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创新、突破与怎么写
陆文夫
近两年来的文坛十分热闹，主义百出，流派纷呈，方法各异，令人眼花缭乱。文坛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新潮叠起，这和创作自由、宽松和谐当然有关系，但其主要原因还是来自文学自身的动势，来自作家们企图创新的努力。
新时期十年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喷发式的。如同采油，长期的、人为的压制使得地下的油层越积越厚，一旦开采，便会喷薄而出。经过十年的大面积开采之后，油压降低了，浅层和中层的油也采得差不多了，市场的需要量又是那么大，这时候摆在精神原油开采者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赶快找新井，一是向深层开采。向深层采油不那么容易，需要有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筹划和准备。因此，寻找新井的活动相比之下就显得热闹，再加上从外域传来了许多找油新论和我们很少使用过的技术装备，使用之后果然也有点灵验，新井时有发现，从而形成了找井热。
要冲破某种程式化的东西必须有一种潮流，有一种热。即使要冲破祖孙三代的中山装，也来了一阵西装热。仔细地观察各种潮流也十分有趣，开始的时候是流行，渐渐地便流俗，跟着便出现流弊，最后又产生第三次浪潮，把前面的潮流推过去。一个流派的产生便同时产生它的掘墓人；一个浪潮持续时间的长短是视其流俗、流弊的多寡快慢而定的。于是，关心文学发展，希望新潮长流的人便有些担心，有点意见。主要的意见似乎有三：一是某些论述故作惊人之语，绝对化，排它性强；二是有些作品存心要引人注意，包括使人看不懂、读不通在内；三是有些作品不关心现代生活，而关心蛮荒与落后。
文学上的各种主张，最好是各自强调其独异性、独特性，少点儿排它性。因为你既然反对文学的单一化，承认多样化，那就无法排它。不能随便宣称什么已经过时了。今天你宣称他已过时，明天便会有人来宣称你也过时了！打了一场宣称战之后却发现谁也没有过时，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包括曹雪芹老先生还在我们之间徘徊，莎士比亚的幽灵又从欧洲转到亚洲。
写文章要引人注意，我想大家也不会反对。也有人侧重于引人注意，往往要在文坛上大喊一声，引得众目睽睽。我说的是故意的叫喊，不包括自然之声在内。这种故意的叫喊往往是由于某种沉寂感引起的，因为当今的文坛实在是黑压压的人头一片，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已达五百六十多种，一个人，一个刊物如果不大声叫喊一下，谁知道你在哪里？在寂寞无行路的情况下，有人突然故意大喊一声，大家都得宽容点，要相信他在大喊一声引得众人瞩目之后会把自己逼上梁山，从而使出浑身的解数共振山寨大业。当然，也有人在大喊一声之后尽使花拳绣腿。现在懂中华武术的人很多，懂洋拳的人也不少，很容易被人看出破绽。
现在人们爱谈作品的内容、表现的形式、创作的方法等等，这是个应该讨论而又永远讨论不完的问题，即使那些关心蛮荒落后的作品，只要不是欣赏和宣扬，你就难以说它是和现代生活没有关系。我只是不希望各自竖起义旗招兵买马，想吸引更多的人挤到一条道儿上去。我总觉得流派是一条自然的河，不是人工开挖的。想加入什么流派的人也不要上当，一个流派能留下来的就是那么几个人，甚至是一两个人，到最后是他留你不留；一个大作家他自己就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并无传人或分支机构。
对于有关创作的许多问题，诚恳的讨论可以使大家都得到教益。本来，作家们讨论怎样写小说，写诗歌，那是十分正常的。可惜我们过去讨论得太少，除了捧打褒贬之外缺乏研讨。现在来了，但也迟了，河床干枯已久，堤坝一旦挖开以后便会形成高水头的冲击，本来想进行深入的探讨，却又被冲击的轰鸣弄得昏头昏脑。这时候，弄潮儿们当然不能置身事外，但也要善于稳住自己，即当“怎么样写”讨论得十分热烈的时候，不妨悄悄地反问一下自己，到底“为什么”写呢？怎么样写和为什么要写本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严肃的作家们从来都是两面作战而不敢稍有偏废。如果仅仅考虑怎么样写，可能会越考虑越是无所适从，结果是灵机一动，随波逐流，这波可能是江河里的，也可能是海洋里的。
为什么要写小说？写小说就是要抒发胸臆。所谓抒发胸臆，大体上是将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体察、感受、见解、追求等等以艺术的方式呈献于读者的面前，使读者在欣赏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扩展，总之是把人们的精神世界（包括作者自己）弄得丰富些，充实点。
作家在人民之间，是幸运儿。无数的同代人也受苦受难，也作出各自的贡献，可是除掉少数的名人之外，大多数人的功绩都被算入总账，归了大流。作家们却能另立账户，存入自己的劳绩，劳绩之中有许多是别人的无偿捐赠，经加工炮制而成。这事儿实在有点却之不恭，收之有愧。如果我们再不把他们的艰辛、梦想、觉醒等等加以艺术地表现，那就太有点对人不起了。许多人都称道中国作家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我想大概就是指这一点而言的。
寂寞一点儿就算了吧，寂寞的本身也是一种美，只要心里的火尚未熄灭，外间的寂静倒是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艺术的天才往往是在寂寞中诞生的。当新潮叠起，“怎样写”讨论得十分热烈的时候，不妨转身反问：我为什么要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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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掘农民的文化心理
——读铁凝的中篇小说《麦秸垛》
白海珍 汪帆
铁凝在她的中篇小说《麦秸垛》（载《收获》1986年第五期）里，把一个平平常常的麦秸垛作了独特的艺术处理，使其在一种特定的时代与文化的氛围中获得了超越时代背景与文化圈界的象征意义。如同小说描写的那样：“世界是太小了，小得令人生畏。世上的人原本都出自乡村，有人死守着，有人挪动了，太阳却是一个。”麦秸垛的象征意义，无异于引文中的“太阳”。它曾“诱惑了她，又威慑着她；唤醒过她，又压抑着她”。当女知青杨青回城之后仍然感到，麦秸垛“仿佛是专门随了她来到这里，又仿佛她本不曾离开端村”。就连铁凝自己也感到，我们中国城市人的心态与中国农民的心态在深层意识中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为麦秸垛这一喻体暂定下这样一层含意：农民意识的象征。
铁凝把握到的农民的文化意识，是我们传统文化心理的母体与原型。在这个母体中既包孕着我们民族伟大的生存力，隐忍勤劳，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存留着封建伦常对人们生活的约束，没有独立人格，没有个性解放的群体无意识。在这种无意识状态中，人的价值，只有表现于他的对象身上。因此，以身殉礼，以身殉道的个性牺牲精神便成为我们传统的美德，这是一种伟大而又残忍的献身精神。正是这种道德力量的制约，个体的创造意识得不到发展，群体的封建意识却在整体地渐进。
《麦秸垛》以那个业已逝去的动乱时期的最后几年为背景，截取了北方乡野中的一个小村——端村人与小城平易市三位知青的这一段生活。作者以冷静、客观的笔致描写了他们的现实存在，又用潜藏在这种冷静、客观下面的激情，极其精心细致、意蕴深远地表现着人们的心态。这部小说的价值不在于贡献人物性格，也不在于抒写独特的情绪，而是在于从审美的角度向读者提供了关于我们民族精神本质、文化心理——民族意识的思考。
作品集中写了三位女性——大芝娘、沈小凤和杨青。大芝娘是一位地道的北方农村妇女，结婚三天丈夫就出征了，她在默默的等待中迎来了丈夫冠冕堂皇的抛弃。她顺从了。只是因为夫妻了一场，她要生养一个孩子。后来，她生了大芝；后来大芝死于非命；再后来，她仿佛这一切都不曾发生，用整个身心去体贴别人，帮助知青，敬老扶幼。但是，对于大芝娘来说，也许没有比度过一个茫茫黑夜更难的事了。然而，女性的本能却是麻痹不掉的。她在“被窝里放一只又长又满当的布枕头”，以填补内心的空落。
沈小凤是一个性格开朗、头脑单纯的知青姑娘。在“再教育”最后的岁月里，信仰的危机虽然没有人点破，却已笼罩了每一个人的心头。知青们在焦灼、苦闷、迷惘、空落的心绪中，开始在自己身上寻找着寄托。沈小凤已由满足于和男知青陆野明的“打情骂俏”，到双方以自己的内驱力相约去麦秸垛获取了一次性爱的体验，后又被陆野明所厌恶。在现实与社会舆论的压迫下，她不得不有所憬悟，倒入了大芝娘的怀抱，从那里获得了生存的信念与支柱。但陆野明毕竟不同于大芝娘的丈夫，沈小凤在绝望中走向了自我毁灭。她的毁灭是为了真爱，是为了个人价值的丧失，而大芝娘式的生存，则无异于封建礼教的牺牲。
杨青较之前两位女性超然一些。她“雍容大度”，恬静而不拘谨，体贴而有分寸，她能使陆野明“激动”，“也能使他安静”。她爱他，又想驾驭他。她是一位很有心计的知青姑娘。但是，她的“大度”下面包隐着极端自私的残忍报复心理。后来，当他们双双离开端村，回到了平易市，杨青便失却了驾驭谁的欲望。陆野明也不再得到那种激动和那种安静。他们毕竟在寻找，能否扬弃旧我，在寻找中获得超越，小说特定的时空限制没有给我们答案。
这部小说整体的意象表明，知青下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愚昧、封闭的状态，“接受再教育”也未能使知青更文明、更革命。相反地，倒是知青们经历了一场还原成初民的体验。
麦秸垛与农民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凝聚着农民的悲欢离合、思想情感、风俗文化、心理性格。黄泥压顶的麦秸垛下，挤压着中国农民数千年的文明史。“春天，夏天，秋天的雨和冬天的雪……那麦秸垛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依然挺拔。四季的太阳晒熟了四季的生命，麦秸垛晒着太阳，颜色失却着跳跃。”它有着惊人的超稳定性，也正在令人恐惧和失去着活力。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一个青年女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审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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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花环”与“锁链”
——谈近年婚姻、家庭题材报告文学
林为进
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问题看来平常、藐小，从中却能透视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和审美观的演变，从而反衬出社会发展的轨迹。
与社会学有着不解之缘的报告文学，虽然比小说、电影等文艺样式迟了一步，但也早在几年前就涉足于婚姻、家庭这一领域。其中值得提及的是肖复兴的《海河边的一间小屋》（《文汇月刊》1982年9期）、韩少华的《继母》（《当代》1982年6期），及以后的刘巽达的《征婚启事》（《萌芽》1984年12期）、容嵩和雷凯的《他们毁灭了自己》（《广州文艺》1984年6期）、李世义的《并非海外奇谈》（《当代》1984年3、4期）……如果说这些零散的作品或是从肯定传统伦理道德观的角度去生发，或是仅仅揭示了以地位、门第、金钱为坐标的封建主义婚姻观之影响，因而分量不算重，影响不算大；那么，从1985年下半年起，《报告文学》相对集中地发的一批这类题材的作品以及散见于其他报刊上的同类作品，特别是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中国作家》1986年第五期），则由于对传统的婚姻、家庭观进行反思，把对封建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作为基本主题，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
首先，我们看到报告文学的作者们，是站在当代意识的认识高度，对传统伦理道德主宰婚姻家庭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美满的婚姻、和谐的家庭，是给生活添光加彩的“花环”。可是当人们品尝到的是它的苦果，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因袭传统重负的社会里，许多人还缺少勇气和信心冲破不幸的婚姻、家庭的束缚，则婚姻、家庭又会成为戴在人们身上的“锁链”。
婚姻、家庭作为“锁链”，长期以来主要是枷在女性身上的。恩格斯曾指出：在封建社会里，“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离弃他的妻子，破坏夫妻忠诚这时仍然是丈夫的权利，这一点至少有习俗做保证。”近年的婚姻、家庭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继续深入揭露和批判落后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婚姻、家庭观。李宏林的《八十年代的离婚案》（《报告文学》1985年9期）中所提到的不少离婚案例，就有许多是由男性中心的婚姻、家庭观所激发的，如无后为大的愚孝、大男子主义等。而张西庭、贾鲁生的《花环与锁链》（《报告文学》1986年2期），更是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善良的姑娘杨朝艳受骗而嫁给了惯犯戚祖胜，在封建贞操观的束缚下，却不敢提出离婚。如果说由于某种需要加在她身上的“花环”——市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以及先进人物的压力，也成为一种“锁链”的话，那么更沉重的“锁链”正是她精神的萎缩、心灵的不自由，是她自觉不自觉接受了“三从四德”这个“东方女性美”思想的束缚，从而不敢对命运说“我不！”与杨朝艳相比，纪宇的《爱的和弦》（《报告文学》1986年3期）中的张筠英，不论是道德感，还是人生观，都明显处于更高的层次。她是情感的主人，而不是陈旧道德观的俘虏。因而，当婚姻出现阴影时，她能从情感这个婚姻的基础去寻找分与合的可能性，而不是只想到形式上婚姻的破碎或完整的问题。理智、冷静、自尊自信、自爱自强，使得爱的琴弦重新弹奏出和谐的音响。在对比中，我们看到，主仆式的婚姻和家庭必然是不幸的，和谐的表面下隐藏的是酸辛和苦涩。而只有从精神到肉体都具有自我尊严的两性结合，才有真正的和谐与美满，也才算得上真正意义的人的结合。
真正有分量的作品，总是能在揭示现实问题的同时，又向历史的纵深探寻，向社会的横向扫视，从而表现出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如果说西方是把婚姻视作法律契约关系，长久以来，我们则是把婚姻、家庭置于伦理道德、社会舆论的监督之下。以儒教的伦常纲纪为核心的忍辱负重、克己让人、压抑人欲、屈从天“理”的道德观，以社会舆论的形式裁决着婚姻、家庭问题的是非。读完谢致红、黄江的《荒滩桑小做蚕难》（《报告文学》1986年5期）和《阴阳大裂变》后，对此是不难有所认识的。前者不只是写出魏中、齐阿秀这桩拖了二十八年离婚案的过程，而且通过剖析他们离婚如此困难的原因，揭示出了人治干预婚姻问题的不合理。后者更以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论辩揭示了：我国婚姻的素质尚停留在以占有对方为基础，以道德束缚为稳定力量这样一个较低的层次；还没有达到把婚姻视作法律形式，以感情为系结的水准。因而，婚姻作为锁链的一面就更为突出，造成了多少家庭悲剧：没有感情的婚姻；旷日持久、两败俱伤的离婚官司；为了离婚而身败名裂的“陈世美”；拖死陈世美，从而也毁了自己幸福的“秦香莲”……这些告诉人们，人的解放，经济独立、政治权利平等，仅仅是走出了第一步；精神获得自主和自由才分外艰难！
如果说，小说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艺术感染力的大小，那么报告文学的成败则主要是由题材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所决定。如此说，并非否定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但它应该是有机地与报告性融合。从这点看，近年来婚姻、家庭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至少有两个较大的缺陷。首先是结构上的过紧或过松。过紧是只顾往框子内塞材料，思想和艺术的空间太小。而过松则是许多描述离主题太远，旁枝杂蔓，显得散乱。与结构上过紧或过松相联系的是第二个缺陷，即情感的过浓或过淡。文学艺术的力量源于情感，但表达要恰到好处。情感的过淡，丧失了作家的自我。情感过浓，作家的影子盖过了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变作了空泛的议论，从而给人以造情和溢情的印象。
当然，要想在婚姻、家庭这一题材领域，拿出更厚实、更凝重的作品，关键在于进一步摒弃一些作品中仍然存在着的陈旧的，抑或是半新半旧、含混不清的道德伦理观、婚姻家庭观。要用当代意识审度、探索新与旧、进步与落后、变革与传统各种观念纷然杂陈的家庭生活领域，从中寻找到一条前行而不是徬徨、摇摆，更不是倒退的轨迹，才有可能冲破生活表层和浅层的束缚，把笔触伸向生活的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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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壮烈的美
——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观后
所云平
许多观众看了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都称赞它拍得真实。真实是艺术作品的生命。《凯旋在子夜》的艺术家们严格地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突破了种种紧箍，真实地再现了还击越南侵略者的这场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战争，深刻地揭示了我国八十年代青年男女在这场战争中的灵魂。
军人的崇高职责理应在战场，军事题材文学艺术的描写对象主要的也应是战场，在这里，既没有轻歌曼舞，也没有花前月下的散步，有的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的壮观场面。《凯》剧的艺术家们不仅没有回避，而是把摄像机逼近战场，真实地、不加雕琢地把战争中的各个场景呈现给了观众。第一个镜头就非常简练、醒目：两名持枪的战士庄严地守卫着布满整个屏幕的“八一”军徽。内涵极为丰富。第一集展现的是五连战士在恶劣的环境下，困守在无名高地的猫耳洞里，承受着越军猛烈炮火的轰击，当越军冲上阵地时，战士们迅速地冲出洞外，英勇地和敌人展开了一场鏖战……第六集展现了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越自卫还击发起总攻，猛烈的炮火、勇猛的队列，真有排山倒海、气吞山河之势。出征前誓师大会尤其气势磅礴。数千名将士庄严而立，战旗猎猎，军号齐鸣。团长庄严授旗，军长为将士斟酒，在一片“国威，军威，看我西南”的誓言声中，将士们端起壮行酒一饮而尽。整个会场犹如一座岩浆欲喷的火山，使人心灵震颤。该剧结束时，胜利之师并没有敲锣打鼓欢庆胜利，也没有接受后方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慰问，而是列队来到烈士陵园，鸣枪向牺牲的战友们告别。然后，严整威武的队列，静悄悄地在子夜时分开进了沉睡中的城市……以上这些宏大的场景，壮观的战争场面，为过去的屏幕上所少见，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战争是残酷的，也是一块试金石。在正义战争中，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下，人性会得到复苏，情感会得到净化。这部电视连续剧在军事题材艺术创作中的另一个突破是，在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没有去追求高大全，也没有停留在英雄行为的堆砌。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反思我们这一代年青人的价值，开掘他们心灵深处的复杂情感，多层次、多侧面地精雕细刻出童川、江曼、林大林、杨勇侠、林小林等一系列血肉丰满，富有立体感的当代军人形象。以上提到的这些人物，可以说，他们的起点都不高。在生活的旋涡中，他们都有过迷惘或失误。但经过战争的锤炼，他们的灵魂都得到了升华。童川和江曼，这对在北大荒茫茫雪原中凝结到一起的情侣，尽管在人生旅途中，由于一些难以抗拒的偶然事件的发生，使他们相互产生了误解，爱情出现了裂变，但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终于又互相理解了，重新组合了。童川和林大林，这对生活中的情敌，在战争中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那位年轻幼稚曾经替哥哥污辱和报复过童川和江曼的林小林，参军后也在童川、江曼无私无畏的高尚行为感召下，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团长杨勇侠，尽管生活中有点不拘小节，骂骂咧咧，但他那溢于言表的强烈爱憎，战场指挥中的刚毅镇定，不愧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八十年代我军指挥员的精英。这组性格鲜明的当代军人形象，配上我军数千将士的英武群体，使全剧洋溢着阳刚之美，充满了男子汉的气息！
《凯旋在子夜》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对北大荒和北京的描写，似乎占的篇幅过多，而且与战场游离。如果从整体结构上稍加调整，通过几个主要人物在战争进程中的不断闪回，使战场与后方的描写穿插进行，恐怕不致于给人以战争中断之感。污辱伤残军人的丑恶场面，尽管和前线奉献血肉之躯的英雄们形成了强烈对比，但由于太突兀，过于简单，有点漫画化，就显得破坏了整体的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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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创作态势的估价与展望
本报讯 十二月十日至十六日，中围作协创研室、福建省文联及八家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上海文艺、作家、十月、百花、花城、江苏文艺）邀集全国部分长篇小说作家、评论家在厦门市举行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新时期十年来，长篇小说的创作已逾千部，特别是近一两年，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明显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如何评价当前长篇小说创作，有些同志回顾了新时期长篇小说在题材、手法、哲理意识诸方面的探求历程，认为这些成果已经在思想和艺术上为产生更有分量的史诗性力作奠定了基础。有些同志则对此持审慎的态度，认为当前长篇小说创作在内容与形式上仍处于探索、选择的阶段。他们从作家本体的状况来分析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与前景，认为具有伟大历史价值的“史诗性”作品需要有站立在时代高度的文化巨人来完成，而“巨人”的产生还有待时日。
与会者还就长篇小说这一概念的特质展开讨论。有的同志指出，现代长篇小说的极品未必非得是“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的史诗性作品”，长篇小说只要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建立起一个宏廓完整的生命与美的世界，就应该是我们所期望的上乘之作。对长篇小说特质的误解还导致了部分长篇创作徒有大的框架与视角，而对生活的观照流于肤浅或缺乏深刻的整体把握，局部内容充塞而整体结构松散。
有些同志还谈到了影响创作质量的其他因素。例如，一些较有名气的作家由于不愁作品发表，不愿接受编辑的修改意见，以至许多作品的篇幅结构大而无当，水分太多。中青年作家大多数是凭借生活积累的优势步入文坛的，取得一定成就之后，社会地位相应上升，在继续开掘他们以往的生活积累的同时，如何保持艺术生命的活力，也是应该给予警戒的。
（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