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氛
——再谈文艺的探索与创新
本报评论员
要发展和繁荣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就要鼓励探索与创新，这在大多数同志的认识上已经没有多大争议了。但是，要使这种探索和创新的势头健康地、顺利地发展下去，就需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氛，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引导。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和保证。
从总体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促进文艺繁荣的良好环境和气氛。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批判了“左”的一套，废除动辄“无限上纲”的作法，重申“三不主义”，贯彻创作自由，大大解放了文艺生产力。新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景象和学术上的活跃局面，正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出现的。文艺界许多同志说得好：“没有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就没有新时期文艺的繁荣昌盛。”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和单位，那种促进探索与创新的环境和气氛，还没有很好形成，还显得不那么协调。比如，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习惯于用现成的条条框框去衡量事物，对文艺上的一些新的探索、新的尝试缺乏敏感和宽容的态度；文艺界本身有部分同志，由于过去的或现实的原因，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甚至不同“山头”之间，存在着“门户之见”，缺乏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热情；文艺评论中那种剑拔弩张或互相吹捧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健全的文艺评论和良好学风还没有很好形成……。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的探索和创新的顺利进行。我们要下功夫改变这种状况，努力创造一个互相理解、互相关心、互相切磋、互相促进的良好的环境和宽松的气氛，使文艺的探索和创新引向深入，提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氛，从领导方面讲，就是要切实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祝辞》中说：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文艺部门的领导要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也要做好“后勤”工作，给文艺工作者提供必要的条件。对于文艺探索和创新中的成就要积极支持和鼓励，对所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失误，要采取热情帮助、认真疏导的办法加以引导。十年动乱中，对待文艺中出现的问题，往往采取搞大批判的简单做法：造舆论，抓典型，做结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不利于解决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中的得失是非问题。造舆论的办法不利于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氛，只会造成紧张的空气。对于艺术问题、学术问题，应该是有什么问题就讨论什么问题，而且讨论各方都处于平等地位，决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对于探索中的是非问题，也不宜轻易地、过早地做结论，尤其不宜于由某一个领导人一言定生死；而是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经过反复讨论、反复实践，在较长时间的实践中分清是非，辨别真伪，逐步认识真理。
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氛也要依靠文艺工作者本身的努力。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评论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要互相学习，互相切磋，互相谅解。要加强团结，减少内耗，把智慧和精力都集中到创作和理论研究上来。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出现认识上的分歧时，要提倡摆事实、讲道理，不应该不顾客观实际互相指责，互相“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同志之间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不管批评还是反批评，都要实事求是。我们要敢于坚持真理，也要勇于修正错误。有了这样的气魄和胸怀，在文艺界内部才会逐渐造成良好的环境和气氛，鼓励大家同心协力去进行探索和创新。
清人沈德潜说过：“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这里说的有文艺家自身的修养，也有客观的环境。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有了良好的环境和气氛，我们的文艺创作也会如“春雷一动，万物发生”那样，出现一片繁茂喜人的动人景象。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活鬼》和张宇的小说
南丁
《奔流》1986年1月号，约请几位河南作家新春试笔，张宇有篇《不要老死在庙中》。他编了个故事，说是有位书生赶考，路途中借宿在一个庙里，他怕偷，睡觉时和衣而眠，将盘缠当枕头枕，却偏遇到偷儿，把他的盘缠偷走，换了块砖塞在他的头下，又把和尚的衣帽给他换上。他醒来，非但找不到盘缠，照照镜子，也找不到自己了。书生如此这般找自己，终究没有找到，直到老死在庙中。这个故事编得叫人笑破肚皮。大概是用以警策自己和同辈作家的吧？
同样的意思，在《文学知识》1986年2月号《小说的谜》中，张宇说得更加明白：“吸取别人的营养是极重要的，但不要在自己身上长别人的耳朵和鼻子……要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这区别便是创造，便是风格，便是生命。走得愈远，愈有出息。”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这是个重要的觉醒。他开始有了一个作家应该具有的独立意识。其实，这种觉醒，这种独立意识，早在1985年3月写完中篇小说《活鬼》前后，就已经在创作实践上完成和确立。他鬼得很，做完了才说，并不预先发表宣言。
《活鬼》发表后，即引起广泛反响。人们看到张宇塑造的一个活脱脱的侯七，也看到张宇塑造了既区别于别人，又超越了自己的一个新的张宇。在张宇的创作历程中，《活鬼》是个隆起的山头。如今，从这个山头回过头去看他的小说创作，虽也迤逦，但却都成了丘陵地带了。
谈张宇的小说，当然要探究他那个丘陵地带，那是他的脚步。他正是从他那个丘陵地带一步一步走来，登上这个叫作《活鬼》的高地的。
他从他脚下的那片土地出发。1979年末，他写了《土地的主人》。这篇以新任生产队长黑子为轴线编织成的故事，传递着农村变革的信息。这是他的发轫之作，是他升起的第一面风帆，催他开始了文学的远航。
先是为父辈作传。《脊梁》、《金菊花》，何等样的苦涩和辛酸！我以为他是用心在写，用对父辈的爱在写，那笔管里必定也掺合着些许泪水吧。艺术上虽可求疵，但你仍不能不承认它们透露着深沉凝重，还是打动了你。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新生活的情景扑面而来吧。他随即改弦更张，轻歌曼舞起来，《夏夜，在小河边》、《河边丝丝柳》、《月上西墙》、《秋天，桂花开了》等等，另是一番轻柔甜美的调子。这组小说的诗化倾向是明显的。得之于清，失之于浅，是它们共同的长短，但却也是用心在唱。
与轻柔甜美这一个系列同步，另有一个系列，“尝尝，它是咸的；想想，它是甜的”，苦而不涩的儿时山村生活的回忆。《鱼》、《一串甜甜的泪珠》、《那牛群，那草庵》、《鞋子》等等都是。这一个系列，未能引起注意。其实，那难忘的童年时的纯净得水晶般的友情呵，也沁人心脾。
甜美的调子唱腻了，他走出月光下的小河边，把目光射向社会，推出一组问题小说。《境界》开拓了一个老共产党员意识到自己无力再起模范作用而要求退党，以免玷污了党的光荣和纯洁的境界。《桥》生动地描绘了金斗老汉为强大的社会道德力量所驱使，由为私修桥到为公修桥的自我完善的历程。实际上，这些篇章都带有使读者思索的哲理性。这标志着他的思想在向生活的深一个层次渗进，力图探求生活的底蕴，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涉猎中篇这个体裁领域，《李子园》乃试笔之作，接着，就是《活鬼》。
深沉凝重，轻柔甜美，苦而不涩，哲理思索，谐趣辛辣，他不断地改变着读者的印象。他经常变换花样，陆续端出酸甜苦辣各色菜肴供人们品尝，手艺都还不错，口味还都是那么回事。实际上，这里蕴含着这位年轻作家不断寻找自己的许多艰辛。
那么，还要寻找什么呢？那就是本文开头所引张宇自己提出的课题了。他经常向自己提出新的课题，这个小名叫做憨子的豫西伏牛山里的山里娃子，实际上透露着机灵劲儿。
且看他的灵。1984年，在一篇文章中他说，下决心要在小说之外下些功夫，要多读些马列，多读些杂书，多参加些社会活动，比如多到城市里跑跑，多参加些专门讨论政治、经济的座谈会等等。好一个“小说之外”！他的有些写山村的篇章，是在城市里受到触发才写就的。据我知道，他近两三年来，就跑了华北、华东的一些城市，其中包括他在《活鬼》里涉及到的烟台、南京。这也是一种寻找。
在创作中寻找自己，在我看来，就是寻找自己的那一份创作自由和个性。各个作家都有各自的独特的那一份创作自由，不能互相取代。就是寻找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那种最佳创作状态。最近，反响强烈的《活鬼》不就是“寻找”的收获吗？
侯七是个诞生在匪窝里的怪胎，混世在旧中国的魔鬼，在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中耍尽奸滑的游蛇。但他也有善的一面。他对与石榴、胡月萍关系的处理；他与胡月萍合伙冒险搭救杨忠信；他到烟台地区银行当了干部后，下到沿海调查研究，半年不回机关，还编写了本《渔业生产参考材料》；他对银行副行长王建卸掉右派帽子由衷地高兴：“只要给王建这些好人卸下来，我情愿戴。能者多劳，我脑袋大，能戴动的，就该多戴些年。”直到小说的结尾，他谢绝接受杨忠信无偿的资助，等等，无一不证实着他作为人的善的一面。而且，这个结尾也可以看作一个契机，政治生活正常了，他或许会将他善的一面发扬起来。这不是一张平面的剪纸，这是个立椎多面体，是个圆雕，是难于归到哪一类的复杂形象。他就是他，侯七就是侯七，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侯七，他一生的看似荒诞实则是实实在在的命运，折射着数十年的世态。反过来，正是这样光怪陆离的世态，造就了这一个侯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现实主义的原则，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未过时。侯七，不论在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上，都算得上一个人物，是作者为新时期的文学人物画廊里增添的一个新的形象。
真正寻找到现实主义的真谛，并非易事。在象张宇这样有一定生活基础，并蕴涵着创作潜力的年轻作家，清醒地对待自己，保持创作个性，定会有更大成功。可贵的是既不要为一时之名所累，又不要自暴自弃，努力寻找，努力突破。机敏、豁达的张宇不是说过：“不相信别人干了的事，俺山里的娃子就不行”吗？
山头不是山峰。山峰还在前头。且看你个山里娃子咋从《活鬼》迈步吧。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时代的正气歌——读杨贵云两部“洪水小说”
陈朝红
杨贵云的两部连续性的中篇小说：《汉江，记住这个夜晚》、《陕南的天，中国的天》（分别载《长江》文学丛刊1984年4期和1985年5、6期合刊），都是取材于1983年7月31日陕南安康遭到毁灭性洪水灾害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这类抗洪斗争题材，既不时髦，又无刺激性，这几年不怎么时兴了。若照时下流行的那种文学要“淡化”时代、“淡化”社会的论调来看，写这样贴近现实的“洪水小说”，真是费力不讨好。杨贵云为什么没有被这类“淡化”论所困惑，宁愿“自讨苦吃”呢？根本的原因是生活的教育，时代的激励，是一个作家的责任感驱使。作者说，他是在到了安康灾区，面对着举世罕见的洪灾所造成的“一部毁灭史”，亲身感受到了人民抗灾的悲壮斗争和全国各地对灾区大力支援的感人事迹，心灵被深深“震撼”了。这两部小说，熔铸了作家真实的生活感受和饱满的革命激情，体现出一种可贵的社会责任感。
这两部作品，不单饱含着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质朴的、真实感人的力量，而且作家对这个常见的题材，从思想上进行了新的开掘，艺术上也有新的探索。小说《汉江，记住这个夜晚》描写特大洪峰入城前几个小时内全市性的大疏散大转移和洪水入城后数万人被洪水围困这一夜间的情景；《陕南的天，中国的天》则描写在洪水洗劫后城市荡然无存的最悲痛、最沉重的二十天里，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作家没有单纯地、孤立地去表现这场人与自然的突发性斗争，而是把斗争置于八十年代中国的大时代环境下，把它与当今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联系起来，特别是与改革中市委领导班子新旧交替、权力移交所牵动的各种复杂矛盾始终捆结交织在一起。作家不仅在宏大的规模上展现了这场气壮山河的斗争全貌，为真实的历史事件留下一部形象化的记录，而且以洪水考验作为一个特殊的聚焦点，去透视时代的风貌，去照亮我们党和人民的真实形象。
安康受灾，卷进千家万户，牵动四面八方，辽阔的国土发出强大的回声。作家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之中，把笔伸进了大到中央各部门、小到一个街道幼儿园的广阔复杂的生活领域。各式各样家庭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各种各样人们的命运遭际、喜怒哀乐，在作品中交织撞击，起伏跌宕，铺展开一幅幅气势悲壮、丰富多彩的抗洪图。而跃动在这幅图画中的，并且以强大的力量冲击着人们心扉的，是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思想：我们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和祖国、和亿万骨肉同胞的命运血肉相连的。这一切，本来在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可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它曾蒙上了尘埃，有些人对此也看不清楚，渐渐淡忘了。但是，一到严峻考验的时刻，它必然会发出耀眼的光彩，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警策作用。作家从安康遭受灭顶之灾这场人间惨剧，透过眼泪、鲜血、死亡和劫后满目疮痍的大地，发现了生活中这真正具有生命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热情地歌颂了党和人民血肉相联的优良传统在新时期得到恢复和发扬，深刻地揭示了我们人民心中蕴藏的不可摧毁的社会主义信念，因而使这个作品在易流于一般化的题材中写出了新意。
作家在作品中并不停留于单纯纪事，以一些触目惊心的事例、材料去赢得表面的艺术效果，而是注重写人，把笔墨主要集中在各种各样人物的性格、命运、灵魂的刻画上。作品中写的人物很多，作家往往把人物置于生与死、公与私的严峻考验中，情与理、悲与喜的内心冲突中，以及勇敢与怯懦、高尚与卑下的对照比较中，或通过强烈的行动，或通过感人的场面，或通过生动的细节，以突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揭示人物的感情波澜。而且人物现实的活动往往又与其身世经历的简洁回叙多层次地穿插交织在一起，显示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和思想的历程。作品中的不少人物都勾画出了比较鲜明的性格风貌，如力挽狂澜、刚毅果断、富于历史责任感的市长苏少镇；权迷心窍、灵魂卑劣、在严酷的抗灾中还念念不忘在上级面前表现自己、为争夺权位而钻营“拚搏”的副市长马宗朴；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和使城市免遭疫病袭击而视死如归、克尽职守最后以身殉职的解放军营长杜达；年轻健美、热爱生活，但为保护国家财产决不擅离职守，最后把保险箱和自己身体一起捆在大树上迎击洪峰的售货员马星星；心地善良，自己没有孩子，在洪水中挣扎时始终把别人的孩子举出水面的保育员林素芬；生活清苦、外表象个“寒伧的小老头”，哪里遭灾就奔赴哪里，“去和死神争夺一个城市，争夺几十万人”的防疫专家钟维廉，等等。特别是市委书记辛汉土的形象，写得更为丰满，较充分地揭示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感情变化。
根据题材内容的特点，作家在艺术结构和表现形式上也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作家采用了既有新闻纪实性特点，又有艺术的概括、虚构和想象的报告式小说的写法，按照事件的发展顺序，展开了众多人物的活动和繁复的生活画面。整个作品是在紧张逼人的气势中展开的，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氛围，作品糅进了有关灾情、水文的真实数据、资料，构成了一个较为和谐的艺术整体。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文学评论也要提倡可读性
朱向前
常常见到创作界的朋友们一边把评论刊物翻得哗哗作响，一边皱着眉头问：评论文章什么时候才能更有可读性呢？面对着有些每一个字眼都散发出“理论气”和“逻辑味”的深邃庞大的评论文章，不少人读得头晕，甚或中途却步，乃至敬而远之。其结果，只有和诸多真知灼见者失之交臂了。
如果说，有些作家和读者不大习惯于读这种高度概括的大文章，是出于思想的懒惰，是一种不幸的话，那么，倘若我们的评论家能在这种“大文章”的概括性、科学性、深刻性里面，再加上一点可读性，是否可能减少一些人的“不幸”呢？我们看到有些文章，或以逻辑严密、思辨有力、语言明快取胜，或以立论独到、内容充实、行文简洁见长，深刻而不深奥，科学而不死板，比较而言，都还是相当可读的。又譬如一部分有丰富创作实践经验的作家写起评论来，或在幽默、智巧、风趣、俏皮里见出理论的高度和深度；或在新颖活泼的文体和情采斐然的语言中，点出创作甘苦和艺术真知，都同样使人读得饶有兴味而又获益匪浅。生动可读的评论文章并非一定要以牺牲理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为代价，它不过是一种更高的境界而已。事实上，理论也决不应该和艰涩、枯燥之类划等号，如果非划不可，那也只能说是理论的“不幸”。因此，把评论文章深刻的理论性和生动的可读性看作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大可不必的。
至于怎样改变这种状况，法子是多种多样的。明晰严谨的论证也好，幽默机智的思辨也好，都能使人喜闻乐见，一睹为快。又比如可以多搞点形象思维，与作家找共同语言，学鲁迅、茅盾、老舍等寓理论于形象之中的批评法。譬如茅公这样表述他对《狂人日记》的读后感：“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和愉快。这种快感正象爱于吃辣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爽快’的感觉”（《读〈呐喊〉》）。因为有了“味觉”的“通感”，寥寥几句，便把《狂人日记》以及鲁迅作品的风格和个性评析得贴切深刻而使人过目难忘。再比如还可以古今融汇，中西结合，在形式上推陈出新，搞点多样化。象中国传统的小说评点，固然精于微观赏析而疏于宏观把握，有时失于琐屑，但它在思维方式上符合民族习惯，注重直觉悟性；在评论形式上活泼自由，无拘无束，结合大量实例，帮作家领会妙处，教读者品尝“味道”，画龙点睛，言简意赅。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在这种传统的直觉的批评框架中，注入现代的理性分析等活力，将其改造成一种崭新的小说评论形式。此外，我们还可以讲究评论的文体，追求评论的个性，等等……
为了使我们的文学评论获得更旺盛的生机，请评论界不论操持新的还是旧的批评方法的评论家们，一起来提倡并实行文学评论的可读性吧！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一套有特色的文学史丛书
宋遂良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由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新时期出版较早的一部文学史。它力图澄清混乱，矫正时弊，具有某种开拓精神，1980年1月出版以后，很快就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并翻译介绍到国外。
为这部虽因匆促而显得有些粗糙，但却受到赞誉的文学史所鼓舞，山东文艺出版社制定了出版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丛书》的计划。在田仲济教授主编下，作为这套丛书之二、之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抗战文艺史》也于1984年、1985年陆续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史》即将付印；正在编撰中的还有《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中国现代诗歌史》、《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中国现代杂文史》等。
已出版的小说史，在写法上作了一些新的尝试。为了避免将作家、作品作机械的分割，全书便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作为结构篇章的线索，分为知识分子、妇女、工人、农民、革命家、市民、历史人物和其他人物几章，既突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和中国现代革命进程的紧密联系，又着眼于作为“人学”的文学的艺术特质。
《中国抗战文艺史》是中国现代第一部断代文学史，是根据蓝海（即田仲济）写于四十年代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旧作修改增补而成。新版本弥补了某些史料不足的缺陷。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两部曲艺史书
最近，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了两部探寻我国说唱艺术渊源的曲艺史书。
《陈汝衡曲艺文选》包括“说书史话”、“宋代说书史”、“说书艺人柳敬亭”以及“《水浒传》和说书”等文章。作者从散见于我国史籍中的对说唱艺术的记载着眼，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多侧面地对我国说唱艺术的渊源、家数、沿革及流变等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与研究。
《扬州曲艺史话》以翔实的文字或文物资料，系统考证和介绍了产生或流传在扬州地区的曲艺艺术的历史情况，是一部有价值的曲艺史著作。
（江山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