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管好用好国家援建资金
陕北老区基础建设卓有成绩
本报讯 记者景险峰报道：陕北建设委员会9年来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围绕加强陕北老区的基础建设，从解决370多万农民的温饱入手，管好用活国家9年来支援陕北建设发展基金4.5亿元专款，注重实际经济效益，逐步扩大有偿使用比例，不断增强“造血机能”，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新成立的陕北建设委员会对国家支援的建设发展资金，主要用于改变农业基本条件，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围绕这个重点，集中抓了田、水、林、草、路、电等六个方面的基础建设项目。截至1986年底，延安、榆林两地区利用陕北援建款，新修和改造基本农田122.76万亩，累计达500余万亩，做到农业人口人均1.3亩。1984年陕北地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3.75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1986年与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45％。而今，农民的居住条件和衣着有了明显提高，人均新增住房面积4.4平方米。农民人均口粮连续6年稳定在250公斤左右，人均收入则比1978年增长了3.2倍。到去年年底，陕北两地区所有乡镇和50％以上的行政村都通了汽车，并实现了县县通电。去年，陕北两地区乡镇企业总收入达3.26亿元，比上年增长48.9％，比1980年增长3.8倍。
与开发“硬件”同步，陕北援建资金在智力投资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方面，也发挥了显著作用。
为了提高投资效益和增加积累一定的周转资金，陕北建设委员会规定：今后安排使用陕北援建资金择优扶助，按项目分给投资和材料，并逐步扩大有偿使用的比例。凡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一律实行有偿扶助。
第1版(要闻)
专栏：
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三大代表小组发言选编（一）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湖南代表毛致用：十三大报告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精神有三点很重要。一是要坚定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充分看到9年来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成就，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前进。紫阳同志报告中列举的我国9年来三个翻一番、四个历史性变化、六个方面的重大成就，都是举世瞩目、令人信服、实事求是的。全国是这样，我们湖南也是这样，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稳定发展，说明我们确实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尽管现在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但应当坚信，只要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二是要把握一个论断，就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根本上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通过学习，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最基本的国情，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弄清楚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弄清楚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统一，不断克服僵化和自由化的错误倾向，是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三是要明确一个主题，就是一定要深刻理解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增强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的紧迫感。
中直机关代表朱穆之：党的“七大”形成了民主革命阶段一套纲领性文件，指引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报告》是指引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好的纲领性文件，它对于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描绘了一个蓝图。文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引起了世界瞩目。《报告》讲得最好的一个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我们过去所以长期犯错误，主要是没有摸清自己的客观事实，包括对自己的本事、能力、本钱的认识不够实际，搞了许多“左”的东西。这次把初级阶段弄清楚了，可以使我们不至于犯错误。《报告》把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即一种以为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行，主张全盘西化；另一种以为可以超越初级阶段，一步进入共产主义，两种错误观点提出来，在实践上有极大好处。初级阶段主要是克服“左”的倾向，因为我们长期犯的是想超越这个阶段的“左”的毛病。当然右的问题也要注意。《报告》另一个讲的好的地方是把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归纳了十二条。这十二条是在碰了不少钉子的情况下得出的。多年来，我们一直讲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但理论上说不清楚，行动上心里没底，缺少系统的东西。《报告》把这些年的努力概括起来，讲了一个轮廓，非常好。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很好地宣传，很好地学习，每个问题将来都能写一本书。《报告》反映了我们党目前的最高认识水平，是个好文件，带有里程碑的意义。
四川代表廖伯康：赵紫阳同志的报告从中国实际出发，贯穿着改革精神，充满了新思想、新观点。这次大会将以其理论贡献载入史册。我初步体会，新的理论观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1）第一次阐明了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掌握十三大文件精神的钥匙。（2）科学地规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继续、发展和进一步概括。（3）明确指出我国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决不能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对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作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科学解释，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改革措施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5）正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第一次提出新经济体制的运转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使我们对改革中的这个难题有了更加明确和清晰的认识。（6）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原则、途径和措施，以及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为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指明了道路。（7）向全党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党在新时期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党的建设如何进行改革，怎样才能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两方面的考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8）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实践中发挥和发展的十二条科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报告具有鲜明的特点
中直机关代表宋德福：中央在起草工作报告的过程中，确实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体现了我们党的民主作风。报告的一些提法越来越准确、严谨；内容越来越深刻、丰富；文字越越来精炼、概括。报告突出地有4个特点：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旗帜；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为立论；以深化改革、加快改革为主线；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报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经济建设与党的建设相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和新贡献。报告是指导今后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北京代表李其炎：赵紫阳同志的报告有4个突出特点，一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报告对9年来成绩的估价很恰当，对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恰如其分。战略目标、战略阶段和远景规划的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特别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准确、科学，为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突出了改革的精神。报告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党政分开的问题拖了多年，这次提出了解决的原则和措施。对干部制度上存在的种种弊病，也提出了改革的基本原则。这样，深化改革就有了遵循。三是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述，是我们党对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相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四是充分肯定了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党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确实是小平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具体指导的结果，报告对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符合实际，符合党心民心。
我们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江苏代表陆定一：我1925年参加革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刚参加革命时，确信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但什么时候革命胜利，如何进行斗争，都不大清楚。当时，就我个人来说，不知道革命要以农民为主力军，斗争的主要形式是长期的武装斗争。遵义会议后，我们党从不成熟开始走向成熟。抗日战争有了一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准确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和三个阶段。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能够预见到战争胜利要5年时间。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已经到了很成熟的时候了。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任务应该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开始也不大清楚，觉得“阶级斗争为纲”似乎也是对的。还提出了一些幼稚的口号，什么“十五年超英赶美”，“文革”的时候，从牢里竟看到“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紫阳同志代表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富裕的水平，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就讲得令人信服。的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党已经成熟到能够正确预见未来的程度了。我们有的同志担心，一百年时间是不是太长了。我看还是想得长一点好。这并不妨碍同志们将来把它提前实现。三中全会以来的9年，改革是成功的。尽管改革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但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后我们的改革还会遇到困难和问题。困难和问题，与其想得少，不如想得多一点好。但有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一定会取得最后成功。我们党领导革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领导建设也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现在我们应该高兴，看到党的成熟。
肯定邓小平同志的重大贡献符合党心民心
解放军代表迟浩田：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贡献，有目共睹，举世公认，在十三大报告中给予充分肯定，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这段话的文字虽然不长，但是内容丰富，含义深刻，意义很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推进改革开放，提出“一国两制”，到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党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表现了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和远见卓识。我们的国家如果没有小平同志掌舵定向，没有他在关键时刻所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辽宁代表李涛：《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60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次胜利的旗手是毛泽东同志，虽然他晚年犯了错误，但这个功绩不能否认，毛泽东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已经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使我们又走上了第二次飞跃。实现第二次飞跃的代表是邓小平同志，这是全党公认的。报告肯定了邓小平同志在9年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愿。
河北代表邢崇智、岳歧峰：《报告》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时列举了12个科学理论观点，集中回答了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12个理论观点的形成和成功实践，是邓小平同志的巨大功绩。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理论上的“第一次飞跃”，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理论上的“第二次飞跃”，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这里的中心问题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工作好坏的标准。我们要用三中全会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教育和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
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陕西代表董继昌：《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这对指导我国今后的建设和改革，避免“左”的、右的干扰，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说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的话，那么《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
广东代表谷牧：《报告》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过30年的实践，我们在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发展，是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这是我们十三大的重要意义所在，我们不要低估了，将来若干年后，对它的意义将看得更加清楚。但我们思想上要有新准备，不要以为有了这个文件，对初级阶段的认识问题就解决了，在实际工作中就没有斗争了。因为在实践中还会出现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一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在思想认识上出现反复，又产生不同看法。认识上的问题，要经过实践才能解决。我们要勇于探索，勇于开拓，勇于创新，改变陈旧观念，不断深化认识，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前进。
广西代表陈辉光：《报告》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精辟的论述，是我党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初级阶段理论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产生出来的。初级阶段的理论要求我们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都失败了，只有我们党坚持马列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取得了胜利。二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仍处在初级阶段，因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非常落后，如果不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去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不出来，社会主义就没有吸引力。因此，这个初级阶段理论非常重要，是全党、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大理论武器。我们要用这个理论统一全党的思想，克服僵化和自由化的思想，增强执行改革、开放这个总方针的自觉性。
贵州代表龙志毅（彝族）：听了赵紫阳同志的报告，我体会最深的有两点：
一是明确提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正确论断。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联系我们贵州的实际，这个理论意义重大，因为我省是多民族的边远山区，底子更薄，经济文化很落后。过去，由于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缺乏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中，心里往往不踏实。想发展商品经济，总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思想上老是有担心。现在有了这个理论作指导，我们结合自己的实际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更加理直气壮了。
二是突出地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是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又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过去，我们看一个单位的工作，考察一个干部，衡量一个制度，往往是非不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那些生产好的单位和干部，被“四人帮”戴上搞“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加以批判和斗争，严重挫伤了干部和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致使经济发展缓慢，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确立这个科学的理论，没有这个明确的标准。现在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标准，工作就会更加顺心了，不断有起色了。
认真宣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宁夏代表李恽和、李俊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要很好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尤其是要搞好基本路线的教育，使之真正深入人心。现在一些干部群众中有这样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我们已经搞了38年社会主义，为什么还是初级阶段？另一种认为中国生产力水平如此低，赶不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叫社会主义吗？因此，需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教育，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武装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过去，毛泽东同志曾对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革命对象、动力、目标、路线等作了明确的阐述。建议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关理论再进行深入研究探索，作出更加系统完整的阐述。
解放军代表李耀文：《报告》明确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而确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正确路线。从50年代后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过不少挫折，根本原因是党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急于求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因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
要正确贯彻党的路线，必须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报告对“左”、右倾思想根源作了精辟的分析，提供了反“左”、反右的思想武器。报告所以强调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主要是“左”的积习很深。
要正确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两个革命、两次飞跃，任务不同，方法也不尽相同。第一次是推翻“三座大山”，这一次是搞自我完善，改革那些与客观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东西。因此，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要肯定应该否定的东西，也不要否定应该肯定的东西。报告对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好。例如，报告在谈到民主问题时，还强调发扬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强调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如，党政分开、干部人事制度，都是既有肯定，又指出弊端，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一讲过去的弊端就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一讲改革的好处，就把它说得尽善尽美。
要正确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报告提出党的建设问题从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从严治党，抓好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经得起开放的考验。过去，党中央有预见地指出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今天，党中央强调要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我们还要注意防止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引进党内生活中来；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更要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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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议论风生
——党的十三大侧记
本报记者 高新庆
26日下午，广东省两位老书记习仲勋、任仲夷和现任书记林若同志并排而坐，以普通党代表的身份与其他代表一起，认真审议紫阳同志的工作报告。他们畅所欲言，议论风生，谈了不少很有内容、很有见地的意见，给人启发。
林若：“人们可以吃‘定心丸’了”
讨论中，大家议论到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与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相结合，广东经济如虎添翼：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基本赶上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时的速度。1986年与1978年比，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外贸出口总值都增长2倍以上；8年来新增固定资产、修建等级公路、新增通信能力，均超过前29年总和。说起这一点，林若同志突然话锋一转，讲到一个“放心”、“不放心”问题。
林若说：“尽管广东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但人们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比如说，农业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但是很多农民仍然担心政策会变，希望中央每年为农村发一个‘一号文件’，作为‘定心丸’。”
会场上情绪活跃，大家交头接耳。有人插话：“前几年发了，今年没有发。”林若：“对，今年没有发，所以总感到不踏实。”又说：“对外经济活动、经济体制改革等也碰到类似问题。广东有几千家‘三资’企业，上万家‘三来一补’企业，稍有风吹草动，牵连国外人士不安。这说明人们思想上还存在一些疑虑，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还不放心。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林若微笑着说：“紫阳同志的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出初级阶段有上百年时间，这就是说初级阶段实行的一些政策、措施可以长期不变。人们可以吃‘定心丸’了！”
习仲勋：“要欢迎批评，不要怕批评”
习仲勋同志谈到建设一个好的党风时说：“我认为，要欢迎批评，不要怕批评。”“批评不一定是坏事嘛，任何一级，从中央，到省、地、市、县、乡镇领导，特别是刚上来的年轻同志，要听得见人家的批评。因为一个政党、一个团体或个人，总得做工作，要做工作都难免犯错误。”又说：“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哪能没有一点失误，没有一点错误？除非不干工作。”有人插话：“不做工作是最大的错误！”
习仲勋点了点头，加重语气说：“不怕犯错误，争取不犯大的错误，犯了就改，‘文革’这么大错误也改了嘛！”
杨应彬（省政协副主席）说：“我们不仅要总结改革、开放9年的经验，还应该总结建国30多年的经验教训，用以教育党，教育人民，教育后代。现在一些人光讲党犯错误，不了解党依靠自身的力量纠正错误。”有人插话：“纠正错误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
任仲夷：“希望报告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
广东代表团小组讨论对价值规律问题议论颇多。任仲夷就这个问题率先发言。
任仲夷说：“我希望报告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开初报告稿未提，现在报告加上了一句话：‘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加上这句话很重要。”
任仲夷强调：“过去，由于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无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曾经吃过很多苦头，教训十分深刻。”有人插话：“我们过去走下坡路与此有关！”
任仲夷接着说：“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都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是我们党对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这次报告，总结9年来的实践经验，更应当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样不仅达到前后衔接，而且使全党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更加自觉地掌握和运用价值规律。”“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按价值规律办事，那就根本不可能。”
林若接过话头说：“完全赞同你这个意见！”
林若又说：“过去人们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形成了僵化思想和僵化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广东这个‘岭南佳果’之乡，在旧体制下，实行统死政策，排斥价值规律，使水果生产萎缩。改革、开放冲破禁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生产，开放水果市场，今年全省水果面积达800万亩，总产量居全国首位。”有人插话：“广东香蕉最近只卖二毛五一斤哩！”
林若兴奋地说：“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放手发展商品经济，广东经济的发展速度可以保持两位数水平，本世纪末，我们就有可能达到亚洲‘四小龙’80年代初的水平。”
习仲勋插话：“应该比他们快一些”。
三位新老书记的发言，既给人启发，也给人激励。最后，习仲勋希望广东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中，走在全国的前列。代表们用热烈的掌声作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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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江苏一农民满怀激情向十三大报告
改革使我还清了两代人的帐
编辑同志：
我叫陈瑞新，住江苏沛县张李庄村。1962年我刚满10岁，父亲就去世了。5年后，母亲也因病离开了人世。15岁的我全靠众乡亲抚养成人。
母亲去世时给我遗留下一笔帐。我成年后结婚时又借了一笔钱。前些年，我虽然没日没夜地干，但由于生产队是“干活大呼隆，出人就记工”，一天的工分值不了几毛钱，加之我们这里是“沙土窝”，粮食亩产最高才400多斤，一年下来，连肚子都填不饱，更不要说还帐啦。有几次我想种点菜卖钱还帐，可就那几分自留地自己也没有自由，生怕被抓了“典型”，一直也不敢干。到1980年，我已欠帐2000多元，整天被这块“大石头”压得抬不起头。1982年，俺们村开始搞土地承包。我家包了6亩地，这下我可有了用劲的地方。当年我种了4亩小麦，由于下了功夫，肥料上得足，居然收了1250多公斤。爱人望着这么多新麦笑出了眼泪。为了还帐，我又开始种辣椒。在村党支部和县、乡农技部门帮助下我利用太阳能温床和塑料大棚种了1.3亩肉质型辣椒。每天，我不是侍弄辣椒就是到农技站去求教，为了便于照顾菜苗，我索性搭个窝棚住在菜地里。由于采用了新技术，我种的辣椒4月中旬就开始上市。后来一算1.3亩辣椒竟收入了4000多元。我不仅一次还清了两代人的帐，而且还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存款折。今年，我种的辣椒虽然遭了点灾，但仍收入了5000余元。县委书记来向我祝贺，省里有位副厅长还来看了我的辣椒园。编辑同志，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政策，我的帐恐怕还得传给儿子、孙子。我打心眼里感激党，欢迎党的改革政策。我请您代我向党转达一个农民的敬意。从广播里听到党的十三大召开，相信十三大后俺农民的生活会更上一层楼。 此致
敬礼
沛县张李庄村 陈瑞新口述
沛县广播电台 颜世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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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总理李根模将访华
埃塞俄比亚和波兰外长将来访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应中国政府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李根模将于11月9日来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这位发言人还说，应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邀请，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贝哈努·巴耶赫将于11月4日至8日访问中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马里安·奥热霍夫斯基将于11月10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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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部负责人发表谈话
“东芝机械事件”使我蒙受重大损失要求日方全部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对外经济贸易部一位负责人今天向记者介绍了“东芝机械事件”后中日两国政府进行会谈的情况，并要求日本政府切实采取措施，使问题尽早解决。
今年5月发生“东芝机械事件”后，日本政府禁止东芝机械公司对我履行已签约价值24亿日元的合同。同时，其他厂商同我签约的9亿美元合同也因日本政府未批准生效、没有发许可证而不能按时履行，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
这位负责人说，本月19日至21日，日本政府派遣通产省贸易局局长畠山襄、外务省经济局审议官赤尾信敏一行4人访华，同我国经贸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会谈。
会谈中，日方表示：“东芝机械事件”的制裁措施不是针对中国的，但因此而给中国造成损失，日方深感遗憾。东芝机械公司同中国签订的25个合同，除1项通产省准备批准履行外，其余准备采取延期履行、赔偿损失或用其他厂家产品顶替等办法解决。对“东芝”以外的9亿美元合同，中方提出的重点项目，日方将作为行政例外案件，于近期内批准并发放出口许可证。其他项目，日本已组成特别审查小组，于年内或明年初审批完毕。
对此，中方代表表示，“东芝机械事件”本来与中国无关，却使中国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日方在“东芝机械事件”后，加强“禁运”措施，严格审批制度，使更多合同不能按时履行，不仅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也影响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对日方5个月来未采取实际措施认真解决这一问题，中方表示了不满，同时向日方提出以下要求：
1、同东芝机械公司签订的24亿日元合同，日方应全部批准履行，到期合同应在年内履行。中方不同意延期履行或以其他厂家产品顶替的办法。
2、受“东芝机械事件”影响的9亿美元合同，日方应尽快批准生效并发放许可证，因日本政府拖延审批而拖延履行合同的，应对中方企业赔偿经济损失。
3、“东芝机械事件”发生后，日本修改法律，加强禁运限制，对此我们十分关注，日方应采取切实措施，放宽限制。
经贸部这位负责人在介绍了上述情况后对记者说，中方希望日本政府切实采取措施，尽快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以保证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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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际，上海群众踊跃前往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购买中共十三大纪念信封。
《解放日报》记者 俞新宝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