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书刊评介
推荐《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
钱三强
最近读了一本对我有相当吸引力的书，这就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编著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我愿推荐这本简史给广大读者，特别是有关领导干部和从事科技专业工作和管理工作的同志们。我相信，他们将会从这本书中吸取有益的知识和前人的经验教训。
本书有下列三点值得注意：
一、这本书集中而简明地介绍了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中的发展状况，而整个二十世纪则是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成果辉煌的年代。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多少直接或者间接地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当代社会的冲击。如从整体上考察，就会毋庸置疑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二十世纪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衰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
本书的作者们正是以阐述这个重要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为目标，经过大量搜集资料，精心研究分析，认真斟酌推敲，勾画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内，各门主要学科，包括一些新兴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总的历史轮廓。而这些内容在国内出版的此类译著或著作中大都比较简单。国外过去多重视二十世纪以前科学史的研究。从五十年代后期，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科学史学家开始注意了二十世纪科学史的研究。六十年代后期至今，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二十世纪科学史的著作，特别是有关物理学、生物学以及一些新兴科学技术的著作。这本简史就是参考了大量国外著述编写出来的。正是因为这样，这本书就成为我国科学史和其他相邻学科的科学工作者的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二、这本书在各章节中，介绍了各门学科知识积累的具体过程。在引言和结束语中，则从二十世纪科学发展的总体上，总结了二十世纪科学的特点，探讨了科学发展的一些规律性问题。科学知识的积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勇于创新的科学思想的日益增长，是从内部推动科学发展的几个因素。科学和生产的相互促进，则是从外部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二十世纪的生产发展空前迅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和高质量的实验装备，并且不断地向科学提出新课题和新任务，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应用于生产上的各种新兴技术又无不来源于系统的、综合的科学研究。在发达国家中，生产部门不仅积极采用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而且从本部门长远利益出发，都在大力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总之，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技术革新或技术革命是一条长链，中间有着各种不可缺少的环节。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资料，并且作了有力的论证。这些对我国有关政策的制定和科学技术工作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目前在我国，虽然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社会上开始得到比较普遍的承认，但是怎样做才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才真正能够有效地促进生产和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实践和总结的问题。这本书当然不可能给出什么具体答案，然而却可从他人的经验中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
三、这本书的结束语，对在科学上实行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在政治上怎样实行民主的有力保证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我们在1980年7月为中央书记处开设“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的讲稿中，曾提出“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今年5月以来，在纪念“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的许多文章中，比较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今年8月，万里同志发表了关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更有助于大胆探索、自由讨论气氛的形成。最近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使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和学术、思想自由更得到有力的保证。当然要真正做到，并不是一件易事，尚需各方面努力促进。这本书的结束语列举了几件令人沉思的历史教训，并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证，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根据以上各点，这本书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会起到一定作用。
这本书对广大科学工作者来说，也是一本十分有益的读物。对比较年轻的同志，可以起到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活跃思想的作用。对老一辈的科学工作者，可能还有另一方面的启发。他们中多数人曾涉及这一时期科学发展的某一片段，读后可以引起许多联想，甚至想进一步深入地阐述其中的某一问题。如果真能如此，则对科学史的繁荣，无疑地是十分有益的。
这本书的作者中，有十二位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同志，他们编写了全书的70％以上。另外又约请了所外的十二位学者承担编写任务，还请了上百名学者审阅有关章节。据我所知，作者们是在共同讨论了全书的指导思想和框架的基础上，各自执笔写出的。初稿又经过反复集体讨论和各自修改。三位统稿人许良英、李佩珊、张钟静，在各自的编写任务之外，承担了全书的修改、定稿等繁重工作。没有这样多的人的共同努力，在今天完成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这种集体合作的精神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当然，这本书也有不足之处，有的章节着力不够，内容较单薄，有的重要学科，如心理学还是空缺，也有的地方有一些错误。希望在再版时能得到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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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
——摘自《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结束语
自然现象千变万化，物质结构错综复杂，人类实践永无止境，科学也永远是开放的，发展着的。科学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在未知领域中，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只能摸索、观察、分析，用各种可能设想到的办法去逐个尝试检验。进行这种探索，需要有不墨守成规、独立思考、不怕失败、勇于创新的精神，需要有思想上和学术上的自由气氛。
人类虽已进入了高度文明时代，但今天我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比起整个客观世界向我们提供的信息来，还是极其有限的。例如，虽然我们已经开始实现宇宙航行，但人类直接活动的空间还只限于地球和月球之间一个很小的区域；虽然生物学已进入分子水平，但生命之谜还远未最后揭晓；虽然探索物质结构基元的粒子物理学成果辉煌，但粒子物理学的基本规律还未探明。这充分表明，在科学领域中不存在什么绝对权威。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权威，但他们的绝对性却被历史本身一个个地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和牛顿都曾长期地被公认为绝对权威的偶像，但这种偶像都先后在历史洪流中消失了。人类知识的进步，是一个巨大的洪流，后浪推前浪，永不停息地前进，很难找出什么绝对正确的固定的东西，可当作终极的最后真理。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加深了这种认识。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科学上任何现成的知识和理论，都不能看作是十全十美、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随着科学实验的发展，理论必然要不断发展，甚至要彻底更新。因此，每一个从科学实验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幼芽，都应当得到充分发育的机会，这样也就是为未来的历史开辟道路。
科学认识的历史道路也不是始终笔直前进的，免不了有迂回曲折。光的波动论同发射论（微粒说）之间长期斗争的历史，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两种理论出现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开始时，基本上是波动论占优势。到了十八世纪，由于牛顿在科学中的权威地位的确立，他创立的发射论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十九世纪初，由于托马斯·扬和菲涅耳的工作，波动论取得了胜利；1850年傅科的“判决性实验”后，发射论被宣判了死刑。可是，半个世纪后，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论，发射论又以新的形式得到复活。可是爱因斯坦并不排斥波动论，而认为光同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1923年，德布罗意把这种波粒二象性概念推广到包括电子在内的一切物质粒子，提出了物质波理论。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波粒二象性是微观物质世界最基本的特征。这些曲折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现象中，人们所认识到的往往只是一个侧面，要是不恰当地把一个侧面夸大为全部，必然要犯错误。科学研究需要深入每一个侧面，应当鼓励研究者从自己所选定的方向和角度，用独创性的方法去探索。由于方向和方法的不同，所得结果不可能完全一致；为了避免和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要解决科学结论的不一致，唯一的有效办法是充分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通过同行之间的自由交换意见和自由争论，通过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科学研究成果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
上述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在科学争论中，不是所有的真理都永远是由争论的一方所掌握，争论的解决也不是注定会特别有利于争论的某一方面，而往往是各个方面彼此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发展成为更高级的统一的理论。由此可见，只要社会需要科学，并且允许有科学研究的自由，在复杂的科学问题上自然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不同学派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从各种不同的侧面去探索科学真理，这对于发展和丰富科学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向我们展示：凡是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时代，学术和文化必然兴旺发达。中国的春秋战国、希腊的雅典时代和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这样的繁荣时代。相反，凡是不容许有思想自由的时代，学术和文化必然停滞甚至枯萎。
回顾几千年科学发展历程中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正视我们自己身上由于盲目自我折腾所造成的创伤，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到：要使科学事业顺利发展，繁荣昌盛，必须要有容许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必须由政治上的民主来保障。科学和民主相辅相成，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背离民主，就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践踏，科学也必然受排斥，受摧残，这是在最根本意义上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因此，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
由于民主贯彻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学术民主”就不是一个完全合乎科学的概念。因为学术上的是非只能通过自由争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而不能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去解决。政治民主给人民以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政治保证，但不容许任何人（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对学术上的是非有裁决的权力。因为知识和科学真理不同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准则，不是靠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而科学真理在发现初期，往往难以为多数人所接受，如果要在科学领域中机械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可能会混淆是非。当然，在科学组织的管理和科学事业的行政领导工作中，还是必须贯彻民主原则的。
在政治民主保证下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就是一种尊重少数、保护少数的精神。它要求学术上的是非问题由学术界同行自己去评议，防止外界特别是行政力量的干预。科学研究工作本身应该由科学家来领导，外行领导内行所必然出现的那种历史误会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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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对象和分期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较之中国近代政治史、近代经济史、近代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来说，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有不少基础工作有待进行，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某些领域还是个空白，需要从头开拓。为了加强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军事科学院等单位于11月25日至12月1日联合举行首届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十五个省市的一百多名军内外代表参加了会议。
大会收到论文七十篇，内容比较广泛。现将有关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对象和分期问题综述如下：
一、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什么？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首先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军事史的内容比较广泛，它涉及战争史、军队建设史、军事技术史、军事学术史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个系统工程。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什么？与会代表意见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应以统治阶级的军队建设为纲，辅以近代史上的重大战争，说明军队使用的目的、方法、过程以及军事思想的发展，据此构成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网络系统。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以战争为主干，因为军事的各个重要侧面，如军制、军事技术、军事学术、军事思想等，都与战争有密切的关联，它们的发展变化，都服从于战争的需要并影响战争，且受战争的检验。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不能只以军队建设为主干，也不能只以战争为中心，应以战争和军队建设为主，联系其他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考虑近代军事史的阶段划分，这样可能更科学一些。
除了上述三种意见外，有个别同志认为，近代军事史研究对象应以军制史为主干，将军事思想、军队装备、军队给养、军事教育、军事工业等内容作出相应的安排。
在讨论会上，不少与会代表指出，不管以何者为主，还必须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军事的关系，尤其是政治、经济对军事发展的影响和制约。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政治、经济对军事各个领域的影响和制约，都是十分明显的。因此，研究近代军事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等方面孤立地进行，而应该首先了解和弄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当然，这些情况只是作为军事史的重要背景，不能喧宾夺主。
二、中国近代军事史的分期问题
与会代表认为，要考察近代军事史的分期问题，首先要确定分期的标准，它可以有各种尺度。诸如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相一致；以对内、对外的战争为主干划分段落；从武器装备的变化或军队自身的发展进行分段；有的论者主张以军事力量的重大变迁作为分期的主要标准，结合战争、武器装备等方面的相应特征综合考虑。而有的同志鉴于目前的研究水平，不主张分段；如要分段，则宜粗不宜细。
由于划分的标准不同，分期的意见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把中国近代军事史划分为四个阶段：①1840—1864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这是清王朝军队基本上处于中世纪状态、军队建设的近代化开始萌发的时期；②1864—1895年，自湘军开始解散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这是清代军队结构多元化和清军装备向近代化过渡的时期；③1895—1911年，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到辛亥革命，这是清末军制进行重大改革、装备近代化加速推进的时期，也可称之为新式陆军编练时期；④1912—1919年，从南京政府成立到“五四”运动前夕，这是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军队建设混乱倒退的时期。
另一种意见划分为三个阶段：①1840—1895年；②1895—1924年；③1924年以后。持这种划分的理由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新军建立，军队发生了质的变化；之所以不考虑1911年和1949年，因为这两年只是政治的变化，而不是军事的变化。
第三种意见主张中国近代军事史划分为六个阶段：①1840—1860年，八旗、绿营等旧军失败，新思想开始酝酿；②1860—1894年，湘淮军学习和引进西方一些军事装备，这是近代军事化的萌芽时期，但体制没有变；③1894—1911年，新军建立，武器与掌握武器的人都有变化；④1911—1924年，军阀控制军队时期，但军队性质没有什么变化，可称为转化时期；⑤1924—1927年，北洋军阀没落，新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开始出现；⑥1927—1949年，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不断发展。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近代军事史的上限不必受1840年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制约，因清军在鸦片战争前后并没有什么变化，只能以军事本身的发展和消亡作为标志，主张以1895年新军的建立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大会期间，经过酝酿和协商，筹备组织了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这个学会是军地结合的学会，在学会史上也是一个创举。（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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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于光远提出：
需要深入探索的五个问题
于光远最近提出了当前需要深入探索的五个理论问题：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二、中国当前的全面改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等；三、观念的更新——更新了的观念与尚待更新的观念；四、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五、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他希望理论界共同深入研究这些问题。这是他在学术界最近于北京举行的庆贺他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的会议上提出的。会上发言的同志高度评价了这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广阔的学术领域里所做的贡献，并表示要学习他的治学态度和开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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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蒋建宁、许晓平提出：
要重视危机感教育
十一月十八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蒋建宁、许晓平的文章，论述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危机感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文章说：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缺乏危机感教育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文章说，危机意识是一种心理素质，指的是主体经常地从外在环境中体验到危机或挑战的心理习性。这种意识或习性，对于主体适应和改造环境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它能使主体心理上经常保持应急状态，从而维持最佳动力水平，即主体通过对外在环境蕴含的危机和挑战因素的清醒意识，从而激发出迎接危机和挑战的内在动力。
作者在文中还认为：危机感教育，就是要充分运用各种教育手段，创设相应的刺激环境，展示事物的危机因素，以促使主体危机意识的形成。这种刺激环境并不是虚构的。我们作为人类的一员，人类现在面临着资源、环境、人口、核扩散等众多的全球性危机；我们作为民族的一员，中华民族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不抓紧时机，我们将远远被抛在人类进步的后头。这些十分现实的危机因素，为我们进行危机感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生动的素材。
在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中，常常强调培养受教育者的责任感。所谓责任感，就是受教育者对面临的使命或任务的自觉意识。我们时常说，一定的使命和任务总是与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环境和条件相联系的。没有对环境和条件的清醒认识，所谓的责任感只能是外在的，空洞的；同样，对客观的环境和条件总是抱着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而缺乏对现实危机的切身感受，这样的责任感只能是肤浅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责任感教育应该以危机感教育为前提。
作者最后指出：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往往热衷于给教育对象描绘一幅超现实的真善美的图画，以此来掩盖现实的危机。殊不知，教育对象都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的一员，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同样在为他们构造另一幅图景。当两幅图景相冲突相矛盾的时候，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也随之产生，由此，难免对政治思想教育系统产生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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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六十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将陆续出版
我国首次编译的六十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其中的一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他各卷将陆续出版，预计五年内出齐。这套文献是由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近代史所、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文献编辑委员会组织编译的，苏绍智、林基洲、谢韬任主编。文献内容包括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五个国际组织公开发表的全部文件，是当前世界上以一种文字出版的共运史文献中，选材较为齐全的版本。它的出版，为我国理论界、史学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完整的第一手材料，对于学习和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历史，汲取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