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缅怀先烈 启迪后人
——《平江人民革命史》序
李锐
《平江人民革命史》的编者，嘱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实不好推辞。这不仅因为我的老家是平江，曾两度在湖南工作过，还因为我确切知道平江这个地方同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关系：是产生中国红军的摇篮之一。
1949年7月，南下湖南路过平江时，顿觉城乡一片生机。往事涌心头，近乡情更切。此种心情，我的《龙胆紫集》中有一首七律记之：
并非特具故园心，一过通城景物新。
土铳三千迎北伐，梭标十万欲西拚。
口丁减半“暴徒”在，村屋夷平草木欣。
不倒红旗二十载，擦干眼泪接亲人。
尽管我自幼没有在平江生活过，这次路过县城也只住了几天，对故乡的感情却是愈老弥深的。去年我写了一篇《忆大如老伯》的长文，其中这样谈到平江的革命历史：
“平江这个地方，清末即得风气之先，五四运动时有过群众性的反日斗争，尤其十年内战时，是湘鄂赣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斗争极其尖锐而残酷。国民党高喊‘血洗平江’，实施三光政策，烈士之多，居湖南首位。全县人口由七十多万减到开国初的四十多万。”
“十年内战时期，平江这个地方高潮低潮，汹涌来去；胜利失败，交织起伏；迅猛的发展，惨重的牺牲，常常更迭而至。”
在平江为革命播火种的人是李六如。他191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时，怀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只有把工人和农民教育、组织起来，振兴实业，国家才有希望。他集资办的织布厂虽然破了产，但他创办的救贫工厂、工农夜校以及工会和农会，不仅出现了平江第一代产业工人，同时培养了平江最早的一代革命干部。在长沙同毛泽东、何叔衡发生工作联系后，1921年他就入了党，第二年，平江的工会会长陈茀章、农会会长余贲民也由毛泽东介绍入了党。
在写这篇长文时，我已收到《平江人民革命史》的稿本，因此文中得以确切地叙述了下面这些有关“红军摇篮”的事实：
1923年，平江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党员中有裁缝、木匠和小学教员。1924年，有团员二十三人。献钟党支部书记罗纳川（1928年牺牲时为县委负责人）领导二千造纸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平江人前往黄埔军校学习的，一至四期有三十二人，五至七期有五十五人。这年由共产党员为主建立起来的平江国民党，有党员一百多人。1925年，党员发展到约四十人，正式成立县委。在北伐战争前夕，平江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群众运动。
平江是通湖北的要道。1926年7月，北伐军进逼时，党领导的民团成立了敢死队，支援叶挺团攻占县城。余贲民任县团防局的总局长。1927年，党员达七千多人。马日事变后，湖南城乡一片白色恐怖。7月，县委集合团防局、工农武装共一千二百余人编为平江工农义勇队，由余贲民任大队长，奉命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后来这支部队辗转战斗，到浏阳文家市与毛泽东会合，上了井冈山。为对付反动派的屠杀，此时县委成立了平江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任主任，在四乡成立义勇队，人数几十、几百、上千不等，枪支不过几支、几十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9月，暴委即组织农民数百人扑城一次。这些初出茅庐的游击队，同国民党的清乡部队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斗争。由于形势的恶化，全县党员由七千多人减到三千七百人。1928年3月，县游击总队组织“十万农军”第二次扑城，因人数太多，过早暴露目标而撤退。这次扑城高潮时，党员发展到一万一千多人。7月，彭德怀起义后，有的村子，群众集体入党，全县党员一时号称七万。到1930年为止的四年之内，平江的地方武装不断编入正规红军，总计约有五万青壮年参加了红四军、红五军、红十六军。1930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全县动员参战的赤卫军达十二个团。1931年3月，红军攻克县城后，一次选志愿兵一千五百人到江西补充红军。1933年初，以平江为主的湘鄂赣地方武装，又合编为红十八军。红军长征后，空前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敌人几十倍的兵力也没能将游击队整垮。1938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成立时，傅秋涛率领的第一团从平江出发，共一千一百人，还有二百多支步枪、三挺轻机枪和七百把马刀；地方上还有二百多党员。
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对平江的清剿和控制。1928年春，国民党军到平江清乡时，从东乡到南乡，火烧八十里。陈光中部在东乡，分配士兵杀人任务，每天交左耳一只。8月，有名的“龙门惨案”，三天时间，在这个乡被杀一千三百人。这几个月内，东南北三乡火光不熄，几万人无家可归。王东原部清乡时，口号为“血洗东南乡”，见人就杀，见屋就烧。韦家洞长四十五里，为进剿重点，二百七十户人家，六百多纸糟，被烧光毁尽。许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全家人口，被斩尽杀绝。整个内战时期，国民党在平江实施一烧、二杀、三捕的政策；城乡建立“挨户团”地主武装；普遍施行“自首自新条例”和颁发“良民证”，以对付苏维埃政权和农民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初期，1939年6月，还制造了有名的平江惨案，湘鄂赣的老领导人凃正坤等惨遭杀害。写到这里，不禁要问，为什么平江这个地方能够成为红军的摇篮，“不倒红旗二十载”？我以为除开特殊的地理环境——峰峦绵亘的三省边界，和土地高度集中的阶级矛盾之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得时代风气之先。清末民初就有维新分子在这里办学校，开民智，后来这些学校，不论是私立的（启明女子学堂）、教会的（培元学校）和公办的
（小学、中学和师范），都有进步分子或党员在内活动，都起了广泛的传播知识、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世界。有一所秀野师范，更是大革命前党办的学校。重视文化为平江这个地方的传统风气，不管家境如何贫困，农民也总要尽力让子弟读一点书。平江的红军将领数以百计，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都读过几年书，因此在革命队伍中成长就快。细心的读者，在书中会发现这个情况。二是有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知识分子人数少，但在革命运动中起骨干作用。从全国来说，平江是建党最早、党的作用发挥最好的地区之一，同这一条分不开。老一辈的革命知识分子代表除李六如外，还有方维夏和毛简青等。方维夏的文章道德为地方敬重，有“方圣人”之称。1910年，他从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毕业回国，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任教第一师范，参加倒袁、驱张诸役，曾任省署教育司长、教育会会长，为全省教育界著名人士，在平江的影响尤大。他1924年在广州入党，北伐战争时，任第二军第二师党代表，内战时期在江西受左倾路线的打击，1935年在湘赣边区牺牲。方维夏虽然没有在平江工作过，但一代师表，春风桃李，在故乡有形无形的影响。“方圣人在党”，不仅鼓舞青年学子，对豪绅地主也是一种震撼。毛简青出身于富豪之家，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1913年到日本求学，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即由李六如介绍入党，1924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马日事变后，被派回平江任县委书记，领导秋收暴动，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3月扑城失败后，他到党中央汇报工作，即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次大会，回国后在湘鄂西工作。比他们年纪小一些的知识分子，如罗纳川、张纯青、吴溉之、李宗白、邹平等，早年都当过教员，或到黄埔军校、农运讲习所学习过，因此，成为游击战争初期的领导人和红军的高级将领。我从小在家庭的亲友中，就常听说女英雄胡筠的名字。她自幼习文练武，夫家是平江大地主，1923年冲破家庭樊笼，到启明女子师范读书，为学生运动领袖，五卅惨案后即入了党，北伐战争时随叶挺团作宣传工作，后在武汉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1927年7月派回平江领导武装斗争，初任北乡暴动委员会主任。她将夫家千亩良田分给农民，带领游击队伍转战边区。彭德怀起义后，她任平江县第一任苏维埃主席，后来还担任过红军赣北独立团团长，以及湘鄂赣省委妇女部长等职。不幸的是，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干部，在过去左倾路线特别是错误的肃反政策中，多易遭到打击乃至迫害至死。毛简青、余贲民和胡筠三位曾是平江家喻户晓的人物，就都死于1932、1933年的肃反事件中。
象平江这样同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的地方，是应该单独成史的，它是整个中国现代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补充。因为它能为读者提供更为详尽也更为翔实的材料，能帮助读者具体了解当年革命家所进行的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还能使读者温习革命过程中种种经验教训尤其是重大的失误，从而了解中国革命曾走过一条多么艰难、复杂而曲折的道路。六十年代中，李六如曾经受命主持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一书（他还写了《余贲民传》），由于“文化大革命”狂飚骤起，未能蒇事，他还因此得个“为彭德怀翻案”的大罪名。令人高兴的是，平江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近年来做了大量资料征集的工作，访问了许多老同志，出版了不少党史资料。平江籍的老同志多年来也写了许多回忆文章。我见到的《平江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五十二万字，内容极为丰富，都是第一手材料。在这样的基础上，曹继肖、吴定邦、凌辉、徐许斌四位同志编写了这本四十万字的史书，他们的辛勤劳作，是令人尊敬的。我草草翻阅一过，觉得此稿条理分明，文字流畅，史料宏富，事迹直书，且多生动资料。就体例言，似亦兼取中西史籍之长，前部分《革命史》，按照四次革命战争时期，分段分事叙述，眉目清楚；后部分《人物传》，三百一十位历史人物分别立传，文字详略依其事迹而定。引人注意的是，有关当年盲动主义、左倾路线错误等等史实，根据文献，有所记载。如果要说有什么不足之处，苛求一点，则材料取舍、内容详略、文字处理上，似尚有粗糙之感，文献资料有的照录过多，有欠分析之处。关于几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虽在叙述中已予提及，但如重要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等，究竟受到何等影响，来龙去脉如何，缺乏概括的综合说明。又如使革命力量遭致严重损失的肃反政策，虽然“AB团”“改组派”等类问题，已有基本总结，书中好几节对此有所记述，却不够清楚。总之，我以为这是一本好书，公开出版，既可以缅怀先烈，知前人创业之艰难；更可以启迪后人，知理想与抱负之可贵。至于种种不足之处，经过广大读者的评论，以及编写者的继续努力，相信再版时当可更臻完善。
第5版()
专栏：
甘为测绘献此身
——怀念陈外欧同志
杨星五 罗惠民 杨树荣 侯万金
今年是国家测绘局成立三十周年。看到历尽坎坷和曲折而发展的测绘事业，一片兴旺发达的喜人景象，使我们更加怀念它的主要创建人陈外欧同志。
陈外欧是湖南茶陵人。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为共产党员。他参加过长征和南泥湾屯垦，以及三五九旅南下广东北返延安的艰苦斗争。他身经百战，负伤多处，战功显著，是我军优秀指挥员之一。1953年奉调任军委测绘局长。1956年，国家测绘总局成立他又首任局长。1976年担任总参测绘局顾问，一直到1984年9月1日病逝，他把他的后半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我国的测绘事业。
陈外欧到国家测绘总局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的。恩来同志把成立国家测绘总局的意义和目的，以及尽快测出基本图的要求，当面向他做了指示。多少年来，他为实现周总理亲自交给的任务，呕心沥血，百折不挠，甚至后来被诬身陷囹圄仍不忘此重托。
对于国家测绘总局的工作性质，他形象的比喻为“走在龙头，位在龙尾”。他把国民经济建设看做一条“龙”，测绘工作是“尖兵”，要走在“龙”头，但是，尖兵毕竟不是主力，它的序列理所当然要排在后面，因此要甘当服务员，要作无名英雄。在国民经济建设大规模展开，国家急需基本图的时候，行使政府职能，有步骤地对全国测绘工作进行规划和管理是必要的，但不抓紧国家基本测图势必延误大事。他力主国家的基本测图，外靠总参测绘局的合理分工，密切协作；内靠把力量形成“拳头”，把指挥权集中到总局手里，建立一支调得动，上得去的“野战军”。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国家测绘总局以总参测绘局调来的一部分测绘队伍为基础，在国务院的支持下，把地质、石油等部门的基本图测绘队伍，都合并到国家测绘总局，形成一支政治素质和技术力量以及仪器装备都较好的队伍。这支队伍与总参测绘局一道，从1956年到1966年，在全国范围内布设了各种大地控制网，测制了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地区一比五万比例尺（部分地区一比十万）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国家测绘总局还施测了约三十五万平方公里一比一万比例尺地形图。开展如此大规模测绘，动员人数之多，施测面积之广，进展速度之快，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对于测绘管理体制，他历来主张以条条管理为主。因为测绘工作是统一设计，全国布局，不宜分散进行；一些无图地区，自然环境险恶，只能以会战形式攻关克险；测绘队伍专业性强，又是“小门小户”，下放下去经不起牵扯；经费有限，只能集中使用，到处撒芝麻盐，解决不了问题，也办不成大事。这种管理体制，保证了国家基本测图的高质量和高速度，受到中央的肯定，1966年中央发文确定，国家测绘总局在各省的分局，实行总局与所在省双重领导，并以总局领导为主。
测绘外业工作，点多线长，高度分散。把队伍撒出去，要各自为战，没有过硬的思想作风是完不成任务的。外欧同志认为队伍的建设，首先是思想建设。他把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好传统、好方法，成功地移植到测绘工作中来。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十分强调干群一致和干部言传身教的模范作用。他深入基层，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他认为这不只是克服官僚主义问题，而且是最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深入到基层。职工的理想抱负，安危冷暖都挂在他的心上。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能用兵必先爱兵，只要在平时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群众的心上，在紧要关头就会创造出奇迹来。测绘职工素有不怕苦不怕死的光荣传统，在具有探险性质的征服大自然的搏斗中，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有的知险而进出生入死，有的为抢救同志舍生取义，有的在土匪的屠刀面前宁死不屈，这些就是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例证。
测绘是知识密集型的行业。知识分子占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外欧同志认为能否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关系到测绘事业的成败，决不可等闲视之。他能够顶住压力，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文革”前，知识分子最背时的时候，他在会议上公开为之鸣不平。他说：“要论功劳，他们最大”，在当时有此评价，的确是难能可贵。每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几乎都是首当其冲，他都尽量设法保护知识分子。反右派时，知识分子成堆的国家测绘总局，错划右派分子在中央国家机关中是最少的，只占职工总数的万分之二。他有意保护几个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物，他说：“保护起一个，实际上影响了一片；大旗不倒，不乱阵脚”。这样做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为数众多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测绘界工作，大多能心情舒畅地发挥他们的专长。
外欧同志尊重知识分子，更注意培养测绘人才。他认为从长远看，测绘事业需要众多的专业人才，办训练班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办正规教育才是久远之计。他建议把解放军测绘学校升格为测绘学院，成为我国第一所测绘专业的高等学府，他自兼院长，用相当大的精力办学。国家测绘总局成立后，武汉测绘学院移交给总局领导，他为武汉测绘学院发展，也耗费了不少心血。他每年几乎都要到学院检查帮助工作，在师资调配和经费拨发上，都格外予以照顾。夏坚白院长对他这样热心于兴学办学，每每予以称赞。现在两所测绘学院的毕业生，都已成为测绘战线上骨干力量。一批有成就的测绘科技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外欧同志的“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国的测绘科技要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的夙愿，即将变成现实。
外欧同志最讲求实事求是，不搞浮夸，不说假话。他对测绘工作中的弄虚作假、伪造成果的恶习恨之入骨。他认为“一条线造成的误差，打仗可能造成无谓牺牲，建设要损失成千上万，造假是对人民的犯罪”。一经他发现，重则绳之以法，轻则推倒重来。在外欧同志任总参测绘局和国家测绘总局局长期间，重视质量，蔚成风气，用图单位称之为“信得过”产品。
多年来，他对“左”的流毒深恶痛绝。凡是他能够抵制的他都设法予以抵制，以期减少损失。“大跃进”时期，他对共产风和浮夸风带来的恶果痛心疾首。他敢于直陈弊端，不为己忧。“文革”前他对林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少传达，不扩散，在实际工作中不贯彻。对江青在政治上伸手，他较早地有所警惕。正因为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肯随波逐流，敢于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难逃厄运。1959年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十年浩劫中被诬陷入狱，冤狱长达近五年之久。尽管两次受到错误的处理，他对党仍然是感情如初，忠心不改，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
外欧同志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自奉甚俭，经常是布衣素食。他经常出差，却从不借机游山玩水，连理应享受的定期疗养，他也让给别的同志。他有两个女儿在外地工作，调到他的身边并非难事，他到死也不向组织提出调动她们的要求。他逝世后，人们说他是“两袖清风，一腔正气”，是不过誉的。
1962年，他的所谓“右倾”问题平反后，组织上本来要另行安排他的工作，但他高位不就，高薪不拿，仍然回到测绘战线来。他说他对测绘事业有了感情，一切对他都是亲切的，甘为测绘献出自己后半生。外欧同志实践了自己的心愿，他为创建测绘事业，竭尽心力，九死不悔。直到晚年他仍关心着事业的发展，念念不忘为测绘献身的战友和同志。“甘为测绘献此身”是外欧同志自勉，也应当成为后来人热爱测绘事业、鼓舞自己前进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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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妈妈的怀念
杜毅 杜颖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五十周年了。往年12月12日，妈妈侯御之总要来到爸爸杜重远当年居住过的一幢小楼前，回忆他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共商联合抗日大计的情景。
今年，七十四岁的妈妈卧病在床，全国政协召开“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委托我们姐妹前来，带着她的深情，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表示深切的崇敬和怀念。
爸爸与张学良相识是在日本。1920年，张学良将军到达日本，爸爸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参加了欢迎会。那时，他们两人都是年少英俊，关心国事心切，异国相遇，一见如故，从此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23年，爸爸学成回国，准备在东北开办一座瓷厂，以实现“实业救国”的志愿。正在爸爸为筹措资金，奔走忧急之时，张学良将军慨然相助，入股现大洋十二万。后来，又在张学良的不断关心和资助下，爸爸终于办成了一座规模颇大，也是当时中国第一个用机器制造瓷器的瓷厂——肇新窑业公司。公司开业后十分兴隆，挤垮了日本殖民者开设的很多瓷厂。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将军接手东北政权后，曾委任爸爸为东北边防长官公署秘书。
东北沦陷以后，爸爸带着妈妈（当时他们尚未成婚），去北平协和医院看望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张学良看到爸爸在国难当头之时，四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日，而对自己的婚事则一拖再拖，心中不免感慨万端。在张学良和其他好友的催促下，1933年初，爸爸妈妈才考虑婚姻之事。
妈妈至今还清楚的记得，1933年1月24日，在北平铁道饭店，她与爸爸举行定婚仪式的情景。当时，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热河危在旦夕，是个全民族揪心的日子。仪式上，妈妈穿了一身黑色旗袍，宴席间虽然亲朋满座，却没有多少欢声笑语。那天，张学良从南京开会之后，特地赶回北平，为爸爸妈妈送来了贺礼。他的贺礼是一个心瓣形的金盾，心的当中刻着红色的“爱”字。张学良意味深长地祝贺说：“愿你们举案齐眉，白头偕老。我送的这颗爱心，象征着你们永结同心，也象征着我们万众一心，复我河山。祝你们早度幸福时光。”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35年至1936年间，爸爸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一起，为多灾多难的祖国耗心劳力的日日夜夜。妈妈告诉我们，当时爸爸在上海主编《新生周刊》，因为刊登了一篇《闲话皇帝》，日本侵略者便胁迫南京政府查封《新生周刊》，爸爸被逮捕，囚禁于上海漕河泾监狱。一个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里，竟因爱国获罪、入狱，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新生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多次派人或捎信到监狱慰问，并建议东北军各大将领联名打电报，要求南京政府释放爸爸。
这一年下半年，东北军被调到陕甘边境，与十七路军汇合，打内战，遭到了红军的自卫反击。爸爸在狱中得知张学良的困难处境时，不断写信托好友送往西安。他诚恳直率地批评了张学良过去打内战是错误的，并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建议。
1936年，在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下，爸爸被移往虹桥疗养院软禁，开始有了一点点自由，星期六、星期日可以回到自己的那座小楼，与家人团聚。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也借故来到上海。杨虎城将军也以治病为由，住进了虹桥疗养院。这样，他们三人有机会数次在爸爸的小楼里相会，共商抗日的大计，张学良表示：他绝不会忘记家仇国耻。东北从他手中丢失，他一定要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并决心接受联合抗日的建议。
1936年底，国事更加危急，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杨两将军在这种形势下举行了“兵谏”。“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爸爸多方营救无效，在以后活着的八年里，他一直深深地怀念张学良、杨虎城两位老友。他深信，张、杨两将军的一片爱国之心，报国之行，一定会流芳千古，为一代又一代爱国的中华儿女所景仰。
爸爸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从相识相知到相助，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情。妈妈告诉我们，爸爸与张、杨两将军结下的友情，不仅仅是个人的私谊，而是在国家危亡之时，一种民族的正气、尊严和良心，把他们紧紧地连结到一起的。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凝聚力，当年能使全民族团结御侮，击败强敌；而今这种凝聚力，必然能使海内外炎黄子孙，更加广泛、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祖国的统一和腾飞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