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今古人物
“科学夫人”蒙塔尔奇尼
郁泉锡
罗马，金叶铺地，秋意甚浓。丽塔·莱维·蒙塔尔奇尼正在充满鲜花和温馨的家中阅读小说。这是她工作之余的唯一嗜好。突然，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电话通知她，她同美国生物学家斯坦利·科恩共同荣获1986年诺贝尔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神经生长基因方面的重要发现。
半小时后，静谧的家里立即热闹起来。亲友、同事、学生、记者纷纷登门拜访，一份份贺电雪花般地飞来，电话接连不断……她，回想起坎坷的经历，抑制不住内心波澜的起伏，双眸湿润了。
蒙塔尔奇尼1909年生于意大利都灵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她有两个妹妹。父亲管教严厉，但仅仅为了她们将来能当好家庭主妇。一个妹妹和她却有自己的理想，象两只无畏的小鸟，偏要远走高飞。妹妹爱好艺术，喜爱绘画。她呢？想当医生。可是谁能想到，法西斯专制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竟使全家受尽迫害。1936年蒙塔尔奇尼从大学医学系毕业，法律规定既不准她在大学任教，又不准开业就医。祖国浊沼横潦，她的前程浓雾弥漫。她陷入了痛苦与失望之中。十年后，她受一位美国教授的邀请，怀着前途茫茫的心情前去大西洋彼岸，在路易斯维尔一个实验室工作。在美国先后二十三年，直到1969年才返回意大利。在美国，她结识了斯坦利·科恩，他们紧密合作，早在1952年就发现“神经生长基因”。这是他们在研究鼠胎中偶然发现的。这一发现揭示了细胞生长和演变的规律，为治疗神经退化症、巴金森氏症、早发性痴呆症等疾病带来了希望，为基因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可是，长期以来这一发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发愤忘食的研究成果在知识的海洋里默默无闻。直到几年前，神经生物学才成为各国努力攀登的前沿科学高峰。
神经生长基因的发现浸透着蒙塔尔奇尼的坚韧不拔意志。科学的道路上充满着荆棘，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业绩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当祝贺的人们来到她身旁时，她想到的却不是这一切，而是同她一道呕心沥血日夜奋战的同事。她滔滔不绝地谈起与斯坦利·科恩“常常带着焦急、忧虑和难以置信的心情观察显微镜下的微妙变化……”就这样，整整探索了二十年。她说，“我只做了生活中我乐意做的事，功劳应归于与我一起研究的其他科学家”。意大利记者写道，“在一个同行之间常常嫉妒、敌对的世界里”，她那种文人相敬、功高而不居功、誉高而不恋誉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前去采访的记者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她思索了片刻，严肃地说：“有件事要告诉青年人。种族歧视毁灭了我当医生的理想，但是，回头看，困难与障碍不全是坏事。逆境给人以压力，可以催人奋进。一个人肚子不饿就没有胃口吃面包。青年人面临困难和荆棘，我并不耽忧。担心的倒是他们一帆风顺。”
她说，她的斗争不限于以显微镜为武器，“从来不愿关门搞科学，在象牙塔里研究生物”。美国黑人争取人权斗争道路上留下她的足迹；意大利主张男女平等的呼声中有她的响亮声音。在一次题为《女科学家与妇女解放运动》的报告会上，一位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提出了所谓妇女从事科学与男人征服科学的道路是对立的理论。她引证了在美国生活期间女科学家吴健雄对她讲过的一句话：“我不信原子、核子、分子只会喜欢男人而不喜欢女人去研究它们。”她旗帜鲜明地指出：“男女从事科研没有任何区别！”她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妇女参加工作的百分比来衡量；多少世纪以来，多少出类拔萃的女杰被关闭在科学大门之外？多少女人的智慧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变成人类的财富？她愤慨地说：“实在太痛心了！”
意大利人亲切地称呼这位七十七岁高龄的科学家为“科学夫人”。意大利一项民意测验评蒙塔尔奇尼为1986年意大利“最理想的妇女”。古稀之年，她仍在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实验室里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研究。最近，委员会主席宣布成立“神经生物学实验研究所”，这是她二十多年来的宿愿。她准备与斯坦利·科恩平分四亿里拉的诺贝尔奖金，再把自己的一份献给生物研究和从事科研的年轻人。她说：“诺贝尔奖金并没有给我带来奇迹”，从神经生长基因的发现到有效的治疗应用还有距离。学海无涯，“我仍要在密林中探索，在组成人的神经系统一千亿个细胞的密林中探索、发现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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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杂谈
家计簿与储蓄率
周斌
年终岁末，收到日本朋友从东京寄来的台历和一本家计簿。在日本，时逢辞旧迎新，机关团体和至亲好友间，大都互赠这类有实用价值的纪念品。
日本出版、印刷业十分发达，竞争异常激烈，连需求量庞大的台历、家计簿等，也得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招揽顾客。我这次收到的家计簿，就颇具特色，外形酷似精美小巧的彩色画册，内容方面也有明显改进，除顺序罗列每月、每日各项收支表格外，还以清晰的图片和简洁的文字，生动具体地解释诸如子女教育、纳税规则、存款利率、聚财之道、疾病急救、四季服装、家电使用、商品信息、社会保险、礼品收授等一个现代家庭必须具备的种种基本知识，并按不同季节和月份，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多种鸡鸭鱼肉和时令蔬菜的烹调技术。从头到尾，图文并茂，编排新颖，粗略一看就令人爱不释手。
顾名思义，家计簿就是记载家庭计划、家庭收支状况的本子。多年来，日本绝大多数家庭，都有自己的家计簿，并养成仔细、认真记载的习惯。此项“家务”，一般都由掌管钱财的主妇负责。当然，年轻夫妇都是双职工，也有丈夫承担的。他们分门别类地把各项收支状况填在表格上，日清月结，让全家人清楚地了解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便于合理安排，增收节支。
据统计，日本户均储蓄率约占其总收入的五分之一，目前户均储蓄额已达六百万日元，约折合三万七千美元。正是这种高储蓄率所提供的充足资金，成为推动整个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日本高储蓄率形成的原因，国际上众说纷纭。有人说，由于日本社会福利事业远比其他发达国家落后，人们担心生老病死得不到保障，才拚命地多存钱。也有人说，日本发迹晚，昔日的苦日子使大家深知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不忍心挥霍浪费。还有人说，日本金融机构林立，资金渠道畅通，利息优惠合理，服务细致周到，善于把人们手中的零散现金汇集起来。这些说法各有其理，也符合实际，颇有说服力。然而，另一点却往往是人们容易忽视的，那就是日本的高储蓄率，主要还是靠广大日本人民克勤克俭、持家有方实现的。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中，一般日本人很少勉强去办那些超越自己经济能力的事情，更不指望依赖亲友包括父母资助去追求过高的消费，而是十分注意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留有余地。这些年日子富裕起来后，日本社会虽也出现了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挥金如土等一些病态现象，但多数人并没有丢掉勤俭持家的好传统。千家万户每天坚持填写家计簿，这件看来十分容易、做起来相当困难的事，在日本社会蔚然成风，世代相传，便是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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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观感
永不忘却的记忆
郑恩波
到过南斯拉夫的人，一谈起它那宽松的社会风气和平等的人际关系，人们之间那种友爱、热诚、亲善，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最令我难忘的是塞尔维亚文化教育协会。
由于工作和学习的需要，几年前我有幸跨进了它的大门。记得我的导师日万契维奇教授第一次领我步入那座古朴素雅的大楼时，我的心不由得扑通扑通地跳起来了：“这样一个有名的文化教育协会，总会是个上千人的部级单位吧？恐怕当官的也得有百来人。我应当先拜会哪位首长呢？再说，礼品也只带了两件，又该送给谁才好呢？”我正嘀咕着，日万契维奇教授把我带到位于二层的小咖啡馆里。
这是一个约有三十平米的休息厅。靠墙的一边，一位长发女郎，系着白围裙，正在细心地把刚烧好的咖啡分盛到一个个米黄色的小杯子里。一位身材高高、斯斯文文的中年男子，提着热气腾腾的水壶站在她身旁，显然是她烧咖啡的得力助手。二十多位衣着整齐的男男女女，有说有笑地围在一个油光锃亮的长桌旁边，嚼着巧克力饼干。两位漂亮姑娘围着一位老者，将一碟粉红色的冰激凌彬彬有礼地放到他的面前。大家正在喜气洋洋地吃着、喝着。突然，两位三十出头，工装打扮的女子，架着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胡子，嘻嘻哈哈地挤进门来。这位书生慢条斯理地把一个塑料袋打开，人们立即呱呱地鼓起掌来，原来里边包的是他妻子做的夹有匈牙利香肠的塞尔维亚千层饼。大家好象欣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似地品尝起来。年轻的小伙子故意多拿了好几大块，大口大口地往腮帮子里塞。可是，大家非但不介意，反而露出父母溺爱孩子般的温情……
事后朋友们告诉我，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每天上午九点半，大家在紧张工作之后，总是要利用休息时间来此小聚，一边喝咖啡提神，一边畅怀谈心。
朋友之间真诚、亲切、热烈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象他们一样无拘无束地喝起咖啡来。我悄悄地问日万契维奇教授：“咱们还得拜会一下领导吧？”日万契维奇教授摇头一笑：“主要领导全在这儿，提热水壶帮助烧咖啡的男子名叫米里沃依·尼古拉耶维奇，是协会主席。那位大胡子是《纪事》的主编伊乌科夫。两个美人一个叫尤丽卡，是期刊的常务编辑；另一个叫丝拉维查，主管发行。我是《斯拉夫学研究集刊》的主编。全协会共有三十多个人，每人都独当一面，没有挂虚名的官……”
我有点为难地把两张织锦画送到尼古拉耶维奇主席面前：“为了表达我对同志们的敬意，送给您作个纪念吧！”他接过礼品，两眼露出惊诧的神情：“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杭州织锦？！”显然，他是很喜欢织有“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字样的织锦画的，可他看了几眼之后，就把它送给了尤丽卡和丝拉维查。她俩毫不忸怩地接过礼品，好象这是理所应当的。
“照个像吧！作为我们与郑合作的纪念。”日万契维奇教授的话刚落音儿，年轻的朋友们立刻把我团团围住。尤丽卡和丝拉维查分别扯着我的左右胳膊，拉我坐到第一排椅子的正中央。我很尴尬，向尼古拉耶维奇主席和日万契维奇教授招手，要他们到前排中心位置就座。然而，他们却满不在乎地站到了后排的最边上。日万契维奇很风趣地说：“这儿不是水泊梁山，不讲‘排座次’……”
在这个友爱的集体里，人们确实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有啥好事，首先照顾的是辛苦劳作的人；在这儿，一般会议，领导者都坐在群众中间；在这儿，群众和领导一起讨论各种问题，有时吵得面红耳赤，大家还是那样亲密无间。
生活在诺维萨德的几年中间，耳闻目睹的新鲜事儿很多，不过，许多事情过后都悄悄地从记忆中溜掉了。然而，这个杰出的集体中人与人之间和谐、友善的关系，却永远牢牢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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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计算机电话会议
王丽莉
在科技发展迅速的今天，信息传播极快，靠传统的会议方式也已远不能适应需要。一种先进的会议方式正在出现，这就是计算机电话会议。计算机电话会议，除了一台计算机终端设备之外，不需要会议室和其他设备，参加会议的人通过键盘终端，就能按时参加会议。
计算机电话会议使用的是MTX系统。这个系统与数据处理系统相连，可以用来进行行政管理、电子资料保管、控制项目的提出、确定研究范围和编制工作文件，等等。今后还将包括：事项日程备忘录、个人信息管理系统、计时备忘手册。计算机会议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大大加快了信息流通的速度。
那么，计算机会议如何召开呢？首先，主持人把事先拟好的议事日程交给与会者传阅，定下主要讨论题目。要求参加会议者准备各自的发言。所有发言稿输入计算机后，与会者便可以就终端机屏幕显示出的文件上的各项问题发表看法。他们还可以提问，发表不同意见，补充新的材料，并进行表决。参加人不用离开办公室，也不必讲究先后顺序，就可以做到以上各点。
计算机会议打破了传统的会议习惯，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办更多的事情。它提高了信息的反馈数量和质量，及时处理文件，免去了公文周转之累，增加决策速度，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减少人员旅行的必要，节省了时间和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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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冰封雪盖 生气盎然
胡素
这是尼德兰的冬天。历史上的尼德兰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地区。画家以逼真生动的画笔描绘了十六世纪尼德兰农村冬天的景色。
这幅画名叫《雪地上的猎人》（见上图）作于1565年），前景安排了踏雪归来的猎人，他们运气不佳，只打到一只兔子。不过，猎人们好象并不气馁，仍然迈着有力的步伐。画面上每个角落都可看到人的活动，有人围着炉火；有人在冰上游戏、劳动、捕鱼……在村道上还可以看到赶车的、背柴的和正在赶路的行人。这幅画的意境就在于表现了静中之动，大地虽然严寒，但是生活的脉搏仍然在跳动，使萧索之冬，变得富有生气。画家歌颂了尼德兰农民坚韧不拔的乐观精神。
作者彼得·勃鲁盖尔（1525—1569）是尼德兰最杰出的绘画家之一，风格独特，带有浓郁的民间和生活色彩。由于他擅长画农民，因此获得了一个“农民勃鲁盖尔”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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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神奇的地下城
德林卡亚是土耳其的一个小村。村子下面就是闻名遐迩的地下迷宫。从1963年首次发现到现在，已考察到地下五十五米以上的八层。估计可能共有二十层。
现已查明，地下城上面几层是公元前2000到1000年小亚细亚东部的赫梯国的工匠所建。以后的部族都用这些地下城储藏粮食、食油和酒。公元二世纪，这些地方摆脱了压迫，出现了基督教村社，建立了马拉戈比亚城。但是，当时经常受到罗马军队的骚扰，还要躲避东部游牧民族的侵袭。公元七世纪，这一地区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便日渐荒芜，地下城也渐被丢弃而变得鲜为人知了。
土耳其境内有不少古代的地下城，仅在古卡帕多基亚地区已发现三十六座。地下城的发现并正式开放，对了解土耳其古代文明提供了条件。当然这众多的地下王国还存有许多不解之谜。如，是谁、用什么工具开辟了这些地道等等。
冯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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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黎一条街
郭宏安
蒙巴纳斯大街是一条有名的街，我到巴黎后，就住在这条街上。一天晚上，我在附近散步，迷了路，怎么也回不到这条街了。我只好向人问路，一位中年男子告诉我：“您在前面那个汽车站上车，汽车拐弯后您立刻就会看见一座丑陋的塔楼，过了塔楼您就下车，那就是蒙巴纳斯大街了。”
我知道那座塔楼，正对着蒙巴纳斯大街和莱纳大街相交处的“1940年6月18日广场”。这座塔楼叫缅因—蒙巴纳斯塔楼，建于1973年，高二百一十米，据说是欧洲第一。七千二百个窗户上全镶的是褐色滤光玻璃。楼的整体看起来是深褐色的，高五十八层，其中五十二层被各种办公机构占用，最上层设有全景酒巴间和餐厅。入夜，塔楼灯火辉煌，通体放光，矗立在巴黎的夜空之中，很有些神秘之感。塔楼的下面是一座巨大的商业中心，后面是火车站，前面是两条繁华的大街，周围是数不清的餐厅、咖啡馆、电影院和书店。蒙巴纳斯塔楼现已成为巴黎的一景，说它“丑陋”，似乎有失宽厚。
然而，我始终忘不了那个人的话，回想起来，我甚至觉得他的脸上还有一种憎恶的表情。这时，我突然想起另一个人的话。那是我到巴黎的第二天，接待单位的司机开车送我到住处，经过这座塔楼时，他说：“那是蒙巴纳斯塔楼，有二百一十米高，不过它还比不上埃菲尔铁塔，铁塔高三百米。”这原本是极平常的情况介绍，可是现在我竟觉得这番话颇堪回味了，似乎他的口气中有一种轻蔑的意思。他们也许是缅怀这条街昔日的风采而容不得今日商业气息咄咄逼人的气势。
二百年前，这里是一片荒草丛生、乱石成堆的野地。被玛尔戈王后赶得无家可归的大学生们常来此地吟诗散步。他们给这块地方起了个名字，叫蒙巴纳斯，“蒙”者，法语中之“山”也，即巴纳斯山。自大革命以来，咖啡馆、游乐场纷纷在这里开张营业，波尔卡、康康、玛祖卡等舞蹈也是先在这里打下地盘，然后流行风靡法国。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先锋派的艺术家、诗人和作家纷纷在塞纳河左岸定居，蒙巴纳斯尤其得到他们的垂青。前有剧作家阿尔弗莱德·雅里，后有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马克斯·雅可布、让·莫雷阿斯以及著名画家等。每星期二，诗人之王保罗·弗尔在丁香园咖啡馆主持诗歌晚会，小说家亨利·穆尔杰则让他的小说中的浪荡文人们在这里安营扎寨。一些咖啡馆和餐厅因名流的光顾而至今盛名不衰。那些名流的国籍遍及五大洲。他们中间有布列东、斯特拉文斯基、毕加索、爱因斯坦、托洛茨基、海明威等。列宁流亡巴黎时，也曾是那里的常客。那时候，他们在咖啡馆里，往往是一杯咖啡在手，随后就是唇枪舌剑，争论竟日，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前夕。如今这些咖啡馆和餐厅都已经整饰一新，气派非凡，然而就座的饮客似乎不可同日而语了。我看见那里有大学生静静地翻阅笔记，有年轻的东方旅游者低声闲谈，有盛装的女人怔怔地望着窗外……我和几位朋友也曾去古波尔餐厅喝过咖啡。暮色朦胧之中，拣一张临街的桌子坐下，似乎也别有一番情趣，而隔壁就是多姆咖啡馆，那里曾是萨特和德·波伏瓦经常聚会的地方……
二次大战以后，文化人的天堂移往圣·日耳曼草场，蒙巴纳斯多少受到了冷落。不过，“徐娘半老，风韵尤存”，旧日的遗风还依稀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