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新旧体诗关系问题
臧克家
新诗，即所谓白话诗、语体诗，是在五四运动前夕应于时势，顺乎人心而呱呱诞生的诗体。它将几千年来旧体诗独尊的局面打破了。这次诗的革命，以及前几次所谓的“诗界革命”，不可同日而语，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彻底的。
用白话写诗，是个崭新的事物，无路可循，特别是在形式上，除了向外国学习，就是自己创造。从初期诗创作看，学外国的情况比较显然，这从郭沫若、冰心等的自白中可以看得出来。但当时不少诗人，在他们灵魂深处，在他们艺术表现方法方面，与旧传统的关系，不断如缕。郭沫若学惠特曼自由豪放地喷吐时代精神的同时，放眼他五四时期创作的总体，便可以见他某些诗作的意境与韵调，带有旧体诗的影响。他从青少年时代就能写旧体诗，他翻译《鲁拜集》时，运用了旧诗的辞句，这并不奇怪。冰心的初期“小诗”，虽受了泰戈尔、日本俳句的影响，我看其中也不无中国绝句的潜影。其余象刘大白的四字诗体，近乎古体的四言，胡适自谓他的新诗是“改组派”。从这些有影响的名家的实例看来，五四时期打倒了内容陈腐、形式僵化的旧体诗，但并没有脱开旧体诗的影响。当然，象朱自清、周作人的有些诗篇，完全放开了笔，顺乎自然，看不到旧诗的影子。
二十年代中期，闻一多从国外归来，与徐志摩谈诗，并一道精心研讨新诗的形式问题。他主张诗的“三美”，倡导严格的格律体。闻、徐及“新月派”诸家，他们作品的产生，我看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中国旧体诗的优秀传统，另一个是外国诗的影响——特别是英诗。他们的倡导对五四初期新诗的自由散漫，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不管赞成或否定，他们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不少诗人。
我总觉得，一个中国新诗人，想完全脱离旧体诗优秀传统的影响，是很难的。这与生活环境、民族语言、心理以及学习、修养都有关联。可是，在对新体诗与旧体诗的关系与观念上，却出现过问题。一些写新诗的同志，视写旧体诗的为守旧，甚至说：现在新诗人还写旧体诗，是一种“反动”。另一种，头脑冬烘的顽固老人，把新诗讽为“大狗叫叫，小狗跳跳”。新旧对垒，相互蔑视，由来已久。我个人认为，这现象是不正常的。二十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记得四十年代初，我们一些写新诗的老朋友，对郭沫若同志少写新诗多写旧体诗，讥讽说：
“郭老向旧诗投降了”。世间的事物，都是矛盾而又统一的。新诗，是潮流所趋，而旧体诗则是潜流，若断若续。全国解放以后，百花齐放，旧体诗作为一朵花也放出了新的色彩，与新诗争艳。毛泽东等一些中央老同志，以他们高水平的作品高标于世；许多诗坛宿将如柳亚子、茅盾、田汉的新作，引人注目；赵朴初的旧体诗集畅销一时；其他象叶圣陶、老舍、王统照、朱自清，都是以新诗名世的，都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旧体诗。凡此种种，使得旧体诗大大活跃起来。《诗刊》创刊伊始，就为旧体诗留有一席之地。
新体诗、旧体诗，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彼此以长补短，两得其利。新体诗，运用口语，表情述志比较方便，规律不严，群众性强，但容易流入散漫，成为无堤之水，如果学习点旧体诗的表现方法，可以使作品含蓄有味，言简意赅；旧体诗，也应学习新诗之长，以增强自己的生命力。今天的旧体诗，应该具有“三新”的特点，即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缺一就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旧体诗。现在旧诗词刊物，已有数份之多，诗词学会这样的组织日见兴起，这是好现象，也无可讳言，轰动一时，众口传诵之作还不多。现在不少离休干部，中年以上有志于诗的同志，都对旧体诗大感兴趣，为了表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深情，为祖国蒸蒸日上的动人情景而欢欣鼓舞，昂首高吟。也有些青少年，因为不满于某些新诗的晦涩难懂，拖沓乏味，也学习写起旧体诗来。但他们写的多数“五绝”“七绝”，实际上是五言七言的“顺口溜”而已。有一些出自名手之作，用典太多，注释纷繁，成为一病；有的写新诗的同志，学写旧体诗，不讲格律，名之为“解放体”，我个人觉得，既然称为旧体诗，就应该遵守它所要求的条件。
诗的意义，写诗所必需的条件，新旧体诗是一致的。虽然二者运用的形式不同。新体诗，旧体诗不但不应相互排斥，而且应该彼此尊重，各显身手，在社会主义文艺园地里竞放而争艳。
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于听致铃木正夫
郁达夫海外轶诗的再发现
铃木正夫先生：
半年之内，您二次查到郁达夫晚年的海外轶诗（注），真是个难能可贵的收获！
十年前遇倾城色，
犹是云英未嫁身。
今日相逢重问姓，
樽前愁煞白头人！
从1975年6月18日《南洋商报·商余》上查到的这首诗是吟赠紫罗兰女士的。据郁达夫发表在1941年1月11日《星洲日报》本坡版的《紫罗兰女士速写像题记》载：“当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之前，民国十四、五年的时候，紫罗兰女士就在广州登台唱粤曲了。那时候的她，总还不过是八九岁的一个孩子，圆圆的面孔，灵活的眼睛……”，每在革命纪念日或庆祝大会上登台高唱宣传革命的粤曲。而听众大都是党、政、军人士，其中有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北伐军军长以及作者等中山大学教职员。1941年，作者四十六岁的元旦，又在漫天烽火中的新加坡与她重逢。分别以来的世界、人生，变化是如此之大，作者说：“使我顿生出了一种难言的恧惭，十五六年来，我则仍然是一故我，而她却已变成了一个晓得为国家民族竭尽全力的好国民”。作者的这二段话不仅可资检证，而且还可说是这首诗的最好注脚。第三、四句所表现的意境，就是感慨万千。他竟然认不得她了！握手唏嘘伤老大，看到眼前，想着过去，不觉停杯自失，他因而着实鞭策了自己。第二句借用唐裴航遇云英的神话故事，也是作者最喜欢引喻的常典之一，在他的早期、中期直至晚年的流亡时期的诗歌中屡见不鲜。诸如：许侬赤手拜云英（奉赠荃君·一）；平生窃羡兰桥梦（留别隆儿）；东坡曾此访云英（琴操墓）；纵欲穷荒求玉杵，可能苦渴得琼浆（离乱杂诗·一）；为访云英上玉京（离乱杂诗·八）等。十分明显，这首诗是1941年1月间郁达夫在新加坡时的作品。
记得七十年代末我着手重订《郁达夫诗词抄》时，是在诗人黄苗子处第一次收集到另一首作者赠紫罗兰的七律（即《正似及时春帖子》那一首）的，而诗题为“歌女紫罗兰，余于1926年屡听其歌于广州，鼓吹革命。1941年复遇之于星洲，酒筵间感触前事，诗以赠之”。当时就曾感觉诗与题不甚贴切，但又无从查证，姑自存疑。后来接到日本伊藤虎丸教授寄赠他参与编辑的《郁达夫资料补篇（下）》，才查得那首诗的题目应为“辛已元日重遇紫罗兰女士于星洲，烽火连天，青衣憔悴，大有江州司马之感，赠以长句，聊志雪鸿”。今天，感谢您，发现查到了这一首诗，看来当年所收诗题却正是此诗之题。
但此诗中“前”字重出。这却是作者写诗习惯上的莫大忌讳。在他的全部诗作中，重出字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请允许我保留一个疑点：其中是否会有转辗传抄的误字？有待进一步订正。
郁达夫殉难四十载于兹，今天能不断发掘出他散失在南洋的轶诗，我们十分明白搜求中的甘苦。这不仅要求有效地查索诸多纵、横系列的资料，而且还必须熟悉他的作品和风格。正是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于听
1986.12.14
（注）：前次轶诗，见1986年10月23日本报《大地》。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漫谈副刊文化
唐大笠
副刊会议在宿州市开幕。这期间我品尝到宿州一种地方小吃，名称也很特别，叫着“?”（音杀），是一种多味的羹汤。据说，安徽邻邦徐州人考证，这种“?”原是古徐州彭祖发明的；又说彭祖是中国第一位烹饪大师，已得到国内烹饪界的公认。是不是这样，我搞不清，反正也是一位副刊编辑介绍的，并且算是他那家报纸的功绩之一。
我这一次品尝“?”，是由五十年代的那位老报友陪同的。清晨，冒着很冷的风，穿街走巷，来到一个比较偏僻的所在，找到一家不挂招牌的“?”汤老店。那店容仿如烧开水的“老虎灶”，只是多了一口油炸锅，炸些油条面饼之类，以佐“?”汤供客受用。“?”的主要原料是老鸡和麦仁，佐以生姜、大葱、陈皮、桂皮、草果、丁香、白芷、元茴等三十多种配料熬制而成，味美而纯正，健胃而醒脾，当然还会有些美好的传说伴随它而世代相传。“?”汤上桌，我抢先呷了一口，香、鲜、酸、辣什么味都有点，然什么味也不强烈。友人问如何？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很好，有点象咱们的副刊。”别以为我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说的是句实实在在的话。“?”汤之美，美在多味而不单调。耐人品尝，与报纸副刊颇有相近之处。报纸副刊要杂，也是个多味品。一般的说，副刊当具五性，即新闻性、文艺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地方性，缺一则嫌不足。中国的园林美不胜收，全国最小的一个小园林叫“个园”，广不盈亩，可是由于惨淡经营，同具巧夺天工之妙，一样令人神往。以“个园”比之于我们小报副刊不为牵强。它在不大的版面上，要求有较大的容量，寓教于乐，以揭示生活的美（包括鞭挞丑），提供丰富多采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兼顾各阶层读者的知识结构（比如年龄的悬殊、素养的差异和职业的不同），让他们都能在小小的“个园”里徜徉，最好是都能够找到各自喜爱的东西：既可浏览艳丽的香花，也能抚摸如茵的小草；有国色天香的牡丹，也有清奇古秀的老梅；有充满哲理的格言，还有一片童真的稚语。峡谷幽兰，常使人醉春；东篱佳菊，不令人悲秋。一枕溪流，闻之漱耳；万顷波涛，荡涤胸襟；带刺的玫瑰，旨在匡正时弊；折光的镜子，真实地反映生活。大至苍穹宇宙，小到饮食起居……唯其如此，杂，成了副刊的特性。“杂而不乱，杂而有章”，“副刊不副，副刊要富”，都是副刊编辑的甘苦之言。 （中）
第8版(副刊)
专栏：
驼铃
高旭旺
骆驼在黄昏中
沿着生活的艰辛之路
昂着头颅，在渴望
一丝丝绿色的雨
大漠的黄昏
似太阳失恋的叹息
只有驼铃，在沉睡的
古道上，敲响了
敦煌壁画上的新韵
一串串的大漠希翼
从驼印中升起
飞天神女，挥动着
五色的驼鞭
啪，甩向蓝天
拉开了大西北
荒芜与绿洲的距离
第8版(副刊)
专栏：新书架
《鲁迅论教育》
商金林
鲁迅研究，始于二十年代初，不过，对于鲁迅教育思想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起步。1979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在宋庆龄、周建人同志的关怀下，先选编资料汇编性质的《鲁迅教育文选》。几经修定，现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鲁迅论教育》。
《鲁迅论教育》较全面地辑录了鲁迅关于家长和家庭教育，学校和社会教育、美育及科学教育、文化教育的改革以及大胆吸收外来文化，正确对待祖国文化遗产的论说；汇集了鲁迅反对封建主义教育、反对奴化教育、反对复古倒退和揭露、抨击旧中国统治者对青少年迫害的檄文。这本书展现了鲁迅先生的教育观、学生观、教师观，它既是鲁迅先生论述教育问题的结集，也是鲁迅先生在教育战线上战斗的记录。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再谈西湖功臣
史莽
如果说，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写西湖山水诗写得最多最好的一位，那末，苏轼就是宋代诗人中写西湖山水诗写得最多最好的一位。
同样，苏氏与白氏一样，在任杭州知州时也认真浚治过西湖。熙宁年间，苏氏曾在杭州任过通判（知州副手），十五年后再来杭州任知州，只见葑田已占西湖的一半，“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老百姓反映：“更二十年，无西湖矣！”
可巧他任知州的第一年就遇上大旱，米价腾涨一倍。他考虑到西湖有民饮、灌田、助航、酿酒等多种用途，就决心浚治西湖。从夏到秋，花工二十万，把葑田水草全部打捞干净，西湖就烟水渺渺地恢复旧观。尤其值得称道的，他把无用的葑草淤泥，化为有用之材，从南山到北山，横贯湖面，筑成一道长堤，“北山始与南山通”。这就是至今尚吸引大量游人、方便湖上交通的苏堤。
苏氏看来是个干练之才，他不仅开撩于当时，还为防止西湖再次堙塞，规划了多种措施：一、改种湖上的水生作物，“将葑田变为菱荡，永无茭草堙塞之患”。二、限制种植面积。三、设立撩湖专款，“以湖养湖”。
如果说，白、苏二氏的共同点是：重视民困，从百姓的生产、生活着眼来考虑西湖的兴废。那末，他们的不同点是：白氏重视技术而不忘掉人事，苏氏抓住当前而不丢失将来。这些共同点和不同点，我想，都值得人们的借鉴。
第8版(副刊)
专栏：
忆湘西〔中国画〕 张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