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应从经济发展战略看三峡工程
周培源在《群言》第九期撰文说，三峡工程所以长期上不了，看来主要问题是仅就三峡论三峡，而没有从长江流域干支流总体规划，并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家实力的可能性，从经济发展战略上来考虑问题。我们拥护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的决定。但论证的主题不应是就三峡论三峡，单独论证三峡工程蓄水位150米或坝高185米的问题，而应是论证先开发支流或其它优先方案，还是先建三峡工程，以及这一起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等宏观决策问题。
比较现实的符合国家实际情况的作法是：可以先把长江上游各支流的水电站逐步建设起来。这样可以满足实现翻两番的要求，也为将来三峡上马创造条件。经过几十年，国家经济实力定会大大加强，科技水平也将大大提高，世界和平会有更加可靠的保证。这种情况下再建三峡大坝，那就比较容易了。几十年的教训是，千万不要急于求成，尤其不能怀有兴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流芳百世的主观追求，否则就会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如果不经过各个方向的反复论证，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就仓促上马，势必遗恨万年，后悔不及。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对哲学研究现状的思考
从总体上看，哲学研究者的知识构成和兴趣，似乎是决定哲学研究状况的一大条件。我国现阶段哲学研究，一般说来，有三种类型或曰三个“群落”：一是由对马列主义经典的研究而衍生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群，姑称之为“原理群”；一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研究课题的研究群，可称之为“国学群”；还有一部分是以译介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思潮为己任的研究群，且称之为“西哲群”。3个群落的研究水平、学术兴趣、文化气质，几乎都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和特点，因而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优点与缺陷。“原理群”的长处在于所讨论的哲学问题，较容易为中国现实进程所接受，容易为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提供思想范式；
“国学群”的长处在于能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根基，因而有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易于使国内外文化人发生兴趣；“西哲群”的长处在于借助开放的优势，所译述的大量新思想、新观念有广大的青年读者，具有时代的优势。
然而，三者的缺陷也很明显：“原理群”在自己的狭小圈子中讨论的课题，越发与哲学本身应当研究的“思维—哲学”水平的问题脱离。而且，由于其概念、体系的基础是以苏联哲学风格和思路为样板，所以对中国实际与西方文化的解释力也越发递减。“国学群”却由于其脱离时代节奏的治学方式，以及对传统文化出于知识结构——个人兴趣上的偏爱，几乎有由“国学群”过渡到“国粹派”的危险。“西哲群”中的许多人与中国经济现代化所要求的实际——可操作的现实力量相脱离的趋势愈来愈显著，他们很可能变为一群“超越现实实际发展的”文化人或沙龙式学术清谈。
这3个研究群落要加强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原理群”要充实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国学群”要吸收近现代西方哲学有益的东西。“西哲群”则要研究中国现代的社会经济建设。
（摘自9月28日《理论信息报》
李小兵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谈社会不良心理传染
最轰动于世的社会心理传染事件，莫过于1986年4月在日本发生的著名歌星冈田有希子自杀事件。冈田在1985年刚被评为“最佳新歌手”，早已成了青年崇拜的偶像。她自杀消息一传开，仅2个月内就有114名少男少女仿效自杀。心理学家普遍注意到此事，并称之为“冈田有希子症候群”。
西方的不良心理传染，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大量暴力、色情案件见诸新闻媒介和电视屏幕，提高了这种传播的效率。但心理学界一般认为，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大量在非正式场合随机的、即兴的各种“信息发布”，也即每日存于我们身边的“他人告知”。
人在社会中的相互心理传染，一方面有消极作用，如自杀、暴力等；另一方面有积极作用，如情绪沟通，满足相互间心理接触的需要，以适应在社会群体内的协调行动。还有其他学习行为，如对流行色、流行服装的模仿等等。
不良社会心理何以总是在社会群体中迅速传染？这主要与社会群体的特性有关。群体规模越大，传染时人的个性因素越不被重视，在传染时，人的感觉、思维和行动方式会与独处时大相径庭。模仿是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通过相互感知，相互反馈，即通过“传”的过程来确定自己的言行，甚至情绪反应的合适程度，以及价值观的理解和学习。
形成传染有时个体本身也有原因。如：据记载，某纺织厂有十个女工曾反映厂内纺织品原料中有虱子，身上出现刺痛、神经紧张等症状。几天之内，很快蔓延到59人。经调查，纺织品原料中没有虱子，11天后，这些症状就象出现时那样突然消失了。后来知道一个有趣的情况，即“虱子”确实总是首先袭击对异常行为几乎没有社会约束力和控制力的人。
（摘自《社会》第五期 王德敏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给翻译文学以应有的地位
罗兴典在10月1日《文学报》撰文说，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大批优秀的外国文艺作品被译介到我国。这应当归功于翻译家的辛勤劳动。可是，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翻译文学排除于文艺百花园之外，没有给翻译文学以应有的地位。有关部门在统计文化艺术成果时，不把翻译作品包括在内；在许多文学艺术评奖中，也不包括翻译作品。有的译制片连配音演员都能获奖，而提供原始材料的文学翻译却被置于门外。这显然是不公允的。
文化艺术成果中和文学艺术评奖中不包括翻译作品，与我们的一些部门和一些同志的思想认识有关。他们总以为翻译不过是一种“机械性劳动”，算不得文艺创作。这其实是一种
“门外之见”，也是各国的翻译家们早就批评过的观点。鲁迅早就说过：“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郭沫若也曾指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鲁迅和郭沫若是严肃的翻译家，深知个中甘苦，才有这样深切的感受。那种忽视翻译作品的看法是有失偏颇的。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古旧书业有待振兴
我国有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大量的古旧书籍能流传到今天，除了历代藏书楼馆的珍藏外，一条重要的渠道，就是古籍旧书市场。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扬州，都曾是古旧书业发达的地方。
北京古旧书业最兴隆的时候，曾有300多家古旧书店，市场上的旧书摊就更多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古旧书店从社会上收购的珍善本古籍达2.5万多种，革命文献资料2.8万多种。北京中国书店是专门收售古旧书的企业，据他们编印的《善本书目》，近30年来收购到经、史、子、集四大类古籍总计3210种，供应了图书馆和学术界的需要。
随着年代的演变推移，收购古籍越来越困难了。由于自然残损和虫蛀鼠咬，民间流存的古籍越来越少。目前在许多地方，人们要找一本平常的《百家姓》、《千字文》旧版书都很困难。这几年，全国许多古旧书店纷纷转向经营新书，现在只剩下30几家收售结合的专业店了，从业人员只有1400多人。由于经营古旧书资金周转慢、费用大、利润低，国家对这个特殊行业没有给予扶植发展的特殊政策，职工的工资、福利、工作条件差。许多在版本识别、书源考查、修补装订方面有专长的人才，纷纷被其他单位挖走，所以古旧书业面临着人才不足和人心思走的危机。据说，在英国、日本、美国、苏联这些科学文化发达的国家，古旧书业依然兴旺发达。日本东京就有130多家古旧书店，苏联全国有4000多家古旧书店，世界上还成立了国际旧书商协会。为什么我国的古旧书业在萎缩呢？
（摘自9月27日《经济日报》 邝新建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人类可望登上火星
专家们一致认为，航天史上迄今最雄心勃勃的冒险事业——载人火星飞行，最终一定会由美国或苏联完成。耗资将达500亿美元左右，整个航程2至3年。
苏联较美国先走了一步，打算下世纪初登上火星。苏联最近发明了一种推动力极大的新型火箭——能源号，可将载重120吨的物体送入运行轨道；宇航员已开始接受严格训练，连续呆在太空9个月，即从地球到火星所需时间。
美国宇航工程师也在计划着一次行星计划。他们对从轨道站的自旋速度到返回途中所需的燃料和食物等每一细节都作了深入研究，并设计出了方案。
载人火星飞行的最大困难，是宇航员长期呆在太空的健康问题。现在，一些试验已经开始，以了解人在极度隔离的环境下会发生什么情况。
据信，第一个真正的火星人将诞生在2050年左右。 （摘自10月5日
《上海译报》 曲日 陆建滢译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鸟能飞跃高山的奥秘
能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事先必须经受严格的训练，否则高山缺氧将使人头痛恶心，甚至昏迷。同时，人还必须穿上御寒的厚衣，因为高山的气温很低。但是，鸟类飞跃高山却不用增加“衣服”，不用携带氧气。这是因为鸟的肺连接着几对气囊，气囊可以储存空气，当鸟吸气时，空气进入肺和气囊，呼气时，气囊里的空气经肺排出体外。因此无论是吸气还是呼气，都要空气经过肺气体交换，也就是说鸟呼吸一次相当于人呼吸两次。同时，由于气囊体积大，进入鸟的身体里的空气量大。所以即使空气稀薄，鸟也能获得足够的氧气。
那么，鸟儿是如何御寒的呢？鸟飞行时身体的运动产生了热量，而鸟的羽毛有着很好的保温作用，热量不仅散不出去，还会使鸟的体温升高。飞跃高山对于鸟来说，问题不是保温而是如何散热。上面谈到的气囊有很多分枝分布在鸟的全身，这就使吸入的冷空气在鸟的身体里循环，带走热量。
（摘自10月2日《北京青年报》 冯平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北京图书馆沿革漫话
北京图书馆从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筹建。起初按照近代国家图书馆格局筹建京师图书馆，委派缪荃荪、徐坊分任正副监督，并允准拨入南学典籍及内阁大库图书，其中包括南宋缉熙殿和明代文渊阁的皇家藏书。暂借广化寺狭小卑湿的僧舍权为馆舍。
1912年，以蔡元培为总长的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接管了清末筹备未完的京师图书馆。在新任馆长江瀚等措办下，先后调取各省官书，入藏了前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卷等。是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正式开馆。
1928年秋，“北伐军”进入北平，随之，国民政府定都于南京。在此形势下，北平大学院聘请陈垣等人组成京师图书馆新馆筹备委员会。1929年，将由方家胡同原址移于中海而改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馆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是年8月，聘任蔡元培和袁同礼分任正副馆长，马叙伦、陈垣、刘半农等为馆务委员会委员，并着手已酝酿数年的在北海西侧兴建新馆的计划。1931年4月，新馆主楼工程告竣，同年7月1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舍正式对外开放，因文津阁《四库全书》列入了新馆，就将馆前的街道命名为文津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除有部分珍本辗转转移外，北平图书馆的巨大图书库藏难以于短期内撤走。面临北平沦陷，馆长与馆务委员会率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南撤，在北平馆址留部分人员看管图书。至此，北平图书馆一分为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馆长袁同礼回北平主持馆务。因抗战被迫分割的两部分恢复了统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图书馆改名北京图书馆，并成为中国唯一的国家图书馆。
（摘自《现代化》
第九期 杨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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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类四十六条染色体是怎样发现的？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染色体标本分散不好，常常重叠扭曲在一起，显微镜下很难辨清。直到一九二三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校长、著名遗传学家潘特教授还提出，人的染色体数目和大猩猩、黑猩猩一样都是四十八条。
一九五二年，美籍华人徐道觉开始从事人类和哺乳类细胞核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半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心情很是烦躁。就在这时“奇迹”突然出现了。一天他用胚胎组织进行常规培养，无意中显微镜下出现了铺展得很好的染色体。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出去围着大楼转了一圈，又去了咖啡店，再回到实验室，标本依旧清晰可见。他大喜过望却又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对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逐一进行了检查，才终于搞明白了这个“奇迹”出现的原因：实验室不知哪位技术员把配制冲洗培养的平衡盐溶液误配成了低渗溶液，细胞膜在低渗液中容易胀破，所以染色体溢出后铺展良好清晰可辨。当时尽管一再追问，也没人承认这个“过失”。
徐博士发现的这种低渗处理法，打开了细胞遗传学通往兴旺发达的大门。可以说，他手中已握着发现人类染色体正确数目的钥匙。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他对潘特教授的崇拜，他却未能否定四十八条的论点。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美籍华人蒋有兴教授，在用流产胎儿肺组织作培养时采用了徐博士的低渗处理技术，可是始终未能发现预期的四十八条染色体。他没有苟同别人的看法，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人的染色体是四十六条而不是四十八条，并于一九五六年发表在杂志上。一九六二年，蒋教授因其卓越贡献而荣获美国肯尼迪国际奖。从此人类在对自身的认识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摘自十月八日《北京日报》乐俊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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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北流行新酒拳
陈西林画
在台湾返乡探亲的热潮中，台北市一种新型酒拳应运而生，这种被称为“返乡拳”的口诀是：一国、两制、三通、四流、六万（旅费）、七天（签证）、八件（礼物）、九别（久别重逢）、十全（全家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