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的有力推动
——从技术政策的制订谈软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与作用
林志群
对于具有历史责任感和革命事业心的人们说来，建国以后的三十多年，最使他们扼腕叹息、引为遗憾的往事，大概莫过于国家重大政策上的屡屡失误，而又不允许有任何微词的那种决策非民主与非科学的异常现象。在八十年代开始的，由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共同组织，由科委主要负责的全国十二个重要领域技术政策的编制工作，可以说是在改革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水平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的重大实践。它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了编成若干本蓝皮书的具体成果而具有深远的影响：
破除了政策神秘和议政危险的老观念
解放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国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带有过分集中的性质。相当多的干部对决策过程知之甚少，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能起的影响作用更为有限。因此，广大人民和绝大多数干部对政策抱有神秘感：今天说这个对，明天说那个对，翻来倒去都对。如果有什么人对政策发表意见，在多数情况下是要倒霉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彭大将军为消除“三面红旗”的消极面而慷慨陈言，马寅初老人为避免人口爆炸而提倡计划生育所遭受的攻击和迫害。堵塞有识之士的言路，后果是使人知而不言、明哲保身。我们建筑界曾有一位与梁思成先生齐名的学者，就以一辈子不写文章、不讲观点作为信条。
我有幸参加了上述技术政策的编制工作。最深的体会就是：政策的制定从此开了新风。领导与大家平等相待，既不是拿出方案来要你论证，也不是指手划脚地要你如何如何，而是把总的目的要求摆开，让各方面的专家行家各抒己见，充分依靠大家的讨论、分析、归纳，最后形成政策要点。整个过程，体现了既有科学的方法，又有民主的作风，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参加者的积极性。许多人认真撰写论证材料，贡献出多年的研究成果和系统的背景资料，使政策文件保证了较高的质量。
重大领域技术政策论证工作的影响所及，从深度和广度上都促使思路大开，言路大开。一方面是全国性的技术政策带动了各部门、各行业的技术政策，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就发动几百位专家参与编制了《建筑技术政策》；另一方面，各种技术政策文件，又为制订各部门、各地区的规划、计划提供了依据。如上海市就根据《住宅建设技术政策》研究编制了《上海市八年解决住房困难户的规划》等等。同时，配合政策、规划、计划的制订，涌现出数量多、内容广的战略发展、未来预测以及许多重大政策课题的研究。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就会以超过往日常规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把科学推向前进。我国近年来软科学之所以能有空前活跃、繁荣的局面，原因就在这里。
培养了总结过去、探索未来和切磋争鸣的宽松气氛
顺利容易使人忘乎所以，挫折却往往是成熟和成功的先导。正是因为我们走过漫长的曲折艰辛的道路，所以技术政策的编制和许多软科学研究都是从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开始的。举例来说，这几年，对于我国城镇化所经历的历史进程做了比较深入和实事求是的剖析，就为我们正确认识这个重要历史现象并进而采取正确的对策提供了可能。
城镇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发展、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进程和共同趋势，世界各国都不能例外。这是产业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我国也理当如此。1949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仅为10.6％，说明了我国基本上仍处于农业社会的真实状况。三年恢复和“一五”时期，国家建设大规模展开，城镇化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情况比较正常。但到五十年代末期，搞“大跃进”，大量招收农工进城，大大超过商品粮食生产的能力，于是三年困难时不得不动员二千万人返乡。更为不幸的是，从此害上了“恐城病”。到了十年浩劫时期，干脆大搞上山下乡，极力推行城市农村化的政策，提倡什么“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从指导思想上颠倒了城市先进与农村落后的客观事实。在1960到1977近二十年间，城镇化进程在我国处于水平跌落和停滞不前的异常状况，与整个世界潮流相背逆。近几年，通过客观的冷静的研究探讨，弄清了这个历史颠倒，才使人们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对从土地耕作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应当如何安置疏导的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论认识和思想准备。现在，不少专家都认为，到2000年，大约有两亿以上的乡里人将离开土地而成为非农业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必将加速，城市人口面临迅速增长的巨大压力。妥善的解决办法就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建设数量众多而规模较小的各种镇，把大批非农业人口截流下来。这可能是我国城镇化道路的一个特色。
人们对于复杂事物的认识，或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或从不同角度着眼，常使同一个问题有多种迥异的解答。这种认识上的参差导致舆论上的不一律，完全是正常的现象。在这次技术政策的论证和编制中，领导人对这个问题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非常注意去发现矛盾，有意识地组织不同意见开展争辩交锋。许多重大问题就是按这种精神得到较好解决的。如果遇到问题复杂或情况不清、条件尚未成熟，也不去强求一致，以避免失之偏颇。这种做法是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在重大科技问题上的反映，应当积极提倡。例如，从八十年代起，我国建筑界对高层住宅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层有害无益，因为造价比多层住宅高一倍，经常运营维护费用也大，面积利用系数低，土地虽有所节约但未必合算，而且受国际舆论普遍反对。另一种观点认为高层住宅在所难免，大城市如不坚决推行，实际上在旧区改造与中心地区发展中都无法解决拆迁户的需求和充分利用宝贵空间的问题，同时，国外也不乏高层住宅的成功经验，香港就是例证。1983年，我们在研究编制《住宅建设技术政策》时看到并且推动了这个争论，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到1986年城建部制订颁布《建筑技术政策》时，这个争论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实在是由于与之关联的两大因素未能得出明确答案。一个是土地价值问题，不同城市不同地段的地价是相差悬殊的。解放前，上海外滩一亩地的价钱要比市郊偏僻地区贵到上千倍。但现在这个地价差别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还说不清。这样，就无法判别高层住宅从节约土地中能否取得与建造多层住宅降低造价的同等价值。另一个是房租的合理计收，现行租金是由国家大量补贴而离开住宅建筑的成本的，高层住宅的房租基本上与多层相近，住户交付的房租远远低于建筑成本，建高层与建多层都不取决于其租金收入即经济效益如何，因而就掩盖了两种住宅存在的矛盾。看来这个争论还需要继续下去，也需要进一步的引导。
在不同学科和部门的相互对话中建立起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均衡发展的全局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以往“左”的思想在经济建设中导致决策失误的主要表现，是主观片面造成比例失调，急功近利导致欲速不达。对于当年那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钢铁生产一年翻番”、“先治坡，后治窝”等豪言壮语和“左”倾口号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但是，那种重经济、轻社会与科技，重生产、轻流通与消费的片面观点却依然大有市场。针对这个时弊，第一批十二个重要领域技术政策中，包含有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城乡住宅建设、环境保护四个着重于讲求社会效益的“非生产”领域，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有战略眼光的抉择。说老实话，建国以来在这几个领域中的教训也够多了。拿城市建设问题来说，多少年来，宏观布局不讲科学，过分强调战争因素，到远离经济中心和交通干线的地方去搞“山、散、洞”、“羊拉屎”的大小三线，既违背了规模经济，丧失了大工业生产需要相应的集中才能产生相应的效益的优势，又舍弃了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微观的层次上，把
体现城市相对集中、高效率、多功能所绝对必需的基础设施贬为“非生产性建设”而予以轻视，计划排队在后，砍削项目在先，结果造成大小城市道路、交通、供水、排水等的全面紧张，不仅使人民生活至感不便，更重要的是城市整体的社会经济效率的降低与机能的恶化。现在通过技术政策的编制论证，使许多糊涂的认识得到澄清，有的问题已受到重视并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较好的解决。住宅建设的情况就是如此。《住宅建设技术政策》的制订，并且坚持提出与技术政策配套的相关政策如住宅商品化的方针，便对住宅建设事业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几年，软科学研究总的形势是很好的。但要看到这仅仅是个开始。当前的问题在于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个好形势。依我看，有两个方面的事要注意搞好：一是思想认识还要深化提高，创造进一步推动工作的精神条件；二是扎扎实实采取有效措施，创造进一步推动工作的物质条件。这里首要的一个问题是要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给予真正的信任，决不要自布疑阵，作茧自缚。
软科学研究就是要去接触一些宏观的政策和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这方面，是不是还存在人为的不必要的禁区呢？我认为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应当提倡“科学无禁区”。要相信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严肃认真的。事实证明，他们既不是不正之风的主要载体，也不是异端邪说的热心信徒。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在进行着巨大而深刻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也已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改革，无论其内容、性质、深度、广度都是空前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关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亿万群众的实践、拚搏，也需要为数不多的专家、学者、行家、里手作为智囊在策略上、理论上进行探索、反思、播种、耕耘。多一种由深刻思维构成的观点，不论其本身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都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多一种可能选择的途径。这有什么不好呢？几年来重大科技政策制订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良好的效果，关键在于信任两字。信任能够出智慧、出人才；信任能够得民心、得良策。通过科技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使国家政策的制订与决断具有坚实的科学与民主的基础，政策就更能反映客观规律，反映人心向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决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正确的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具体体现。
我们今天能够围绕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心平气和地议论过去和瞻望将来，其本身就足以说明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已具有宽容自信的力量。现代化的太平盛世就是应当有一个民主、平等、宽松、顺洽的舆论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孕育诞生更成熟的、更有活力的理论、思想和政策。我们不妨把它叫做另一种良性循环——精神生产的良性循环。让我们大家都来珍惜并进一步创造、维护这种良性循环，为我国软科学的繁荣昌盛，为我国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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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代的呼唤
——决策现代化需要软科学研究的支持
冯之浚
软科学研究与科学决策结下了不解之缘。软科学研究的基本功能是为决策科学化、决策民主化和决策制度化服务。一句话，它是为领导的正确决策服务的。因此，软科学研究和科学决策乃是同根所生。只要有决策行动，就要有决策研究；只要有决策程序，则必有决策技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以及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现代社会实践活动的特征，是把决策提到领导体制的最高地位。现代社会实践具有规模大、变化快、影响广的特征，“牵一发而动全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就使现代领导体制发生纵向和横向的变化。从横向看，出现了多谋与善断、经营与管理、决策与执行的分工，现代领导体制划分出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和咨询系统，四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互相配合，发挥整体效应。从纵向看，发生了分层现象，有战略规划层、战术计划层和运营管理层。纵向横向的变化，都把决策提高到现代领导体制中最重要的地位，使决策成为现代领导的根本职责。这就要求从制度上建立合理的决策体制，亦即使决策制度化。决策地位的提高，要求软科学研究得到相应的发展。
加强软科学研究，促进决策民主化，又是适应我国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改革促进环境的优化，环境反过来促进体制改革的深入。我认为，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需要有五大环境的支持。除和平的国际环境、安定的政治环境、繁荣的经济环境、宽松的文化环境外，还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决策环境。这就要求全社会、尤其是各级领导强化“决策意识”，促进观念的变革。决策民主化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政治体制方面作了一系列改革。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除了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完善国家干部制度、实行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体制等之外，作为健全民主制度重要内容的决策民主化，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之一。吸收科技工作者尤其是软科学工作者进入决策层，使民主风气进入决策领域，将大大提高民主化的程度和层次，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
最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融汇流，为决策科学化提供了科学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现代自然科学的长足进展，为解决非线性、模糊性、离散性、随机性和突变性现象提供了有效工具，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成为可能，并为决策科学化奠定科学基础。
第二，电子计算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系统仿真技术、专家咨询系统、系统动力学的日趋成熟，为决策科学化提供了技术手段。
第三，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紊乱学以及有序体的自组织的结构分析等研究成果，为决策的逻辑模型的建立以及决策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有效工具。
第四，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管理心理学的发展，为研究决策的心理机制和心理过程，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方法。
综上所述，决策科学化、决策民主化和决策制度化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潮流；作为现代决策的伴生物的软科学研究，也就应运而生，随缘而长了。时代的呼唤，要求软科学要有硬功夫，讲究整体性、时效性、定量性、承载性和层次性，采取逻辑模型、数学模型和仿真技术的三部曲，使软科学研究更上一层楼。
当前，软科学研究应着手四个方面的工作，即研究软科学自身的发展战略，制定软科学的中长期规划，研究促进软科学研究的政策以及加强对软科学的管理。这次软科学座谈会的召开，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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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王润生主张：
道德评价应该是三分法
不是有德就是缺德，不是善就是恶，不是崇高就是卑鄙，不是大公无私就是自私自利，这是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习以为常的两分法。王润生同志在“青年·改革·精神文明”研讨会上指出，这种两分法的后果是：在理论上将道德理想和现实道德规范混为一谈，把人们的行为或品质分为两个层次：失当和应当，不许和赞许，戒律和劝谕。这种两分法忽略了道德生活中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正当（为人们所默认，既不崇高也不卑鄙）的行为或品质。我们所说的道德规范主要是指属于失当和正当层次的规范。
王润生认为，传统道德评价的一个失误在于：常用本属应当层次的规范来判断评价对象的正当与否，譬如，把无私看作美德，有私心就成了缺德。相应的另一个失误在于：常用本属正当层次的规范来判断评价对象的应当与否，譬如一旦为钱正名，认定拚命挣钱没有什么不好，于是就把挣钱看作光荣的事了，“钱越多越光荣”，其后果是取消道德理想。两种失误均源于一个公式：不是有德就是缺德，不是缺德就是有德。三分法在实践上恰恰要说明这样一个界线，不缺德不一定有德，无德也不一定缺德。道德评价应该是三维的，对不当的要惩戒，对正当的要默许，对应当的要赞美。（摘自《中国青年报》）
第5版()
专栏：
什么是软科学
门熙新 黄擎明
软科学与硬科学，在科学体系上，犹如人的两条腿一样，是相辅相成的。软科学与硬科学的发展，一般总是平行的，并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工业生产规模还比较小，企业资本家就是“工厂司令”，企业的组织结构基本是直线制，老板凭自己的经验和大脑的直观判断，就可以处理经营、决策和生产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经验管理阶段。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生产规模迅速扩大。这时企业要生存靠老一套的管理方法不行了，于是出现了泰罗制、法约尔的管理职能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吉尔布雷思夫妇对工人操作的“动作研究”等，经验管理发展到科学管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力急剧扩大，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体力发掘已接近极限，必须依靠发掘人的智力资源，传统的科学管理理论逐渐发展成为管理科学。在当代，不仅管理科学如此，其它如科学学、系统分析、科学技术论等，无不以人的智力资源的开发为基础。
软科学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日本人给软科学下的定义是：“软科学是一门新的综合性科学技术，它以阐明现代社会复杂的政策课题为目的，应用信息科学、行为科学、系统工程、社会工程、经营工程等正在急速发展的与决策科学化有关的各个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对包括人和社会现象在内的广泛范围的对象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我们认为，软科学是一门高度综合性的科学技术，它在时间上的广义含义是研究“怎样做”的学问；它的现代含义是综合运用数学、哲学等基础科学和一系列边缘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决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以及生产的发展而带来的各种复杂的现象和问题，探讨其内在联系与规律，并为它们的发展提供最优的或是“令人满意”的方案和决策。现代的软科学研究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高难度性，研究对象的相关因素成千上万，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也非常复杂。现代软科学研究又是知识密集型的人类智力开发，需要集合各方面专家，依靠集体智慧共同探讨。它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系统分析方法。它的成果往往是人们认为“虚”的东西，如方案、规划、决策、战略、方法、策略、政策、对策等等。
（摘自《中国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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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王欣新认为：
立法不宜过分原则化
王欣新同志在《立法思想也要更新》一文中说，我国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存在着过分强调立法的原则化的问题。作者指出，现在我国制订的一些法律过于原则化，弹性很大，遇到具体问题往往使人无所适从。法作为行为规范，必须是明确、具体、严谨的，过于原则化，就失去了法的规范性，起不到指导人们行为的作用。这样，在执法过程中遇到具体问题，往往还要靠政策，靠执法者个人的理解来解决，在法治的形式下，实行的就可能仍是人治的内容。
作者指出，过去我们一直把法律繁复当作资产阶级法的特点之一进行批判，现在看来，恐怕有失于片面之处。繁复的法律是繁复的社会关系的反映，立法过于简单，条款不足，就难以对社会生活中复杂的情况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摘自《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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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熊映梧提出：
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积累学说
最近，熊映梧同志在黑龙江省《资本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积累学说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他指出，随着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服务劳动者的增多和脑力劳动者的增加，服务劳动和智力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就提了出来。有必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他又认为，马克思积累学说的实质在于说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他对那种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绝对贫困化说”表示怀疑，因为这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至于相对贫困化存在与否，可以探讨。同时，他指出，否定贫困化并非就是否定革命，革命来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相适应，并非来自贫困。
（摘自《经济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