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壮丽史诗的一个篇章
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已经五十周年。长征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高高矗立起一座丰碑。它铭刻着红军男女战士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的壮丽史诗。逝水移川，永不磨灭。
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同志的致敬信中写道：“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
下面叙述的一段故事就是长征这部壮丽史诗中的一个篇章。
一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以后，这支队伍总兵力达十三万人。大家都很高兴。主力红军团结奋战，为开创出革命事业的新局面增添了新的希望。
然而，就在广大干部战士欢庆会师的大喜日子里，一些领导同志却正在被一种隐忧困扰着。这种隐忧不只是来自外部敌人的围困堵截，而是来自党的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它集中表现在：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上，在战略方针上，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分歧。危及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为了统一思想，会上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不赞成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北上方针和松潘战役计划，在会上他并不反对，但会一结束，张国焘回到杂谷脑立刻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等等，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同时用军阀政客手段，企图拉拢和收买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等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工作的领导人，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破坏团结，阻挠北上。党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照顾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这期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党中央赞同他的主张，准备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总部和四方面军工作。
7月21日，党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张国焘进一步会商，解决组织问题，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向毛儿盖前进。
从黑水到毛儿盖，中间要翻越海拔四千五百米的大鼓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雪山。那时虽是7月炎夏，山下骄阳似火，但一到山上就寒气逼人，抬头望去，雪顶峰银光耀眼，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一路走一路想着，根据临走时毛泽东、周恩来的嘱咐，告诫同志们到四方面军那里，一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坚持北上抗日。二要虚心学习四方面军同志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
叶剑英一行经过艰苦行军，翻过雪山，来到毛儿盖。这是诺尔盖大草原较大的一个村寨。叶剑英住在一户藏族同胞家里。他一到毛儿盖，立即根据总指挥徐向前的意见，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胡宗南在松潘地区集结了四个师二十多个团，企图堵住红军北上；川军刘湘已进占了懋功、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薛岳部也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随时可以策应。蒋介石趾高气扬，扬言要把红军围歼在四川西部。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党中央于8月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强调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加强团结的重要性。同时，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中央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决定出敌不意，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进。为此，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二路军，共同北上。左路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过草地北进。右路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从毛儿盖过草地，向班佑推进。
二
根据总部这一新的决定，叶剑英参谋长紧张地进行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从思想鼓动到行军序列，从干粮的筹备到寻找向导，事无巨细，他都一项一项组织落实。尔后，于8月18日带上两个团作为先遣部队出发，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绿原无垠，浊沼横潦，浓雾弥漫，草地上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又有敌人骑兵不断袭扰，但右路军的干部战士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接着，于8月29日发起包座战斗，给妄图堵截红军的胡宗南部队以沉重打击，打开了通往甘南的门户。这时，已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如果能按计划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
可是，张国焘依然屯兵阿坝，按兵不动。从8月下旬以来，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三令五申，要他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一起打向洮河以东。张国焘却于9月2日、3日致电中央，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并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迅速南下。
当时，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是积极支持张国焘的。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到位于潘州的前敌总指挥部开会，说服陈昌浩改变态度，坚持北上方针，放弃南下企图。双方有时争论得很激烈。可是，陈昌浩仍是唯张国焘之命是从。
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央领导人和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还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希望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二十二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单独给陈昌浩发出电报，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下，部署已定。待接到毛泽东等七人联名给他的电报后，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给陈昌浩发出秘密的命令，“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就是党史上通常所说的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
9月9日，“密电”到来那一天，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陈昌浩正在讲话。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交给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当即转给陈昌浩，陈昌浩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觉得事态严重，需要审慎处置。尽管内心很着急，但却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儿，佯作出去上厕所，飞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用的纸上。叶剑英随即对毛泽东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秦邦宪插话问：老叶，你呢？一起走吧。叶剑英说，我不能动，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毛泽东默默注视叶剑英良久，点了点头，同意他赶回去，但嘱咐他提高警惕，并设法脱险。叶剑英立即迅速返回前敌指挥部，会议还没有开完。
毛泽东送走叶剑英以后，想到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经前来谈到中央要提防张国焘的事，这封电报证实了张国焘确实在搞名堂，需要采取果断措施。他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驻在巴西的三军团部，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会师以后张国焘的种种表现，特别是8月以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频繁的电报争论，大家一致认为，张国焘倚仗自己兵多枪多、个人野心膨胀，不仅欲凌驾中央之上，并已企图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已无可能，而且会使党中央遭到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党中央果断地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即将离开巴西的时候，张闻天悄悄告诉李维汉：张国焘发来密电给陈昌浩说，如果毛、洛、博、周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张闻天还交待李维汉，把他负责的机关单位在10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中央机关出发后，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有关负责同志讲明当时的危险处境，并亲自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就这样，党中央率领三军团，踏上了继续北上的征途，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只有向北上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中央出发后，张国焘于10日凌晨四时又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并表示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9月10日，党中央到达阿西后，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明令四军、三十军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指令”还明确指出，因张国焘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不能再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其政治委员。也就在9月10日这一天，陈昌浩等人送信给彭德怀并转三军团全体人员，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为乎跟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最后要求彭“即率队转回阿西”，公然挑拨三军团和中央的关系，妄图策反彭德怀。
三
9月9日晚，毛泽东等返回三军团之后，叶剑英一时感到茫然。他想，这么多直属队带不出来，就留给张国焘了。张闻天、秦邦宪临走时，曾劝他快走，他回答说：“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直属队一起行动。”但是怎样把军委纵队的直属队带走呢？思虑再三，只有利用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于是，他向陈昌浩报告要带队伍出去“打粮”，以备南下，得到同意后，立即召开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他通知大家情况紧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回三军团。我们确定10日凌晨二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对准表要求严格准时，绝对保密。散会后，他招呼杨尚昆留下来，商量还有什么事要办，约好明晨在附近的一个磨房会齐，一起赶回三军团。然后，又办两件事：第一件，找到作战科的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是立即给刘志坚发个电报。当时刘志坚担任三军团宣传部长，奉杨尚昆之命，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在包座的三十军去演出。叶剑英想到他们，当晚发报，要他们见电立即赶回。
1965年，刘志坚去大连棒棰岛看望叶帅还曾谈及此事。叶帅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并告刘说，给你那封电报，就是在获悉张国焘“密电”，中央决定北上后发出的。刘志坚说：“我们第二天（10日）赶回时，在途中遇见了去四军教歌的李伯钊同志。等我们赶到驻地，可惜，你们已经走了。”
一切部署停当之后，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的喇嘛庙（潘州的一个经堂）休息。在那里同住的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早已入睡。空旷的殿堂，灰暗的马灯，一条条“唐克”（藏族同胞敬神的布条）被风吹得微微飘动，寂静中隐藏着神奇和不安。叶剑英躺在床上，思绪起伏，毫无睡意，不住地看表。随着时针的转动，他的心也跳得更快。好容易盼到下半夜一点半钟，他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小藤箱里取出了那份全军唯一的甘肃地图。然后，轻轻地走出喇嘛庙。出去不远，恰好碰到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便把甘肃省地图交给他，嘱咐说：“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全军就这一份，千万要保管好！”
夜深沉。草原上乌云密布，寒气袭人。叶剑英来到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两个人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叉路口，他们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同志。劫后相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只听彭德怀同志突然说了一句：参座，你还不快走！叶剑英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回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但夜黑路不熟，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便朝一军团所在地俄界进发。第二天清晨，叶剑英的警卫员范希贤发现参谋长不见了，于是，他把所有的行李装成两个马褡，吆上一匹马一匹骡子，也离开了前指。人家问他上那儿去，范希贤大声说：找参谋去。说罢扬长而去，追赶三军团队伍去了。
四
在红军面临危难的重大转折时刻，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等，并下令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即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这句话，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冲突，使中央免遭追击之苦。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广大四方面军同志的反对，陈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不回来就打死他！当时李特等人在三军团后尾大吵大闹，阻挠北上，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出来见他们。毛泽东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说了一段很诚挚很感人的话：你们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北上，不愿意留的就回去。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是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说罢，告别而去，重新上路了。但仍留下少数人保护道路、桥梁，准备随时接应四方面军同志北上。
9月11日，叶剑英和同志们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地大声喊道：“老叶，好险啊！你昨天前脚走，后脚就跟来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杀气腾腾，可凶咧！”叶剑英听后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昨天提醒我，若不然，现在不知到哪国去了！”
党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抗拒命令，反诬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给一、三军团发电或写信，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当振臂一呼，揭此黑幕”，“望速归来……”。
9月12日中午，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严厉谴责张国焘违背党中央指令，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同时，号召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会议还决定组编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叶剑英任参谋长，继续北上。
张国焘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后，对朱德、刘伯承等同志进行迫害，另立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直至狂妄要求取消党中央。他的反党篡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没有叶剑英截获“密电”，勇敢机智的斗争，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当机立断，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脱离险境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彭德怀同志在他的“自述”一书中有一个精辟的分析：“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
但是，张国焘在他的洋洋数十万言的《我的回忆》中反诬：“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不料，五十年过去了，公正的历史，无情的史料，却扎扎实实地嘲弄了这位爱说谎话的张国焘先生。在长征这样艰苦的历程中，若再遭遇与张国焘等“一同南进”这样的劫难，则中国的红军、中国的革命将会如何，许多老红军战士至今回顾往事仍感不寒而慄。
五
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我们党和军队经过由赣南烽火到塞北硝烟。连年的征战动乱，致使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尚未找到张国焘给陈昌浩的这份“密电”。因此使得一些同志有机会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提出质疑，甚至有人根本否认这个“密电”的存在。
古云：“是真难灭，是假易除。”这份“密电”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当时，中央深信北上是正确的；张国焘恃兵傲党、坚持南下也是很顽固的。会师之后，中央一直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共同北上，苦口婆心，数月无功，反而险些招来横祸，这才毅然决然单独北进。许多亲身参加了这一场斗争的老红军战士，不论是已经溘然作古了的，还是依然矍铄健在的，他们回忆起这一段历程时都认为，当时中央和我们对于张国焘发“密电”企图危害中央，分裂党和红军这事，都是深信不疑的。“密电”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它是迫使中央毅然决定单独北上的起因，也可以说是中央采取这一战略转移行动的直接原因。如果没有“密电”所透露的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的威胁，中央何以走得那样急，那样险呢？那岂不是发疯了吗？
1937年3月下旬，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一次批评了张国焘在领导四方面军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重大的政治原则错误，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同志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以后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谈到这件事。1967年他在一次接见外国代表团后，当着陈毅同志的面谈及此事，这一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同志谈起此事，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1971年8月28日，他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时再次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我们才走了的，否则我们就当俘虏了。”
朱德同志1960年11月在一次谈话中说：四方面军到阿坝，“张国焘变了，要全部南下，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了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同志在1972年6月在一次会议上也说“……毛儿盖会议，决定分两路军往北进，张国焘勉强同意了。……但是等到巴西会议，他又不干了。他说不能前进了。后来张国焘来个命令，……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报告毛主席。因而脱险，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了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因为有人在宋太宗面前说，吕端这个人糊涂，宋太宗就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后来吕端为他这个皇帝立了功的。”恩来同志还说，“……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今天，在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会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怎样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的，进一步理解革命事业胜利的来之不易，尤其长征的胜利来之不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加倍珍惜革命的胜利果实，加倍珍惜党的团结，发扬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精神，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榜样，在新的长征途上奋勇前进，为四化大业谱写新的篇章。
（本文是根据叶剑英同志几年前口述的回忆和有关文献资料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