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经济)
专栏：
普通而又不寻常的一天
三个村庄经济生活一日见闻录
这一组3篇通讯，选取位于祖国经济区东部、西部、中部的三个普通村庄，以速写的方法，忠实地录下了农民一天经济生活的大略和片断。所选这些点，并非都是当地冒尖村；而所录见闻，也绝非出自谁的刻意安排。我们要强调的是，这是普通的一天！
在这一天里，人们的活动看来似乎平凡、琐细，没有什么动人心弦的事件；而三个村庄由于巨大的地理跨度，又表现出许多差异。然而，就在这些普通村庄的普通一天中，你难道不能感受到改革八九年来农村经济的巨大变化吗！
这是普通的一天，却展示了一个沸腾的世界，展示了农民大显身手发展商品经济的热闹景象。同八九年前“吃大锅饭”的时代比，这又是多么不寻常的一天！那时候，人们恐怕连做梦都不会想到会有这一天。
令人欣喜的是，当历史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走到十三大，中国的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了大不同于过去的崭新一天！
九月二十八日 我国东部
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村
本报记者 刘允洲 陈健
人民公社时开会的会场，今天成了熙熙攘攘的市场。乌沙人的新生活，每天就是从市场这个舞台开始的……
鸡鸣未了，乌沙村中央便“乒乓”作响，那是早市在支摊上货；天大亮时，几百平米内密布上百摊档的市场，早已挤挤攘攘。这边，堆着洗净的绿菜；那边，挂着红白夹花的鲜肉；鸡挤在笼里“咕咕”低叫，活鱼却在捉起时“泼喇喇”地挣扎……新鲜货加上叫卖声，诱得顾客走走停停，小小市场，于是格外拥挤。
市场是经济的舞台，引来四乡八村人。鸭摊小两口是广州人，带着个孩子，货却是从虎门贩来的。卖蛋的两个邻村小伙子，零售兼批发，对面摊的老太太，也卖他们的货。瞧那两个买菜的姑娘，花褂、肥裤、尖顶笠，一色的闽南衣妆，好不惹眼。她们随一个农民建筑队来此地，专为大伙儿煮饭。
买与卖，乌沙人自然居多。后街的戴芳，举着月饼，亮开嗓子：“尝一尝啦，又香又甜！”中秋在即，忙月饼生意的戴芳5点就起床了。不过，蔡树祥夫妇下塘捞鱼时才4点钟。塘边遇见这两口子时，正在起鱼、装车，要往市上运。鲜鱼乱蹦，两口子水淋淋，忙得话都不答。
7点左右，许是早市最闹时。车铃丁丁，行人匆匆，村里1000多做工上班的，都要穿过街市。直到8点多，早市才象戏过高潮的舞台，渐渐冷落。
此时显得扎眼的，是市场旁临街的一座舞台式旧建筑。村委会主任李桂寿说，人民公社时代，这里是大队部，那舞台和台前小广场，常用来开会，搞大批判时曾经热闹了一阵子。如今代之而起的，却是这个365天不歇的市场。
更大的无形的市场深入乌沙人生活的各个角落。正是改革造成的这个新舞台，使昔日麻木的乌沙农民里，出现一个个“能人”。
刚交五十、靠种香蕉发家的乌沙能人之一——陈钦，把我们拉出早市，带进他的蕉园。嗬，60亩蕉林，好一片青翠！硕大的蕉叶间，一串串蕉果坠枝。他是1982年包地种的苗，第二年挂果，正喜欢着呢，一场台风刮个净光。老陈心痛了一场，憋起劲接着干。1985年砍了4000多担蕉，一下子抱了个“金娃娃”。
“今年收成嘛……”老陈皱起眉头，“蕉不错，价倒象抽风，一担货年初贵到70多元，前一段却贱到15元。听说是铁路运得少，真急煞人！”老陈倒没有烂过蕉——他客户多！在老陈家，恰遇两个蕉贩子，兄弟俩，是粤西山里人，在这里住一个多月了。他们一共4个人，每天在门前广（州）深（圳）公路上截顺路车，讲好车钱就砍蕉装车，往北贩到江西、湖北一带。哥俩说，“陈钦的蕉好叫人喜欢。”陈钦说，“他们一来，我的蕉一担就上40元了！”怪不得好几伙蕉贩子一来就住在陈家，宿费分文不花。种地人不仅要懂农活，还要通市场，看来陈钦是得其道了。他合计着还要自己搞一个香蕉收购站呢。
33岁的青壮汉子李寿和，比陈钦似乎更有胆略。他包的5口鱼塘离蕉园不远。天青水碧，蕉林倒映，水面不时有鱼儿窜起。说起鱼塘，寿和酸甜苦辣都有。1984年他同别人伙包了260亩塘，每人投资5000多元，一年下来却一人亏了一万多元。第二年散伙，他自己包了50亩。按说新塘亏个三五年是平常事，但他去年就扭亏了，今年估估纯收入，怎么也有上万。
到李家串门儿。他打开门，说了声“太破了”，老大不好意思。乌沙到处都在盖新房，幢幢小楼个赛个，寿和怎还不盖一幢？“没钱哪，一个月光鱼饲料要投3000多元。我计划3年后盖。”寿和回答。听村干部说，在市场这个大海里，寿和算得一个好手。今年他从顺德买回80担不大不小的活鱼，育肥后供出口，一下子挣出4000多元。异地育肥这生意经真够精的了。
农业一天天走向商品化，市场正以无形之手指挥农民。村干部说，1978年以前，这个村除了1000多亩靠海滩地种咸水草外，其余6000亩地几乎都是水稻。这几年新增了2000多亩香蕉、2000多亩鱼塘和500多亩咸水草。农业的年产值由67万多元增长到去年的480多万元，增加了8倍以上。
过去有一半劳动力逃港的穷村，今日成了吸引外商和外乡人的舞台。乌沙人说，“只要放得开，干得成的事多了”。
午饭后约一个时辰，村里那条贯通市场的街又热闹起来。我们随着上班人群，来到位于公路旁的乌沙工业区。工业区之称，并非虚夸。白色围墙圈起的一片厂区，集中了10爿工厂。这些厂都是“三来一补”企业、劳动密集型工厂，产品又都通过香港输向世界各地。在手袋厂明亮的大车间，一排排姑娘埋头案前，穿针引线，案旁堆着一只只新颖、精美的手袋。在电子厂的一楼，每个小伙子管着一台鸣响的机器，细看机器，都是比较先进的进口货。
乌沙人办厂晚。晚的好处是可以少走弯路。他们没有把厂建得东一个、西一个，而是在公路旁建起一片工业区。又利用靠近港澳的优势，集力于办“三来一补”企业。现在这些企业一年的纯利可达100万元。
走进区内最大的厂家——“乐庭实业有限公司”，迎出来的是香港来的李加洪厂长。村干部介绍说，他就是1978年跑到香港去的乌沙人。对此李加洪并不讳言。他感慨地说，以前这里限制太多，除了种粮什么都不让干，连他下海捞鱼虾都挨过罚。“现在好了”，他高兴地说，“政策开放，可以大干一番了”。1984年，他第一个回到乌沙。村干部对他说，“回来吧，我们欢迎你！”不久后，李加洪和乡亲们一道干起乌沙从未有过的事业。在车间里，李加洪抓起一把五颜六色的电话线说，“这批货去日本，商标都打‘中国造’，不打‘香港造’，我想为祖国多出点力”。
这个工业区的附近，立起一批新建厂房，乌沙又要迎来一批新的合作港商。下午，李桂寿陪我们一会儿，就告辞了。顺德县的电工师傅，今天来帮他们安装一台160千瓦的发电机，他不能不在场。现在用电太紧张，村里不得不自己花力气，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
私人兴办“三来一补”企业在乌沙也得到允许，乌沙第一个这样的厂，是戴银高等三家去年办的，厂址设在与乌沙隔广深公路相对的街口村。戴润松，是继戴银高之后在村里建厂的又一个乌沙人。两户筹资十多万，办的是电业制品来料加工。下午他在厂里忙建厂的事。我们问：“投资这么多，不怕有风险吗？”他答说：“风险不会没有，但我们不怕。”他在村里开了5年的五金电器小店，对市场风险等已经见多不怪了。
在今日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已达千元、人均银行存款三千元的乌沙大概算得上“小康村”了。但农民发展经济的热情仍然高于消费。
入夜，乌沙是三十多家家庭小店的市面。逛街的年青人居多，年轻人中又以外地人居多。本村只有1300劳力的乌沙，如今有1300多外地工人。乌沙的经济舞台，一头连着港澳、大城市，吸引来海外和城市的资金、技术，一头连着山区，吸引了大批劳动力。白天在咸水草地，我们遇到40多个打草工人，是从阳江来的；在李寿和的鱼塘附近，是从中山市来的廖伟添承包的178亩鱼塘，而给廖伟添帮工的10多个工人，又是从中山、梅县等地来的农民。工厂那些20岁左右的姑娘，则大部分是从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山区来的农民。
几家工厂灯火通明，有些姑娘还在加班。多数不肯再加班的人，则成了街上商店、游乐场、照相馆的主顾。几位从肇庆山区来的姑娘接受了记者采访。她们都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家人，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从穷山区来到异乡，虽然每天很累，但她们都说“开了眼界，存了钱，学了不少东西”。
夜色渐浓。临街的“佛宫副食店”，灯光灿灿，人影往来晃动。这个小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镇第一个开业的。58岁的店主蔡佛妹，问他生意如何，他先说“几十家店，竞争厉害啦！”又说“竞争好！过去供销社独家经营，群众太不方便。”他这个店，每天晚上开到11点，有时还把货送到顾客家。
乌沙的今天是繁荣的。使我们难以想象过去她的贫穷。陪我们走访的副镇长袁润澄，是在长安镇挂职的广东剧作家。他意味深长地说，“过去，这块流得出油的土地，留不住它的主人，两次逃港就走了700多人。如今，这里才开始了新的一页”。
袁润澄把我们引到开达玩具厂厂长戴月旺家。50岁的老戴，在乌沙做了几十年党支部书记，是建国以来乌沙变迁的见证人。如今，他有条不紊地管理着一个拥有3000名职工的镇办大厂。起初，当这个只上过一年学的老戴领着一群散散漫漫的农民站在港商面前时，港商皱过眉头：你们能办现代化的工厂？但一个月后港商来到玩具厂时，却被秩序井然的管理惊呆了。老戴说，“从农民到干部都一样，只要放得开，干得成的事多了！”
深夜，我们离开了灯火不衰、笑语依依的乌沙。一路，眼前还晃动着乌沙这个舞台平凡而又激人心弦的场景。
明天，这里还会有多少丰采夺人的新剧！
（附图片）
又一大串香蕉熟了，陈钦（右）在收获。大岗摄
长安镇乌沙乡工业区立享手袋厂工人在加工手袋。
温宇星摄
第4版(经济)
专栏：
十月十三日 我国西部
在甘肃省临夏市南龙乡四家嘴村
本报记者 凌志军 江夏
暮色沉沉。但沿街的店铺大都敞着门，一片片灯光里，弹棉花、做衣服、卖小吃……家家都在忙活。
我们到村里一家车马店投宿。开门的是主人马明成，60来岁模样。秋深夜凉，我们在老汉的小“传达室”里聊起家常。他曾当过12年生产队长，怪不得有人还唤他“马队长”。“过去的队长真没法当，赶着大家下地，领着大家要饭。那时候一冬天穿单衣的人多得很，哪能和现在比。”他说着一指炕头堆着的皮、棉、毛衣和炕上的缎子被。
夜已深，人不静。没等天亮，村子又在车声、人声、骡马声中醒来。推门而出，街上已是热闹非常。骑自行车上班的村建筑队工人上了路；车推、肩扛、手提各种货物的人们匆匆涌向村头的交易市场。
四围山川，轮廓渐明。南龙山居南，大夏河卧北，把四家嘴的村舍和田园挤成了窄长条。全村2430人，人均只有耕地4分，农业上难有扩张的余地。但横穿四家嘴而过的兰郎公路却能去兰州、河西、陇东，到甘南、川北，入青海、西藏，是四通八达的货运大动脉。
站在“南龙街”上，村支书石琴英告诉我们：过去这路没有这么宽，街上也没这些摊摊子。四家嘴搞了几十年自给自足，“以粮为纲”，可是到1978年，全村人均粮食才300斤，收入70元，400户农家有一半沿着这条路要过饭。9年改革开放，四家嘴变化最大的还是这条路。车来人往，店铺相连，卖茶水，办旅社，开门诊所，修理自行车，两排房顺公路整整齐齐延伸出去。
街一侧的刚强旅社，小院里正在盖新房。说起办店，老板马维忠颇有几分自豪：“我是这条街上第一个摆摊做凉粉、卖羊杂碎的呢。做小买卖攒了点钱，接着就开旅店，连着3年，每年盖8间房，现在两层小楼了，客人还是住不下，这不，我们还想扩大。”“那你忙得过来吗？”“是忙不过来，家里的4亩地，一半已经让给别人种了，大饼铺也租出去了，去年还请了一个人在旅店打扫卫生。”老汉又给我们介绍了在这已住一年的浙江推销员，让我们看记录他500元起家的营业执照和店里的彩电，最后手捋长须看一眼在屋顶上干活的儿子，说：“‘刚强’是我两个娃的名字。”言语间掩不住的欣喜。
以现有的耕地和商业、服务业的收入来解决温饱，这是四家嘴村农民走出的第一步。1986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401元，比1978年增长4倍多。
上午九点多，我们来到村北头，四家嘴最集中的商业区就在这里。眼前是一个占地60亩的综合市场，四方来客汇聚于此，以羊皮、毛、木材、牲畜、旧家具为买卖大宗。挤进熙熙攘攘的皮毛市，只见人们三五成群，围着一堆堆的皮、毛在讨价还价。几个河北来的小伙子立意要采购点皮、毛，卖给河北的乡镇企业加工皮夹克、皮手套。可是今天他们转悠半天，收获不大，因为河南人比他们价钱出得高。
尽管这里最多时达到2万人，更大的市场仍然在农家小院。全村40多户农民办旅店，为来往客人提供食宿和贮货的方便，同时又兼作买卖，或为别人牵线搭桥，或把自己家从别处收购来的农副产品拿出来推销。我们连走几家，家家院里堆满羊毛、羊皮……
马占林不是这个村的人，却在这里办了个规模最大的“富民旅店”，又联合另外10家，集资50万元与乡农工商公司和一家国营毛纺厂合办一家洗毛厂。他说，“我要利用这里的资源和市场搞加工，不能光在买卖圈里转。”商业的积累正在向加工业转移，这种趋势在四家嘴已相当明显。现在村里加工企业已有70多家。这些企业大都是几家联办或一家独办，生产从砖头到粉丝的几十种产品，规模小的居多。
小而多，这是四家嘴的一个突出特征。村支书扳着手指计算，全村441户中，约有150户同时从事4种行业，100多户从事5种以上的行业，甚至有些专业户也不那么“专”了。听说王环办了个皮革加工厂，一进他家，先看见墙上一张“养牛专业户”的奖状。“主要养奶牛，那还是前几年的事了，”王环缓缓道来。去年他家算是最红火的，种地、养牛、开粉坊，外加皮革加工厂，四业并举。倒霉的是，投资9000元的皮革加工厂，开工不到一年，就因为种种困难而停产。谈及此事，王环连说：“失败了，失败了。”朗朗数声，并无伤感。如今他还经营土地、粉坊和奶牛。
“小而多”使农民避免了大起大落的风险，但也使这里的加工业在低水平上徘徊。农民们不是没有过“大而专”的尝试。下午去的村户联办的砖厂是村里最大的企业。这个年产值几十万元的砖厂，由于基本建设压缩和众多砖厂的竞争，面临困难，去年生产的红砖还堆在院子里，听凭日晒雨淋。
但是四家嘴村的农民，毕竟已经跳出了自然经济的小圈子。就连王惠这个最守“本分”的农民，也变了。他曾把一家9口的温饱全部寄托在5亩地上。“做买卖，那都保不住坑人、骗人”，他说着，伸出两只巴掌，“咱要靠这个——自己的手。”大包干的头一年，他的小麦一举达到亩产600公斤，全家头一次吃足了一年的粮食。谁料其后4年连续天灾，小麦亩产降到200多公斤。在他家里，他拿出算盘，嘀嗒一打，给我们递过来一笔新帐：今年，他种了一亩蔬菜，净赚1300元，养了3头肉牛，卖出去又净赚1000多元，牛粪的增加还使他节约了买化肥的开销……他说，他要当个养牛专业户了。
门前，几头新买来的牛望着主人；地里硕大的西红柿已经成熟。一个只认种粮自己吃的农民，也要开始走一条新路了。
沉沉暮色中，南龙街上亮起灯光片片，家家又都在忙乎。自给自足的经济即使在它最成功的地方，也在衰落下去，商品经济即使在传统力量最顽强的地方，也正发展起来——这是我们离开四家嘴村时的强烈感受。
第4版(经济)
专栏：
九月二十五日 我国中部
在河北省高阳县邢南乡赵官佐村
本报记者 何加正 黄彩忠
眼前的村庄叫赵官佐，是华北大地上的一座普通村庄，属河北省高阳县邢南乡。为了录下这个村子一天的生产和生活，我们住到了村西南角的小厂里。清晨，向村庄走去时，朝霞映照着原野，炊烟正在浓密的柳树梢头缭绕。
“农民的时间观念也在变”
正是收获和播种季节，6点不到，下地的人们早已淹没在村庄四周一望无垠的庄稼地里。往日，土地是村里人劳作的唯一场所。可是眼下，尽管一年中最忙的时刻，人们一天的生活却并非全从土地开始。
王贝是合股企业——红旗毛纺厂厂长。他揉着惺松的睡眼起来开门。“你恐怕是全村起得最晚的”，我们和他开玩笑。他说，他虽上白班，但不能准时回来，昨晚搞到12点。王贝40岁挂零，去年刚结婚，屋里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据说，是全村“现代化”的“先驱”。他和弟弟在厂里合入一股，赚了钱两户平分。弟弟种两户责任田，打的粮食也一人一份。我们问他村里谁起得最早，他说可能是杀猪的魏长在等几人和榨油的赵春泉家。
魏继中是王贝厂里的工人，这会刚平完地基，果真在吃早饭。他8点钟必须上班。
见到魏长在时，他憨厚地否认起得最早。他笑着说，“我5点才起来杀猪，怎么能算是最早的？”这会，他一推车鲜肉正摆在村子当中。一般午饭前卖完。午饭后下地。榨油专业户和磨面专业户是起得最早的，因为白天没有电，该干的活必须在夜里12时到清晨6时有电期间干完。赵春泉承认这一点，但他又反问，现在有好多人在厂里上夜班，能说谁起得最早呢？
其实，谁早谁晚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时间和发家致富是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走到哪一户，我们似乎都能看到一份无形的时间表，比城里人紧多了。
“怎么也得想点法子”
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王喜增老人曾和这个村子一起历经沧桑。如今从第一线退下来了。他一边剥玉米，一边对我们说，解放前这里是盐碱低洼地，旱年能打半年粮，涝年颗粒无收。民国早年白洋淀发大水，村里八成人家外出要饭。1949年以后开始修水利、打井，吃的不缺了，但粗粮多，细粮少。这里本来家家织布，1958年大炼钢铁，机器全砸了，从此有吃的无花的，直到“三中全会”，人均收入只100多元。1979年大丰收，细粮占一半以上，日子才好过了。
有人说，中国农民最大毛病就是满足，这话不无道理。但一旦有人起来打破那种平衡，满足就会变成追求。赵官佐就曾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
1985年，本村的郭克全辞去县林业局副局长的职务，回村联络十几户农民合股办起了一座经编厂。同时，另一位退休老工人也来这里和十几户办起了一座毛纺厂。开始，人们不安地观望、猜疑，不敢靠前。很快便起而仿效。如今“入股”在这个村已成了一种“时髦”。全村555户人家，大部分都在“股”里。已办起合股企业12家，正式投产的有10家。魏喜增老人说，现在“入股”成了一种风气，谁不入股就觉得脸上不光彩、没人缘。他自己也拿7000元入了一股。
日出一杆，我们来到郭立忠家，4口人正围坐在炕桌上喝大米稀饭，吃白面烙饼。小郭23岁，原在别人合股办的毛巾厂上班，月收入100多元。但现在他已决定和7户农民集资2万元新办一家漂染厂。显然，他并不满足100多元的工资，他有自己更高的追求。
早饭后，我们到各家厂里转转，一切都显出初始阶段的样子。设备简陋，有的厂房还未盖齐。然而，生产却一点也不放松。县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农民有个特点，就是有了钱一般不多用于消费。房子差不多都是70年代盖的。可惜，形成对照的是，大多数企业占地都很大。
办厂当然不是所有人追求的目标。阎新荣是个乐哈哈的中年妇女，她的兴趣就在赶集卖儿童运动衣和布头。一进门，阎新荣就笑哈哈地说：“要说赶集真不赖。不是这几年赶集，咱盖不起这新房。”仍然哈哈地笑着。这周围天天有集，她天天赶。一集下来，多的能挣百多元，少的也能挣三五十。“比上班强多了”，她说。她丈夫是商业职工，和她更没法比。在她的影响下，现在村里已有5户人赶集卖服装。
和阎新荣不同的是，“赤脚医生”郭文考夫妇种田以外，是靠行医兼开小卖部为致富门道。梁广锐、董福生等人呢，发家靠的是运输。梁广锐他们的大卡车出外了。董福生二兄弟傍晚时分兴冲冲地收车归来，这次到洛阳送羊毛，5天赚了400块，现在要回来收庄稼。
一辆中型客车停在村中的一块场地上，这是魏掺他们3户合股买的，专开石家庄。现在大忙，不得不停开几日。不过，小魏正在考虑抽出这一股。他在一家毛纺厂已入了1万元的股，要他去当司机。不过能否抽出来还难说，小魏正在为此事发愁呢。这是小魏第二次退股了。他曾和其他3户合买了一台东风汽车，后来散伙了。“为什么散呢？”“嗨，打伙的事，说吵就吵呗！”看来，赵官佐这种合股事业还带有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分化和组合在所难免。然而，这不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里经济生活的活跃和发展吗？
赵官佐也有象杨大玲这样的人家。她男人年前误食农药死了，留下她和孩子。现在光几亩地就够种的，哪还有多余的资金去入股？书记说，村里正在考虑解决她们这几户的问题。但愿不远的将来她们的境遇能有所改变。
不管怎么说，在赵官佐，没有闲人是真的。副书记魏树歧告诉我们，即使是农业上的劳力，闲下来也各找门路，有的贩油，有的弹棉花。用王喜全老汉的话说：“怎么也得想点法子。”
赵官佐为什么干得这么红火呢？有人认为，历史上这里每年只打半年粮，人们为了生存，只好另寻出路——织布为生。而这，就产生了一定的商品生产意识。这理由肯定算一条。不过，类似赵官佐这样条件的地方不在少数，有些并没有红火起来，再说，同是一个赵官佐，为什么七八年前的一段就不红火呢？村里人说，除了改革、开放这个大方针，就是有人（而且有干部）带头集股办厂。村里人爱看着干，比着干。干部入了股，其他人就放了心。
“哪年庄稼也不赖”
奇怪的是，赵官佐的庄稼比别处也长得好些。夕阳西下，我们走进魏金其的棉田。小女儿刚从厂里下班，家也没回就和父母一起收摘棉花。魏老汉主要以种地为生。今年除了粮食以外，种了4亩棉花。我们和他算了一下，可收入四五千元。魏老汉心底充满愉快。“不过，种地发不了家，困难也太多。”“为什么地种得这么好呢？”“庄稼人种地为本嘛！”地在赵官佐人的心目中始终还是有地位的。
赵官佐现在最不缺的可能就是粮食。夏季小麦，哪一家亩产也要达到250公斤。总支书记魏寅说，他家至少存1500公斤小麦，两年不打粮不会闹饥荒。奇怪的是，村里人收的麦子除了交足公粮，一斤也不卖，再多也存着。所卖的全是玉米等粗粮。
“办了这么多企业，发家的门路又这么多，为什么没有影响农业生产呢？”我们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都不以为然：“庄稼人哪能不种好地？”村干部说，“这是习惯。”地种不好就觉得丢人，四邻也会说闲话。看来，传统观念在起着决定作用。事实上，有人告诉我们，离村十来里的大洼地上，一些人家的地就种得可有可无了。更何况人们对种地牢骚又那么多。快吃饭的时候，我们在村里走动，就有一个老者走上前来大叫大嚷。好半天才弄明白，原来他在骂化肥、柴油买不着、乱涨价。再一个是地块零散，每一户都种十来块地，费工费时，人人叫苦。据说村里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这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
艰巨归艰巨，赵官佐总是要前进的，也肯定会前进的。入夜，当我们和一户户人家告别的时候，人们拉着我们的手，希望我们两年后再去看看。两年后的赵官佐又是什么样子呢？
（附图片）
这是赵官佐村在漂染厂工作的女青年，下班后在自家地里摘棉花。
张庆堂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