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嬗变期的探索与思考
——谈1985年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
高宁
1985年的报告文学创作，尽管振聋发聩的力作还不多，但在反映现实生活、开拓题材、深化主题、手法创新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进步，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特别是一批反映改革的作品，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真实记录历史的瞬间。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同时代的感应，在于不断传达新的时代信息，迅速、直接地反映生活，真实地记录历史的每一个瞬间。今天，中华民族正在改革中振兴，新的人、新的事、新的观念、新的情感……大量涌现，使人惊叹不已，催人奋发前行。报告文学只有及时地准确地捕捉住改革潮流中的每一朵浪花，记录下这历史转换期的每一个发人深省的镜头，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特殊使命。
可喜的是，一批有影响的作家以及一些正在崛起的作者，去年又为读者奉献了一批题材广泛、风格各异的反映改革的报告文学新作，其中较有影响的，如：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胶东风情录》（《解放军文艺第五期》），陈祖芬的《论观念之变革》（《文汇月刊》第二期）、《经济和人》（《十月》第六期），祖慰的《一个带音响的名字——刘道玉》（《中国作家》第三期），赵瑜的《新形象之诞生——马朝亮的高度》（《热流》第一期），李祯林、李延国的《变法记》（《文汇月刊》第十期），理由的《金三角》（《花城》第四期），苏晓康的《人生长恨水长东——黄河“小浪底”咏叹调》（《人民文学》第八期），沈世鸣、范庆宽的《腾飞吧！嘉陵》（《红岩》第一期）等。读了这些作品，如同翻阅一部时代的画册，那些审美趣味、艺术功力各各不同的“摄影师”们，以各自的独特手法，从各自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正在变革中的大千世界的生动图景。
同前几年比较起来，1985年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有了新的时代特色。如果说，喧嚣奔腾的改革初潮已过，人们在惊愕、新奇、躁动之后，意识和心理正在经历着艰苦的嬗变，那么，这一年的报告文学，也已从对改革的热情澎湃的呼唤转向了对它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深重的历史感。“全景式”的报告文学在1984年崛起；1985年则以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宏大的背景呈现在我们面前。李延国继获奖作品《在这片国土上》之后，又推出了反映农村经济改革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如果说，前者是以引滦工地上恢宏的场面、雄浑的气势、激昂的情绪感染读者；那么，后者则是以改革进程中背负历史重荷的中国农民那沉重的步履、艰难的跋涉令读者反思。这篇作品一方面把一幅幅色彩绚丽的现实农村风情画同一帧帧褪了色的历史画面作强烈的对比，揭示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农民改革家们如何同传统势力、旧的自我和愚昧无知决裂，揭示了改革的艰巨性。其中最动人的要算“在历史的结合部”这一章，当读到野夼大队七个党支部委员，在实行责任制后，对着毛主席象痛哭“章程要改了”的时候，谁不感到可悲而又可笑呢？然而，正是这七名老共产党员中的几位，终于成了乡亲们致富的带头人。农民的性格特征在时代的熔炼中，最终得以升华。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变革时期新旧交替的那一瞬间，充分地发掘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蜕变过程。就这一点来讲，李延国的“全景式”报告文学又有了新的突破：在原本就很广阔的框架里，又增添了更丰厚的历史内容。
《一个带音响的名字——刘道玉》、《人生长恨水长东》和苏廷海的《他到底得罪了谁》等作品也都回响着历史的声音。《刘道玉》记录了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经历，意在探讨这位教育战线的改革者成才的轨迹。刘道玉并不是一贯反“左”的英雄，在解放后几十年刻板的教育制度以及一度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的影响下，他不免走过弯路。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接受教训，并把它们转化为财富。《人生长恨水长东》通过一个治黄工程决策的漫长历史过程，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弊端。《他到底得罪了谁》通过当年因毛遂自荐、救厂有方而名震一时的厂长李良美的不幸遭遇，寻找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原因。这些作品把改革置于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塑造人物，进行反思。当然，这种反思是痛苦的，给这些作品带来沉重感、压抑感。这是因为改革进行曲中不单有欢愉的快板、如歌的行板，也有哀伤的慢板，在高昂的主旋律中，还会出现某些不谐和音。唯其如此，才更真实地反映了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
人物形象的新高度。在1985年的报告文学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新的改革者的形象：马朝亮（《新形象的诞生》中的晋城矿务局局长），贝汉兆（《论观念之变革》中的广州白云山制药厂厂长）、刘功宇
（《变法记》中的部队某部连长）、岩石（乔迈《让他含笑远行》中的长春卷烟厂党委书记）……他们同样具有乔光朴式的胆略和气魄、学识和才干；所不同的是，他们改革的着眼点已不单纯是体制、产品；而是人，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如对马朝亮的描写，作者没有把笔墨花在描述主人公如何改革生产上，而是写他如何改变矿工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重新塑造矿工的灵魂。过去，当煤矿工人挥着大板锹，冒着“冒顶”的风险，出入于狭窄的“煤窑”时；当他们住在脏乱的窝棚里，百无聊赖地寻衅闹事时，他们并没有真正摆脱生活的奴隶的地位。今天，当他们拥有了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拥有了丰富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特别是拥有了矿山的主人翁感时，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作者找到并攀登上了“马朝亮的高度”——热爱人，尊重人，在高度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塑造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人。
此外，李祯林、李延国笔下的刘功宇，打破军营中因袭多年的人才观，鼓励和培养战士们的创新精神，造就了一批有个性、有追求、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新一代战士。陈祖芬笔下的贝汉兆与“老底层”的人相知相交，依靠他们出了产品，也出了人才……在这些改革者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马朝亮的高度”。
1985年报告文学还为我们描绘了一批“小人物”的命运。如《金三角》中一批农民改革家，柯岩的《女人的魅力》中的广州英利贸易公司经理张静，萧复兴的《金凤凰》中的北京凤凰毛织厂厂长范佩莉，山谷的《小鸟这样飞翔》中的一批没有学历和文凭的创业者，他们同样地都曾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命运多舛；同样地曾自强不息，不甘蹉跎；同样地在新时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大时代和个人命运的交叉点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改革的归宿：不仅仅是物质的繁荣，而且是人的才思和心智的解放，是社会主义天空下人们自由地翱翔和腾飞。
在创新中求发展。报告文学作家要勇于写改革题材的作品，也要不断寻找新的表现手法来写好这一题材。在创新中求发展，这是1985年报告文学创作中一个良好的势头。
多年来，报告文学囿于记实性的束缚，写作上已形成了一定的格局，这就是为读者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或展现一个人的一生。这种写法固然明白晓畅，但由于受到具体事例的限制，往往约束了作品的表现力，很少留给读者想象和思考的余地。
去年，一些作家尝试着打破叙述故事的框架，用主观的随想、抒情、思考来串联素材，从而大大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
陈祖芬和李延国的作品，用主观的随想和思考为经，以一组组形象的素材为纬，编织了一幅幅内涵深广的图画。随着作者思维的活跃变幻、纵横驰骋，作品冲破了时空限制，增加了节奏感、信息量、空间感、多变性、随意性，勾画了众多的改革者的形象，传导了大量的信息，探讨了一系列的新观念。对于表现现代生活，两位作者是成功的；而他们那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探索精神更值得提倡，因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只有在不断的创新中才能生存、发展，并永葆其美丽的青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人性美 力之美
——评长篇小说《结冰的心》
潘吉光
湖南作家李岸在文学创作上向来是有追求的，无论是他才华横溢的五十年代所发表的数十篇短篇小说，或者是历经坎坷二十二年后重返文坛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均力求写出新意。读完他的长篇新作《结冰的心》（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令人欣喜地看到，他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上又有了新的开拓。
《结冰的心》摆脱了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常规写法，而是选取一个新的角度：以大革命时期的湖南为舞台，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各种不同人物各不相同而又相互牵连的特殊命运。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灵世界，着力在“感情”、“人性”上进行深深的开掘，在批判、否定了超阶级的“人性论”的同时，讴歌了无产阶级的人性美。
作者用了大量篇幅，细致、曲折而又复杂地写了“具体的人性”。主要人物方梦麟和吴玉棠，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土豪劣绅的女儿，如果按照简单的教条模式来分析，对于他们那样痴情地相爱并结为夫妻，的确是难以理解的。殊不知社会生活是多侧面的，是复杂而又多变的，人与人之间也并非随时随地都纯粹地表现为阶级关系，还有爱慕、友谊等等。吴玉棠作为活生生的人除有资产阶级小姐自私、偏执和任性以外，还有正直、善良和助人为乐的一面，有“欧风东渐”对她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时的方梦麟政治上也不是很成熟的，还是一个初具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热血青年。这么一对青年相遇，他们的相爱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吴冰寒与龚石山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但他们又是亲生的骨肉关系。这中间除了阶级关系以外，还有血统、伦常等等的制约力在起作用。因此，作品从父不认子写起，经过子不认父、认父、又不认父等许多周折，写透了他们“感情上的撕磨”。
作者在“把艺术的聚光镜对准了‘感情’”的同时，“自始至终贯穿着阶级分析”，这“具体的人性”还“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而更为大量的、普遍的、起本质的决定作用的东西却是阶级关系”，因为“当时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也是客观的存在”。随着作品情节逐步发展直到高潮，斗争亦愈加激烈，直到白热化。作品在这方面作了生动、惊险而有力的描写。“泪花儿、汗珠儿”这一章写得惊心动魄。当方梦麟拒绝了妻子的阻拦，终于向逃跑的岳父开枪射击时，吴玉棠那地主小姐顽固的极端利己主义便从那层表面上温文尔雅的惨白的薄纸中暴露无遗。当她杀害了自己最心爱的丈夫，又突然发现这是铸成了无法挽回的大错，她又痛悔地与丈夫依偎在一起，“把驳壳枪的枪嘴慢慢移向自己的胸口”……一幕爱情的悲剧结局。
吴冰寒后来似乎还想认他的亲生骨肉龚石山，一当龚石山明白了吴冰寒是策反，是唆使他带兵哗变的时候，他才从大梦中醒过来，原来掩藏在“骨肉之亲”和“天伦之爱”的面纱底下的竟是一笔最肮脏的交易，便与吴冰寒一刀两断。最后当他们在战场上相遇的时候，父子俩终于枪口相向，你死我活。
一个吴玉棠，说丈夫方梦麟“做得太绝情”，毫无“人情”和“人性”，一个吴冰寒，骂方梦麟根本不懂感情，不讲情义，咒儿子不讲“骨肉情”。他们根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共产党人对阶级敌人的切齿痛恨和“做得太绝情”，正是充满着对广大人民深沉的爱，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的人性美。而一到斗争的关键时刻，吴冰寒的那些“感情”和“人性”就变成有交易价值的法码了，一当他认为这些法码失去交易价值和意义之时便凶相毕露动杀机了。龚石山等共产党人通过斗争的磨炼，很懂得这一点，在血与火相迸的大革命关头，他们处决了叛徒，并把抱冰府搅得天翻地覆，这座腐朽的大厦与其主子吴冰寒一同倒塌了。在这非常激烈而又极其复杂的战斗洗礼中，龚石山等共产党人，充分显示出了无产阶级的人性美和战斗的“力之美”。
从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以看到描绘“具体的人性”和表现无产阶级的人性美是并不矛盾的，是相反相成互相联系的一个有机体。“具体的人性”写得愈生动愈强烈，也就预示着作品所刻划的一切追求游离于对立阶级阵容之外的亲友之爱的人们必将得到更为惨重的悲剧性结局。后面的血与火的决战也就愈加激烈、壮观。在这展现大革命风暴的力之美的同时，无产阶级的人性美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升华。
第7版()
专栏：
努力发扬开拓精神
——取得电视剧“三连冠”的回顾
山东电视台
1982年我们拍摄的《武松》、1983年拍摄的《高山下的花环》和1984年拍摄的《今夜有暴风雪》，连续三年同时获得“飞天奖”与“金鹰奖”的优秀电视连续剧一等奖，取得“三连冠”。回顾几年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有成功的欣慰，也有跋涉的艰辛，更有坎坷中的深思。
把握电视剧创作的正确方向用什么思想指导电视剧的创作和生产，这是原则问题。我们认为，电视剧的主要功能是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通过塑造光彩照人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典型形象，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斗志和建设四化的热情，并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与追求。我们在抓剧本的选材上，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突出强调强烈的时代感、浓郁的地方性、淳厚的民族性。从我们连续三年的获奖剧目，到几年来拍摄的较有影响的剧目，都比较注意严格选材，在艺术表现上注意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我们看到日本摄制的《西游记》，十分感慨，决定改编《水浒》。在领导的支持下，选择了《武松》为突破口，揭开了拍摄古典名著《水浒》电视连续剧的第一幕。
发扬艺术上的开拓进取精神三个获奖剧目，各有特色，但又共同贯穿着一个精神，就是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开拓、追求的精神。我们孜孜以求的也就是一个“新”字。武松是扬善抑恶、专打不平的梁山好汉，他的主要行为离不开打。怎样理解武打？象海外某些功夫片那样，为了取悦、刺激观众而玩弄镜头技巧，一味地打？显然不行。首先从思想上明确，我们拍的不是“功夫片”，而是描写古代英雄的人物片，着眼点要求符合历史环境的真实，强调刻画人物的深度。因此在武打设计上，我们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高山下的花环》是战争题材。用电视剧来表现这类题材，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我们摆脱以往手法，以战争为背景，将镜头对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揭示人们在战争这块试金石前显示出的灵魂的美与丑，真实地再现了人民子弟兵及其家属“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精神风貌。
《今夜有暴风雪》是以大返城为背景，再现知识青年“文革”中十年的生活、命运、遭遇以及建设边陲的不朽业绩。在结构上，我们把现有的几个空间作为现在时的支点，通过主要人物的眼睛，多层次、多视角的深沉回忆，打破以往的时空观念，利用大幅度的时空转换，以完成全剧的创作意图。《武松》、《高山下的花环》、《今夜有暴风雪》的成功，也是我们在艺术表现形式和方法上大胆探索、开拓、追求的结果。
建立专业队伍 大胆启用人才 发展电视剧，必须有一支事业心强、能吃苦的专业队伍，基于这种认识，早在1980年，我们就在省委、文化厅党组的支持下，组建了专门生产电视剧的山东广播艺术团。经过不断充实与加强，编、导、摄、录、灯、服、道、效、化各部门已基本健全。将仓库改建为摄影棚，虽然简陋，但颇为宽敞实用。现在艺术团已发展为拥有两个摄影棚，一个录音间，能同时承担四至五个电视剧录制任务的专业队伍。
选用人才，领导要有魄力，敢于打破学历、资历的限制，不拘一格，从实践中选拔。《今夜有暴风雪》的导演孙周，过去一直担任摄像工作，在长期的摄像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表现出导演的才干。厅领导便毫不犹豫地启用他独立执导《今夜有暴风雪》，并放手让他大胆工作，带队到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去实地拍摄。《顾大嫂》的导演王汉平、《晁盖》的导演张新建，还有几位年轻导演和摄像都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重视思想建设培养好的作风一个摄制集体的思想作风是否过硬，也是一部电视剧能否高质量完成的保证。我们在几年的实践中，狠抓了摄制组的思想建设，培养在艰苦环境中吃大苦、耐大劳的工作作风。拍《高山下的花环》时，曾有人提出在山东境内拍摄。领导指出，故事发生在云南边境，在山东拍摄必然失去环境的真实，一定要到现场去拍。摄制组在云南边陲，冒着敌人炮火的危险，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顶烈日，抗酷暑，终于完成了该剧的拍摄。《今夜有暴风雪》却又是在零下40摄氏度的茫茫北大荒拍摄的。在拍摄中扮演刘迈克的吕毅冻得休克了，扮演裴晓芸的任梦冻僵了，带到现场临时充饥的熟鸡蛋冻成了冰疙瘩，摔也摔不开。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当地老百姓都说：“山东电视台这帮人是在玩命啊！”难怪有人讲：“山东电视台敢于在零下40摄氏度拍片，是电视界的一大创举！”我们这支队伍经受了两个40摄氏度的考验，不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改行，反而增强了献身于电视剧事业的信心。
电视剧是综合艺术，也是社会事业。拍摄《高山下的花环》，云南部队首长不但亲自接见摄制组全体同志，而且派出一个加强连一面保护，一面配合拍摄，枪支弹药一切军事装备无偿支援，做到缺什么给什么。如果没有云南部队的无私帮助，这部连续剧要达到现在的艺术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决心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支持下，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避免失误，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电视剧，来回答时代与人民对我们的要求。
第7版()
专栏：文艺随笔
“求同”与“求异”
江曾培
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求同存异”。这里的重点是“求同”。因为只有这样，才利于和平共处，维护世界和平。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对待人际间的矛盾上，也应有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才能促进团结。
然而，在文艺创作与评论上，只要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则似应鼓励探索与创新。因为，文贵新，创作贵新，艺术贵新。作品的价值就在于能提供前所未有的新东西，给人以新的启示。《红楼梦》，伟大，是由于它打破了传统的写法，“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大放“异”彩，眩人耳目。它虽然值得后继者学习与借鉴，但如果有人把它作为模式、样板，再“同”样去制造一部，即使模仿得维妙维肖，又有谁需要它，欢迎它？作家、评论家应该以“求异”作为自己的目标，用“自己的声音”唱出自己的歌。只有这样，作品才能出新，才能为文艺王国增添新的版图，为人类精神财富增加新的成分。
新时期以来的有影响之作，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异彩纷呈，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属于作者自己的新发现。同样，在文艺评论领域，也只有那些有创见的文章，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与重视。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不少文章都是老调重弹，缺乏新意，缺乏生气。这样的文章，多一篇、少一篇，实在没有多大关系。近来，有些探讨文艺问题的文章，突破了过去的研究框架，开拓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尽管其具体论述不一定完善、科学，但由于有新意，从而就“吹皱一池春水”，启发了人们的思索。我以为，理论批评文章也就是要努力寻找这种不同于他人的新声。
在文艺创作、批评中努力“求异”，不仅决定着作者的作品价值，而且，从宏观上看，也是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的前提。历史地看，举凡文明昌盛的时代，总是诸子纵横，众家崛起，议论风生，各争其胜。相反，僵化迷信，众口一辞，其结果必然是万马齐喑、衰败萧瑟。
当然，“求异”不能忽视“存同”。人们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的。鲁迅说：“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是受着先前的遗产。”对我们的文艺来说，还有着共同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引。因此，“求异”不能排斥“存同”，相反，是要在“存同”的基础上“求异”。
第7版()
专栏：文艺新书
文艺新书
△《新时期小说百篇评析》（滕云、张学正编）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发表和出版的长、中、短篇小说中精选出有代表性的作品一百篇（部），进行评析，欣赏。读者可以从中了解新时期小说的主要成就及发展概貌。 （南）
△杨继人的《张大千传》最近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册，详尽叙述了张氏一生的经历，刻画了他豪放不羁、坦荡旷达的性格特点以及他在艺术上取得的辉煌成就。 （刘向宏）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姜彬
（天鹰）的《论吴歌及其他》，这是作者在对江南吴语地区的民歌——吴歌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研究后撰写的研究文章，对吴歌的历史和成就以及在文学史、民俗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武）
△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儿童诗集丛书《六一诗丛》，已出版的第一辑包括圣野的《写在早晨的诗》、金波的《红苹果》、樊发稼的《花，一簇簇开了》、望安的《白蝴蝶》、高洪波的《鹅、鹅、鹅》等五种。
（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