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为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而努力
胡绳
社会科学战线的成绩和现状
近几年来，社会科学战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和探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特别是对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途径，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都有了新的认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是一个重大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方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不少有见地的建议和方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在决策中起了有益的作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这几年有较快的发展，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开放政策相适应，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也有较大发展，对于世界的认识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学以及其他学科都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这几年在科研机构的发展、科研队伍的建设、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现在这个时期，是我国建国以来社会科学发展最快、思想最活跃、成果最多、获得社会效益最大的时期。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我国新历史时期的需要。对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尚未进行应有的研究，或者研究得不深不透。理论和实际结合得还不紧密，理论严重落后于实践。社会科学队伍的素质亟待提高。许多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仍然存在空白和薄弱环节。现行社会科学体制很不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封闭和分割状态还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科学研究手段和科研管理现代化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情报资料工作不健全，没有形成网络，信息不灵，效率不高，严重地障碍着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研究效益的发挥。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应该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社会科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新时期，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奋斗。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社会科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都需要有科学理论的依据，也就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和能够为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起作用，也为人民群众适应新形势而进行的自我教育起作用。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引起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极其深刻的变化，有待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过去认为已有定论的有些问题需要重新研究，这可以说是对于社会科学的挑战。一切有志于社会科学事业的同志都会看到，国家的大好形势也正是社会科学工作充分发挥作用的最好时机。我们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地树立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积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辜负这个时代，不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是我国社会科学战线的重要任务。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我们要认真研究我国建设和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形势，研究当代各种思潮，认真总结和吸取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包括自然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果，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应该承认，我们过去在这些方面研究得还很不够。现在有很多问题，例如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及其在当今世界形势下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发展，当代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各种思潮和流派等等，都亟待深入研究。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是空前的创举。对于这一伟大的开创性的革命实践，我们应当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民族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多种角度，深入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实践的经验，作出分门别类和各种层次的综合性的科学解释、观察和预测，为实践提供各种建议或方案，力求充分发挥理论的超前作用和反馈作用，提高我们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预见性。举例来说，我们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有：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所有制结构和形式，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形成的发展，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经济管理的宏观调节和微观搞活，价格改革与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国家行政管理和人事制度改革，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城市管理问题，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素质提高，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预测的理论、方法、模型，涉外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智力开发问题，等等。
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和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方面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同样是大量的。例如，九十年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预测和我国的对策，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和相互关系研究，美、苏、日等国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对外关系发展前景研究，第三世界各国的发展研究，我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研究，苏联东欧各国改革实践和理论比较研究，世界能源问题，世界金融问题，等等。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巨大指导作用。社会科学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特别密切，这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例如，在改革、开放中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的变化，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问题，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问题，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爱国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四有”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新时期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等等。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和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大大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不但在数量上要有大发展，而且在质量上要有大提高。教育学的研究应该受到特别重视。
哲学、历史学、文学、伦理学、美学、艺术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能够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年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有助于开阔人们的眼界，提供人们鉴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思想准则，激发人们追求高尚的理想和情操，既直接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行为和整个社会风尚，又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种社会效益，是深刻的、长远的，不能因为它们在解决当前具体问题上看不到立竿见影的实效，便予以轻视。
社会科学各学科都要加强学科的建设，尤其是对本学科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要加强研究。在许多学科中，都需要重视系统的基础研究，没有这种研究，我们也不可能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有些系统的基础研究一时可能并不能解答什么具体问题，但长远来看，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我们决不能忽视。同时，在任何学科中，都要重视历史的研究。这种历史的研究，就是总结中国和世界自古以来的，特别是近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发展经验。只有充分了解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和把握未来。对于历史，当然只能是按照其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但是从新的时代高度出发，人们能够对历史提出新的问题，做出新的观察，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加强历史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会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于现在还比较薄弱的学科，要培养人才，采取措施，逐步加强。还要注意建立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特别是为决策服务的“软科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多学科联合研究的特点，需要大力发展。
翻译、介绍世界各国有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进行评论，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应该重视这项工作，注意培养学术翻译的人才和能够进行分析评论的人才。
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
为了促进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多、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必须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
我们提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研究去研究客观世界。这是说，要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去寻找解决当前各种问题的现成答案。这种现成答案是没有的。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或者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都不能使我们掌握这个思想武器。有志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应当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我国和世界的实际。许多实际问题中包含着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出发，演绎式地进行推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有从实际出发，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才有可能取得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高质量的成果。我们要不断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并且不断地吸收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使我们能够在各方面比前人的认识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在有些方面还有可能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我们要为此而作长期的努力。
理论联系实际是发展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也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优良学风。当前我国社会实践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坚持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社会科学必须为这个总任务服务。对于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工作说来，没有理论的指导是不行的。如果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说不出道理来，就会在实践中陷入盲目状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学科，如果不能针对当前发展变化着的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社会现象以至人们的思想状况，解决实践向社会科学提出的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研究工作就会成为空对空。只有使理论和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实际工作才能方向明确，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研究工作也才能够生气勃勃，不断地有新的创造。为此，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努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资料，并从中提出规律性的东西，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新的科学结论，用以指导我们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而且要靠集体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但按照这个方向做，只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就应当受到鼓励。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反对脱离新条件、新情况，发表空洞的议论；也要反对仅仅凭着搜罗到的个别的枝节性资料，不经过深入刻苦的研究，就对重大科学问题和理论问题，轻率地下感想式的断语。研究农村问题的不下农村，研究工业问题的不下工厂，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的不做社会调查，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是不可能拿出具有科学价值的成果来的。当然，各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联系实际的方式是多样的，不应作狭隘的理解和强求一律。
我们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但绝不是靠行政手段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并不要求一切学者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作出有价值的成果。有一些学科和研究工作，例如语言学、逻辑学、文献考据、考古发掘等，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不要勉强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承认和尊重一切对科学和文化发展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并且要善于从中汲取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实行学术自由。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使各项决策建立在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这是对党的“双百”方针的明确的深刻的阐述。我们所遵循的总原则就是党的六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坚定不移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辨明是非，探求真理。只有正确的、合乎科学的结论才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在科学研究中鉴别是非，往往不是很容易的，必须慎重对待。如何正确鉴别学术上和理论上的是非，如何正确开展学术讨论和批评，这是贯彻“双百”方针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出现一些错误是难免的。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充分的讨论，并且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因此，在科学研究中，一定要提倡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学术讨论中，道理要辩明，但人要团结，而且要广泛地团结。提出批评性意见，要立足于建设，立足于发展科学和文化，而不是以“批倒”某人为快，更不能着眼于“整人”。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固然每个人都会自以为是正确的，但也要能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并且在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时就加以改正。既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的观点，更要注意在争论辩难中尊重对方，并且互相吸取一切有价值的内容，包括资料、方法和观点。有些问题，在辩论中一时统一不了，不必强求统一；强求统一，既不可能，也没有好处。学术研究是无禁区的，一切对国家建设和学科发展有利的课题都可以研究。学术工作者应当遵守宪法，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是独立进行的，通过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学者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概由研究者自己负责。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对外开放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在继承和利用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同时，必须广泛地从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中吸取营养。中国近代，从国外引进了民主主义思想，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引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概念、新方法。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同这些引进分不开的。现在要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必须彻底克服各种保守思想的障碍，改变过去一段时期中研究工作的封闭状态，大胆引进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鉴别、采择、批判、吸取和消化。就一个民族来说，不能利用世界人类文化的总成果，就不能迅速进步，就会处于落后状态；就马克思主义来说，不能从各门学科的新发展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不能在理论上同各个学派竞争和斗争，就不能得到发展。在开放中，外国的学术文化，包括优秀的科学成果和一些非科学的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都会同时进来。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采取什么态度，是我们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不妨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在革命时期的状况。当我们党领导人民以革命的手段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那些学说传入中国，即使不是为了维护旧制度，也是鼓吹改良主义。那时，我们拒绝这些社会政治学说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也没有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在我们革命胜利、进入建设时期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的主要任务从破坏旧世界转到建设新世界。随着这个任务的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的方针和内容也需要有一个转变。但是我们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没有很好地实行这个转变。因为西方传来的某些政治学说、社会学说笼罩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迷雾，而简单地取消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就是没有做好这个转变的表现之一。这样做是错误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政治学说，既要不断地总结我国自己的实践经验，又必须认真研究人类以往的全部社会政治学说，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的最高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学习和继承许多东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生产的组织管理经验，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政治运行以及科学文化建设也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反映在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中。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经验简单地照搬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来，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分析，这些经验是可以供我们借鉴和利用的。我们要从各种外来的思想学术文化中接受人类文明积累的一切优秀成果，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也要对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确实反科学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锻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坚决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的斗争。思想领域内的这种斗争，也要通过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进行。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真正克服错误的思想倾向，并且促进科学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改革和队伍建设
要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得到更快的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本身的改革和队伍建设问题。
（1）现在科学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相结合，而以综合为主。固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需要分门别类的研究，也不排斥学者个人从事研究；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才能完成。我国社会科学的现行体制只适应单学科的、孤立的、分散的研究，这种状况必须逐步加以改变。对这一点，我们长期重视不够。我们应该把社会科学管理作为一门科学，组织力量进行研究。
在科学研究中，既要加强计划性、组织性，又要充分发挥每个研究单位、每个研究人员的主动性、创造性。对一些重大的综合性研究课题，要组织集体攻关。
（2）要加强横向联系，改变目前互相分割和封闭的状态。不但要加强同一学科各方面研究力量之间的联系，尤其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力量的联系。研究机构同实际部门间的联系也要加强。研究工作者要改变不敢研究现实问题、怕承担风险的心理状态，要勇于承担实际部门委托的研究任务。也希望实际部门为研究工作提供方便和条件，在决策过程中使研究工作者发挥应有的作用。
国际学术交流也要进一步加强。
（3）要逐步改变单纯靠行政方法管理社会科学的做法。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当多，要逐步创造条件改革体制，解决问题。
（4）要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建设。现在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队伍老化，青黄不接，缺乏后继的学科带头人，理论水平和知识结构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要注意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对一些优秀的青年尖子人才，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速培养。
（5）为了提高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为决策服务的能力，需要大大加强信息资料网络的建设。
（本文系作者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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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保险理论研讨会综述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保险学会前不久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保险理论研讨会，对我国保险体制的改革、巨灾保险基金的建立以及发展农业保险和人身保险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关于保险体制改革问题
大家认为，改革我国保险体制，首先要转变观念，调整对保险企业的政策。国家应根据保险的性质、特点，对保险企业采取不同于其它企业的经济政策。以保险费的形式建立的保险基金，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专门用来补偿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它是社会总产品的一种必要扣除，具有返还性。保险公司当年保险费收入减去当年赔款和开支以后形成的结余，如同银行的存款余额一样，是一种负债，不能视作利润，因此不能以此作为交税根据。保险公司只能对保险基金的增值部分上税。只有这个增值部分才是资金运用所得的利润，才是交税的税源。现在保险公司与银行，虽同是第三产业，同属金融系统，但保险公司的金融功能远没有发挥出来。保险费结余理应转化为保险基金，可是其中55％交了所得税，15％交了调节税，所余的大部分又都存入银行，这样就难以搞活企业，也无法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更不能与国际保险业竞争。建议国家调整对保险公司的税收政策，并允许保险公司在宏观控制的前提下，根据保险特点自主运用资金，如购买债券，或投资于加强防灾安全设施和其它急需的建设项目。
在讨论保险业务如何放开、搞活的问题时，一种意见认为，从长远看，保险应该多家办。另一种意见认为，独家办更能发挥互助共济的优越性。现在一家办还存在保险基金积累不足，专业干部缺乏等问题，多家办就更为困难。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当前保险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消除保险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弊端，搞活基层单位。总公司应进一步下放业务经营权和人、财、物权，以宏观控制为主，减少行政性的管理或干预。
关于建立巨灾保险基金问题
研讨会反映的共同观点是，国内保险业务现在既没有相应的再保险机制，又因为恢复办理不久，还没有积累起足够的巨灾基金。大家对于现行财产保险费率中所包含的地震、洪水等巨灾因素是否准确提出质疑。如果一定要维持现行税制，提高保险费率又有困难，就应考虑缩小保险责任。如规定赔款的最高限额，使保险公司承担的巨灾责任与保险基金积累规模相适应。有的同志建议，超过限额部分可由财政部另设再保险机构予以承担。
（叶奕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