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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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上银幕的故事〔报告文学〕
——记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导演吴天明
刘宾雁
老实说，我上西安来，根本不是采访他的，连他的大名我都不知道。可是他往那儿一站，把讲稿轻轻往旁边一推，几句话就把我吸引住了。
我坐在讲台的后部。台下座无虚席，全是西影厂的职工，自然少不了它的各级领导，包括经营西影厂几十年的建厂元老。
而他，上任四个月的新厂长吴天明，一开口就数落起西影厂的毛病来，说得一无是处：
“……建厂三十多年了。论人数，四千多员将士。论设备，摄影棚是全国最大的。可是成绩呢？贡献呢？去年西影厂的拷贝发行量在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最高的十部影片里，西影厂一部也没有，而上座率最差的七部，西影厂倒占了三部！脸红不脸红？脸红。拎着片盒子走到街上，有字的那面朝里，怕人家知道自己是西影厂的。可是吃起大锅饭来，谁也不能少舀一勺子。”
这些话，不是让前几任的领导脸上无光，使听众们无地自容吗？素以谦虚谨慎为重的中国人，有谁能发表这样的就职演说？这人也未免太狂了吧？可是台下却鸦雀无声。不但没人嘘他，还全神贯注，洗耳恭听呢。还不断报以热烈掌声呢。怪不怪？
吴天明心里明白：全厂人心思变。他们不怕新厂长刺痛他们，就怕他一当官就变成乌纱帽的配件，只求保官，四平八稳。
吴天明何许人也？论学历，不过是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毕业，还不够大专。一无关系，二无后台，几千人大厂厂长这么个重要角色，怎么选中了他呢？
也算是一个奇遇：上下两方人员，各自从不同角度看中了吴天明。在老一辈眼里，这后生受过大苦：父亲当年地下打游击，他从小跟母亲长年流浪，讨过饭，几次死里逃生。“文革”那时候的表现，更没说的。游斗西影老厂长田玮的时候，卡车要开动了，他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别！别开！还有我呢！”爬上车去自愿陪斗，还自己找了块牌子挂到脖子上。铁杆保皇，这样的也少见吧？对党忠诚，没问题！
西影厂里的一般干部和工人呢，喜欢的是他一身平民气息，待人热诚仗义，是少有的一条热血汉子！那年一个女演员精神病发作跳井了，几丈深的井，就是吴天明跳下去，把人救上来的。更难得的是他敢讲真话。别看他地位卑微，他敢当面批评那些不称职的领导干部。1978年底，他被选为省党代会的代表，他敢在全省的党代表面前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评西影厂的种种弊端，替全厂人说了话。象这样信得过的人，能有几个？1983年秋天干部中那次民意测验，一百零三票中吴天明独得九十六票！
他说话气粗胆大，皆因他感觉到身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大多数人都不安于现状；投他的选票上都写着一个无形的大字：改！
先是说让他当艺术副厂长。他说：“那是聋子的耳朵，我不干！”不怕人说他争权要官。他办事讲究彻底，要干就得大干一场，使西影翻个身。不当一把手，做个小媳妇，没意思。可是后来真让他干了一把手，他一想那个烂摊子，还真有点发毛。11月1日那天上午，他开调查会，越听头越大。下午拍《没有航标的河流》下集，走了神，心不在焉了。后来人说那部片子上、下集象是两个人拍的。
他倒不是怕困难，不是怕丢官。他担心会失败。个人丢脸是小事，怕的是那一来就葬送了西影厂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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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任，1984年春节，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厂里一个人回家探亲，他那个单元的下水道堵塞了。上边五层楼的粪便和污水都从他家的厕所里冒了出来。又从门缝漫到楼外。污水在楼前楼后流出几十米，结成厚厚的一层冰。室内呢，淤积了两三寸的污物，连门都推不开了。吴天明得知，马上赶到现场。
那幅不堪一睹的图景，好似一个象征，把吴天明多年来的观察集中到一点：中国人的精神怎么被破坏到这种地步——几百人就治不了这一潭粪水！人人一天多少次看着，忍着；怕弄脏鞋，在粪潭中垫上一块块砖头当桥使，却硬是不能汇集为一个力量去打通水道让污水流走。人人都在依赖，都在等待，而那被依赖和等待的对象——西影厂庞大的行政机构，又是不可信赖的！
他立即通知全厂中层以上干部到现场集合。他指着被人类最难以忍受的污物浸泡已久的房间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事竟能发生在中国的一个文化单位里！五六天了，人人踩着砖头，想着自己，却不顾一个同志的家被弄成这个样子！不怕西影丢人，不怕中国人现眼！无非是个下水道堵了，还需要什么高精尖技术吗？再说，共产党员哪儿去了？难道西影厂的党员都死光了？”
吴天明当场宣布：扣除行政处长三个月奖金，扣除水暖科长两个月奖金，扣除节日期间带班的六个厂长（他本人在内）每人一个月奖金。成立调查组，查清事情的前因后果，杜绝这一类问题。
是一种什么力量，把几千人弄得无精打彩、心不在焉，对很多事无动于衷呢？好象有几根筋被抽掉了，好象人身上一个什么重要器官被阄割掉了。为私人的事，可以大动肝火甚至拳脚相加；遇到涉及众人得失和社会利害的事，就没有血气了，都蔫巴了。很少见人秉公仗义，直抒己见，挺身而出。究其根源，大锅饭制度和缺乏民主，是根本。但是恶人受不到惩治、好人得不到保护的颠倒不治一治，正气也难伸张。卫生所成了全厂谣言中心。有两员女将在那里横行霸道，闹得乌烟瘴气，所长镇不住，还差点儿被颠覆：一封信告到省委，指控他有二十一条罪状——有人命，包庇一个医生，还贪污受贿，等等。吴天明让工厂纪检委查了一个半月，明白了：纯属诬告好人。
这类事，历来是不诉诸法律的。那两员女将若不是有所仗恃，也不敢胡来。正在整党呢，还敢害人！许许多多职工这些年在卫生所里受的窝囊气（不敢得罪大夫、护士，怕不给开药呀）这时候都集中到吴天明身上发作了。他说话粗一些，也没人计较——人人心里都有一股气呀。吴天明说：“西影厂有三种人：猪，狗，牛。大部分人是老老小小的黄牛，卖力拉车的，一小部分人养得肥头大耳，光吃饭不干活。还有个别人，也就是百分之一、二吧，自己不干，还要咬人。西影厂必须搞一场打狗活动，治治这些家伙！”
说治就治。吴天明把那两位女士的问题提到厂务会上讨论，决定先让为首的停职反省，在行政系统做检讨，扣发一年奖金，以观后效，再做处理。
那为首的马上跑到吴天明家撒泼，“吴厂长，我冤枉呀！”吴天明说：“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你是什么人，谁不知道？西影头号的马屁精和是非精！”“哪里，吴厂长上台一年了，我拍过你马屁吗？”“那是因为我不吃舐！告诉你，你只能好好检讨。不然走着瞧！我知道你和谁好，你要是找他一次，看我怎么收拾你！”那女人软下来了，果然没敢去找一向支持她的那位干部，那人也没敢出来保她。检讨四回才过关，从此老实了。和她同伙的那个女人，硬是不肯检查认输。直到扣发了春节副食补助，又决定再不检讨，每月扣发20％工资，这才服输。继之，又换了所长，进行一番整顿。不久，卫生所就成了全厂的模范单位，昼夜看病，急诊随叫随到，还不要加班费。
是制度把一些人养懒、惯坏，又把另一些人给压下去、卡起来的。要振兴西影，制度非改不可。但当务之急，还是换人。吴天明的做法也与众不同。1984年7月，宣布所有中层干部全部免职，同时任命一批各部门的临时负责人，其中一少部分是留用的。然后，分期分批正式任命，不行的拿下来。免职后又不到退休年龄的，放到“咨询室”。到第二年，又刷新一次。
人的考察、更新和精简的过程，在西影厂始终未停。1985年，又把文化太低、不能胜任或调皮不好好干的干部从各部门精简下来九十四人，从十月起脱产半年轮训。半年后考试及格的，推荐担任新职。不行的再轮训一期。计划到1986年年底四十五岁以下的全体职工都轮训一遍。达不到高中毕业水平的，20％的人提工资时不予考虑。还办了外语业余学习班，上百人报考，从十七八岁到六十几岁的人都有。
按吴天明的本意，他想淘汰的不下一二百人。可是不行啊，虽说他是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厂长，可是他仍然没有人权。人人都是“大爷”，放到哪儿也得养着。
养着供着还不满意呢。厂里制订和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度，有一大本了，每一条都使一些人感到不如过去自在。从1984年7月起，告状的骤然增多，两年来经久不息。
他的优势
当年吴天明不去作演员，而选定了导演这门职业，就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表演上没有什么前途。身材不高，相貌平平，外表毫无出众之处。可是他也绝不低估自己的优势，常说：“别看我长得黑不溜秋的，还真有魅力！”
咱们国家多少年来“公事公办”惯了，不讲究个人的特点和魅力。其实那东西有时候比显赫的身份和公章更起作用。那年，几家电影厂都争夺小说《航标》的拍摄权，还派出了第一流的导演。后来怎么会落到仅有一部失败之作的吴天明名下呢？他找小说作者叶蔚林的时候，叶蔚林错把他当成宾馆的服务员了，可见他有多殷勤。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坦诚的胸怀，热辣辣的激情，就把叶蔚林征服了一半；而他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和把它搬上银幕的极度自信，更使叶蔚林佩服不已。叶蔚林当场拍板，把刚刚写好的《航标》电影剧本手稿交给了吴天明。
刚刚上任，他就要求全厂职工监督他：“谁要是发觉我摆臭架子，做官当老爷，给人穿‘小鞋’，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可以扇我耳雷子！”
人们有事就想找他谈，大至创作、生产，小到幼儿入托、子女就业、家属调动、住房分配，就连两口子吵架，都来找他。早晨还没睁眼，门铃就响了。中午空肚子迈进家门，屋里已经坐满了人。晚上，十二点以前他家就别想清静。大家给他编了个顺口溜：“起床有人催，走路有人随，吃饭有人陪，上班有人围。”他自己也觉得好笑——“除了中国，哪个国家有这么忙的厂长？我现在忙得连自杀的机会都找不着。想去跳井吧，跳到半截腰都会有人拦住我！”
妻子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了。有条件的人休闲，干事的人没有条件。还是那十几米住房，还是那七十几元钱工资。从前，丈夫还可以帮着买个菜、做点家务什么的。现在呢，人等于卖给西影了，老婆还得陪上。人家穆淑兰是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毕业生，学历和工资比这位厂长还高一截呢。当演员，总共有几年艺术寿命？现在除了干全部家务，还得侍候客人！那穆淑兰偏巧又不是干家务的能手，还不如他呢，几件衣服一洗就是两个小时。妻子预感到丈夫的身体会被这四千人的重担压垮，也怕他善良的天性斗不过这复杂的环境。
这不，一位老工人进来了，满面愁苦，要求厂长把他的家属调进西影。说着说着，竟给吴天明跪下了。穆淑兰知道丈夫心热耳软，见不得人伤心落泪。果然，他也慌忙跪倒在地，说：“你跪我也跪，咱俩就这么跪着说，谁也不欠谁的情！”接着，他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穆淑兰心想：“糟了，这口子一开，都来找你可怎么办？”果然，从此厂里许多有类似困难的人就天天围着吴天明转，他又无力满足大家的要求。
对于人心的诡谲，权力的诱惑力，吴天明也估计不足。洗印分场出了一个难题：选拔谁来当主任？一个姓H的，当过班长，人老实，业务熟。可是缺乏魄力，欠开拓精神。年轻人不喜欢他。另有一个姓W的工人，有名的刺儿头，吴天明上台后他几次来找，自荐当分场主任：“我干，半年整顿不好，我去坐牢！”很有魄力的样子，很象文艺作品里那种改革家的形象。搞民意测验，二人得票是一比一。吴天明举棋难定了。
他本来是电影导演，现在他要在生活中排一场戏了。选定一天，他把H和W找来，让他们互谈对方的优点。先叫H说。他很客观，肯定了W的长处：敢想敢干，见义勇为，也指出他的缺点。再叫W说，他却不说H的一条优点，把H去年担任分场副主任以来的工作全盘否定。吴天明脸上含笑，心里有点数了。又让二人谈谈一旦当上分场领导，将怎样治理？W说得很抽象，H却一条条讲述他准备推行的制度，三十五毫米和十六毫米的片子洗印分别达到的指标。二人退场以后，几位厂长相互会心地一笑。
一宣布分场主任的任命，姓W的就动员他的哥儿们闹了十几天。把他调到行政处，不知怎么叫他管起房子来了。分房的时候，该分的人他不给分，不该分的倒分了。他自己先占了一套四十多平方米的住房。还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人批评他，他口出不逊：“去你妈的！老子今天掌了权，老子就说了算。吴天明说话顶个屁！”
吴天明把姓W的叫来，“我算看透你了，你极端自私！你伤害了西影职工对工厂的感情。房子你得马上给我退出来！你的工作今天也撤了。不得罪你一个人，我就要得罪四千人！”
“我真得烧一柱高香，没让这小子当上洗印分场主任！”吴天明校正了自己看人的标准，“看来光看气魄还不行。他倒是敢干，也象有点开拓精神，可是问题在于他究竟往哪儿开拓！”
光靠规章制度把职工管起来，靠奖金把干劲刺激上去，还不行。有人批评吴天明，说他只抓改革和生产，忽视了政治思想工作。
可是究竟什么是政治思想工作呢？还是几十年来的老一套——做大报告？个别谈话讲大道理？那也需要。可是倘若没有民主，只能你说他听，他的心里话没处讲，大字报小字报又都不许贴了；倘若职工不能作为平等的一员参加到改革和建设的潮流里来，那大报告和个别谈话效果就很有限。那种政治思想工作，甚至可能使真人变成假人，当面服服贴贴，转过身去就骂娘。
吴天明是个真人。他要求党与群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真诚的。
去年7月，西影厂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由厂长发动、厂长不断加油的专门批评厂长的会。一批就批了四天。一上来，吴天明就单刀直入：“这次会，咱们别唱高调子，别来空套子。主要是针对本厂实际提问题。先对我来！”没人发言。吴天明又站起来煽动一阵。好，来了！编剧张子良一阵连珠炮，恰如暴风骤雨：“吴天明，这一年多你尽干什么了？你尽唱高调，放空炮，说过头话，工厂管理一片混乱，摄制组乱七八糟！就因为你吴天明又想当厂长，又想拍片子。你要是想当厂长，就当你的厂长，别拍戏；要拍戏，就别当你那厂长！”足足讲了一个小时。
“有种！张子良有种！”吴天明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我上台一年多，还没听到这样的好话！好！有种的都把话摆到桌面上来！”
金音导演又开了一通炮。“好！谁接着来？保证不抓辫子，不穿‘小鞋’。对的全部接受，不对的决不记仇！”
有些话说得冲，说得过火，他肺管子也觉着呛得慌。可是人家出于一片好心，再说，这是瞧得起、信得着你吴天明，不然你拿钱买还买不来呢。大家若是把话都憋在肚子里，西影厂就根本别想兴旺！
可是他吴天明也得以诚相见。接受不了的就是接受不了。他说：“不叫我上戏，我不能接受，我不干！我非拍不可，一年还得拍两部！（说到这儿，大家都笑了）我不能脱离业务呀。不拍戏，过两年我这个厂长就要胡说八道了。张子良，你不是也天天想写剧本吗！”大伙儿又乐了。
〔明日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