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5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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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世界知道长征
——访索尔兹伯里
黎海波
开车两个多小时,来到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居住的偏僻小山村。
我是为他的新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以下简称《长征》)而来的。他,依然是两年前到中国采访时那一套“长征”装束:褪了色的蓝灰衬衣,咖啡色的宽皮腰带,蓝色工装裤,还有那一双似乎行万里路也穿不破的深筒皮靴。
《长征》出版后,索尔兹伯里曾在许多场合向美国人民介绍长征以及长征以来的中国。我曾听过他的长征专题演讲。作者对长征故事是那样的熟悉。不用讲稿,人名、地名、时间、数字以及各种细节记得一清二楚,有板有眼。会前会后,有不少人在休息室里买《长征》,并请索尔兹伯里在书的扉页上签名留念。一位老年妇女抱着一摞书请他签名:“这本是我的,这是给儿子的,这本给女儿……”
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长征
一个美国记者兼作家,为何如此看重五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长征?“如果你想了解当代中国,中国的革命,想了解共产党,党的领导人,了解毛泽东,你还得回到长征时期——这个关键年代中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党,以及红军这支中国历史上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是在经历了那一场严峻考验之后而成长壮大起来的……今天这支力量又领导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个现代化具有世界意义。”
他的这番话使我想起那次演讲的开场白:“你们知道什么是长征?它不是通常意义的进军,实际上是一次退却,一次开始并无计划、为求生存的大撤退。……红军吃尽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苦头,多数人没有走到头。但他们最终胜利了。长征使共产党和红军成熟了,更自信了,从此再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他们,以后也不会有。”
他很早就对中国感兴趣
索尔兹伯里很早就对中国感兴趣,而埃德加·斯诺则是促使他前往中国的一个关键人物。三十年代末,他第一次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中知道长征。“长征抓住了我的想象力。”他说,1944年他在莫斯科与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会晤时,这两位到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向他讲了许多新鲜事。“那时我们就预言,共产党将在中国胜利。道理很简单,国民党太腐败。”索尔兹伯里回忆说。
他急切地盼望去中国,去陕甘宁解放区采访。他决定从苏联飞往新疆,再去中国内地。但苏联未同意。他又打算取道印度、缅甸去中国。谁知因故未能如愿。
多年的宿愿实现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来华要求,周恩来回电表示同意,不料美国国务院不准许。又过了两年,再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次中国方面没同意。“不过我始终在做各种努力,谁知事情会怎么变呢?且等吧。”这一等就是二十年。
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索尔兹伯里的中国梦才得以实现。他说:“周恩来一见面就表示歉意,说‘让你等了这么久’。我向周提出要写一本关于长征的书,他听后没回答。我很奇怪,想必是我提了一个错误的问题,但当时我不理解错在哪里。”后来他明白了,那正是“文化革命”的年月,许多长征老战士正在遭难,要在那时采访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长征路上写长征
但他并不死心。老中国问题专家杰克·谢伟思向他建议,他们共同在中国做一次长途旅行:沿长江考察。索尔兹伯里回答说:“行啊,不过,让我们沿长征路走吧。”他依然不断地提出申请。终于,1983年8月,北京发出了邀请。这时他的妻子夏洛特反倒有些不安了:一是担心丈夫的身体吃不消这个“长征”——尽管不是完全步行;二是他们原定来年去意大利的计划要泡汤了。不过她是深知丈夫的脾气的,他把“长征”放在一切计划之上。夏洛特在日记中写道:“他说,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一个人也要去。”后来她伴丈夫去了,完成了约一万两千公里的长征,完成了各自的书——他的《长征》与她的《长征日记:中国史诗》。斯诺曾说:“有朝一日,有人会写出这次远征的全部史诗。”他的预言由索尔兹伯里实现了。
索尔兹伯里把他的书定名为《前所未闻的故事》。因为在他之前,西方还从未有人这样详尽地报道过长征。
他问我:“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没有记者写一本关于长征的书呢?”
他最欣赏的两部作品之一
他最欣赏的他的作品有两部:《长征》和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九百天:列宁格勒包围战》。对《长征》的偏爱,是因为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最大:七十五岁高龄实地采访,背景不熟悉,不懂中文,时间紧。1984年秋天结束采访,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前写完并出版。“我干得很吃力,好在终于完成了。”
为了这部书,他采访了二百多位长征老战士、历史学家及其他有关人士。收集了多少资料?“让我们上书房看看吧。”他说。我们进入他的书房。书桌右角,一摞十本采访记录。拉开资料柜的一个大抽屉,全是关于长征的分门别类的资料。
离不了的打字机
他的书房特别大,约有五十平米。三面是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的书架,一面是大窗大门。书桌也很大,有一般办公桌的三倍。只有一样东西显得特别小,那就是一部黑色的老式轻便打字机。他说:“这是我刚到合众社时发给我的。我特别喜欢它,它随我走遍了世界,也跟我一道长征。秦兴汉将军说,等我写完《长征》,把它送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去。可是,我离不了这部打字机。”
临走我告诉他,《长征》已在中国被译成中文出版了。“真的吗?太好了!”他很兴奋:“我真希望我能立刻得到一本中文版的书,尽管我对中文一窍不通。我还希望它能被译成其他文字,让世界都知道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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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合尔的“中国之家”
史宗星
进入他家的客厅,两件物品特别引人瞩目。一件是他同已故周恩来总理握手的照片,尺寸不大,镶在金属镜框内,立放在正对厅门的方几上。照片下方有两行手写的英文:“1969年10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紧挨相框,摆着一个花瓶,瓶里插着一束艳丽的玫瑰花。他说:“快十七年了,我一直把这张照片作为最珍贵的纪念物保存着。”另一样是签名留言簿,深绿漆布封面,专为来他家作客的中国人而设。因年月已久,棱角都已磨损了。从1967年3月2日开始,访问拉合尔的中国各团组、中国历任驻巴大使、外交官、记者、留学生等,都在上面留名、留言。粗略一数,已有三百多人次。
他是谁?蒙塔兹·艾哈默德·汗先生。今年他已六十六岁,与十七年前那张照片上的他相比,苍老多了。丝丝银发,背也微驼,可他心里越发洋溢着对中国的无限激情。见了中国客人来访,他亲热得很,抓住手,总是久久不放。他的夫人和孩子也象他一样,家里来了中国人,比什么都高兴,总是自豪地称自己的家是“中国之家”。来拉合尔办事、访问的中国同志,只要能挤出时间,也总要到“中国之家”探望,在签名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留下最美好的祝愿。一个中国代表团就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数十年耕耘,结实累累;
更几番晤别,留情悠悠。
的确,在巴中友谊之花盛开的百花园中,蒙塔兹老人是一位辛勤耕耘了数十年而不知疲倦的可敬园丁。
1957年10月29日,拉合尔巴—中友好协会成立。这是巴基斯坦成立较早的巴中友好团体。那时,蒙塔兹是位活跃的新闻记者,被推选为友协的第一任秘书长。自那之后,蒙塔兹就一心扑在巴中友好事业上。他先是连续担任了九年秘书长,1966年又当选为友协主席,多次连选连任,直到现在。近三十年中,他为促进巴中友好而奔忙,接待了一批批来自中国各界的访问者,为来访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赵紫阳举行了欢迎招待会。每年中国国庆,不是组织报告会介绍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就是协助中国大使馆举办展览、放映电影,让拉合尔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前不久,在他的积极倡议下,拉合尔市政府通过决议,将市区的一个繁华的路口命名为“中国路口”。我去访问那天晚上,他正同有关朋友通电话,安排接待第二天抵达拉合尔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促进巴中友好,不仅有利于巴中两国,而且有助于维护本地区和整个亚洲的和平。”蒙塔兹说,这就是他长期热心于巴中友好事业的出发点。
蒙塔兹先生三次访华。谈起他在中国的经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指着同周总理握手的那张照片说:“那是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各国来宾。我走到周总理跟前自我介绍:‘我是从巴基斯坦来的。’周总理非常高兴,紧握着我的双手问:‘从卡拉奇,还是从拉合尔来?’当我告诉他我来自拉合尔时,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啊,拉合尔是周总理所熟悉的,它不仅古老美丽,而且富有朝气和激情。1956年和1964年,周总理两次到拉合尔作客,那万人空巷、倾城出动的热烈欢迎盛况,给周总理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感人的场面也传为巴中友谊的佳话。在拉合尔人民对中国人民所倾泻的友好感情洪流中,不就包含着蒙塔兹先生的一份心血吗!
近年,蒙塔兹虽然没去中国,但当他从中国杂志和从访问归来的人们的介绍中得知中国发生了大变化时,他赞扬中国实行了符合历史潮流的英明政策,使国家得到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更强有力的作用。他告诉我,他已接受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年内将再到中国访问,亲眼看看中国的新气象,回来后向巴基斯坦人民介绍。他还透露,他正在酝酿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携带全家,沿着“当代丝绸之路”,从喀喇昆仑公路,穿越红其拉甫山口,访问中国的西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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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沙一绝——果菜园
申明河
提起果菜园,人们总以为那是培育果菜的地方。可是波兰首都华沙市内的果菜园,却是休养地。
华沙的果菜园规模有大有小,里面划分成几个地段,每个地段有一些简易房屋,屋内配有一定的生活设施。果菜园专向城市的干部和职工出租。一些有关的部门经常组织退休的老人或残疾人到这里休养。这里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是闹市中的幽居——理想的休养地。因此,这里经常客满,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不少职工携带家口到这里来休息,过几天“田园生活”。凡是到这里休养过的人几乎都赞不绝口:“果菜园环境幽美,不仅能调节一下生活,而且也可以在此种种蔬菜和花草,进行一点体力劳动,达到健身的目的。”目前,华沙市共有二千七百公顷的果菜园,占全市面积的百分之六。
华沙市的果菜园不仅绿化美化了城市,而且种植的水果、蔬菜和花卉又为华沙增加一笔收入。
华沙市的果菜园已有八十年的历史了,不过当时数量很少。波兰解放后,政府通过立法形式,对这种别具一格的休养地加以肯定和保护,使它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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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护古籍有新法
自十九世纪中叶起,欧美各国的造纸厂都开始改用木材为原料,纸质往往呈酸性。所以当时出版的各种书籍如今都已“老朽”了,仅美国国会图书馆,每年就有高达七万七千余册“年过百岁”的古书,因书页松脆,“不堪一掀”,而不得不被“保护”起来。现在这类束之高阁的图书已有三十万册之多。
现在抢救古书最为流行的是翻摄法——用微型胶卷逐页拍摄。此法的缺点是耗资高,又费时,一般翻摄一本书起码二小时,花费四十美元。
最近,美国科学家找到了一种既简便又经济的古书翻新法。据介绍,将古籍放入密封的真空箱内,再向箱中充入一种化学气体,除去纸张中的酸,古书的寿命可延长五百年左右,而“翻新”一本古书仅耗资二美元。
·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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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见闻

伦敦的地下长龙
李云飞
伦敦的地铁虽然显得有点老气横秋,却相当实用、方便。在大街上走不多远就可以看到红色圆圈中一道蓝色横杠,上面写着白色的“地铁”字样。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伦敦市内的交通就日渐拥挤。1863年1月10日,伦敦建成了从法灵顿至帕廷顿之间六公里多的地铁。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铁。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地铁不断扩建,现在已有九条线,全长四百零八公里,二百七十三个地铁站遍布市内和郊区的各个角落。据统计,如果从市中心算起,地铁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的最远距离分别是二十九公里、十六公里、四十三公里和三十九公里。1985至1986年度的乘客达七亿五千万人次,星期一至星期五期间平均每天有二百四十三万人次。最繁忙的金斯克罗斯车站估计今年的进出乘客将有七千三百万人次。地铁成了伦敦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之一。
伦敦的地铁线路初看起来密如蛛网,交错复杂。在一些大站换车时往往要上下左右,拐弯抹角,不熟悉的人会感到犹如进了迷宫。但如果按照各种路标走,那是不会出错的。每个地铁站都有显著的线路图,九条线分别标以固定的不同颜色,在上下左右转弯的地方都标出了出口,甚至出口的地方是什么大街以及哪里可以换乘什么车,都标示得清清楚楚。伦敦的地铁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地铁,在地下六十七点四米的深处,有的部分则就在地面(据说约占全长的三分之一),它直接与十四个火车站和两个主要的飞机场相连。有的地铁站出口就是大百货公司和旅馆。为了方便乘客,六十六个地铁站设有停车场。
密密麻麻的地铁线路如同遍布人身的大小血管;地铁似乎也随着伦敦的脉搏跳动。每当工作日的上下班时间,地铁站里人流如潮,自动楼梯上也挤满了人。高峰过去之后,地铁站又恢复平静,同时,行车的次数也相应地减少一些。
地铁的票价种类较多,以距离远近依次分为五个区,外加几个区外站。成人单程票从三十便士到二点四英镑,五至十四岁的儿童票则从二十便士到七十便士。退休人员和残疾人在上午九点半的高峰期过后可享受儿童票待遇。此外还有日票、周票、月票和年票之类。大部分的票都与公共汽车和火车通用。目前伦敦的地铁是由伦敦地区运输局属下的伦敦地铁公司营运的,有职工二万二千人。收入来源主要是售票,据说大体上可抵消营运支出。政府的补贴用于设备更新、改进营运等所需的经费。
由于伦敦的地铁建造早,一半以上都是1910年以前建造的,所以目前各主要站、段都正在重新装修和改建。地铁现代化的计划是从1982年开始的,要到九十年代才能结束。仅中央线改造就需花三亿英镑,包括更新车厢,增加自动售票、检票机,改进指示设施和站台装饰等。将来各个车站的装饰要各具特色,并反映地面附近的历史和现实活动的特点,如银行站的装饰将是银行世界,贝克大街站则保留福尔摩斯探案中的神秘色彩等等。
伦敦古老的地下长龙到那时将会以新的风姿展现在世人的面前。(附图片)
世界上最早的法灵顿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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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拾零

花样翻新的骗术
唐若水
美国纽约百老汇的一家剧场,某个剧团正在演一出新戏。由于该剧团名不见经传,演员中无明星,加上剧本不精采,因而剧场只卖出了不到一半的戏票。然而开演时,却出现了
“奇迹”:观众席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剧终前,“热心观众”的情绪达到高潮——他们站起来有节奏地狂呼,有的着魔似地将帽子和手套抛向空中。在这些热心人的感染下,大多数原先表情漠然的观众也渐渐兴奋起来,跟着大声喝彩!台上的演员似乎也越来越“进入角色”,这时,台上台下雀跃欢呼,活象一台成功的演出。散场后,观众一传十,十传百,当地一家报纸也刊出“掌声不绝于耳”的报道。第二天,同一剧场、同一剧团、又同一出戏的票子竟然销售一空,甚至还出现了不少等退票的戏迷!
看来,造成奇迹的功劳就是这些带头喝彩捧场的“热心观众”!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说来有趣,他们都是一个奇特的民间社团——“捧场服务社”的会员。这些年轻人都是戏迷,想经常光顾戏院又买不起戏票。七年前有个叫彼得·克帕尼的戏迷灵机一动:何不跟剧场签订合同,让“穷戏迷”们免费看白戏,但以看戏时“不停地捧场”作“报偿”呢?克帕尼的“妙计”马上赢得了数家大剧场的赞赏,于是他很快组织了一支拥有一百余“喝彩大师”的“捧场队伍”!
既然“喝彩大师”们不花钱看戏,他们对待自己的“本份工作”就从不敢怠慢。现在,纽约市二千五百余人的“捧场服务社”时常开展活动,会员们或现身说法,或促膝谈心,或研究评点,探索着对不同戏目的不同高潮期的种种捧场方法。
据说,“捧场服务社”提供的“捧场服务”已扩大至音乐会、马戏、舞蹈表演等各个“艺术领域”了。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等大都市,也都相继出现浩浩荡荡的“捧场大军”。
光怪陆离的美国社会上出现三百六十行之外的捧场新行业,不算什么奇异,但是,这种弄虚作假的作法,硬要给它归归类的话,大概是可以归纳到花样翻新的骗人把戏这一类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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