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愿文艺作品更热情地宣传改革
——从大型纪录影片《中国面向未来》说开去
童大林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九年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也三年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得失，人们都会有自己的评价和态度。改革在你身边进行，有时雷厉风行，有时朝雾朦胧，有时柳暗花明……前一个时期，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中国改革改得怎么样啦？改革怎样加快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改革会不会停顿下来，或是往后退呢？这一类问题，在国内也常常听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议论纷纷，甚至莫衷一是。这是任何一场伟大的变革不可避免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规律。
文学艺术历来是社会舆论最敏感的领域。文学艺术作品往往是社会变革生活的脉搏。在我国全面改革的过程中，文学艺术的作用和影响更是这样。
最近，我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大型纪录影片《中国面向未来》（编导叶同荷、冯世昌）。这部纪录影片从几个重要侧面和某些地区的变化，反映了改革、开放的过程和重点。我是一个改革的乐观主义者，所以自始至终同影片的每一个画面和节奏共鸣，为每一句解说词所吸引。我老是担心影片很快就放完了，我切盼着能出现一些更精采、更动人的镜头。在十亿人口的大国里，进行着这么一场如此雄伟壮丽的社会变革，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全景式、史诗般的大作品啊！
也许是我的期望过高的缘故，这部纪录影片还没有达到我所热切期望的那种高度。但是，我看后的第一个强烈反应，是作者们以我所料想不到的激情来歌颂改革——这个我们所有政策中的最大政策。他们以坚定的立场和姿态，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段，通过完全真实的图象，十分可贵地评价了改革的巨大意义。
——改革是摆脱贫困与愚昧的武器；
——改革是发掘了人的智慧的宝藏；
——改革是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
——改革是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的根本保证。
如果问我，最喜欢哪些场面？我回答：都喜欢，而最能引起我兴趣的却是大街小巷的繁华的消费品市场。我一直称赞广州的商业改革，可以说，广州确实做到了吃在广州，穿在广州，富在广州。其实，不但广州，而且在全国所有城市，一切县城集镇，以至公路旁的商贩摊群，万商云集，万头攒动，车水马龙，蔚为壮观。这是改革以来中国的一个最大变化。有位外国朋友告诉我，他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每家商店都挤满了人，几乎每个人都面带笑容，满载而归。是的，这就是中国十亿人口基本上得到温饱之后所出现的崭新形象。
我认为，九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改革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农村家庭联产经营承包制、城镇个体劳动者、乡镇企业、各类专业联合体和一大批有了经营自主权的小中型企业……都在共同创造一个空前繁荣的农贸市场和消费品市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开始形成的初始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初战的巨大成果。
我们清楚地知道，繁荣的农贸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的出现是我们改革成功之处和主要标志，但伴随而来的稳定物价问题，却是改革的要害问题和最大难关。价格水平是一切经济指标的综合表现，价格理论是商品经济的灵魂，物价更是群众生活和社会舆论的中心问题。现在有些人说“改革等于涨价”，这当然不是改革的本意；“改革等于降价”，确切地说，繁荣市场稳定物价（正常的波动）才是改革的主要目标。为什么要搞活企业？企业改革的一切方案、办法、措施，企业家的种种本领，难道不是要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商品吗？我们如果做到提高劳动效率、降低成本、采用新技术、讲求质量，一般商品就不应该是“优质高价”，而应该是“优质低价”。我多么想看到这部纪录影片中能出现一家“降价”企业、一家“降价”商店、一个“降价”企业家呵！
影片当然没有出现这种镜头，也不可能表现出这种企望。对这类改革中广大群众最关心的敏感问题，尚不能苛求于文学艺术作品必须加以反映。因为至今经济学界对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还不透彻，有些经济决策部门对发展商品经济还存在着种种不理解和误解；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主要是消费品、生产资料和金融三大市场）尚未形成，还不能成为企业家们决胜的“战场”；政府如何通过市场发挥其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正在探索之中……由于这一切，难道能怪影片这样不足，那里肤浅吗？还不如说，由其不足与肤浅给我们以启发，上述问题岂不正是改革要加快和深化的重大课题！
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我曾对编导同志说过，公开放映后，可能有三种反应，一是热忱欢迎，二是认为一般化，三是有所非议。对改革题材的影片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正说明改革本身的性质、目标及其艰巨性、复杂性和种种困难，需要不断地、广泛地进行探讨和宣传。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这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中国第一次革命是用革命战争的方法，推翻“三座大山”，使无产阶级夺取了全国政权。这是一次伟大的政治革命、政治运动。而现在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则是另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社会运动。什么是社会革命呢？马克思实际上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社会关系和旧的观念。如今，我们所进行的社会革命、社会运动，与十年动乱中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说法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自上而下的，采用和平的而非流血的、民主的而非暴力的、引导的而非强制的方法，有组织、有秩序地来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
这场社会革命不但范围、内容、对象非常广泛和复杂，而且牵涉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的不同阶层、集团和个人的利益、权力和职责的大规模的调整。因此，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必然充满各种矛盾、摩擦、分歧，甚至阻力重重，难于触动，并且要付出代价，有所牺牲。也就是说，改革绝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厢情愿。从来也不会有“最佳”的改革方案、设计、规划，更不可能万事如意，皆大欢喜。失误难免，没有失误才是天下怪事。任何一个改革措施，都会有利有弊，只有趋其利，避其弊，才能得大失小。
应该承认，过去对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料想不到的种种阻力，讲得很不够，使得不少群众对改革必然出现的问题不理解，对改革困难的思想准备不足。
从赵紫阳同志前些日子提出加强改革的舆论宣传之后，改革的宣传工作起了很大的变化，各种宣传工具都围绕改革动作起来了，实际上开始形成一场关于改革问题的全民大讨论。我相信，党的十三大之后，全党、全国一定会掀起更大规模的“怎样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必须力戒形式主义，真正做到生动活泼，深入人脑。文学艺术作品在这方面应该发挥其独有的优越性。因此，我希望纪录影片《中国面向未来》，能参加到这场大讨论的行列里去。让看到这部纪录影片的人，都来对过去九年改革做出自己的评价，对今后的改革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热情地参加到改革实践中去。
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胜利，完全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正确理解、积极支持，在改革实践中贡献出创造性的成果。看了《中国面向未来》，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个结论的认识。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壶里乾坤大
——乔典运小说近作印象
孙荪
乔典运近年的小说创作就十分耐人寻味。这位一直生活在伏牛山区，年龄已越过中年最高临界线，惯常被称作农民作家的乔典运，近两三年连续发表了一二十个中短篇小说，以其对浩劫时期及其劫后的农民心态以至民族灵魂的深刻独特的把握，大智若愚的情感态度，寓洋于土的表现方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评价。
乔典运的小说常常能够释放出一种奇异的艺术能量。我常常不免为之惊异。说起来，乔典运的小说大体仍可称作山乡的故事。无非是修渠、筑路、打井、卖粮、种庄稼、选队长、买卖东西之类家长里短；又无非是农民、队长、支书、乡长、县里局长、书记之类人物。绝无宏伟壮观、狂风巨浪的场面情节，更无叱咤风云、力挽狂澜的人物角色。
说实话，乔典运几年前的作品也是失之于太小、太实的，缺涵蕴，乏宏旨，少超拔之气。偏居山隅，命运多桀，深自愧悔，却无力改变。但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的推涌，乔典运这两年忽有大悟，原来自己的一口小井也是一方世界，世间一景，如道家说的“壶里乾坤大”。“从小井里也能看到日月星辰，井里也有春夏间丛林染绿的倒影，也有秋冬时的一片两片落叶，使我也能感受到四季的更替，感受到冷暖的变化。”我以为，这是小井中的大千意识。这一意识的获得，使得乔典运的创作起了一个变化，即写小井亦是写大千。
这既是乔典运创作思想的突破，也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乔典运以自己的痛苦的亲身经验而对中国社会和这种社会条件下的人生有独到的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对长期的历史积弊和历史转折时期的现实生活的阴暗面有着深沉的忧愤情绪。但他不去直接展开描写大社会，宣泄政治积郁，抒发政治见解。在他的笔下，我们也可以约略看到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特别是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但那大都是在描写小井人物社会心态时用夹枪带棒式的牢骚、笑谈、反话、谐趣等闲笔捎带触及的。乔典运紧紧把定自己的描写中心区域仍是最熟悉的小井。
乔典运酷好缩龙成寸的艺术方式，把博大和高远凝聚在普通的常见的小的艺术载体之中，从而收到滴水见太阳、粒沙见世界的效果。在《刘王村》里，那个为饥渴难耐的村民找到了饮马坑的刘老大，人们对他感恩，把他尊为恩公，久而久之，他也由人成了神，成了一尊偶像，成了阻碍人们进步的障碍，人们对他则由爱变成了怨以至于恨，表现了一个愚蠢的善良的悲剧。而《笑城》中一家商店一贯造假骗人成风，而当说真话卖真货时竟无人相信，形成一场信任危机的悲喜剧。在乔典运的许多篇什中，都在具象的乡村、农民“小井”中，浓缩进整个社会、民族及人类命运的缩影，从而投射出某种具有象征和抽象意义的大千世界的影像，给人以因小及大，由个别走向普遍的联想和启悟。乔典运超越了农民式的机智，呈现出若愚式的大智。
阅读乔典运的小说可以发现作家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即对造成民族灾难的极左路线和思潮所以能够长期推行的深层根源的追寻。
这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探索过程。乔典运曾经把这根源归于个别品质恶劣的坏人身上。新时期的早期作品，其笔锋主要用来勾画和拆穿极左路线猖獗时一些假共产党员、一些群众中的坏人肆虐的丑行和嘴脸，如什么“火眼左三”，专事造谣的“旋风”，趋炎附势的“活鬼”，迫害干部群众的“乱司令”等。但是，随着探索的深入，特别是对“运动综合后遗症”的考察，他发现除掉几个坏人并不能解决问题，长期的封建残余意识的毒害和极左思潮的习惯势力所造成的人的灵魂的扭曲和变形，是远比个别坏人横行更加可怕的社会病灶。它既是极左路线推行的结果，又成为极左路线得以推行的原因。这是真正的隐患所在，隐忧所在。因此，要彻底地消除极左路线重新猖獗的可能，必须根本祛除这病灶，建设健全的健康的现代国民灵魂。
标志着乔典运创作转变的是短篇小说《村魂》。这是一颗老小孩式的没有发育成熟的灵魂的悲剧。张老七一生的人生哲学是两个字：真诚。“宁可人哄我，我决不哄人”是他作人的信条；“相信别人，相信上级，是他作人的魂”。孤立地看，这是一个品质纯粹无瑕的人；但作为一个社会人，又是一个幼稚的“掉了魂”的人。特别在极左造假瞒骗成风的社会环境中，他作为生产队长，无条件地不讲价钱不打折扣地执行上级的荒唐要求，起码是一种愚蠢。张老七的灵魂更多地引起的是人们的震动和忧虑。真诚是金子，盲目的真诚则是愚昧。这是一种没有能力把握世界也没有能力把握自己，以甘心受人驱使来求得心理平衡的弱者、愚者、幼稚者、扭曲者。愚蠢的忠诚和愚蠢的善良正好成为虚假和欺骗的牺牲品、工具甚至同谋者。在《笑语满场》中的何老五身上，保留着一种“赤胆忠心保奸臣”的愚忠，对作“官”的，哪怕是被赶下台的“官”，仍存着一种直不起腰来的畏惧心理。在中篇小说《从早到晚》中，我们看到了对这种奴性的新表现所作的入骨三分的刻画。原大队支书退居二线让其儿子接任，陈老汉居然认为这种封建世袭式的换班是天经地义。他不仅没有了原来的刚直，连起码的义愤和是非感都没有了。俨然一个恶势力的卫道士！
乔典运还写了一种新的贾桂性格。在《冷惊》中的王老五身上，人们看到了奴性的更触目惊心的表现。这种灵魂换一种境遇则是另一种表现，顽固地要求别人对自己表现出奴性。比如，《借笑》中的四叔，《刘王村》中的刘老大，一个为一家之长，一个为村中精神偶像。他们固执地要求周围的人都以自己的好恶为转移，看自己的眼色行事，把人们对他的恭维来维系自己的生命，甚至甘愿被哄死。这在骨子里仍是那种老小孩式的没有发育成熟的灵魂。
乔典运有一篇小说叫《美人》。这小说可以看作乔典运在新潮奔涌花样翻新的文艺情势下，坚持独立的艺术追求的自白。粗看乔典运的小说，会惊奇于他在当前居然还敢这样执拗地拿这样土气的作品上市。用土得掉渣夹几分粗俗时而有一些结结巴巴的重复的大白话，讲述山乡发生的情节简单人物关系也不复杂的趣闻轶事，难怪他说他端出来的还是红薯糊涂。但令人更加惊异的是，何以在浅近平易之中有那样深厚的底蕴和耐人咀嚼的魅力呢？红薯糊涂变成了开封又一新饭店的名菜——“红薯泥”了吧！
乔典运善于把同时代人普遍感受和体验到的精神现象摄取过来，融化到具体的文学载体中，常常机智地利用历史转折时期的巨大反差，以现代文明的觉醒和高扬为虚化的背景，把愚昧落后的具象的世相心态作为突现的对象，自然形成有强烈对比意义的宏观幽默情境，大胆地把病态或荒诞的成分糅入到喜剧之中，引发出否定批判的意向。就这样，在我们读来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在搬弄洋玩艺，实际上他却寓洋于土，藏巧于朴了。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皖南事变》：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收获
黎汝清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在上海《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第四期发表以后，引起广泛关注。10月21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京召开部分作家、评论家座谈会，就这部作品的成就和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与会者一致认为：《皖南事变》气势磅礴，结构严整，内蕴丰厚，真实地、艺术地再现了我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幕壮烈的悲剧。它是近年长篇创作中涌现出来的一部优秀作品，在迄今仍较为薄弱的革命历史题材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有些同志指出，作者不囿于传统之见和史家之言，敢于在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历史事件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有人指出，作者是以文学的，而不仅仅是政治学的、党史学的眼光审视历史。作品没有停留在对历史事件进程的描述上，而是深入到历史人物的深层心理，大胆表现他们的心理冲突、性格冲突，把历史悲剧和人物的性格、心理悲剧交织在一起，从而艺术地对皖南事变的历史内涵作了更全面、深刻的开掘。
成功地塑造了我国革命战争史上几位重要人物的形象，大家认为是《皖南事变》取得的突出成就。作者把人物置于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既写了他们的外部活动，也写了他们的性格、心理、文化心态。作品在描写我军重要领导人时，浓墨重彩地勾画了他们的英雄主义本色，但也不为贤者讳，敢于触及他们的性格、心理弱点；敢于揭示传统文化意识在他们身上留下的重负，使这些人物更有立体感，更真实可信。作品中项英、叶挺、周子昆等人物可以说是当代文学中塑造得相当有特色的成功的革命将领形象。
有人认为，《皖南事变》融入了作者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等多方面的思考，闪烁着一定的哲理之光，表现出了历史的理性，有着较高的认识价值。
有人指出，作品以事件的发展为经，人物命运为纬，结构恢宏，事件脉络安排得井然有序，故事发展曲折跌宕，读来引人入胜，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小说。
对于《皖南事变》的美学追求，与会者也作了充分肯定。大家认为作品波澜壮阔，洋溢着英雄主义气概，表现了阳刚之美、悲壮之美，它有力地唤起人们对革命英雄主义、对崇高信念的追求。作品语言富于力度，与作品所表现的内涵相契合。
对于这部长篇小说的某些不足，与会者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大家认为，作品的时代气氛表现得不够充分；理念的东西表达过露，不够含蓄；爱情线枝蔓过多，不够精练。
与会者赞扬《皖南事变》的作者黎汝清虽已届60岁，却打破了自己多年形成的创作模式，跨越了新的创作高度。大家认为这对其他老作家将是鼓舞和激励。
参加座谈会并发言的有作家、评论家张锲、王昊、何西来、缪俊杰、雷达、曾镇南等。作者黎汝清也出席了会议。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江曾培主持会议。
《皖南事变》单行本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21日上午在北京作家书店举行了作者签名售书仪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也即将出版此书。
（高宁）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更新观念 改进方法
——中国古代文论学会探讨古代文论研究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最近在成都召开年会，围绕着“如何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引向深入”这个中心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普遍感到，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古代文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校勘注释、资料整理、批评史编写和理论探讨等方面，都出现了一批为学术界所承认的论著。但是，以往的研究范围较狭小，妨碍了我们视野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缺乏现实感和当代性，使我们的一些论著成为了“研究的研究的研究”。不少同志在讨论中指出，要使古代文论研究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使之出现新局面，就应当自觉地从当代意识出发进行研究，这是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引向深入的一条重要途径。古代文论的研究，不仅需要方法的更新，更需要观念的更新。脱离现实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再也不应当继续下去了。作为身处当代的古代文论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研究工作者，只有立足当代，从更开阔的视野进行观照，才有更宽广的前景。大家一致认识到，建设当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只是现代文学理论研究者的任务，古代文论研究者也有着重大的责任。我们应当立足当代，使古代文论研究充满现实感，使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从简单的承续到主动积极的选择利用，这样才能将我国数千年来诗文理论中所蕴藏的种种奥秘揭示出来。与会代表认为，立足当代，让古代文论研究充满现实感，必然会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引向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与会代表还集中讨论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比较问题以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问题。主张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应当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并将宏观的把握与微观的探讨结合起来，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真正引向深入！
古代文论学会会长杨明照以及徐中玉等几十位专家出席了会议。
（曹顺庆）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反映改革 促进改革
中国法制文学与企业改革座谈会最近在长沙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多名作家、评论家与湖南企业家们共同探讨了改革与法制文学的深化问题。
与会同志指出，随着改革全方位深入展开，法制文学也存在一个改革的问题，它不能只是简单地反映企业改革的过程，要向文学的深层次开掘，写改革中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表现出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出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他们还对改革中的一些作品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对法制文学的发展寄予殷切的期望。湖南的企业家在座谈会上介绍了各自企业改革的情况。他们希望作家深入生活深入基层写出反映企业改革的佳作，塑造出改革中新人的形象。作家们分析了当前法制文学发展的现状，纷纷表示要深入到基层生产的第一线，去体验生活，落实创作课题，力争写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评论家江晓天、许觉民以及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并发了言。
（吴炳炎 陈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