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批判从严”该休息了
严秀
“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话本是1942年后两三年间延安整风时提出的。这在当时针对某一特定事件说来，完全是对的。可是解放以后却把这两句话事事加以沿用，早已流弊百出。在缺乏法制的条件下，它就变成了一条最高的惩罚条例。所谓“批判从严”危害是极大的，而离开国法党纪的“处理从宽”多年来就是包庇一些坏人坏事、无法无天的刑事、经济犯罪的一个大避风港。我认为今后以不要再这么提为好。
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的重要目的之一，或者说它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揭发和总结1931—1934年间在党中央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路线错误。这个错误使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损失100％，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左右。当时党内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明确认识“左”的危害，更不要说积极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了。当时的所谓批判从严，就是要指出这不但不是一条什么“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且是一条根本错误的路线，它在好多主要的方面，都是完全错误的，并给全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个批判严不严呢？看来似乎很严。但它却是符合事实的，因而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人为的要去“从严”。至于“处理”呢，那时确是“从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因而受到党纪的处分。这是因为这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当时在几个重要的问题上同全党是一致的。
整风对新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当然是一场深刻的、正确的、伟大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获益极多，这是必须首先也是要永远加以肯定的。但就在那时，把“批判从严”这句话无限制地、并发挥到顶点而到处乱用时，科学性就被抹煞了，其流弊之大，已很惊人。例如，对抗日战争前后特别是抗战开始后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来说，整风中的那个“思想反省”也就是“思想批判从严”，要想基本得到通过，真是不死也得脱三层皮。不少人直到日本投降时也未通过，也就不了了之了。特别对“入党动机”一项，横竖都通不过，已经完全违心地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了，入党动机已无半点参加革命之意了，还是通不过。其实，那个时期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我看90％以上的人都是初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觉悟，并决心为民族解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双重理想经过了很大的困难和危险之后，才来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硬要说这些人参加革命大都是怀着个人的不良动机，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实际上这种批判“从严”，竟变成了硬要人胡编一套，完全违心地自己大大侮辱自己一通了。历史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投机分子呢？！
解放后，我们继续坚持使用这两句话，使它们变成了在缺乏法制的条件下的一种任意性极大的惩罚原则。如果敢于正视现实的话，其实这几十年来坚持的所谓“批判从严”，就是提倡打棍子，戴帽子，专横武断，成了以后无限上纲的前奏。把学术上的争鸣上纲为政治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建议给农民留点自留地和副业生产的同志污蔑为资本主义势力的代理人之类。其他对各行各业，各界各方，思想理论，学术文艺等等，也无不如此。因此，所谓思想上“批判从严”，解放后就更加失去它原来的意义，开始变成了政治上的“审判从严”。比较早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如此。
批评，任何时候都只能实事求是，掌握分寸，这是政治生活的准则。如果不断地、人为地、加温复加温地去提倡什么“从严”，那就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公开提倡可以离开事实去毁谤人、诬蔑人以至于毁灭人。这里有一则笑话，“文革”破产后，上海有一个老党员，原则上已经准许他重新登记了，但是却对他坚持一条：必须仍然承认他六十年代初在厦门写的怀念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诗，是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重新统治中华，不然就不准予登记。事情就怪到这么个地步：允许一个老党员保留党籍，交换条件是他必须承认自己是个日日夜夜盼望台湾当局重新打回大陆、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人民政权的凶恶敌人！所谓“批判从严”，究竟荒唐到了何等程度，由此可以略窥一二了。
我认为，今后任何批评都只能提倡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分寸。至于所谓“批判从严”，那是应该作为政治上“左倾”的、反科学的、从根本上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东西收进历史博物馆去。
第8版()
专栏：
开江的季节
陆伟然
正是松花江开江的季节，春水涌动，厚达一两米的大块大块的冰排在江中断裂，碰撞，发出峭壁坍塌般的声音。间或漂流着的冰排受阻，霎时江中便隆起冰山，只看见巨大的冰块侧身倒立，形同闸门，于是水位顿然升高。当水位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仿佛积聚了万吨的推力，突然訇然有声，冰山推倒，冰排畅流……
在雄奇壮豪的开江声里，我来到临近哈尔滨的松花江北岸，著名女作家萧红故居所在地——呼兰县城。在城郊，在呼兰河与松花江交口而削出的三角地带上，我漫步着。这是一片微微凸起的高地，站在这儿，象站在一个球面上。面对四面滑下去又伸展开的平野，我本应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然而却不，我越来越感到自身的渺小，甚至渺小得如同一粒细砂。因为我跨入的是一片崭新的工地，在这里，水泥构件象悬崖峭壁，一耸几十米；厚大的钢板森林般拔地而起，笔直地插入云空；巨型吊车的头颅就在那云端移动……
这里在建设一座发电厂，工人们正在四百多公顷的地面上紧张地施工。我跟着三十多岁的厂党委书记老冯的身后，戴着塑料安全头盔在各种建筑物之间穿行。
“这儿全是大玩艺儿，”他说。“那是汽机间，”他指了指那座至少有五十米高的水泥建筑，“汽轮机就安置在那里。”我从那建筑物的侧面望进去，里面是宽大的空间，两面水泥墙直上直下，一直到顶部都没有横梁。而在顶部，已有蓝色的天车横跨。在天车一角的小舵楼里，两个工人正在忙着什么。小舵楼看上去就象一座桥边粘着小小的火柴盒。“这样大的室内空间，安装的汽轮机该有多大啊！”我想。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老冯说：“这还不算大。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期工程。这台机组，发电量只不过二十万千瓦……”我对这“二十万千瓦”缺乏具体概念，就问他：比哈尔滨市内那家大发电厂如何？老冯不动声色地说：“暂时还比不上，他们是三十万千瓦。不过，”他指了指旁边的一处空地，“当那里另一台同样的安装起来之后，我们的发电量就要超过他们了。紧挨着那片地，看见没有，沿着铁轨延伸，还有两台六十万千瓦的都要上！”
我们继续往前走着。我问老冯：“这么大个发电厂，将来职工一定不少吧？”
“不。”他说，“都是电脑控制，连管理人员在内，也不过千把人。不象现在的施工阶段，一下就驻进十九个工程队。不过按工程量来说，现在的人员也不算多。现在是人人开动脑筋，保质保量，能节约人力就节约人力……”
说着，我们经过了两处圆形的水塔底座。水塔底座正在浇灌水泥。每个圆圈都大于表演马戏的场地。“这水塔能建多高？”我问。
“九十米。这个滑工队完全有把握……”
我没有听见他下面说的什么，因为“九十米”这几个字使我眼前突然出现了挡住天空的平顶高山。
“……你看前面，一百八十米高的烟囱，三十多人的滑工队六十一天就拿下来了，质量真是没比的！”
又是一个新的高度，我一手扶着头盔，仰望着直耸天心的烟囱，胸中有一股激情在汹涌，虽然生活中仍有不能容忍的停滞的脚步、阻塞的车辆，但眼前是一幅开江的情景：浩荡的春水正在推倒冰山滔滔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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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叶
一个编辑眼里的艺术是非
陶然
文学评论家易征，新近出版了一本文学随笔《文学絮语》。这本书的序言作者岑桑写道：“在生活里，‘每多妙语’的易征，是一个充满人情味，随和、平易而富幽默感的人。”书如其人。我完全赞同岑桑的看法。
《文学絮语》于一九八一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再版的，则是增订本，作者还为新版本加了个副标题，成为《文学絮语——一个编辑眼里的艺术是非》。
这是一本既是文学随笔、美学随笔，又是知识小品、哲理小品的集子，内涵广博。正如岑桑所指出的：“《絮语》百篇虽无一不与文学有关，但所涉及的话题和道理，却是远远超乎文学这个范畴的。有的篇章，本身就是多元的综合体，既谈文学、美学，又介绍知识，侃谈哲理。”笔者深有同感。即使在通信中，易征也常常把自己的文学见解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在与香港诗人、作家舒巷城的《关于幽默的通信》中，在与诗人蔡其矫的《关于〈肉搏〉的通信》中，在覆《湖南日报》文艺部编辑的《覆蔡栋君》等篇章中，都可以找到证据。
易征的文学评论，最明显的特征，是短小精悍，而且行文十分活泼耐读，绝不板起脸孔“说教”，没有某些评论文章令人一见生畏的架势。即使他在八十年代初主编旅游文学杂志《旅伴》时撰写的“《旅伴》编者小识”，也具有这样的特色。可见易征的脑筋灵活，并且容易与读者沟通，广受读者欢迎，原也是预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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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荷兰诗简
章汝爽
鹿特丹夏夜小景
溪面粼粼细柳垂，
野禽追逐惯低飞①，
坐觉迢递披红绉，
一抹斜阳夜半晖②。
①荷兰到处有野鸽水鸟，
闹市中亦啄食于行人前后，
有时群鸽擦肩而过，
以从未遭伤害故也。
②荷兰仲夏至夜十时许犹未天黑。
阿姆斯特丹记游
海下桥城画艇游①，
红砖素牖静悠悠②，
谁知锦绣丛堆里，
犹有人家在蔽舟③。
①荷兰近三分之一土地低于海面。首府阿姆斯特丹有桥城之称，市内水道交错。
②荷兰住房多为红砖构筑而配以白色窗框，形成传统风格，且几乎每家窗台上都置有鲜花，极为幽雅。
③阿姆斯特丹住房紧缺以至有少数人家栖身于蔽舟之中，当局对此并不隐讳，看来解决此问题颇具信心。
游舒哈文镇①
飞驰头上乃巨艘②，
暖室风车共绿畴③，
信美花国非吾土，
总思王粲赋登楼④。
①舒哈文镇有银器厂，有银都之称。
②往往河道在上而高速公路在下遂成头上行船奇景。据告荷兰人民为治水筑坝及围垦土地前后奋斗达三百余年。
③田野之中有大片玻璃暖房种植蔬果鲜花，仅鲜花出口每年在十亿美元以上。风车为荷兰风景之特征，今虽已不用，仍保留一定数量作为传统风物。其风车底层内多开设餐馆，上部作旅舍，菜肴，租金均颇昂贵。
④王粲登楼赋有“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句。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我只有一票”
有一个营长觉得自己的职务偏低了，便找到师政委要求将职务调整一下。
“政委，你是党委书记，我的职务问题，只要你说一句话就能解决。”
师政委回答说：“你是共产党员，应该懂得我们党的规矩，干部职务的升降要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我虽然是党委书记，也只有一票的权利。”
有一个护士长，组织上已确定她转业，她找一个副院长陈述她不转业的理由：“副院长，我在医院干了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怎么叫我转业呢！”
副院长同情地说：“是啊，你的情况我很了解，可惜我只有一票，真的，只有一票，说了不算啊！”
上面两个领导干部都说自己“只有一票”，但是各人的动机是不同的，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截然相反的。“我只有一票”这句普通的话，对于党性强的人来说，它是坚持原则的铿锵之言；对于不讲原则的人来说，它是推卸责任的挡箭牌，当“老好人”的弦外音。
骆良佐
第8版()
专栏：
忆《良友画报》
周幼瑞
解放以前，上海出版了一本综合性的大型画报，名叫《良友》。它在1926年2月创刊，到1945年11月停刊，共出版了一百七十二期，另有附刊《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和《良友八周年纪念特刊》各一册，合计一百七十四册。
《良友画报》是由上海良友公司出版的。这是一本形象的现代史资料，例如在政治和时事方面，有当时国内外重大的政治、外交等各种活动的照片，反映了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这一时期的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对“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和“八一三”各次事变，都有大量的实地拍摄的照片，成为可贵的历史文献。画报中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如红军将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活动照片，以及国民党军政要人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和“海上闻人”杜月笙、哈同等人活动的历史资料：这些都是平时难以见到的珍贵图片。
此外，关于鲁迅先生葬礼及阮玲玉之死等重大事件，以及梅兰芳在苏联、卓别林到上海等文化活动，画报中都有大量照片专题反映。
《良友画报》重点在图片，同时也发表了不少小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读者始终难以见到这份珍贵的画报，近闻上海书店正在复印，这是一个可喜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