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扩大基层银行的经营自主权
杨培新
银行业务急剧增长，银行现状相形落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银行业务出现了猛烈增长的情况。
1985年社会总产值比1978年增加138％（按当年价格计算），而银行业务却增长了四倍左右。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同期结算业务增加529％，现金收付额增加194％，储蓄现金收付额增加425％，贷款余额增加222％。
银行工作量的急剧增长，还表现在：1、银行业务种类复杂了。储蓄利率1979年以来调整了四次，利率分成四十六个档次，一笔储蓄要分四段计算利息。贷款对象多了，原来只贷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工业，现在扩大到集体商业、饮食服务业、个体工商业以及文教、旅游、卫生等企事业。原来只贷流动资金贷款，现在贷各种固定资产贷款，包括技术改造贷款、基建贷款、科技开发贷款、商业网点贷款等。2、代理财政金库，包括代收税费和发行国库券，代收房租、水电、煤气费，代收报刊订费。代理税收方面，从1982年到1985年，税种由十八个增至二十三个，科目由四十五个增到二百二十二个，户数由三点七万增到十一点八万，笔数由四十二万增到一百八十三点八万。3、银行柜台付款不但要查对有无存款，还要考虑现金管理、工资管理、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等方面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又常常更改。这种附加于银行的管理和监督职能，也大大增加了银行的工作量。
另一方面，目前银行的人员、网点、设备、房屋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现在银行人员严重短缺。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现有一万人，按定员定额缺少二千人。银行人员业务水平下降，要进行干部培训，又受到经费和编制的限制。由于人手不足，基层机构往往抽不出人去受训。
解放初期北京城区银行和钱庄共有八十多家。现在包括远郊县能办存放款的机构仅有七十三处。从建国门外八王坟到复兴门外公主坟二十里长街，只有一个西长安街分理处。二环路上一个网点都没有。从北京站到西便门盖了五十多幢高楼，底层仅有一个储蓄所，没有银行分理处。关东店分理处，柜台外面积八十五平方米，每天业务量一点九万笔，现金二千笔，高峰期顾客四百人，十分拥挤，空气污浊，噪音高达八十四分贝。
银行设备落后，仍然是一把算盘、一支笔。世界各国银行普遍采用电子计算机，我们连国产的点钞机也购置不起。
银行以有限的人员，面对急剧的业务增长，开户难、储蓄难、汇兑难成为普遍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根据在北京等地调查，银行人员普遍认为，障碍就在于把银行当行政机关管理，使银行丧失了自我发展、自我适应、自我改造的能力，从而限制了银行的发展。
国务院1983年9月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明确指出，专业银行是经济实体，但是至今仍然把专业银行当作行政机关加以管理。它们的编制、人员、经费、工资等等，都是按照行政机关来管理的。因此造成银行业务发展了，但编制、人员、网点、经费不能及时增加，使银行相形落后，不能适应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形势。
扩大基层银行的自主权
为了把金融业内在的动力、活力解放出来，必须扩大基层银行的经营自主权，研究和解决下列几方面的问题：
（一）打破全国银行共吃“大锅饭”、由总行统一核算并上缴所得税的办法，实行由县、市支行和大城市办事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体制，下放经营、财务、人事管理权限（这个原则也可适用于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都可以实行县支行独立核算。现在专业银行的总行、分行、中心支行都是管理机构，县支行是经营单位，实行三级管理、一级经营。讨论中，多数同志倾向于采用中国银行的做法。中国银行的总行、省分行，都设营业部，每一级都经营业务。这有利于把得力的干部集中到第一线，并使管理行自己深入业务实践，取得直接经验。
中国人民银行是货币发行银行，本来也是企业性质，但它还担负着国家金融行政管理机关的任务，可以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二）扩大县市支行和大城市办事处的经营自主权，允许存贷挂钩、多存多贷，收支挂钩、多收多支，允许基层机构之间资金融通、横向调剂。流动资金贷款允许多存多贷，允许项目之间调剂。只有固定资产贷款，仍然需要逐级规定贷款限额，不得超过。
（三）县市支行在当地交纳所得税，免征调节税。因为当前国家流动资金、信贷资金紧缺，应给银行多留资金。网点建设和电脑化基金、干部教育基金应进入成本。银行交所得税以后，首先提留银行信贷基金、呆帐准备金，然后再提留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
（四）大中城市应争取在两三年内实现电脑化。要增加储蓄，加强服务，提高资金效益，解决开户难、储蓄难、汇兑难问题，非实现电脑化不可。为此，要允许网点建设和电脑化基金进入成本，保证以较快的速度实现电脑化。
（五）允许银行干部教育基金进入成本，以便抓紧干部轮训，提高银行人员素质。一方面要增加银行编制，留出10％左右参加轮训；另一方面要建立银行干部教育基金，以利于办好在职干部轮训，并委托大专院校培养金融干部。
（六）专业银行的机构、编制和人员的管理，应采用企业的办法，定员定额。有多少结算业务配备一个会计员，有多少点钞业务配备一个出纳员，有多少贷款业务配备一个信贷员。有多少业务量，可以赚多少钱，增设一个银行网点。机构、编制、人员由专业银行省分行自行核定。给基层机构以用人之权、招工之权。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的总行则加强督导、稽核、检查工作。
（七）银行经费应制定银行成本条例，加以管理。现在银行经费是按行政单位人头费办法管理的，管得很死。今后应由专业银行总行制定银行成本条例，按企业对待，经国务院核定实施。
（八）银行职工实行行员工资制。建议由专业银行总行分别制定行员工资制方案，核定后实施。
（九）地方党、政机构要关心和加强银行的领导。基层银行独立核算、存贷挂钩、收支挂钩、当地交税后，将使地方关心存款增加和贷款效益，也关心银行盈利。但应同时要求地方尊重银行贷款自主权，遵守贷款制度、政策。
（十）银行认真实行经济核算，所有代办业务应当一律计算成本，合理收费。办理国库券、教育经费附加，也要收费。银行不应负担优惠贷款的贴息。谁安排优惠贷款，谁负责贴补利息。
原来赋予银行的行政管理、监督职能，应逐步转由行政机关自行负责，逐步减轻附加给专业银行的管理、监督职能，以便银行集中精力吸收储蓄，加强服务，提高贷款效益。
（十一）专业银行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业务交叉，开展竞争，促进银行业务的发展。
金融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当前金融体制改革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投资体制改革，把建设银行办成世界银行那样的投资银行，以提高投资效益。二是支持社会集资，发展城乡信用合作，扶持民间信贷，建立资金市场。而扩大基层银行机构的经营自主权则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有些同志担心基层银行有了经营自主权，有了存款就可以发放贷款，实行存贷挂钩、收支挂钩，会造成信用膨胀，重新出现1984年底信贷失控、货币发行失控的局面。实际上，1984年并没有实行基层银行收支挂钩，当时是全国银行吃大锅饭，利润统一上交总行，由总行拨下去，多收并不能多支。当时贷款失控，主要由于头脑过热，盲目追求速度，各部门各地区竞相要求专业银行扩大贷款，才造成了财政赤字、投资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而金融体制还没有改革，没有实行以存定贷，而是敞开口子供应资金，这才造成贷款失控、货币发行失控。把1984年信贷失控、货币发行失控归咎于金融体制改革，是不符合事实的。
相反，金融体制改革恰恰有利于加强宏观经济控制。基层银行存贷挂钩，以存定贷，有利于宏观控制。银行存款是单位或个人暂时不用的购买力，银行把这些购买力借给企业使用，这是购买力转移，不会额外增加购买力。中央银行征收存款准备金10％，还使购买力每转移一次就削减一部分。因此，存贷挂钩，不会扩大购买力，不会扩大总需求。倒是在全国银行共吃“大锅饭”的情况下，基层银行没有钱就向总行借，总行向中央银行借，兴起1984年那种“跑步（部）向前（要钱）”之风，这才会扩大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实行金融体制改革后，要求当地依靠吸收存款来发放贷款，以存定贷。基层银行将自觉地眼睛向下，千方百计吸收储蓄，增加存款，办好汇兑，把社会上流通的大量现金回笼进来，并认真办好贷款，提高贷款效益。这种改革是将宏观经济中增加储蓄、回笼货币、提高资金效益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搞好基层银行的唯一出路。这是把宏观经济要求和银行经营、职工利益挂起钩来，从制度上为宏观控制提供切实的保证。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控制，并不要求削弱专业银行或捆住专业银行的手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中央银行只要控制好对专业银行的贷款或拆款，就可以防止信用膨胀和通货膨胀。运用西方三大手段，我国还没有具备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简政放权，中央银行抓住对专业银行放款这个要害（专业银行贷款中资金来自中央银行的占40％），把相当于货币发行增加额的拆款，按工、农、外贸正常增长的需要，分配给各专业银行总行，责成其灵活调节。宏观控制力求简明有效，同时扩大基层银行的经营自主权，把银行搞活，为搞活企业创造前提条件。
金融体制改革允许银行增加网点、购置电脑、干部教育经费等开支进入成本，会不会减少财政收入？问题的实质是：今后集中更多资金，有效提高资金效益，都得依靠银行，银行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四化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而且银行获得发展以后，每年可以多为国家提供上百亿元的资金。无论算大帐还是算小帐，金融体制改革都是利多弊少，势在必行。
基层银行扩大经营自主权，是否需要削弱专业银行包括其总行和分行的管理机构？应当指出，旧中国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银行都实行分行、支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它的总行仍然保有领导、监督和调整、调度资金之权，并没有因之而取消其总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设置了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等专业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在发展对外贸易、繁荣农村经济、发展轻纺工业、提高投资效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银行的总行在建行、创业、制定信贷方针、调度资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今后，扩大基层银行的经营自主权，仍然需要发挥其总行、分行领导、检查、督促的作用，并进一步做好资金调度工作。我们必须既提高中央银行的宏观调节能力，又加强专业银行总行和分行对基层机构的领导。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企业家成长的道路
——《企业家月刊》第二届顾问会议讨论纪要
黄学忠 龚大时
不久前，《企业家月刊》召开了第二届顾问会议。大家围绕着“企业家与改革”这一中心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要尽快缩短当前新旧经济体制转换中的“僵持局面”，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必须尽快造就一大批真正的企业家。因此，会议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道路。
当今中国有没有真正的企业家？
会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产生了一批企业家，他们善于经营，富有开拓进取精神，在初步形成的市场竞争中能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认为，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企业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企业家，而要从中国目前情况出发。如果说中国至今还没有企业家，一大批企业如何在经营中取得成功？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至今还没有严格意义的企业家，因为还不具备产生这种企业家的环境和条件。这些同志认为，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独立自主地作出经营决策并承担风险的人。这种人不是由任命产生的，而是在市场竞争的洪流中涌现与成长起来的。就我国现状而言，企业领导人（包括国营和集体）基本上是上级任命或委派的，他们的职责还主要是执行上级下达的计划，他们的决策也必须得到上面的认可或参与。因此，他们不能真正自主地经营企业，也没有多大的风险，更难于从事创新活动。即使有的厂长（经理）愿意自主决策和承担风险，在现行体制下也难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厂长难当”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还是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厂长（经理）呢？这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的企业家素质；同时，改革为他们施展经营才华提供了比过去要好的环境。但是，由于商品经济的机制并未完善，他们的能量释放还是有限度的。
造就中国企业家的客观环境
大家一致认为，产品经济造就行政长官，商品经济才能造就企业家。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产品经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按政府的意图办事，企业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这种环境无法产生真正的企业家。中国要产生一大批真正的企业家，必须创造出合适的“土壤”和“温度”。“土壤”就是市场，只有完善市场机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家才有合法的活动舞台。“温度”指的是所有制，只有改革现行的所有制关系，才能促使企业领导人将自身的荣辱得失与企业财产的增殖状况联系起来。有了这样的“土壤”和“温度”，既能独立自主决策、又能完全承担风险的企业家才可能真正出现。与会同志还指出，创造出这样的“土壤”和“温度”，从而造就真正的企业家，对于推进改革和加快四化建设，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中国企业家成长的途径
大家认为，目前我国有两条企业家成长的途径：
第一条途径，在农村，从土生土长的农民经营者中产生出真正的企业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批的乡镇企业在国营与集体企业的夹缝中生长起来，他们一不靠国家调拨，二不吃政府“皇粮”，全靠自己瞄准市场需求缺口，周旋于大中型企业间的真空地带，巧妙经营，逐步站稳、发展。这些企业的带头人，就是大有可为的企业家，现在姑且称为农民企业家。虽然他们的文化水平较低，但是文化水平不等于经营素质。而企业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要具备经营素质，包括预测谋划能力和冒险创新精神。农民企业家恰恰具备了这种能力和精神，再加上行政部门对他们的直接控制和干预也比较少，所以，从他们中产生出一大批中国真正的企业家是极有可能的。
第二条途径，即城市企业家成长之路。因为所有制的关系，城市企业家成长之路有别于农民企业家。在当前的条件下，城市企业家的成长往往还需要借助于开明的行政领导的支持。这种支持可以使在任上的具有潜在企业家素质的人发挥他们的经营才能和冒险创新精神；可以广泛地、不拘一格地从社会各阶层中发现、吸引、挖掘被埋没的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才；可以把不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从厂长（经理）的“宝座”上请下去，让他去干适合他的职业。同时，要尽快地实行厂长（经理）职业化的转变，从厂长（经理）的产生、评审、升降、罢免等方面，尽快建立这种职业所特有的标准。
一批具有潜在企业家素质的厂长（经理）已经在改革的洪流中涌现出来。保护他们健康成长，应该成为政府、舆论界和群众共同关心的问题。
第5版()
专栏：书刊评介
近现代著名人物研究的新成果
——读《瞿秋白思想研究》
李义彬
近几年来，对于近现代历史人物、特别是党史人物的研究日益增多，出版了不少论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丁守和著《瞿秋白思想研究》一书，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新水平。
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瞿秋白的思想和一生。瞿秋白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著作，涉及到马列主义理论、政治思想、哲学、文化、文学、新闻、文字改革等许多方面。《瞿秋白思想研究》一书，对所有这些方面都进行了研究。我们从全书的结构和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中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微观的论述和许多具体考证。作者把瞿秋白和时代发展、形势变化相联系，阐述其在各方面活动的特点和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本书虽然主要是研究和论述瞿秋白的思想，但也相当详细地论述了瞿秋白的生平事迹，并把它们内在地结合起来。从这方面说，本书也是一本较好的传记著作。
二、突出论述了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瞿秋白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同时更重视并首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在党的“二大”以后，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都开始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而瞿秋白则首先作了论述。作者认为，瞿秋白的思想总是随着革命实践而不断发展和丰富的。瞿秋白很早就重视农民运动，1923年就提出中国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并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既需“武装革命”，又需“群众运动”，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同时并进相互为用”。后来，他根据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进一步阐明了统一战线、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重要问题，并且认为在这些问题上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大革命失败后，他提出了在新的时期，党必须积极创立和发展革命军队，发动武装起义，把武装斗争和农民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重大问题。他曾高度赞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又坚决支持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如作者所说，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人们只知道瞿秋白犯过“左”倾错误，看到的主要是他在思想文化、文学方面的贡献，知道他被鲁迅视为“知己”，而对他在革命理论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本书用大量篇幅和许多材料论述瞿秋白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思想观点，及其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开拓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贡献，这对于我们了解党史和革命史都是很有益的。
三、把研究瞿秋白思想和现代思想史联系起来。近几年我们看到几部现代思想史的论著，多是介绍一些政治流派，难以看出现代思潮的全貌，特别是对共产党人的思想主张很少论及。本书则从研究瞿秋白思想出发，涉及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主要思想观点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动向和斗争。作者用丰富的史料说明，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位功勋卓著、勤奋勇敢的战士。他最早全文翻译《国际歌》，作《赤潮曲》，最早介绍列宁的《两个策略》，最早宣传辩证唯物论。他纵笔疆场，敢于向各种各样的名人挑战，敢于向各种各样的敌对思想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还在“五四”时期，他就反对各种改良主义和假社会主义；大革命兴起后，他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梁启超、张君劢的唯心论，章士钊的“农村建国论”，梁漱溟等的东方文化派，并同反共的戴季陶主义，曾琦、李璜、左舜生等的国家主义进行了尖锐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批判了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胡适等的人权派；在受到王明等的打击后，他继续坚持战斗，同鲁迅一起发动和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并批判和批评了新月派的非政治主义，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以及“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等资产阶级流派的思想，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等等。《瞿秋白思想研究》对所有这些论战和斗争及其意义，都作了详尽的论述和深入分析，再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和斗争，使我们对那一时期整个中国思想界的面貌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
四、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瞿秋白的思想全貌。瞿秋白在党中央领导工作中曾一度犯过错误，在思想理论上也有一些不成熟甚至错误的观点。对此，作者在书中作了如实的反映和恰如其分的分析。关于瞿秋白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失误，作者着重指出和分析的有：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和革命“无间断高涨”，不顾客观条件、强调武装暴动的盲动错误，还有文艺创作中的“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等等。作者认为，瞿秋白出现这些错误的原因，从主观上说，主要是时代条件的限制，或者缺乏经验，认识不是很清楚。从客观上说，是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对国际指示不能不执行，而面对中国的客观现实，他也提出一些和共产国际并不完全相同的意见。他遭受共产国际和王明打击，这是主要原因。本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这些问题，作了具体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