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散文需要批评
傅瑛
有人说，环绕着新时期散文的，是一片寂寞。确实，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学者、小说家、诗人走进散文世界，一名又一名新秀崛起于散文园地，散文本身是有实绩的。但是，几乎每篇优秀小说的呱呱坠地都会激起一阵惊喜的喝彩，而众多散文佳作的问世，面临的只是一个几近无声的世界，这未免过于清寂。
散文渴望批评，尤其需要属于散文自己的，有别于诗歌、小说、报告文学与其它文学部类，能够表现散文独特审美要求的个性的批评。浏览为数不多的当代散文评论，诗情画意的研究有之，人物性格的推敲有之，文词色彩、句式韵律的琢磨有之，真实性的探讨有之，最难寻觅的恰恰是最重要的关于散文本体特征——散文表现作者内心情致的特色的研讨。依照“五四”以来众多散文大家确认的这一审美规范，散文的批评，当是评论者怀抱一颗富于理解与同情的心，一直深入到作者和作品的心灵深处，发现那里的人格的力量、色彩与智慧，发现融在作者生命里，也交织在作品文字上的散文特有的情致之美。这似乎很玄，但我们若取李健吾先生曾为李广田、何其芳、陆蠡等人所写的散文评论认真拜读，悉心领会，定能有所感悟。那是批评者与作者两颗灵魂的遇合，情致的交会，是批评者对作者内心美好情感的理性的感知与阐发。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冲出形式因素的拘囿，进行整体的批评。常见的当代散文评论多有对作品词句、结构等形式因素的单一性分析。作为散文评论的一个方面，这本无可厚非；但我们如果专意于此，停滞于此，那就会于无意之间肢解散文，将一个圆满的意象切割得面目全非，这不仅会曲解创作者的本意，破坏欣赏者的情绪，甚至会引导后学者走上单纯追求形式技巧的歧途，给散文带来灾难。现当代至美的散文追求的是一种整体情绪的感染，不是在雕章琢句上下功夫，作者所择取的物象往往饱浸着某种特定的主观情绪，正所谓“兴象玲珑，浑然无迹”。因此，仅注重单纯的形式，就容易忽略上乘佳作，或虽抚掌称好，却难以曲尽其妙。
最近，耳闻不少同志正在从事现代散文史的研究、编撰，十分兴奋。这也是目下散文急需的一种批评——历史的批评。自20年代开始，现代散文作为一种逐渐走向独立的文学体式，一直在动态的曲折历程中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呈现出一种钟摆式的动摇状态。经过半个世纪的审美规范的积累，目前终于告别了思想评论、新闻特写、杂文小品，成为一种为社会所承认的独立的艺术体裁。在这种业已成熟的时机对现代散文的发展进行历史的回顾，可于动态的变化中廓清散文基本理论，使散文审美规范具备内在的稳定性，为创作和评论的兴盛奠定基石。从现代散文的背影中，我们既能发见新时期散文应有的灵魂与姿态；又能够以史为经络，将一篇、一个时期、一种母体的散文作品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纵横比较，认识它们给我们的散文带来了什么新的因素，具有什么显著特点，最后，在我们的散文世界里应当占有什么地位。
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读到越来越多的精湛的散文评论。
第8版(副刊)
专栏：
苏联人民的宠儿
——记弹唱诗人弗·维索茨基
高莽文并画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弗·维索茨基的诗歌时，给我一种强烈的奇异的感受，它和我平时接触的诗歌不相似。它近乎口语，朴实无华，甚至有些粗鲁，没有古癖的词儿，也没有艰深的句子。不论是写过去还是写现在，写战争还是爱情，写司机还是市侩，都蕴藏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我想深入理解他的诗，译了一些他的作品，编入《苏联当代诗选》一书中。
1983年冬，我来到莫斯科出席苏联文学翻译家国际会晤会，在大会发言中，介绍我国翻译苏联诗歌情况时，我提到了维索茨基。散会后，有位女士走过来怯怯地问我，中国是否真的译过维索茨基的作品。她怕自己听错了姓名。我告诉她，没有听错，她脸上怀疑的神色仍然没有消散。我把维索茨基的译文拿给她看，并把我画的维索茨基的头像递给她。这时，她的眼睛闪亮了，嘴角上堆起了微笑。她伸出手来表示感谢，并与我握别，她说：“我是他生前的好友……”
过了一天，这位女士又找到了我，说：“我把您讲过的事，转告了维索茨基的父母，他们让我向您表示深切的感激。”说着，便把一本《神经》赠给了我。这是苏联出版的维索茨基的唯一的一本诗集，在苏联已成为珍本，书店里根本买不到。很多人都用羡慕的目光窥视我手中这本《神经》。
生活在苏联人民中间，我不断地感受到他们对维索茨基的深情。有人对我描绘他在舞台上演出的激情（他本行是话剧演员），有人对我描绘他的外貌，有人讲述他生活的道路，更多的是介绍他弹唱诗歌的情景。在苏联，似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维索茨基。
12月初的一天，我去维索茨基的墓前凭吊。上了出租汽车，我说：“去瓦岗口……”，这是墓地的名字。“去看望维索茨基吗？”我怔住了。难道司机会相面，一下子就猜中了我的心意？“是的。”我诚挚地回答。“进了墓院大门，往右拐。您会看到很多鲜花。那儿就是维索茨基……”“谢谢！”我感谢这位热心肠的司机。同时，我在想，这寒冬季节，会有很多鲜花吗？
维索茨基的墓，果然象司机所说的那样。在这灰暗的墓院里，它象一座花坛。长方的土坟后立着一块不高的石碑，上边刻着他的姓名与生卒年代——“1938—1980”。大概是前来瞻仰的人太多了，所以用铁栏杆把它围了起来。我在他墓前站了约半个小时，一批人走了，又来了一批人，象一层层潮水在他坟前洒下一层层鲜花。
这一切，增加了我对维索茨基的兴趣。我倾听他的唱片，阅读他家人和朋友的回忆录，研究有关论文……在他的祖国，我终于理解了他何以受到人民这样的爱戴：他唱出了人们在逆境中争取改革的愿望、受凌辱的人保持尊严的精神，他是苏联人民愿望的表达者。
难怪有人说，他弹唱的诗歌，不能光用耳朵听，而得用心灵听。
1987年夏，我有机会再次访问莫斯科。我又来到了维索茨基的墓前。一座金光闪闪的铜雕像代替了原来的石碑。他弓着腰，背着心爱的吉他，迎着风迈着艰巨的步伐。碑后是浓绿的丁香树，花已开过，只有叶子在为他遮荫。墓上、墓旁，摆着比那年冬天更多的鲜花，象是各种各样的心灵在他墓前吟唱他的歌。
维索茨基生前没有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没有获得过国家奖金，但他获得了比专业诗人、比奖金获得者更高的荣誉——苏联人民的宠儿。（附图片）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史实和情采
——《让历史告诉未来》观后
章仲锷
这是一部发人深思的电视系列片，它好就好在不仅对历史生活有较大的概括力，给人以巨大的认识价值，而且在反映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交融着深邃的思辩与浓郁的诗情，使观众有着较大的回味和新鲜感。它具有史诗般的规模气势，又有抒情诗样的蕴藉内涵，故能于系统了解我党我军历史进程的同时，因人而异地产生众多的联想、共鸣和反思。这是以往同类纪录片所难达到的，无怪乎播放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如果是身历其境的老一辈革命者，会对系列片中长征的描述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当然也歌颂这一空前壮举，但却没有过分渲染领袖的超人作用，相反，还让他在突破重围时连呼三声“阿弥陀佛”！它不回避惨重牺牲和重大失误的报道，例如长征开始，中央苏区机关队伍辎重庞杂拖拉，竟长达180里，哪里还能打仗！它也不讳言过去不大透露的史实，例如那成千上万西路军战士的悲惨下场。这些都无损长征的伟大，却使观众感到它的真挚和亲切。
如果是中年的过来人，他会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映产生强烈的共鸣。虽然犹有不足（主要是限于篇幅，涉及的方面还不够广泛），但它传达了亿万群众的心声。例如陈毅元帅那疾恶如仇的话语；十里长街为周总理送葬的行列；丙辰清明天安门前正义的怒吼；特别是那段南昌黄昏工棚小径的描述，饱含着深情，也寄寓着我们民族那坚韧不拔，遇挫弥坚的精神和信念。石在，火种不会灭绝，久历磨难的中华终于再次腾飞。这个细节所蕴含的哲理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影片这种含蓄深远的风格，也许远比某些赞歌式的绮丽画面更富于感染力。
如果是年轻的观众，面对他所陌生而又令人震撼的历史，他会对英烈们的不朽业绩和献身精神难以忘怀。日寇的三光政策，蒋介石的重点进攻；狼牙山的五壮士，淮海战场上搭起的人桥；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支援解放前线的民工洪流，既交织出一幅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图，也鸣奏了一支高昂悲壮的胜利曲。中华民族的新生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更显示了今天光辉成就的弥足珍惜。诚如解说词所说的：“昨天已成为历史，但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据说今天的青年不喜欢回顾，这未必确切。关键是这类历史纪录片既要拍得史料翔实，形象鲜明，又要不落窠臼，饶有新意。这体现在解说上便是情理交融，情采并重，词意真切。在这方面，《让历史告诉未来》是有独到之处的。那男女交替的画外音娓娓如诉，全无过头的豪言壮语和矫饰的空泛说教。返朴归真，却不乏深沉的内涵，言简意赅，又偶露幽默和风趣。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借此表达编导者的意旨和打动观众心曲的，可谓有所创新的精心之作。
第8版(副刊)
专栏：
岱岳极顶（焦墨山水）
张仃
第8版(副刊)
专栏：
站牌
白雨很远 那个并肩跋涉的夜很远假如一直走到天亮会 怎么样那一路上没有站牌 没有风沙把所有的夜班车吹走路灯与路灯之间 有许多站牌的轮廓 那是些树我唯有停下来 竖成一块站牌让每一对经过这寒夜的旅人都有一隅温馨的期待而你无畏地走远了 你也会停下来么 象十字架那样象我那样 竖成另一块站牌么从此南来北往的幸福号街车都会经过远方的你 到达我或者经过远方的我 到达你
第8版(副刊)
专栏：
同大自然的对话
——画册《黄龙奇观》欣赏
苍石
“剑阁天下雄、夔门天下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算得上是巴蜀胜景的历史定评。面对这雄、险、秀、幽，历代文人墨客曾以优美诗篇抒发他们的情怀。然而，天府之国造化毓灵，人迹罕至的险远处的山水奇观却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反映。
黄龙，就是一种倘非身临其境便无法想象的景观。它通过艺术家追光摄影，撷采寻觅，多姿多彩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中年风光摄影家何世尧和两位青年摄影家吴天昊、黄正红摄影，诗人赵朴初题名，作家叶文玲撰文的画册《黄龙奇观》。
我比较熟悉何世尧及其创作实践，欣赏他在风光摄影艺术上的成就。他的佳作《巍巍长城》，早已制作成巨幅壁毯，作为国礼高悬在联合国主宾大厅。一幅优秀的风光照片，是摄影家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大自然的结果，是摄影家深情的倾吐。在《黄龙奇观》里，摄影家们表现了他们对大自然创造力的强烈震颤，饱含着感情把这种创造力融会于自己的创作活动中。一幅幅动人的彩图，对异彩纷呈的黄龙景观，作了富有审美个性的表现，大至上下千仞，小至三花两草，都突出了黄龙景观的特点，避免了与其他风景的近似。可以说，这里的照片都被打上了黄龙的“注册商标”，表达了摄影家避他人旧路、觅独家新径的努力成果。
“好照片为什么能吸引人？因为那照片有珠玉；何以能发现珠玉？那就要有一双好眼睛。”何世尧的感受，说的是存在与发现的关系。所谓摄影家的“眼睛”，不只是生理上的视觉器官，更是指对形象的感受能力，对真善美的鉴别能力，这要靠勤学苦练，对摄影艺术无止境的追求。何世尧得到一双好“眼睛”，要归功于他长期不畏劳苦，勇于探索，善于积累，勤于发现。只有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追求，才能有敏锐的发现能力，才能心有灵犀一点通，自如地同美好的大自然对话。
摄影家与大自然的对话，大自然展开它五彩缤纷而无矫饰的创造；摄影家捧出自己百磨千锤而毫不做作的痴情，才能达到物我两忘，物我同一。摄影家对大自然，既是崇拜的，又不是无所作为的，他们“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努力把自然的奇观变为艺术的奇观。我以为，《黄龙奇观》画册在这方面是有所突破的。
“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看”，感谢大自然，感谢摄影家和参与后期工作的人们，使我们看到了“奇观”，使我们更加执著地产生对这片国土的珍惜与依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