、成功事业的环境和条件。开始，西北各省区为了争得人才，纷纷制订了一些向上浮动工资、解决家属“农转非”、增加住房和福利等措施。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凡是真正的人才，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不斤斤计较物质待遇，而是想立志成就一番事业，在与艰苦的搏斗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单单营造一个“安乐窝”，并不足以留住和引来人才，更重要的是要给人才创造工作条件和施展抱负的机会。近几年，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勒紧裤腰带，挤出资金为知识分子和教师改善工作条件。仅甘肃每年就拨出50万元专款，建立省知识分子工作基金，每年还拨出300万元用以购置试验仪器和引进技术设备。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由于近年来不断改善工作环境，调动了知识分子积极性，9年中共取得科研成果922项，大批知识分子越干越起劲，成了棒打不走、矢志不移的“老西北”。
对策之三：引水上“山”，借水浇“田”，挖掘人才潜力，开展智力交流。这种办法不要求你调进来，也不必安家落户；可以短期借调，也可以单项任务聘借；既不改变人才隶属关系，又能把智力贡献给大西北。在青海，不少濒临倒闭的中小企业，从上海、浙江、北京等地聘借技术人员，定期到高原城镇兼职，很快使这些难以为继的企业起死回生。陕西宝鸡县，近年来先后与全国33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攀亲结友，使这个县乡镇企业收入年均递增48％，有15个乡镇企业收入超千万元。
这种办法牵扯面小，来去自由，时间不限，机动灵活，大大吸引了智力的向西流动。近两年来，西北五省区之间也普遍采取借调兼职，技术承包，对口支援，技术咨询等形式进行智力引进和交流。在新疆，有上万名专业技术人员走出厂校院所大门，活跃在天山南北，开发各种科技项目上千个。西安人才集聚，从1984年到1986年先后从各科研单位和大型军工企业，借聘、借调万余名技术人员到乡镇企业兼职，使全市乡镇企业产值由1984年的8.6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16.7亿元；1986年又增加到23.28亿元！西安市市长袁正中说，智力一旦出城下乡，好象甘露遍洒在久旱龟裂的土地上，促使农村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的繁荣。
人才，成为各级决策者、企业家、商品生产经营者关注的中心，成为西北各行各业一个热门话题。西北各省区领导人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达求才的渴望，鼓励各地贤才到西北来大显身手。有些党政领导还率领“招贤引才团”到北京、上海等地一些大学，向青年学生展示本省的宏伟远景，呼吁他们毕业后报名到西北来。西北的各大学，近年来毕业生供不应求，社会各界纷纷盯着可由学校自行分配的20％的名额。这几年，西安交通大学每年毕业1500多名学生，自行分配300名，而每年来要人的单位竟有1600多个。于是，招募人才的竞争活动在各大学校园里展开：有的单位带着录像带来宣传自己的优势和事业的前景以吸引人才；有的单位通过同乡、熟人请求校方给以照顾；有的甚至答应给学校盖教学楼或解决学校用煤用气困难来换取人才。有些省市还开辟了人才智力市场和劳务市场，交易之活跃，受到关注之热烈，前所未有。西安市人才智力市场开业的头3天，市场内外人如潮，车如流，到市场登记要求交流、引进的专业技术人员就达4000多人，登记参加“星期日工程师”活动的就有179人，要求应聘的“五大”毕业生和职业高中毕业生达到4100多人。
求才的热浪，拍打着大西北古老的土地；富饶而贫困的大西北从沉睡中已经惊醒，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人才——大西北的希望
大西北需要人才，人才也需要大西北；人才给大西北带来希望，大西北也为人才带来成功的希望。
不错，西北是艰苦的，虽说“西出阳关故人多”，终究不如内地繁华。但是，开拓者自有创业的自豪和成功的喜悦。自50年代初以来，一批批有识之士，怀着开发大西北的热切愿望，在戈壁沙漠，在雪山荒原，在沼泽草地安营扎寨，他们在艰苦中成就了伟大的事业。艰难，其实是一种机会。它曾成全过多少有志向的人；大西北，这富饶的荒漠，同样造就了今天一批有作为的人才。
我国盐湖化学的创始人之一张彭熹，就是在大西北的盐湖荒原上，以30多年的青春为代价，打开了盐湖的奥秘。他大学毕业后，本来分在中科院北京地质研究所工作，但他却毅然奔赴了“柴达木”。30年过去了，他在“没有绿色的地方”，献出了青春岁月，却在艰难中成就了一番事业，填补了一项项科学空白。他编写的《野外地质素描》一书受到地质工作者的欢迎；他的专著《柴达木盆地盐湖》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国内盐湖盆地的形成、发展、成盐、演化及成矿规律的著作。1984年，他荣获科学院首届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去年又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这位中国“盐湖之父”回顾自己的一生深有感触地说：“不是我发现了盐湖，而是盐湖发现了我。”
萋萋的野草是大西北荒凉的象征。但它却给有志之士提供了发明创造的机会。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振声，在西北创业30多年，他从黄土高原上蓬蓬勃勃的野草中发现了生命力的强大和旺盛。他决心把野草的生长优势，引进到小麦身上，让小麦抗旱、抗病、抗倒伏，在大西北的严酷自然环境里获得丰产。经过20多年的研究，他和课题组的同志们一起，终于培育出了远缘杂交小麦“小偃六号”的新品种。到1985年，已推广播种面积2460万亩，为国家增产粮食12亿多斤，增加产值2.2亿元。
一大批象张彭熹、李振声这样的科学家，在艰难崎岖的道路上攀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大西北艰苦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资源，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施展，使他们人生的价值得到升华。
近年来，西北五省区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60多名专家，90％以上是50年代和60年代从内地沿海来西北工作的知识分子。去年和今年公布的两个全国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的第一名，不仅出在西北的陕西省，而且出自50年代来西北工作的专家教授之手。不是说在内地不能成就事业，但那里毕竟是人才过分聚集，竞争激烈；而人才奇缺的大西北，却充满着机会。这片广阔的土地，正渴望着生长出更多的栋梁之材。
大西北在呼唤人才。新的一代有志者，听到了这种神圣的召唤。他们踏着父辈的脚印，向大西北走来了。据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年有4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赴青海工作。1985年，自愿到新疆去工作的大学生已达2500人。在甘肃，今年夏天受到表彰的96名大学生，一半以上都是近年来从内地到甘肃工作的！率先报名到青海格尔木工作的北京大学团委书记、1985年应届毕业生刘晓峰，由于工作出色，现已擢升为该市市长。
一股潜在的人才热流，正缓缓的沿着陇海、兰新铁路线，沿着丝绸之路的千年古道，撞击着大西北！
在这里，新一代有志者的事业，必将超过他们的父辈！
（参加本文采写的记者有孟西安、张述圣、曾坤、黄翊明、景险峰）
第4版(经济)
专栏：
尊重职工民主权利 吸收职工参加管理
抚顺石油一厂民主管理搞得好
职工代表值班 厂长工人对话 民主评议干部
本报讯 “我真想喊石油一厂工人万岁。”谈起抚顺石油一厂这几年的变化，厂长王庆三这样深情地对记者说。确实，这个1928年建厂、中国最老的炼油企业，近几年边改造，边生产，青春焕发，去年创利税3.6亿多元，没有全厂16000多名职工的齐心协力，47岁的王庆三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啊！
抚顺石油一厂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来自经济压力——这几年石油一厂搞了承包，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命运拴到了一块儿，工厂搞不好，工人也没好果子吃；也来自民主权利——民主管理企业，工厂的大事不瞒着工人，工人能说上话，说话还能起作用。工人越觉得自己这工厂主人当得有点味道，就越象主人一样关心工厂。今年上半年全厂职工就提760条合理化建议。
吸收职工参加民主管理企业。抚顺石油一厂除了开好职工代表大会外，从1985年实行厂长负责制以来陆续开辟了这样几条渠道：一是建立职工代表值班制度。在职代会闭会期间，职工代表轮流值班，每期两人，每期两个月，接待职工来访和处理信访，督促检查职代会提案的落实，参与民主管理。二是设立厂长信箱，专人负责，每天开启一次，由厂长处理来信。三是工人与厂长直接对话。不定期地请工人代表就厂里的生产、生活等问题质询厂长，厂长给以回答。四是开展民主管理活动日，每月第一周的星期四，就厂长当月要决策的事项，以班组为单位，让职工充分发表意见，由工会整理反馈给厂长。五是民主评议干部。职工代表每年对厂级干部评议两次、科级干部评议一次。
这些措施不是摆设，而是实打实。住房分配在石油一厂是万人注目的大事，过去却搞得很神秘，甚至要跑到离抚顺45公里的沈阳市去搞分配方案。现在住房分配公开，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确定分配方案，各车间公开分配，分配结果张榜公布。
抚顺石油一厂党委和工会很重视职工民主管理，厂长王庆三更是把听取职工意见当作决策的前提。王庆三曾长期在生产第一线工作，1985年1月当上了厂长，就任第一天就到工会商量把民主管理搞起来。职工代表第一次提出质询厂长时，工会还有些顾虑，怕意见尖锐厂长下不来台。王庆三却很高兴与工人对话，说提得厂长满头大汗才好。从此，工人与厂长对话形成了制度。
（皮树义 屈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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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给巴林草原带来生机
八年交售商品畜相当过去二十八年总和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金淑生、王增海报道：改革8年使内蒙古巴林草原的畜牧业发生巨大变革：原始落后的生产程序，已为现代化的经营方式所代替；牧民们打破了牲畜自养自食的单一化牧畜的旧格局，摸索出在多种经营、多次增值、由初级到高级发展商品生产的新路子，古老的巴林草原呈现出勃勃生机。
巴林草原是内蒙古的重要畜牧业基地，有1200多万亩草场。千百年来，落后的游牧生活和自然啃食的掠夺式经营，致使草原大面积退化、沙化，到70年代末，牧草平均亩产量仅30公斤左右，整个巴林草原养畜不过60万头
（只）。畜产品商品率仅为7％，牧民人均收入只有60来元。1980年以后，巴林右旗在全国牧区率先改革，推行“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牧民们在自己承包的草场上，投资围建草库伦，定居轮牧，并采取淤灌、改良、封育、补种牧草等措施，建设林草料结合、水机电配套的家庭牧场。
据近5年统计，牧民用于草场建设的资金就达3000多万元。1986年，全旗牲畜已达90多万头（只），牧草平均亩产量提高4倍，每百亩草场可产肉36.6公斤，产毛10.3公斤，产奶76公斤，大大高于全国草原的平均水平。
巴林草原的牧民坚决改革养“老头牛”、“长寿羊”的旧习俗，尽力加快畜群周转，开始实行羔羊育肥当年出售，努力提高商品率。8年前这里畜牧业产值仅700万元，如今则提高到2438万元，畜产品商品率也提高到21％。近8年他们向国家交售商品畜100多万头（只），相当于过去28年交售商品畜的总和，牧民人均收入由60元猛增到450元。巴林牧民在经营好畜牧业的同时，还在草原上养鸡、养鸭、养鱼，经济收入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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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8年新建农村住宅逾亿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王艾生报道：从1979年至1986年，山西农村新建住宅10885万平方米，加上原有住房，农村人均住宅达18平方米。已告别“一孔窑洞半铺炕，老少三代住一屋”的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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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锡形成全国最大区域性资金市场
江苏省最先建立的一家金融市场——无锡资金市场，一年来融通资金101.79亿元，约占全国同期融通资金总额的1／6，成了全国最大的区域性资金市场。目前参加这个资金市场交易活动的有全国182家金融机构。他们还试办了简易押汇业务，开办了可转让的大面额存款和省、市间票据转贴现等业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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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常州制成平把硬拉杆闸小轮自行车
本报讯 江苏省常州市自行车二分厂最近研制成功金狮牌20英寸自行车新产品，这种小轮车可以配置平车把和硬拉杆传动平闸，突破了国内20英寸车一律采用高翘把和线闸的传统模式，提高了骑行稳定性和制动可靠性，在造型上显得多姿多采，稳重大方。按轻工部质量考核办法检测，各种数据均达到国家标准。目前已投入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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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今年水产品可达5.5亿公斤
湖北省城乡水产品市场活跃。今年1至8月，全省水产品成交量达1.12亿公斤，比去年同期增长33.2％。今年预计全省水产品总产量可达5.5亿公斤。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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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节电灯研制成功
本报讯 苏州三电有限公司研制的SANEX节电灯，最近在上海通过专家鉴定。这种采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的节电灯，一支11瓦灯管的亮度胜过一支75瓦普通白炽灯的亮度，节电效率达80％，其灯管寿命比普通白炽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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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银集团促进内地香港贸易
本报讯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港澳中银集团在配合国内“四化”建设，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及设备，提供咨询服务，促进香港和内地经济贸易的发展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在资金融通中，中银集团以支持生产型出口创汇和技术先进的进口替代型项目为主。据初步统计，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七年六月，该集团对内地投资项目和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累计共一千九百多笔，融资额度为一百九十七点九亿港元。其中为给客商在内地投资贷款和直接给内地企业的融资而组织的银团贷款共三十三笔，提供资金四十四亿港元，占银团贷款总金额二百一十四亿港元的百分之二十点四。此外，与内地省、市、区政府单位及金融机构签订“一揽子”担保贷款，从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底共二十笔，金额共三十六点二亿港元。他们先后在特区设分行，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设代办处或联络点，与香港工商界、海外华侨、国际财团进行接触，促成一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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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改革第九年
“两博”的“飞毛腿”
鲁道生 吉太耘
安徽省当涂县的博望镇和新博乡，简称“两博”，位于苏皖交界，近靠南京。早在明万历年间，这里农民就以打铁为业，三搭四伙，走南闯北，代代相传。这使两博人经商意识强，远行胆量大。如今，两博地区成了颇有名气的“刃具之乡”，产品不再是单一的民用剪刀、菜刀，而是为大工业、为军工服务的各种机械刀具和机械模具，适用于飞机、汽车、船舶、机电制造等十几个行业，销往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刃具生产发展这样快，主要是靠一支拥有7000人之多的农民购销员队伍。两个乡镇给购销员作出不少开放、搞活的新规定：购销员可以不属一厂所有，他们可以同时为数厂推销产品；在外面签订的合同回来可以自由选择厂家生产；购销员报酬实行多销多得、多购多得，上不封顶……这些相当灵活的办法，使两博的农民购销员队伍迅速壮大，几年间便由几百人增加到7000多人。新博乡埂东村农民陶昌顺，当了26年购销员，人称“推天转”。天尚能推得转，可见推销本领之大。可这位“推天转”过去提心吊胆，许多人拜他为师，不敢收受。近八九年他胆子大了，收下100多个徒弟。徒弟又带徒弟，算起来，他的“推销弟子图”上应有数百个名字了。
7000购销员占两博总人口的1／10，占男劳力的1／3，比刃具生产工人多一半。正是这7000“飞毛腿”，跑遍全国四面八方，凭借一纸合同一张嘴，把“刃具之乡”的几百家企业，同全国数万个厂家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远程贸易为特点的全国性刃具专业市场。在这个特殊的市场，产销双方不用直接见面，生意可以做成一笔又一笔。去年，经购销员之手，两博地区销售刃具、模具上百万件，收入6700多万元，购进钢材、煤炭一万余吨。
当涂县第二刃具制造公司经理程恒行，9月初从北京开会回到新博乡。他扳着指头乐滋滋地告诉我们：“近年把，我们新博乡有60多名老购销员回乡办厂，他们已掏出120多万元，新办了8个厂。今年这8个厂总产值可搞到1400万元。这些人富了，就想干点事业，带大伙一起富。他们不是守财奴，是有远见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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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井贡酒产于安徽亳州。现在古井酒厂已成为年产万吨、利税2000余万元的大酒厂。古井贡酒多次被评为中国名酒，并被列为出口重点酒。
图为古井酒厂机械化包装车间一角。
胡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