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忆扎西整编
谢振华
岁月虽然流逝，但革命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却令人难忘。红军长征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扎西整编的情景至今宛然在目。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为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施了战略大转移，兵分三路向赤水河方向挺进。2月9日，中央纵队同一、三、五、九军团分别进驻云南扎西及其附近地域，党中央在扎西镇召开了重要会议。10日，根据军委的命令，各军团开始了扎西整编，这是红军在长征中进行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改革。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八、九万人，到1935年1月只剩下三万余人。各军团和师、团、营、连的番号尽管存在，但已名不副实。有的军团的实际兵力不如以前的一个师。机构多，层次多，机关人员臃肿，战斗部队人员缺乏，严重影响了部队机动，很不适应战斗需要。
为了提高红军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胜利地完成长征的任务，党中央决定在组织上对红军部队进行缩编，精简机关，充实战斗部队。当时，根据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1935年2月10日于扎西签署下达的《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规定，在新的编制中取消了师级的指挥机构，一、三军团各缩编为四个团；五军团现有的三个团编为两个团；九军团以五分之三的兵员新编一个团并入五军团，其余五分之二编入三军团。三、五军团按照军委的命令，取消了师部的组织，改编后的三军团下辖的四个团，为第十团至十三团。部队缩编中，有许多师长、师政委都下任为团长、团政委，许多团长、团政委则到营里任营长、教导员，许多营连干部则下到连队任连长、指导员和排长。在层层下放中，各级领导干部都能识大体，顾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充分体现了坚强的党性和能上能下的革命精神。当时，在三军团整编中，原四师师长张宗逊下到十团任团长，五师师长彭雪枫下到十三团任团长，四师政委黄克诚下到第十团任政委，张爱萍任十一团政委，原五师政委钟赤兵任十二团政委。我是五师原十四团政委，下到十二团二营任教导员。整编后一个团约两千多人，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连队人员充实了，部队战斗力明显地提高了。
扎西整编后，红军部队斗志昂扬，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红军于2月11日兵分两路，回戈东进，随后二渡赤水河，向敌力量空虚的黔北急进。一军团首先占领桐梓，五、九军团进入桐梓接替一军团阻击川军南下，三军团主力于25日急速赶到娄山关以北的红花园集结。第二天拂晓，三军团以十三团首先向娄山关发起猛攻，占领了点金山、大尖山。紧接着，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又令十二团接替十三团从正面进攻，十团、十三团从两侧包围，十一团从左翼迂回板桥断敌退路。在各路部队的有力配合下，我军很快就攻克娄山关。27日，三军团乘胜追击，再次攻占遵义城。28日，一、三军团分别在忠庄铺、老鸦山与敌吴奇伟部、王家烈部展开激战，共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缴获枪支两千余件，俘敌三千余人。这是红军长征的第一次大捷，也是扎西整编的第一个硕果。
根据扎西会议关于创建川滇黔边区新根据地的决定，军委在红军整编中抽调领导干部成立中共云贵川边区特委，调三军团第六师政委徐策任特委书记，并抽调了部分红军干部战士建立云贵川边区游击纵队。这支纵队转战于三省边区的二十多个县区，开辟了近一千平方公里的游击区。正如当时一首歌谣所唱的：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
发展川滇黔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扎西整编的光辉篇章永垂史册。它告诉人们：坚持改革，人民的军队就会有大的发展，人民的事业就充满无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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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一生
——记无产阶级革命家吴亮平同志
伍修权 钱之光 蒋南翔 陈伯村 秦仲达
近年来，亮平同志被病魔缠身，从去年住院出来后，健康状况一直没有恢复。我们一些同志去看望他时，还相约待他病好后，一道去浙江温州和他曾搞过土改的黑龙江农村作些调查，看看那里的变化。9月下旬，看到他身穿簇新整齐的服装，坐着轮椅参加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许多老同志都很惊喜，以为他又能和我们一起开会学习、种树劳动、参观调查。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几天以后，他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听凌远同志讲，轮椅是专为参加六中全会购置的。他曾很吃力地说：“六中全会很重要，我要去参加。去看看中央的领导同志，看看中顾委的同志们。”他为开好会，禁食禁水，强忍着病痛，并且连续递交了两份书面发言，衷心拥护全会通过的纲领性文献。他嚅动着双唇轻吟着《国际歌》的歌词，深情地注视着亲爱的同志们……亮平同志啊，难道你是来和我们告别的吗？
亮平同志是浙江奉化人，自幼聪明好学，学习成绩很好。1922年他十四岁时，中学未毕业就考入陈嘉庚先生主办的厦门大学，专攻经济学，以图“实业救国”。然而厦门大学并非世外桃源，他又投入反对专横校长林文庆的学潮中，斗争结果是一部分进步师生脱离厦大，到上海创办了大夏大学，亮平同志任学生会的宣传负责人。“五卅运动”爆发时，亮平同志作为上海市学联的总务部长（秘书长），带领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高呼“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在霞飞路一带向群众演讲，勇敢地同前来镇压的外国巡捕作斗争，第一次接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杰出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同志非常喜爱这个刚满十七岁的斗争骨干，亲自介绍他加入“CY”（共青团）组织，并推荐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对于这位指引他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亮平同志始终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1925年10月底的一个清晨，亮平同志秘密地登上了一条开往苏联的运煤船。后来知道，同行的有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沈泽民、孙冶方等同志。在中山大学他很快就掌握了俄文，不久又担任了世界经济地理的教员。当时学校的中文参考书很缺，亮平同志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翻译马列著作的工作。他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与张闻天同志合译了《法兰西内战》，还参加翻译了列宁的《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这些译著后来也设法寄回或带回国内出版了。与此同时，他还经常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翻译，与瞿秋白、邓中夏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亮平同志在中大期间，就和左权、陈启科等同志一起，成为最早反对王明宗派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他和王明在一个班上，对王明把马列主义当教条背诵，从不肯钻研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等十分反感，觉得他不象共产党员的样子。亮平同志和其它同学一起，对王明的许多做法提出批评，并向瞿秋白同志揭发了王明拉帮结派、打击同志的错误。对此，王明是很恼火的，为了迫害反对他的同学，他捏造了一个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造谣说一批江浙籍的同学组织封建团体，搞反党宗派活动，要进行惩处。事实上中大根本不存在什么“江浙同乡会”，被打成“同乡会分子”的也不全是江浙人，例如所谓“会长”的周达文同志是贵州人，左权和陈启科同志是湖南人，亮平同志虽是浙江人，但与他要好的同学中却没有同乡。后来，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联合组成的审查委员会调查之后，认为没有真凭实据而予以否定。然而王明等人并不死心，继续捏造罪名加害于人，无端地给刚二十岁的亮平同志扣上一顶“老机会主义者”的帽子，真令人啼笑皆非。在后来的十几年中，王明一直对亮平同志怀恨在心，于1930年和1937年利用职权两次撤销了他的中宣部的领导职务，还曾授意将他送到某个苏区杀害。直至1941年，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推倒了王明的诬陷不实之词，对亮平同志与王明的长期斗争作出正确结论，指出他的
“革命立场是坚定的”，并通知他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在中山大学，亮平同志又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迫害。正是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亮平同志毅然提出转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由周达文、张闻天和两名联共党员介绍，坚定地站到了党旗下。1929年，亮平同志再三向瞿秋白同志提出回国的请求，经欧洲回到了阔别四年的祖国。
在上海中宣部工作期间，亮平同志除了主编《环球》周刊，还参加了对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与潘汉年同志一起到内山书店拜访了鲁迅先生，为“左联”的成立起了推动作用。1930年初，王明回到上海，在一次会上，声色俱厉地斥责他，使在场的同志都看不下去。亮平同志被王明撤职下放到法南区基层支部，并没有丝毫的消沉情绪，他白天以兼课教书为掩护维持生活，晚上参加党的活动。在当时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批驳了国民党雇佣文人和“托派”反对我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种种谬论；编译了介绍各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文章；撰写出版了《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
就在这年夏天，亮平同志在极端危险艰苦的环境下，以满腔的热忱和娴熟的技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在刚刚回国的左权、陈启科同志的帮助下，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全文翻译了《反杜林论》，第一次把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介绍给中国人民。
也就在这一年，亮平同志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抓进监狱。他机智地同敌人周旋，始终没有暴露党员身份。
在上海西牢狱中，他团结难友，为改善政治犯的待遇，争取读书的权利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于他来说，铁窗生活中的最大乐趣莫过于读书学习，对起初仅有的一本德文哲学书和一部《资治通鉴》，他爱不释手、反复阅读，还向邻室的周立波同志学了不少古诗。后来，狱中党组织秘密组织了政治理论学习，亮平同志负责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敌人的监狱办成了“理论补习学校”。直到1932年获释，他在两年的监狱斗争生活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1932年10月，亮平同志进入中央苏区，先任红军学校宣传部长，第二年继林伯渠同志之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第二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和苏区干部群众一起与林伯渠、刘少奇、毛泽民、钱之光同志密切协作，发展苏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反“围剿”战争，为党在战争环境中如何组织经济建设积累了经验，为后来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长征途中，亮平同志先后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红三军团宣传部长和中央纵队秘书长。到达陕北后，亮平同志列席了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以后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7年冬，在被王明再次撤职之后，亮平同志任《解放》周刊责任编辑。他以革命者的坦荡胸怀忘我工作，编辑发表了包括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许多重要文章，还与艾思奇同志合写了《唯物史观》。
亮平同志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精神是很突出的。在延安整风中，他并没有因长期反对王明而放松自我批评，他总是认真分析检查自己思想和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影响，自觉地接受整风教育。同时又和艾思奇等人合写了《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书被选为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整风之后，他主动请求中央批准，到了艰苦的晋西北根据地做地方工作，体现了高度自觉的革命精神。出席“七大”以后，亮平同志又奔赴东北解放区工作，毛泽东同志特地为他饯行，席间对他说：“你对革命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给了他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建国后，亮平同志长期从事经济建设工作，无论是在上海任沪西区委书记，华东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副书记，还是到北京后任化工部副部长，经委委员期间，他始终坚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工作深入，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尊重和运用经济规律，善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搞瞎指挥。六十年代初，亮平同志考察了全国二十多个建设工地，确定了首先建成上海吴泾和浙江衢州两个大型化肥厂。1964年亮平同志调国家经委工作，在少奇、恩来、小平等同志关怀下，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主持试办了全国工业、交通系统的十二个“托拉斯”，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为我国工业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尝试。
亮平同志早年是学经济的，正在年富力强可以为祖国建设大显身手的时候，却被林彪、江青之流扣上“刘记托拉斯黑干将”的帽子，到处挨批斗。康生也对他恶语中伤。亮平同志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对这两个反党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对党和国家遭到的严重破坏心如刀绞，对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领导干部被打倒更是怒不可遏。
1976年4月初，亮平同志怀着对江青之流的满腔仇恨，对周总理的无限深情，不顾别人劝阻，毅然与凌远同志一道，来到天安门广场，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汇入人民斗争的海洋！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热情支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凡是”的观点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予以反驳；对压制恢复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做法很不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以彻底批判左倾路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出发点，在各种会议上和多篇文章中，认真地分析了建国三十年来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他积极严肃的态度，鲜明尖锐的观点，充分有力的论证，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为拨乱反正做了许多有益的舆论工作。他还以对党对人民的负责精神，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大量的来信来访，力所能及地帮助了许多同志。
亮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党史、哲学、翻译界一些学术组织的顾问。他虽年逾古稀，仍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紧张地工作着。
1982年，他发现身患肾癌，他在做了肾切除手术后不到一个月，就急切地要求工作，连续三次深入江南的工厂、农村、学校，对工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城市的环境保护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作了认真的实地调查，并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1984年参加了武汉市经济战略研究会，向市里的领导同志提出了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建议。很多地方的干部群众对他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一贯表现都给予了诚心的赞许和较高的评价。值得特别称道的，是亮平同志可贵的原则立场。整党之初，在中央党校讨论整党问题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亮平同志公正地评价了艾思奇同志的为人和他在哲学研究工作方面的成绩，坦率地表示不同意对于艾的片面性意见。亮平同志的辩证观点，为到会绝大多数同志所信服。有一次亮平同志在杭州看望了老作家陈学昭同志，看到她住房很困难，很体贴地把学昭同志女儿叫到门外，轻声地对她说：“妈妈不愿开口，你可以去向单位领导说，这房子太小，环境又嘈杂，请他们帮助换个地方。”对广大中年知识分子的状况，亮平同志给予特别的关注，在走访了上海等地的高校、科研单位后，赶写了《必须充分认识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紧迫性》的长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起了促进作用。
亮平同志病重之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从整顿党风和社会风气到加强民主法制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建设，从哲学、经济学的新的研究动向到社会科学战线的新发展，从家乡奉化的振兴到祖国统一的前景等，都是他所关注的。
亮平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坚持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曲折坎坷而又光彩照人的一生，和我们党的奋斗历程紧紧地连在一起，党中央所给予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评价是他六十多年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我们认为，亮平同志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从学习、实践、比较中认识和追求真理；在对真理的认识和实践中树立理想；在理想的指引和支持下坚定地去实践。这也是我国半个多世纪来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勇敢前进的时候，感到的是精神的充实和人生的幸福。从亮平等同志身上，我们看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在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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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深的怀念
李开芬
著名诗人臧克家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红四方面军原总政治部主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同志，就是一位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好大姐、好领导。
张琴秋同志1906年生，浙江桐乡县人。1924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参加“五卅”反帝罢工斗争，年底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她回国在鄂豫皖苏区工作。以后在川陕苏区成为赫赫有名的红军女将，并成为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人。
1933年冬，川陕根据地展开轰轰烈烈的“收紧”阵地，诱敌深入以击破敌人“六路围攻”的斗争。一天，区里通知我参加县委召开的党团员大会。会前我听说省里派张琴秋同志来参加会议。她那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传奇故事，妇孺皆知，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红军女战士，多么想一睹这位红军女将的丰采呵！当我看见与会的同志们意气风发的神气，还有乡亲们抬着猪羊争相为大会送慰问品的情景，真是又激动又高兴。
可是，没有想到，会议一开始就以“审查代表成分”为名大搞“肃反”，将一些党团员干部逮捕。有人在会上指控我为“反革命”，要把我押送革命法庭。我被这突然的袭击打懵了。送交革命法庭就等于被处决！我申辩并在会场上寻找同情和支持。但没有同志站出来说话，眼看我就要被押出会场了。“把她放了！”不知什么时候，主席台上一位身穿列宁装的女同志挡住去路，对押解人下了命令。“她是反革命，她老子是团总！”押解人振振有词。“老子是团总，女儿就是反动派，这是哪家道理？”女同志驳斥道。押解人无言以对，但依旧不放人，想了想说：“她是投机分子！”“荒唐！红军还没入川，这小鬼就参加了地下工作，为革命站岗放哨，她投的什么‘机’？！”押解人理屈词穷，看看对方挑衅地问：“你是谁？”“和你一样，只打敌人不打自己人的红军战士。”押解人听听说话语调，又细看对方，终于认出那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不敢再纠缠，乖乖地放了人。“首长——”我一下扑到她的怀里，号啕痛哭起来。“小鬼，别哭，你没事了。”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别怕，小鬼，不要参加这个会了，等我给你安排。”她派警卫员把我送出了会场。
我被带到一个离会场不远的陌生房子里，从护送我的警卫员嘴里得知，救我的那个首长就是闻名川陕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当天晚上，她果真来到我的住处。我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扑上去向她倾诉冤屈：“我不是反革命，真的不是！”她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安慰：“小鬼，别害怕，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投机分子。你十四岁就是地下工作者，还是共青团员。”在当时那种处境下，能听到上级领导这样的声音，而且对我又如此熟悉，我既感动又感激。“小鬼，你去办列宁小学吧，那里也需要有文化的人。”从此，我到了列宁小学。事后我才知道，琴秋大姐当时处境也很艰难，是冒着很大风险救我的。她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刚刚被解除红军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身处逆境的她敢于在肃反大会上为我秉公直言，表明她对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极端憎恶，也足见她那刚正耿直的骨气。
在以后的日子里，因琴秋大姐任务繁重，我在基层工作也事情多，因而极少见面。直到1936年长征胜利会师，红军一部组成西路军，我到妇女抗日先锋团当秘书，在西渡黄河转战河西的行军路上，才喜出望外地见到了她。那时她是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小鬼，还挨整吗？”她拍着我肩膀关切地问。时隔三年，她居然还记得！我激动地回答：“不咧，不挨整咧。”为不使她难过和为我担忧，我抑制住悲愤，没有倾诉三年来受审查、监视的委屈，只汇报了长征胜利后组织上给我恢复团籍和送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她听后喜笑颜开，高兴极了。“好好干，小鬼，你有文化，又当了秘书，在妇女先锋团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以后的作战将很困难，你要经得住考验。”大姐说话的口气很严肃，表情异常严峻。我们已经预感到严酷的战争即将来临。那时我们每天都在和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敌人厮杀，战斗特别频繁。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相继进城。大姐在纺织工业部当领导。我在二机部工作。有一天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会间休息时我们相见了。她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且，还象当年一样，一口一个“小鬼”地叫我，问我的工作怎样，生活如何，有几个孩子，我一一作了回答，她还把她家地址告诉我，希望我常去玩。我觉得她公务繁忙，不忍打扰，因此很少登门，但常常通过一些老战友打听她的消息。“文革”到来，我被关进小黑屋，只能用一颗心思念、祝福她。待我获自由后按照记忆中的地址去看她时，她已被万恶的“四人帮”迫害至死！张琴秋同志含恨离去，我恸哭，我悲愤！
琴秋大姐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同志满腔热忱。尽管林彪、“四人帮”对她诬陷迫害，但历史对大姐作出公正的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推倒了“四人帮”强加给她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她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更令人高兴的是，大姐以红军著名将领被编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而且是同期被选入的唯一女性，这也是妇女界的光荣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