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
我所知道的卡达尔
周东耀
在布达佩斯工作的日子里，我曾有机会多次见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听过他的讲演，读过他的文章，使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既非常注重实际，又坚持原则，并能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引导人民走自己正确道路的领袖，是一位寓伟大于平凡、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的共产党人。
1982年12月16日上午，匈牙利冬季国会开幕。作为中国的常驻记者，我去采访这次会议。在大厦门厅等候电梯时，卡达尔也缓步向电梯走来，和蔼地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问候。当友人把我介绍给他时，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哦，新华社，好，欢迎，欢迎！”他的手温暖而有力，声音沉宏；他身高约1.75米，虽略显老态，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嘴角微闭，显示出一种坚毅、倔强的性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卡达尔。
作为匈党主要领导人，卡达尔一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朴实无华地工作和生活。他一直住在布达的一幢普通住宅里，屋内有三间居室，摆满了书，房前有一块园子。他的夫人退休前在政府新闻局工作，老两口膝下无儿女，过着清静的日子。晚饭后他们有时在附近的小路上散步，偶尔去城里的餐馆吃顿便饭。卡达尔平时去多瑙河彼岸的党中央大厦办公，中午在那里吃简单的午餐。他的办公室在二层东端，外间除了濒临多瑙河的大窗外，三面都是书柜，藏有数千本马列著作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卡达尔酷爱读书，晚上，他恐耽误读书而不看电视。近年来，他在这里会见过访匈的赵紫阳同志和其他中国客人。几乎每次谈话，他都深沉地回忆起他在1956年和1957年两次访华的情景。
1985年匈党13大闭幕后，匈牙利举行国民议会的首次差额选举。6月8日上午，我曾应邀采访卡达尔夫妇所在的居民区投票情况。在那里，我看见卡达尔夫妇和选民谈笑风生，非常随便，就象一位老工人和邻居话家常。人们亲切地叫他“亚诺什大叔”。一位英国评论家在70年代曾这样描述他和群众的密切关系：“确实，卡达尔能够接近老百姓，能够同他们进行亲切愉快的交谈，而这一点是许多政治领导人、包括尼克松和希思所望尘莫及的。”
人们看到，30年来，匈牙利的农业总产量翻了一番多。多年来，它的粮食和肉类人均产量稳居经互会之首，并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同50年代相比，匈牙利国民收入增长了4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7倍，1／3家庭有小汽车，每年出国旅游人数达到总人口的一半。凡是到过匈牙利的人，都普遍觉得人们的气氛是轻松活跃的，供应是充足丰富的。匈牙利有健全的法制，党内坚持民主生活，党内外人士都能亲密愉快地合作共事。
熟悉卡达尔的人说，他的性格的灵魂是现实，他生活的动力是责任感。在这半个多世纪极不平凡的岁月里，卡达尔表现出对形势的深邃观察力和对事业的坚强责任感，他的生涯具有许多发人深思的内涵。最近两年，匈牙利经济遇到新的困难，卡达尔对此毫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就在今年9月中旬的国会会议上，他主动承担了责任。对于匈牙利，他要求记者“不要美化它，也不要丑化它”；“有些经验可以借鉴，但不是模式，不是样板。”
对于他自己，卡达尔说：“我是共产党人，这一点连敌人都无法同我辩驳。”他认为，共产党员和人的称号高于一切职务，他并以此感到自豪。（附图片）
少先队员向卡达尔赠送红领巾。
第7版(国际)
专栏：
巴苏大夫魂系中华
李兆乾
印度援华医疗队员巴苏大夫于去年10月12日与世长辞了。今年金秋，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石家庄烈士陵园，同他的战友柯棣华大夫并排安息在苍松翠柏之间。中国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为中印人民友好事业奋斗终生的老朋友。
1938年9月，巴苏大夫远涉重洋来到我国，长期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1941年，巴苏大夫回到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边区参议员，先后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八路军卫生部医院工作。在工作之余，他以日记形式，详尽地记述了自己在中国生活和战斗的经历。去年临终前，他的日记以《延安在召唤》为题出版成书。
巴苏大夫回国后，曾协助印度著名影星香塔拉姆拍摄了《柯棣华大夫不朽的一生》故事片。同时，巴苏还帮助著名作家阿巴斯撰写了《还有一个没有回来》一书。影片和著作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及柯棣华在中国的战斗历程，受到印度人民的称赞。1946年，巴苏倡导成立了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他一直担任该会主席。
1985年，巴苏身患重病，来到北京就医，受到我国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同年底，他返回印度，虽然仍患病卧床，却十分关心柯委会的工作和印中友好事业。他在去年8月举行的柯委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书面讲话中，谆谆教导与会者，务需完成柯委会的宗旨，一定要同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应努力促进印中人民之间的友谊。
巴苏临终前，仍然深深思念长期生活过的中国。为寄托自己的恋念，他留下遗嘱，将他的部分骨灰埋葬在中国土地上。巴苏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国友人为巴苏大夫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他，永远长眠在中华大地上。
第7版(国际)
专栏：
在海湾夹缝中
林皎明
扼守在海湾咽喉上的阿曼苏丹国首都马斯喀特，人们对它也许不算陌生。阿拉伯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中脍炙人口的《辛迪巴德航海记》，描写的就是从这里启航的阿拉伯航海家阿卜·阿比德的壮举：乘椰子壳及其纤维制造的双桅木船，漂洋过海，到达中国。
也许正是因为经受住印度洋风浪拍打的考验，这种叫作“布姆”的木船，至今未被历史淘汰。马斯喀特渔港内仍留有它的倩影，但它毕竟已让出了主角的宝座。停泊在近海的，都是那些宛如小岛似的油轮或集装箱货轮。
从小木船到超级油轮，阿曼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痛苦磨难。仅在17年前，现代文明在这里还被冷酷地遭到拒绝，而一俟“黑金”石油泉涌而出，开化进程又显得过于迅速。这种突变，是阿曼与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共同经受过的神话般的变迁。马斯喀特街头，就有这样一幅耐人寻味的画面：一艘古老的“布姆”小木船，被陈列在现代派豪华旅馆的跟前。一个渺小，一个宏伟；一个枯朽，一个辉煌。乍一看，很难品尝出其中美的和谐，但细想起来，这不正是这种历史变迁的生动写照？风驰电掣的时髦轿车迎着慢悠悠地驮水的小毛驴；身穿比基尼泳装的女郎与黑纱下羞涩躲闪的少女同行，现实就是这样鲜明地对比着，矛盾地共存着。新与旧，东方与西方，都在这里撞击，交融。阿曼，恰恰处在它们的夹缝中间。
其实，阿曼的地形，也象一把阿拉伯弯刀，挂在沙特阿拉伯半岛的东南角上，东北临阿曼湾，东南濒阿拉伯海，北隔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相望，夹在海湾东西两岸之中。
如果说突如其来的巨额石油财富曾给阿曼带来过高速发展和繁荣，那么今天，地处海湾夹缝中的阿曼人已经不太容易找回自己恬静的绿洲。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两伊战火由北向南，由陆地向海面渐渐蔓延，直至阿曼湾也发现了水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阿曼人的危机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了。
与7年前两伊战争爆发初期相比，一般阿曼人在谈及这场战争时，显得更加严谨了。他们往往以脸上露出的那种作什么解释都行的苦笑来替代语言的回答。不过，一位职业中学校长穆罕默德最终还是相当直率地表达了他的看法：“这场战争早该结束了”。这恐怕是绝大多数阿曼人希冀已久的善良愿望。
阿曼政府自两伊战争爆发以来始终恪守严格的中立立场。阿曼的海湾政策的特色在于它与交战双方都保持着顺畅的对话途径。这正是从夹缝中的特殊地位出发所决定的。不难设想，一个刚刚以石油收益为动力起飞的蕞尔小国，是绝不会贸然卷进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旋涡的，更何况世界石油市场由于供过于求引起的油价下跌至今仍折磨着它的经济发展计划。
法拉吉旅馆酒吧间里烛台恍惚，灯影徘徊。只有穿白长袍的男子汉晚间在这里聚散。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对两伊的闪电访问，已是他们手中报纸几天来的头条新闻。结局如何？人们在切切私语，心里骚动着忧患和惆怅……（附图片）
马斯喀特郊外的土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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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桂河桥畔
刘爱成
泰国北碧府桂河桥畔，有两处景观吸引着大量游客。一处是盟军坟地，一处是和平寺。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控制了泰国之后，下令修筑一条从泰国通往缅甸的铁路。在历时两年的建筑工程中，日军强迫6万多英国、印度、荷兰、澳大利亚及美国等盟军战俘以及数十万各国劳工前往施工。工程的艰险和日军对劳工的非人待遇，使16000盟军战俘和10万劳工在筑路中死于事故、饥饿、疾病和酷刑。人们说，这条铁路是一根枕木一条人命铺成的。
桂河桥是这条铁路上的一个交通要冲。离桂河桥约三公里处的坟地埋葬着在筑路建桥中死难的数千名盟军俘虏，每个墓顶上都有一块方石，上面用英文刻着死者的姓名、国籍、年龄、军衔以及悼念他们的话。据说关于死难俘虏的资料都是由生存下来的俘虏暗地里记下来，等到战争结束后，他们再把死难者的遗骸挖出，重新安葬在这里的。这个面积40多亩的坟场被绿树环抱着，墓间长满了各种花草，显得格外幽静。人们纷纷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参观、访问和悼念那些在筑路和建桥中被日本侵略军夺去生命的死难者。为了让游客们能更形象地了解当时的情景，泰国旅游机构每年11月底至12月初都要在桂河桥举办“桂河桥周”。在此期间，每晚都有模拟飞机轰炸的表演，让人们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
桂河桥的悲剧也使一些日本人在良心上受到自责。年近七旬的日本退伍军人长濑高志曾多次重返故地。当年他是日军强迫盟军俘虏修筑铁路的英文翻译。
为了忏悔过去的罪过，祈祷这种悲剧今后不再发生，长濑高志从1976年开始筹备资金，计划在桂河桥旁建一座佛寺。在亲友们和22名日本退伍军人的资助下，经过十年时间，去年终于在泰国女事业家迪拉·逻哈捐献的一块地皮上建起了一座佛寺。长濑把它定名为“桂河桥和平寺”。去年2月，长濑高志在这座寺庙里削发为僧，为过去的罪过赎罪，祈祷永久和平。他希望那些当年在这里参战的日本人都能来到这寺庙里为过去的罪过忏悔，希望日本军国主义再也不要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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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剪影
荣耀过后的辛酸
丁海仙
最近，意大利电视三台在“最美好的足球赛”节目中，重播了1982年7月5日下午意大利与巴西的一场角逐。在这场难解难分的比赛中，意大利摘取了世界杯的桂冠，11位英雄由总统亲自陪同搭乘总统专机凯旋。然而谁能料到，如今他们中竟有4位已沦为失业者，另有1位移居国外。《晚邮报》重登罗西破门入网后与队友拥抱的照片，发人深省的图解是：“昔日的光彩时刻仿佛已过去整整一世纪。”有的报纸深深同情他们的痛苦处境，发出了“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慨。
驰骋国际足坛的罗西从西班牙回国后，先在尤文图斯队效力。因为他多次在绿茵场上受伤，体力有所减弱，有时表现欠佳，引起了俱乐部老板的不满。一年合同期满后他被踢开了。他被迫寻觅安身之处，从尤文图斯队到米兰队，最后又到维罗那队。去年，他勉强选为国脚，但在远征墨西哥的世界杯大赛中，终因“精神与技术状态不佳”而一直“坐冷板凳”。回到意大利不久，罗西不慎又在赛场受伤，被迫住院治疗。现在意大利各个绿茵场上赛事正紧，全国甲、乙、丙级足球队多达180个，然而竟无昔日世界最佳射球手的容身之地。在他家乡普拉托，不少球迷从电视三台中再次看到罗西连中三元击败巴西队所表现出来的令人动魄的魅力，都为他的不幸遭遇而打寒颤。
后卫詹蒂莱在西班牙大赛中以“贴身盯人”的防守闻名于世。意大利队依靠这种防守法，先后击败了阿根廷、巴西、波兰和联邦德国队，终于所向披靡，雄踞榜首。从此以后，意大利“链式密集防守”或“混凝土式的防守”被许多国家的足球队所模仿和采用。可是，谁能想到“贴身盯人”法的发明者詹蒂莱今日也被人抛弃。这位昔日的球星尽管住家和体育场相距咫尺，如今却只好闷在家里。
塔尔德利和奥里亚利对许多球迷来说并不陌生，他们为意大利队1982年第3次登上世界足坛高峰立下了汗马功劳。今日他们也同罗西、詹蒂莱一样，沦为失业者。
安东尼奥尼1982年在西班牙大显身手后，继续在俱乐部队独占鳌头。可是有一次在激烈的角逐中不幸受了重伤。体育界一些权威认为，这位明星的足坛生涯就此结束，太不幸了。安东尼奥尼不悲观不失望，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疾病。康复后，他回到了绿茵场，身手不凡，与队友们击败了马拉多纳的那不勒斯队，为菲奥伦蒂纳队立下了赫赫战功。不过，终因伤势过重，有时也力不从心。老板对他厌倦了，他终于移居瑞士洛桑，在那里踢球。当他得悉意大利电视三台重播意大利—巴西那场球赛时，历历往事涌向心头。他说：“这里收不到意大利电视，即使能收到，我也不想看……”
意大利报刊不时报道世界足坛巨星、球迷心中的偶像罗西等人的冷落遭遇，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与同情。一位工人表情严肃地说，现代化的大楼，眼花缭乱的橱窗摆设，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似乎构成了社会的福利和繁荣。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在这个社会里，几百万人深受失业痛苦的煎熬，连一些球星也难以摆脱这一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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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微笑如良药
王如君
对于医生来说，精湛的医术无疑是应当努力追求的首要目标。但是只有医术还不够，医术之外还有医术，那就是临床态度。
医生和护士良好的临床态度对治疗的顺利进行极为重要。如果医生和护士在给患者治病和进行护理的同时，能注意自己的临床态度，以适应患者的精神状态，这样，患者在医院就会感到轻松，就好象在家里一样，这对治愈病症大有裨益。而且，医生和护士工作起来也会信心倍增。
最近，英国的一家医院要求本院护士学会怎样微笑，以提高护理工作的效用。有关权威认为，微笑对于患者来说，是“一剂焕发生机、振奋精神的补药”。
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把临床态度定为医学专业学生考试的一部分，临床态度方面成绩不佳将会影响学位的获得。格拉斯哥大学还开设了系统的临床态度训练课程。学生进入二年级，开始学习如何与病人“打交道”。学生们先彼此进行模拟练习，然后才能接触真正的病人；三年级，学习护理老年病人和晚期病人；四年级，学习怎样应付精神病人；五年级，学习如何护理那些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和临产的妇女。所有这些都是学生的必修课。
目前，临床态度的效用在英国医学界引起广泛注意，并得到普遍承认。一位教授评价说：“医生为患者治病时的态度和医药的效用一样重要”。临床态度被认为是“医术之外的医术”。（附图片）
李建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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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研制出空气滤净器
尘埃是汽车发动机的大敌，这些坚硬的研磨尘粒经常与空气一起被吸进汽车发动机的汽缸，如同一粒粒金钢沙时时磨损光滑如镜的汽缸内壁表面，从而使发动机的运转寿命大大缩短。
苏联的有关人员最近研制出一种结构简单、经久耐用的发动机空气滤净器，这种滤净器适用于各种内燃机和空气压缩机。其基本原理是，滤净器首先将空气与尘埃分离，尔后在惯性的作用下把分离出来的尘粒送入专用槽内进行过滤排除。
该滤净器可以保证空气的标准消耗达每小时1000立方米，在发动机运转的状态下尘粒的遗漏率不超过0.3％。
（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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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到月球”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能完成一次相当于由地球登上月球的徒步旅行。你不信？那就让我们计算一下：如果一个人平均每天步行按2万步算，那么一年就是700多万步，依此类推，70年后就可以累计5亿多步，相当于384000公里，而这个数字正等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