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后来谁与子争先”
王季思
大家对戏剧的美学特征、戏剧发展的前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不懂美学，听了同志们的意见，有所启发，也想谈点看法。
一、我们不能退回到人类的幼年时代，也不能退回到慈禧太后的时代。
我出生在慈禧太后统治的时代，童年时就听过有关她的传说。据说八国联军侵华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向她跪奏，说西洋除英、法、德、意外，还有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等国家，一旦联合入侵，势难抗拒，请太后严加防备。大太监李莲英轻轻对她说：“什么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他们编出来吓唬老佛爷的。”慈禧喝退了大臣，不加理睬，结果铸成了惨祸。这传说究竟有几分可信，现在无从查考，但它提示了一个教训：愚昧落后是要挨打的。
十年浩劫中，我们文艺上出现过“女旗手”，有人比她作慈禧。当时北大西班牙语专业有个毕业生，被分配到湖南一个偏僻的县城去。文化局长叫他到牙科诊所去报到。他说自己没有学过牙科，那文化局长说：“我们这里小地方，会牙科的不多。管它东班牙西班牙，你懂点牙就行了。”这跟慈禧身边的李莲英，口吻何其相似。
“大跃进”期间，组织高校文科师生编教材。当时有种议论：教授副教授编的比不上讲师助教编的；讲师助教编的比不上大学本科生编的；大学本科生三四年级编的又比不上一二年级编的。我到北大访问，听到一位教授说：“照此推理，最好叫幼儿园的幼儿来编，可以编出最高水平的文科教材来。”这不是要我们的教育文化退回到人类的幼年时代吗？
如痛定思痛，这将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从烈火里更生的涅槃、炼狱。巴金同志主张在北京建立“文化大革命”展览馆，用意是深远的。如痛定忘痛，就可能退回到慈禧太后的时代，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将半途而废，甚至只留下一些残垣破壁，象圆明园的废墟，成为后人凭吊的对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拨转航道，继续奋进，这后一种前途不可能出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包括戏曲在内，正象炼狱里飞出的凤凰，在烈火里获得新生。
二、一个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正在我们面前展现。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缩短各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距离。历史上张骞通西域，玄奘通印度，来回要十几年时间。今天我们飞越高加索到西欧，横越太平洋到北美，都不过一昼夜。“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在闭关自守的时代是一句空话。今天我们在家里打开电视机，可以看到洛杉矶的奥运会、墨西哥的足球赛。从近现代百多年的历史看，我们发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西方也正在发现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一个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正在到来。
从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来看，我们的民族文化经历了三次大交融。第一次是从春秋各侯国到战国七强的文化大交融。经过这次大交融，
“车同轨，书同文”，出现了秦汉大统一的局面，奠定了华夏文化的深厚基础。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文化经西域流入中国，跟华夏文化交融，象雕塑、绘画、文学、音乐、舞蹈等文艺部门都出现了中印交杂的新品种，促进了综合性很强的中国戏剧的诞生，也反映了隋、唐大统一的兴旺气象。第三次是从近现代到今后，东方文化正和西方文化互相借鉴，也可以说是一种大交融。它将为世界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和平相处，人类的友好合作，共同前进铺平道路。不管前途还有多少曲折，总的趋势是不会逆转的。
三、戏曲的前途是更生还是消亡？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争论也比较多。目前戏曲上座率越来越低，青年多数不要看。他们说：“我们正要打开眼界，面向世界和未来，看到舞台上那种扭扭捏捏的步子，羞羞答答的样子，烦死了。”另一方面，我们戏曲舞台上也不断出现一些新编或改编的剧目，反映了新的时代风貌，受到观众的欢迎。有的人因此又说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不但不会消亡，还将有欣欣向荣的一天。
这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看戏曲能否适应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我们正处在历史大转变的过程。这转变是从破坏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转向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历史进程变了，我们的文艺基调、文艺观念不能不跟着转变。在这次讨论会上，有的同志强调和谐之美，要求恢复中和之音，认为它有利于团结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协调步伐前进，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我们的戏曲创作和舞台演出要及时反映各条战线上的革新人物，也敢于揭露形形色色的保守人物和歪风邪气。即使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也应考虑它对我们今天的借鉴作用。为了让人们在辛勤劳动之后生活上得到调节，精神上感到愉快，一些轻喜剧的格调正受到人们的欢迎。
二是看戏曲能否适应人类文化大交融的时代。随着人类文化的大交融，戏剧舞台上必将出现形形色色的新品种。东欧演出《高加索灰阑记》，美国演出以京腔唱英译本的《凤还巢》，说明我国戏剧的艺术成就正为外国朋友所吸收。我国纪念莎士比亚的演出，《天之骄女》、《血手记》（都根据莎剧改编）出现在我们戏曲舞台上；胡芝风的《李慧娘》化用一些芭蕾舞的身段和台步，给人面目一新的观感，说明外国的戏剧成就也正为我们所吸收。在人类文化大交融的时代，一些过时的民族戏剧形式的消亡，势在必然，并不可惜。一些外来戏剧形式的吸取，势所必至，不能拒绝。人民的喜闻乐见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固定不变的民族形式是没有的。当然，看不到民族文化的精华，生搬硬套，全盘西化，也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四、寄希望于新生的一代。
从全部人类的历史看，我们不能退回到蒙昧无知的幼年时代，而就某一阶段的历史进程看，新生的力量总是一代又一代地接过老一辈手中的火炬继续前进。参加这次讨论会，深深感觉到我们的戏剧是有前途的，我们的戏剧理论工作者同样有前途。我们寄希望于新生的一代。因为我们的年龄毕竟太大了，很难跟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步伐。在今后世界范围的文艺竞赛中，我们遇到的将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没有遇到过的强手，应该让我们更多的新兵出征。
最后请允许我借北宋诗文革新家欧阳修赠王安石的诗：“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表示一点心意。希望我们老一辈成为关心青年一代，扶植新生力量的有心人；更希望青年一代勇于创新，后来居上。一个新的戏剧创作和舞台演出的繁荣时代必将到来。
（本文是作者在全国戏剧美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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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故事的与文学的
——致《便衣警察》作者
王石
海岩，近日外出，走时带了你的那本《便衣警察》。开头有点为读而读，因是友人之作；到后来，竟看上了瘾。的确，这是一部极有吸引力的小说，而且险异不失真切，跌宕皆由情理。又因为你比较重视刻画人物，描写社会，而文笔又很真诚，所以整个作品看去气象庄重，有些篇章并写得十分动人，洋溢着诗情。
记得你曾说，不希望别人把这部作品看作一个侦察故事，因为它是写人的、是文学的。我不知你何以有这样的顾虑，但这顾虑，却使我也不安起来，不禁由此想到一些有关叙事小说的文学评价问题。
近来，许多朋友在研讨小说观念。这是件好事。观念即是看法。那么，对叙事性小说怎么看，值得思考。现在是，故事（人们一向把它看作小说的构成要素），似乎正面临“贬值”。仿佛谁再用心写故事，就有点背时似的。至于“故事性强”，在有的同志眼中，怕已经很难算是对于一件新作的褒扬之辞了。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于创作也不利。注重主体的表现，固然是人和文的觉醒，但如因此而认为故事形态的东西仅止于再现并加以轻视，就会导致片面性。文学故事作为作家主体（创意）的外化，本身便体现着作者对生活的选择、概括和理解。当然，故事亦有高低、深浅、雅俗等区别，正如非故事性的作品一样。叫人厌烦的公式化倾向，确曾使文学故事沦为装盛某种概念、政策的容器。而吞刀吐火，三角四角之类俗套，也的确败着故事的兴。批评，引以为戒，是应当的，必需的。然而“讨厌和尚，恨及袈裟”，以至见故事便摇头，则不必，也不该。叙事性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态，理应见容于更新着的小说观念。关键不是要不要故事，而是要什么样的故事。探究小说观念的目的是为使文学向生活与心灵的深层掘进，而不是要为小说设计时装或涂抹某种国际流行色。也许我有些守旧。我仍坚持文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外部形式。即使象福克纳那样有世界声誉的西方当代作家，也不是靠某种新样式，而是靠对于生活的独特感受、深辟洞察而获得成功的。
文学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自宋代的话本起，中国的小说历来是讲究故事性的。乡间的说书艺人，敢和一台粉墨登场的大戏唱对台，可知其魅力、身手。说外国小说重写人，中国小说重写事，也不然。你看《水浒传》，《三国演义》，故事与人物就融为一体。施耐庵写故事，显然是以人物为结构重心的。这事是很难、很见功力的。你的《便衣警察》既是一部情节曲折、颇有惊险意味的侦察故事，也是若干人物生活、性格、命运的文学观照；它既是故事的，也是文学的。例如书中围绕江家窃案写出的杜卫东蒙冤、卢援朝受捕、施季虹起诉、施肖萌出庭以及周志明生疑、徐邦呈败露等一系列情节，不但头绪披纷，变故迭出，每于意外，使读者不忍释手，同时也写出了人物、人情、社情。这是你的《便衣警察》高出一般探案小说的地方。从小说创作方面看，寓人物于故事，可以说是在继承传统之中做出的新成绩。自然，其间也有脱节。周志明狱中生活的章节，孤立看相当扎实、有特色，总体看则有游离之感。既然全书的结构框架是一个首尾一贯的侦破故事，完全按下主要情节线索不使推进，就不免显出结构上的断痕。虽意在写人，但形式上总不那么严整。
听说《便衣警察》受读者欢迎。小说主要是读者的，而不只是文学家的。我们常说“可读性”，其实这个词有点不确切。小说原是读物，言小说之有可读性，正如言香烟之有可抽性，食品之有可吃性一样，近似大实话。凡小说，皆有可读性，只是层次、数量不一。我主张用“广读性”。探究小说观念，不应忽视广读性。小说旧时被看作俗物，文士们是看不起的。但也有的作家不但看重它，而且将它看作是“谐于俚耳”的东西。现在，小说、作家地位提高了，但“谐于俚耳”的思想却仍应坚持、光大。不能把小说弄成文学圈内的东西。近日看到一本书，内中援引一位国外评论家的话，说：“在意大利，现在什么人读诗？首先是诗人。诗人们互相读作品。”小说也同样有这个问题。有的同志以为，现在读者口胃变了，他们要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哲理思考。这个看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读者的实际，不敢妄测，不过，将故事与哲理对立起来，本身就不好。我看，中国的读者仍是要看故事的，要看生动的、有趣的、有容量的、聪明的故事。我相信，侦探故事只要写得好，一样出大作家。现在，我们还很少出现善于写故事的大作家，这绝对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光荣。我不但希望你写出更多更好的故事，而且希望我们的名作家们也来写，为着读者的大多数，为着我国的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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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枝叶
“花城”五年花千树
仲适
1981年1月，一个只有十来万元资金的专业文艺出版社在广州成立。谁能想到，只五年多光景，这家以“花城”命名的出版社就出版了书刊一千多种，总印数达一亿五千万册，发行全国，远及海外，赢得了读者的关注与行家的好评。一位文艺界老前辈赞道：“花城不愧是一个有朝气的开拓型出版社。”
这个评价是中肯的。早在1979年，后来成立花城出版社的这批编辑便打破地方出版社不办杂志的陈规，接连创办了大型文学期刊《花城》与散文刊物《随笔》等，并发表了一批冲破极左思潮禁锢的作品，引起较大反响（当然，也有个别失误）。花城出版社成立之后，他们逐步摸索出以刊带书、以书养刊的路子，团结与发现了大批作者，很快打开了局面。
出版港、台作品，过去也是个禁区。花城出版社根据自己的地理特点，大胆地确立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兼顾海外”的办社方针，选发了香港著名作家阮朗的《黑裙》和工人作家海辛的《寒夜的微笑》等，率先打开了文学出版的“南风窗”。其后，又系统地选编了《香港作家小说选》、《香港作家中篇小说选》、《香港作家散文选》，并专门约请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主编《台湾中短篇小说选》。此书出版后得到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选入了台湾几乎所有代表作家的代表作，“是此类选本中的佼佼者。”最近，他们又成套出版计划为数十本之多的《海外文丛》，全面介绍海外（主要是欧美）华人作家作品精萃，为内地读者提供透视海外华人生活、文艺创作特色的窗口。在大胆引进的同时，他们还积极外销，先后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香江出版公司建立合作出版关系，向海外推出十二卷本的《沈从文文集》、《郁达夫文集》等等。这项工作，对团结海内外作家，促进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广东是侨乡，文坛上有一个归侨作家群。花城出版社成立后，努力组织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作家进行创作，接连出版了《热带惊涛录》、《风雨太平洋》、《南洋漂流记》等反映东南亚华侨生活、斗争的长篇巨著，引起海外华人文坛的瞩目，纷纷在报刊上撰文评介。
花城出版社无论办刊出书，都十分注重在创新上下功夫，力争走在前头，他们编辑的《潮汐文丛》，可说是地方出版社中起步较早的面向全国的文学创作丛书。这套丛书密切注视当代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中青年创作动态，积极而有计划地向社会推荐新人佳作，迄今已出版了刘心武、张洁、孔捷生、叶蔚林、谌容、冯骥才、韩少功等五辑四十种个人专集，其中不少是作家的处女集。在历史文学创作刚刚显示出兴旺势头之时，他们便率先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历史文学》刊物。而在开放、改革的浪潮中他们又得风气之先，首创熔文艺、经济于一炉的综合性杂志《浪潮》，试图发挥“杂交优势”，为经济改革提供一个论坛，为文艺试验提供一个园地，受到读者的欢迎。
花城出版社在不断探索，努力开拓出版新领域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立足本省”的宗旨。短短几年，他们便出版了《广东老作家自选集》、《广东作家三四十年代作品选》，以及为广东中青年作家个人结集的《越秀丛书》等，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等专集专著上百种，反映了广东创作的大部分成果。
五度春风花千树。花城出版社成立五年来出版的上千种书刊，记录了他们不断开拓前进的足迹。面对出版事业空前兴旺，社会要求越来越高的新形势，花城出版社将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下，坚持探索精神，不断开拓出版新领域，注重提高书刊质量，抓好系列书这一重点工程，把出版社办得更有朝气，更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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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人，不仅属于自己的民族
——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
张兴劲
他从大凉山那片古老而沉寂的黑土地走来，用纯稚然而沉实的歌喉唱着独特的歌走上诗坛，并且已经开始引人瞩目。他是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俨然作为一个古老民族的年轻歌者，吉狄马加执著而深沉地要唱出自己古老民族史诗的新声。在他的诗集《初恋的歌》（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中，就能探寻诗人这一精神追求的足迹。
吉狄马加的诗是在这样一个充分幸运的时代背景之下出现的：诗歌观念的变异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于诗的内容和形式整体的价值判断。在冲决了过去很长时期过多陷入板滞凝固的诗美规范的框锢之后，人们几乎很难再简单地使用一种统一的、普遍认同的尺度来衡量当前纷繁杂多的诗美现象。因此，评判诗的总体美学价值，也许重要的并不在于其“怎么表现”，而在于其（通过诗的效果）“表现了什么”。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能把握着吉狄马加的诗所提供的独特审美价值。诗人融注在其诗歌实践中的最高审美追求，是在根植于自己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深厚土壤的同时，能伫足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高地，以现代人的历史意识和美学意识观照着自己古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传统积淀，探究着这个民族灵魂的深邃内核与整个现代世界文化、现代人类精神的复杂对应。显然，年轻的彝族诗人毫不讳言他和他的诗首先都属于他的民族：“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自画像》）。诗人以对于自己民族忠贞不渝的神圣挚爱而升华为对于这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前途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化作一股沉浑浩然的灵气，贯注于他的诗篇里。
在《一支迁徙的部落》一诗中，诗人展示了一幅这个民族历史的迁徙行进图，浮雕般的效果把人们引向深邃凝重的历史沉思。而在更多的诗篇里，诗人则把艺术发现的敏感触须探向彝人生存现状的各个层面，立体地描绘出一个属于彝人的独特人生世界。而且，这描绘不是肤浅地停伫于表层的对彝人古老封闭的生活方式和民俗风情的描摹，而是刻意于深层地把握彝人人生命运中凝聚着的独特民族性格、民族灵魂和民族精神气质。《一支迁徙的部落》诗中回复出现的那个“双手拿着被剪断的脐带／充满了忧伤”的“站在山岗上”的孩子，作为彝魂的象征意象，固然使人感受到一种苍凉沉郁充满了命运感的悲壮意味；而同时出现在诗中那只“在雷电过后／只留下滴血的翅膀”的鹰，则也作为彝魂的另一种象征意象，寄寓了诗人对于一个古老民族灵魂在时代风云中搏击、向未来奋飞的深沉期望。透过历史的沉雾，透过对自己民族命运的反思，诗人热切地呼唤着自己民族历史进程的深刻变革：“这时我看见远古洪荒的地平线上／飞来一只鹰／这时我看见未来文明的黄金树下／站着一个人”（《史诗和人》）对民族历史命运的关注与对现实的“人”的价值意义的探究相融和，就使诗人的美学追求获得了历史感和当代感的结合，显示出深沉的哲学思辨意味。
每个民族都需要有自己的诗人，他有权利和义务为自己的民族歌唱，表达着自己民族对于整个世界人生的精神观照和理想选择。当达到这一境界之后，一个真正的诗人就将不仅属于他自己的民族。这正是诗的一种超越。吉狄马加，作为一个特定民族的年青歌者，他已经站到了一个真正诗人的起点线上，显然他正力图走向“超越”的境界。愿诗人更加成熟和深沉，继续吹响动听的口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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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戏剧审美特征的讨论
全国戏剧美学学术讨论会在珠海举行
最近，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同广东省珠海市委宣传部，联合在珠海市召开了全国戏剧美学学术讨论会。张庚、王朝闻、王季思、钟惦棐及来自各地和港澳地区的六十多位理论家、学者、戏剧工作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围绕着当前戏剧界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讨论。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戏曲的审美特征进行审视和观照。很多同志认为，写意性是戏曲的基本美学特征，虚拟、夸张、变形是其反映生活的重要原则。戏曲是以表演为中心的舞台艺术，其演剧体系思考的核心是形与神的关系，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贵在传神，是戏曲追求的目标；虚实相生，以虚为主，是其表演的精髓。
围绕着戏剧规律问题，与会者展开了热烈争鸣。一部分同志认为，戏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规范和特征就是其规律，如写意的戏剧观念，虚拟化、程式化的表演，时空自由的分场结构，以音乐为主导的载歌载舞的和谐形态等，都是戏曲区别于其他戏剧形式的本质特征。作为一种规律，人们只能认识、适应它，而不能改变或者消灭它。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必须对戏曲规律进行重新思考和评价。戏曲规律是人创造的，是时代和观众选择的结果，人们可以改变它的流向。戏曲特征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以变求新是艺术的一条重要规律，艺术永远没有模式和典范。把对戏曲特征的认识当作戏曲的规律，把某些规范当作规律来恪守，是不妥当的。
由于对戏曲规律的概念、内涵和作用的认识不同，所以对当前戏曲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估价也有很大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戏曲是在封建制度超稳定结构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封闭艺术体系，戏曲要发展，必须拓宽戏剧观念，打破封闭式体系，改变某些特征，实现更新换代，具备现代艺术的品格。不如此就无法适应社会审美发展的需要。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戏曲从来就是一个开放体系，一部戏曲史就是不断吸收、引进、综合、发展的历史。这是一种稳定状态下的开放，它既吸收新质，又不丧失自我，保持戏曲独特的风格和恒常价值。因此，戏曲越是开放，就越要强调继承传统。对于戏曲艺术的形式和表现手段说来，不存在什么陈旧和衰老的问题，它们至今仍具有艺术魅力和很强的表现力。
会上还就如何进行戏曲改革、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戏曲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凡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