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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扎扎实实抓法制教育 建立治安保卫责任制
长沙市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本报讯 记者吴兴华报道：中共湖南省长沙市委、市人民政府对社会治安问题坚持开展综合治理，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今年1至11月，全市刑事案件发生率比去年同期下降30.4％，其中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比去年同期下降20.5％。公共场所治安秩序良好，人民群众有了较强的安全感。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越来越高，有两千多人次先后向公安、保卫部门检举、揭发犯罪线索三千一百余条，扭送各类犯罪人员二千多名，有一千名干部、群众规劝、带领违法犯罪亲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登记悔过。
长沙市委、市政府认真抓法制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守法的自觉性。今年全市印发法律知识资料二百三十万份，发行法律书刊一百二十万册，培训法制宣传员近五十名，讲授法律知识课一千多场，听众达五万多人。同时，市有关部门采取举办家庭法律知识竞赛、法制文艺调演和召开公审、公判大会等形式，广泛普及法律知识，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了人民群众守法的自觉性。
长沙市社会治安稳定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委、市政府及各级党委、政府扎扎实实地抓了社会治安的各项基础工作。全市各单位普遍建立了治安保卫责任制，绝大部分的企、事业单位的治安保卫责任制与经济责任制挂起钩来，今年，全市市、区、县管辖的九百六十七个单位，有七百九十一个单位没有发生案件。全市建立起较为严密的安全防范网，目前全市有治安联防队七十个，共一千八百人。今年，治安联防队抓获现行违法犯罪人员五千多人次，协助公安机关查破各类刑事案件一千五百多起。
目前，长沙市对十万多暂住人口都已发证、登记，并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
中共长沙市委、市人民政府在综合治理中，对群众反应强烈的突出的治安问题，组织公安、保卫部门，发动群众，重点进行整治。近年来，在长沙市发生的刑事案件中，盗窃案件约占90％，盗窃、扒窃、流窜犯作案问题突出。针对这些问题，今年，市委、市政府组织了规模较大的反盗窃斗争。通过这些斗争抓获现行扒窃分子二十多名、流窜犯罪分子五百七十三名，有七百四十三名盗窃分子投案自首，五千三百三十二名盗窃、扒窃人员主动登记悔过，同时检举各类案件线索三千四百多条，退出赃款赃物十九万多元。由于治安工作抓得紧，今年1至11月全市发生的扒盗案比去年同期下降31.8％，扒窃案下降28.4％。
长沙市委和市人民政府还把防范重大案件、恶性案件的发生作为综合治理的重要措施来抓。公安机关依靠群众，及时掌握图谋进行暴力犯罪人员的情况，与有关部门一道，做好疏导工作，有效地减少了暴力犯罪。全市今年发现有可能进行暴力犯罪的线索二百六十起，经过疏导，制止了二百四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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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一起“强奸案”为何四年未决？
本报记者 苏宁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久前，记者到陕西省西安市采访，竟碰上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案子：1982年8月28日，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原预审员白麟突然被人指控犯有强奸罪而遭“禁闭审查”，直到次年的3月18日，才被正式逮捕。（注：当时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生效两年多了，不知白麟是根据什么被禁闭审查的？）1984年2月27日，白麟被莲湖区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白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市中院于两个月后即同年4月29日作出裁定：原判白麟犯强奸罪基本事实不清，缺乏证据，故决定撤销原判，发回莲湖区法院重新审理。
奇怪的事情从这时开始发生了：从1984年4月西安市中院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之日起，至今已经两年半有余，莲湖区人民法院始终未依法作出正式判决，这又是严重违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
更让人感到莫明其妙的是，去年5月20日，白麟原所在单位莲湖公安分局将白麟“取保候审”，用车从关押处接回，并于几个月后将他安置在该局下属的一个派出所工作。时至今日，白麟仍然处于“候审”状态。正是由于这个“取保候审”，白麟的党员登记资格被取消，因为“问题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又是由于这个“取保候审”，1964年参加工作的白麟，工龄却从1980年算起，并失去了晋升工资的机会。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白麟到底有罪还是无罪？如果有罪，为什么迟迟不作出正式判决？为什么还让他从事公安工作？如果无罪，又为什么至今不正式宣布无罪释放？
记者从有关部门得知，莲湖区人民法院在接到中院撤销原判的二审裁定后，于同年7月经过调查，已经认定原来定案的证据经查证失实，应予否定。7月28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白麟宣告无罪。但是莲湖区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已经作出二年多以后，至今仍然未能形成正式判决。这中间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梗？究竟是什么人居然可以置法律于不顾，公然干扰人民法院依法办案，使得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不明不白地被剥夺了近三年的时间，又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处于“候审”状态？这样一起十分明显的错案究竟何时才能彻底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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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首届人民调解理论讨论会指出
人民调解应成为一门新学科
本报讯 记者王谨、晓渡报道：人民调解学应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列入法学理论范畴，这是许多专家、学者以及人民调解工作者在参加全国首届人民调解理论讨论会提出的一项建议。
作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工作，是人民群众参加民主管理和自治的一项有效方式。但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它的意义和作用，总结它的经验，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当有关法学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人民调解工作者聚会北京，进行理论讨论时，受到了法学界的重视，收到了有关论文二百余篇。与会者讨论了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发展、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问题。大家探讨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人民调解与基层群众自治》、《人民调解组织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人民调解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以及《人民调解工作中的道德教育》等问题。
著名法学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友渔发表了对人民调解理论讨论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调解制度，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每一历史阶段的要求都不是一样的，解放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要求不一样，现在又和建国初期不一样，经验不能完全照搬。在研究从立法角度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时，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进行。他并就此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大家认为这次讨论，开阔了思路，加强了对人民调解工作理论研讨的认识，为法学科研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架起了桥梁，将对今后加强人民调解理论研究和改进实际工作起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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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述职还是公开好
许锦根
上海市委组织部在考核局级干部时，规定本人写出述职报告，在一定范围内宣读，并进行答辩。这是完善干部考核制度，让干部工作由“神秘”走向公开的重要一步。
但是，有些单位的这一步却走得谨小慎微。比如一位研究人员，本想在某副所长作述职报告时，当面提几点意见，帮助那位副所长改进工作作风。也许是他过早放出此风，开会时偏偏不许他参加。至于在有的单位，述职报告结束后，下面提出的问题多是鸡毛蒜皮，在“你好我好”之中走了过场，原因之一，就是听取述职报告的范围太小，一些真正有话想说也敢说的，未能被请到会场来。
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到领导干部的述职报告；至少这位干部所在部门的全部人员、分管范围的干部群众，只要有参加评议的要求，都应当欢迎他们参加，并允许他们提出质询。如果把参加述职报告的人员规定过死、过严，就难以保证考核的民主性、科学性。看来，干部作述职报告，还是公开为好。不要使民主评议也变成摆摆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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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今年安置转业干部基本结束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六日电 （通讯员陆文琪）按照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会议的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今年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工作，到十一月底，已基本结束。目前，各地向部队发出报到通知的已占实际接收数百分之八十七点七。
在接收、安置工作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本地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有计划地组织动员转业干部到新建扩建单位、经济开发地区和重点工程建设单位工作。
湖北省分配到重点工程、重点行业和新开发地区的有五千六百多人，占全省接收数的百分之六十，分配到“老少边穷”地区的有一千零九十五人，占接收数的百分之十一点六。广东省为四个经济开发区分配了六百四十八名。
四川省的甘孜、阿坝、凉山三个自治州，往年很少有转业干部愿意去，今年分去了一百多名。陕西省的宝鸡市挑选了五十名转业干部到麟游、太白等山区县工作。
从有利于军队建设出发，各地对功臣、模范以及长期在边防、海岛地区工作的转业干部，在安置上都给了适当照顾。据十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对这几类转业干部给予照顾的有四千六百多人。四川省对四十七名荣立二等功以上的转业干部，基本上按照本人的志愿进行了分配。
各地对转业干部随调家属的工作和他们的子女入学问题，也都采取积极措施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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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王克勤精神”
某集团军官兵友爱互助
本报讯 四十年前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官兵互助的“王克勤运动”，如今在南京军区某集团军被赋予新的内容，发展成以友爱互助为主旨的带兵活动。王克勤生前所在连在这个活动中荣立集体一等功，这个集团军共涌现出一百一十九个先进单位和五千名先进个人。王克勤是解放战争中晋冀鲁豫部队的著名战斗英雄。这位年轻排长把互助活动广泛运用于练兵、行军、作战及思想教育方面。
杨尚昆挥毫题词：“学习王克勤友爱互助精神，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军人”。杨得志和余秋里同志的题词分别是“发扬王克勤精神，做尊干爱兵模范”；“发扬王克勤三大互助的优良传统，加强官兵团结”。张爱萍同志则把当年王克勤的经验概括为：“克敌制胜胆略，勤于总结精神”。（吴东峰 李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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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法的“阿鲁纳恰尔邦”的由来
——新华社答读者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86年12月11日就印度将所谓“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一事发表谈话后，有读者询问，印度炮制的“阿鲁纳恰尔邦”是怎么回事？现答复如下：
中国和印度边界全长约二千公里，从未正式划定。但在两国人民长期和平友好相处的过程中，按照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范围，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中国人民尊重它，印度人民也尊重它。这条传统习惯边界的东段大体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而行。在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印度之前，中印边境地区一向相安无事。
中印边界东段地区包括门隅、洛渝、下察隅三个部分，历来是中国的领土。生活在那里的居民是藏族或是同藏族有密切血缘关系的民族。西藏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门隅。该地区大部分地名以藏语命名。从中国明代以后，西藏地方当局曾在上述三个地区设置机构，委派官吏，征收赋税，行使司法权力。
1914年，统治印度的殖民主义者在西姆拉会议之外秘密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企图把这一地区约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历届中国政府都不予承认。直到1936年，殖民主义者才首次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未标定界”画在英印地图上。1938年，它又篡改了《印度与邻国的条约、契约、证书集》中有关西姆拉会议的记述，把会议没有讨论过的所谓“印藏边界”问题，硬说是对此问题“进行了谈判”。
尽管如此，在长时间内殖民主义者一直没有敢越过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才派兵越界侵占了中国西藏的一小部分地区。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当局不仅继承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而且又向北推进，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还继续这种侵占行径，至1953年前后将其控制逐渐扩展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1954年，印度当局在非法占领的这块中国领土上成立了所谓“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改官方地图，把“麦克马洪线”标为中印边界东段的“已定界”。1972年印度又将该特区改为所谓“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
中国从不承认印度在非法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上设立的所谓“东北边境特区”或“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6年12月8日和9日印度议会两院通过一项法案，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12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印度的这一做法，又一次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印度议会通过的这一法案完全是非法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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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驻军某部深入山寨开展普法宣传
社会治安日益好转 促进民族团结和睦
本报讯 人民解放军驻云南边防某部把普法教育作为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重点，和各族群众一起学法用法。今年以来，他们在抓好自身法制学习的基础上，组织普法工作队，深入到景洪、勐海两县的十八个乡镇，向各族群众进行普法宣传，使这里的山寨出现“学法热”，促进了社会安定和民族和睦。
这个部队驻地聚居着傣、彝、佤、布朗、布依、僾尼等民族群众。长期以来，由于这里地处偏僻，文化落后，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在驻地党组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边防某部把普法宣传作为建设文明边防的重要内容。他们从昆明、思茅等地区购买了法律书刊近千册，送到群众手中。为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这个部队从各村寨中挑选一些懂汉语、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群众进行培训，利用农闲和晚上时间给这些骨干上法律课。驻地部队还采用播放普法录像、制放幻灯、有线广播，张贴照片、演出文艺节目等多种形式，开展普法教育活动。当地十八个乡镇的数万名民族群众都普遍参加了法制学习。曼贺乡有四名青年，过去经常偷摸别人的东西，驻军普法宣传队来到这个乡后，多次送法上门，找他们谈心，使这四名青年走上了劳动致富的正道。普法宣传队针对这里近亲结婚比较普遍的情况，大力宣传婚姻法，教育群众破除封建陋习。同时，他们还登门做说服、调解工作，帮助十多对近亲订婚的青年解除了婚约。
在驻地部队的帮助下，山寨出现了学法热，社会治安日益好转。
（王守芳 殿山 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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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民间外交家”聚会首都
对外友协在京举行全国理事会
本报讯 记者费伟伟报道：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五十多位“民间外交家”12月16日兴致勃勃地相聚在北京香山饭店，进行广泛的“内交”活动——参加为期五天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会会议。这是该会自1969年恢复活动以来首次举行这种活动。
对外友协名誉会长邓颖超给会议发来了贺信。她在信中说，在当前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利用对外民间友好工作的有利条件，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开辟新的工作领域，结交更多的朋友，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等问题，都是对外友协面临的新课题。她希望大家解放思想，集思广益，为对外友协今后的工作制定出新的蓝图。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对外友协会长章文晋作了友协近几年的工作报告。楚图南、王炳南、夏衍、钱其琛、孙平化等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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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在平凡深处
——记革命烈士、沈阳市消防支队参谋张平
陈国强 王忠喜 胥林
11月1日，辽宁省沈阳市消防支队参谋张平一早就赶到支队汇报工作。临出门时，妻子宋九凤追着让他吃感冒药，结果没追上。十时三十分，张平突然听到墙上的小喇叭里传出火警的报告声：“和平区皇寺路，北市副食商场地下室。里面还有工人，快，快！”已经赶到火场的南市消防中队向支队发出呼叫。
支队的消防车队出发了。在指挥车上，张平抢过一个钢盔，对值班参谋闻汉军说：“我到前边去，你在后边供水。”
这场火灾是由于在北市副食商场地下室施工的焊工烧接水管引燃墙壁上的聚胺脂喷涂材料引起的。封闭状态的地下室一瞬间充满了大量有毒气体。
张平戴上滤毒罐，带领消防队员从连接人防工程的通道处进攻。他摸进地下室不远，碰到了正在地上爬的老工人王庆生。张平把王庆生拖到洞口。其他同志立刻把王庆生拉了出去。张平再往前探，又发现了已被烧伤失去知觉的工人邹铜。南市消防中队的指导员赵国祥和另一个战士在喊：“有人，快救！”张平忙说：“我来背。”他背起邹铜吃力地向洞口走去。这时，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战友们要换他，他不依，而是以顽强的毅力把邹铜背到了洞口。邹铜得救了，张平却坐在洞口，咳嗽不止，大汗淋淋。战友们见他体力消耗太大，又有中毒反应，劝他不要再进地下室了。张平知道地下室还有一名工人没有救出来。于是一摆手说：“里面的情况我熟，跟我来！”说着，又带着消防队员摸进了地下室。
突然，跟随在张平身后的常立安戴的空气压缩呼吸器发出“吱吱”的声响，这是气压不足的信号。张平猛地推了小常一把，喊道：“不好，赶紧出去。”但是，他却身子一歪，倒在地上。小常上前抱住张平拚命喊道：“张参谋，你怎么了？”张平没有回答，又使劲推开他。
常立安跑到洞口，迅速要过一个新的空气压缩呼吸器戴上，又冲进地下室。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呼喊着张平的名字。灭火指挥部组织突击队一面灭火，一面寻找张平。十三时四分，突击队发现张平倒在一个死巷里。
1946年8月，张平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市。他母亲李凤英是支前模范，常给张平讲英雄的故事，教张平为人正直、办好事。1965年，张平加入了消防队伍。一入伍，他就比照着雷锋的样子，把理想和灭火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训练中，张平手磨破了，膝盖碰出了血也坚持苦练，很快成为全支队四员虎将之一。张平常说，干消防就要在心目中印上四个字：献身，灭火。“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夜里，一个单位的房屋着火了。张平赶到火场时，一排手持长矛、匕首的“造反派”堵在大门口。一个“造反派”用匕首对准张平的喉咙说：“你们给谁灭火？火是我们点的，你们敢灭？”张平气愤地说：“我们消防队就是灭火的，房屋起火就要灭。闪开！”说着将对方的匕首拨到一边。这时从起火的三层楼里传出“轰隆隆”的爆炸声。有人提醒说：“起火房隔壁是两个弹药库房，如果引爆，可就太危险了”。张平说：“那就更要快！”他的话音未落，一声爆炸，一扇窗户飞了下来，窗口喷出火苗。“上！”张平喊了一声。他用三节梯搭在喷火的窗口，勇敢地冲了上去。战斗进行了四十多分钟，火被扑灭。周围的群众都为他捏把汗。
1969年，张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自参加消防队后，经历过八百多次灭火战斗，其中恶性火灾一百余次。他曾两次荣立三等功，四次受到嘉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11月1日下午，张平被送进医院抢救。但是，张平终因中毒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被张平救出的工人王庆生的妻子和邹铜的父亲抬着花圈流着泪参加了张平同志追悼会。挽联上写着：“二十余年与烈焰拚搏舍己救人为民为国，八百多次同火神战斗出生入死大勇大仁。”11月8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追认张平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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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大家庭
乌孙山下
——伊犁见闻之一
本报记者 吕建中
这次新疆伊犁之行，虽只在人称花园城的伊宁周围活动了几天，却也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留下一串难忘的印象。
南出伊宁市，越过伊犁河大桥，便进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这辽阔的伊犁河谷，山青水秀，林茂粮丰，苹果、葡萄、鲜花，散发着诱人的清香，远处乌孙山牧场上，成群的伊犁骏马和新疆细毛羊，在雪峰丽阳下滚动着，一派“塞外江南”的迷人风光。
这里人们对乌孙山怀有深厚的感情，把它看做民族团结的象征。远在汉武帝时，细君公主万里迢迢来和乌孙国王莫昆联姻，并带来了中原文化。清乾隆年间，沙俄频繁侵扰伊犁，东北一支勇敢善战的锡伯族人又奉诏齐集盛京（沈阳）举行庄严祭礼仪式，然后来到伊犁大漠戍边，这就是史称“锡伯族西迁”的壮举。锡伯人一边戍边，一边花了六年时间开挖一条一百公里长的察布查尔（锡伯语“粮仓”之意）渠，引来伊犁河水，带头垦荒种田，栽植林果。接着从南疆迁来了大批维吾尔族兄弟，锡伯人又欣然分水给他们发展生产。多少年来，这里各族人民团结合作，把伊犁河谷建成富饶美丽的大牧场，大粮仓，大果园，这里面有锡伯族不可磨灭的功劳。因此，尽管这里各族人口中锡伯族并不占多数，可1954年大家一致赞同以锡伯族命名，成立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我们驱车在乌孙山下广阔的原野上，看看今日这里各族人民的生活情景。车过察布查尔渠桥头，我们下车凭栏展望渠水从乌孙山脚滚滚而来，浇灌着两岸田园和果林。县里的同志说，这条渠从清嘉庆年间修成一直流到现在，对发展这里的经济、文化起着重要作用。现在这里粮食亩产一般都在五六百斤，高产小麦达到了千斤。过去锡伯人一直向哈萨克牧民提供粮食，并教他们种地、盖房，使他们的生活逐步走向稳定；哈萨克族也帮助锡伯族发展畜牧业，为他们代牧。现在全县除四万多军垦战士外，察布查尔渠两岸八个牛录（乡）居住着八万多锡伯、哈萨克、维吾尔、蒙古、回、汉各族农牧民。
我们走进扎库齐牛录水星村，宽阔的街道两旁绿树成荫，成群的鹅鸭在嬉水，一排排宽敞、整洁的土黄色住宅别具风格。这里是乡领导机关所在地，领导班子由各族推选出七名中青年组成，三十六岁的乡党委书记崔新，是锡伯族，高中毕业生；乡长奥罗兹阿洪，是哈萨克族，师范毕业，今年乡人代会上又补选一位锡伯族医务工作者进领导班子。奥罗兹阿洪告诉我们，全乡九千人五个民族亲如一家。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农牧业发展很快，去年人均纯收入达到四百九十三元。今年，伊犁马发展到二千七百多匹，还有小煤矿、粮油加工业，生活将走向富裕。他还说，全乡有哈萨克牧民近四千人，大半定居下来了，现在还有五百多人在乌孙山放牧，但村里都有家，他们实际上已转化为畜牧专业户了。
赵紫阳同志来这里考察时称赞锡伯族是一个崇文尚武的民族，他们为戍边立下了历史功绩，在团结各民族发展经济过程中也带来了文化教育的繁荣。他们中很多人能操多种语言文字，翻译和教育人才辈出，当地许多精美的民族建筑也出自锡伯人之手。今年9月间，全国一批有关专家学者应自治州邀请来这里参观访问，对锡伯族的历史、语言、文学艺术进行座谈讨论，这对进一步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促进当地的民族团结和两个文明建设，是一桩很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