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勇敢战斗和无私奉献的一生
林默涵
萧三同志是我们党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国际著名诗人，文学翻译家，国际文化活动家和杰出的和平战士。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为我国的文学运动和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切。
萧三同志于1896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早在二十世纪初叶就投身革命运动。1918年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一起创建了革命的组织“新民学会”。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回湖南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为毛泽东同志主办的《湘江评论》撰稿。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于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了以“实行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工学世界社”的组织工作。他同蔡和森等同志发起马列主义学习运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一名坚决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和蔡和森等同志组织发动了声讨中、法反动派迫害中国勤工俭学生，为求生存权和求学权而举行的“二·八”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1922年，他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共产党”（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共旅欧支部”）。经胡志明同志介绍，他和赵世炎、王若飞等五位同志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他只身赴苏，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编写并演出了反映我国“二七”革命风暴的话剧。同陈乔年同志一起首次把《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曾在国内外广泛流传。1924年1月，他和任弼时等同志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参加了伟大列宁的护灵和葬礼。同年夏天回国，参加了第一次大革命。在担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和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期间，曾同毛泽东同志讨论了农民运动等问题。参加组织领导了湖南人民为支援上海“五卅”惨案而举行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1925年夏，萧三同志调任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在李大钊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政府的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深得大钊同志的信任和称赞。1926年夏，萧三同志调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和代理书记等职，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1927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萧三同志都是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者，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在延安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后出席了第一、二、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萧三同志自幼勤奋好学，热爱文学艺术，少年时就显露了他的诗歌才能。在“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中，曾写过一些反帝反封建的诗歌、杂文和通讯报道，以及革命的诗传单和诗标语等。但他把青年时代的精力，主要投进了革命的实际工作中，他的真正的诗歌生涯，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的。
1928年，萧三同志因跌倒脑受震荡，在瞿秋白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到莫斯科疗养。曾和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何叔衡等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萧三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中国文学教授，从此开始了文学活动。
萧三同志抱着“文艺上的革命功利主义”精神踏入文坛，他“决定用文艺、用诗歌当武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斗到底！”在苏联的十几年里，他用中文和俄文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土地革命，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萧三同志撰写了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传略。还创作了许多歌颂苏联和世界人民革命的战斗篇章。先后出版了诗集、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集等十几种作品，被翻译成世界多种文字。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时中国革命被重重封锁下的年代里，在国内外敌人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大肆诬蔑、丑化，进行歪曲宣传的情况下，除了美国记者兼作家史沫特莱和斯诺，冲破各种阻力，用通讯的形式向世界报道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外，最早用诗歌及其他文艺形式向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的真相的，就是萧三同志了。
萧三同志在苏联期间，同鲁迅先生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他是最早在苏联向全世界宣传伟大鲁迅和介绍中国左翼文学的，他曾代替鲁迅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写了许多介绍鲁迅生平事迹和纪念鲁迅的文章，翻译了鲁迅的作品，还主持编辑出版了鲁迅著作，他对鲁迅的崇敬终生不渝。
萧三同志还是我国新文字运动的先行者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和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同志以及苏联著名的汉学家郭质生、龙果夫等人一起制订了《中国新文字方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对我国的文字改革做了许多工作。
萧三同志长期担任文艺界各种领导职务，为我国的文学和新诗歌运动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紧张的实际工作和国际活动中，他写了大量的作品，出版了《和平之路》、《友谊之歌》、《萧三诗选》等多本诗集和其他著作，主编了《革命烈士诗抄》及其续编，撰写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等，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作为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和和平使者，“爱弥·萧”早在二十年代就在国际上闻名。他和国际和平和进步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结识了法共的理论家沙里·拉波波、越南的革命家胡志明、保加利亚的革命家季米特洛夫、土耳其的革命诗人希克梅特，以及苏联等国的许多社会名流。
1930年，他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工作，主编《国际文学》中文版。1934年，他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代表鲁迅和中国左联在大会上发言。经中共党组织批准，由法捷耶夫介绍，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历任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这个期间，他结识了苏联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等；美国的史沫特莱、哥尔德；法国的罗曼·罗兰、阿拉贡、巴比塞；……等许多国家的著名作家、诗人。为中外文化交流和促进世界各国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了解和声援，做了大量的工作。
萧三同志学识渊博，文化修养很高。他精通俄语、法语、德语、英语等多种语言，是语言大师和著名的文学翻译家。除了广为流传的《国际歌》外，他还密切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翻译了影响广泛的剧本《前线》、《马门教授》、《光荣》、《新木马计》和《列宁论文化与艺术》等名著，还翻译了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等著名诗人和文学家的作品。
全国解放以后，萧三同志肩负起国际文化交流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使命，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席过历届保卫世界和平会议。他还主持我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访问过许多国家，两次出席亚非作家会议。他同约里奥·居里、爱伦堡、苏尔科夫、聂鲁达、杨·德尔达、安德尔逊·聂克修、亚马多、万徒勒里、伊文思……等几十个国家数以百计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学者，都有密切的友好交往。
在十年动乱中，萧三同志遭受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种种诬陷和迫害，被非法关押七年多。但他始终坚守一个老革命家的忠贞气节，同“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萧三同志为人刚正，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助人为乐。1962年，他把自己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的编辑费全部上缴。1981年他又把《萧三诗选》的全部稿费捐赠给四川灾区人民。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
（本文是作者在首都纪念萧三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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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与历史对视
——读几部反映长征的中篇小说
刘方炜
岁月在半个世纪悠悠流过。“长征”，在华夏民族的辞汇中已经成为概括五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那次跨越十几个省份的远征的专用名词。对于这一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我们究竟知道或懂得多少呢？正象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事物一样，由于事物本体的高大，离它近的人们往往被它宏廓的身影遮住，要想真正看清它，需要拉开一段距离。“长征”也是这样，对于五十年以后的我们来说，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加快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步伐，而是使我们在它身上集中地看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存繁衍的伟大而强韧的精神。五十年的时间距离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历史意识，摒弃虚伪造作，摒弃概念图解，在历史严峻的目光下，深深地掘进这个宝贵矿藏，使我们的艺术创造成为可能和必然。这是笔者读过《解放军文艺》十月号的三部反映长征的中篇小说所想到的。
这三部作品：《灵旗》、《马蹄声碎》、《夕阳红》，从不同的角度，以迥异的手法，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大背景下，以普通红军战士的命运遭际为构架，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严酷的长征生活画卷，塑起了一组披着硝烟、染着血迹、筋骨凸出、血肉丰满的人物雕像，把那一次悲歌慷慨、壮怀激烈的伟大历史进军化为艺术的美向我们的心灵辐射。
以前我们读到过一些正面反映长征生活的作品，但长征中普通的红军战士，特别是女红军战士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对我们来说还是神秘和陌生的。江奇涛的《马蹄声碎》，以质朴的笔法描述了四方面军所属的一个女红军班过草地时极其艰苦卓绝的经历。作品以令人心颤的节奏毫不掩饰地再现了红军当年严酷的生存环境和战争条件下的各种矛盾纠葛，开篇对于红军遣散伤员的真实描述和结束处红军走出草地时的状况相呼应，冷峻而又深沉，一下子把读者带入当年的氛围之中。作品的主人公是几位各具特色、各臻其美的红军女战士，作者对她们的塑造打破了以往同类作品的固有格局，努力挖掘她们各自的内心世界以及由于各自的人生经历不同而形成的迥异的性格面貌，写出了封建社会对她们美好天性的摧残，也写出了她们在革命队伍中觉悟和成长的过程。作品用了很大的篇幅写了她们独特的女性心理，对爱的向往，对美的追求，使之形象更为丰满和生动，在红军题材的创作中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在程东的中篇小说《夕阳红》中，我们能够看到当代意识与五十年前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战斗历史的交融。作者站在今天的时代所给予我们的历史高度，让包容着人类命运的慨叹、人生真谛的追求、自然之美与历史之力的思维之驹纵横驰骋，创造出一个沉厚清美的艺术体。读完这部作品，让人想起苏联战争文学的名篇《战争中没有女性》，同样是青年人写战争，同样是一种随意的采访体形式，但对于我们来说，《夕阳红》更亲切也更为激动人心。
乔良的《灵旗》，是一部构思奇特、蕴涵深隽的中篇小说。小说通过主人公青果老爹的眼睛，向读者展示了湘江边上一个曾是红军队伍的逃兵的汉子五十年来曲折、冷峻而又神秘的人生经历。正是在这种蕴味深长的人生经历的凸现中，作品向读者展露了一段红军长征途中鲜为人知的悲壮历史。这就是史书上以一句话匆匆带过的湘江战役。“湘江一战，伤亡过半”，数万名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中国革命史上筑起了一座无可比拟的里程碑。作者并不着力于写出这场决定着民族命运的悲壮战役的过程，而是以之为其背景揭示人物命运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神秘性，并以五十年繁复变幻的社会生活为其基础，开出一条哲理思索的甬道。作品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当地的景物和习俗，犹如一部生动的民族历史生活的画卷。当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随着青果老爹的眼睛沿着人物的命运轨迹察寻，我们发觉那个从红军中逃跑，又为湘江战役中红军的鲜血洗净了心灵并暗暗为红军复仇的汉子就是青果老人自身。老爹那双眼睛所独具的苍茫视界为作品提供了一种从容苍劲的风格，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索。艺术形式的更新与变化也许永无止境，而形式的模仿或形式的单纯追求只能是创造的准备甚或是创造的异途，而非创造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乔良的这次创作实践为我们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观念。
青年作者涉足革命战争题材领域，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但是红军长征出现在青年作者的笔下，特别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以一种全新的时代审美意识去审视和把握五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的人类史上的奇观，这还是值得重视的一次。民族革命与民族解放的战争题材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宝藏，这里面蕴藏着极其丰厚的历史与人生。“长征笔会”在我们挖掘这一宝藏的进程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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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元气淋漓 天真烂漫
——读日本富冈铁斋的绘画
李可染
面对富冈铁斋的作品，中国的观众会有一种特别亲切之感，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画苏东坡、陶渊明、关羽，画虎溪三笑、怀素书蕉、陆羽煮茶……笔下有那么多中国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华夏山川，而且，这位异域画人的思想感情，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和我们是那么息息相通；同时，他那基于自己民族精神气质和深邃的汉学修养之上而形成的纵恣放逸而又内涵深厚、活泼天真而又不失矩度的艺术个性，又令人感到这位诞生于一个半世纪前的前辈画师，在时空距离上与我们隔得是那么近。
富冈铁斋是一位高龄画家，一生勤奋创作，作品数以万计。他是画人兼学者，身后留下大量学术和绘画著作，如今对他的研究，也已成为专学。铁斋艺术所呈现的鲜明个性、创造精神，也是中国、日本，以至世界上许多富于开拓精神的艺术大师共同具备的优良素质。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启迪着日本绘画的发展，也以东方艺术特有的魅力，影响了西方的绘画。所以无怪论者指出，富冈铁斋的艺术不仅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
富冈铁斋生于1836年，殁于1924年。其生活与创作活跃的时期，大体与我国的近代著名画家任熊、虚谷、赵之谦、任颐、吴昌硕等人同时。我以为，在铁斋的一生中，成为他绘画道路重要转折点的是他二十六岁时（1861年）的长崎之行。他在这个紧密联系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的地区接触到中国人、接触到地道的中国文化。在与长崎派画家木下逸云等人的交往中，得到机会直接观摩研习中国明、清时代文人画的作品真迹。他开始从洼田雪鹰所指导的绘画规范中走出来，而潜心于融诗、书、画、印于一炉的文人创作，努力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把握中国绘画艺术的旨趣、对理想的表达方式，结合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创造新的意境。
从见到的铁斋三十岁左右的早期作品可以看出，无论是书法、绘画，都法度谨严，没有空薄、轻浮的毛病。人物画得很有意趣，有些山水画得空灵、飘逸，字也不拘一体，很有功力。
中年以后，他的画风日益成熟，六、七十岁以后，已进入高峰时期。他在六十一岁时（1896年）所作的《天保九如》山水立幅，结构严谨，峰峦揖让，气脉贯通，用笔也好。其崇高宏伟，有荆浩的风范。他在七十岁左右创作的《竹窗听雨图》，大气磅礴，用笔十分泼辣，读画之倾，耳边如闻风声雨声。这类作品深得石涛的神韵。他还有一些作品是直接师法米氏云山的。
富冈铁斋的艺术成就，也得力于对生活的直接感受。他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座右铭，认为直接、反复深入地体察造化，才能使笔下产生神韵。他自己躬亲实践，从北海道到鹿儿岛，历遍名山胜水，对于生活的丰富的切身感受，和对古典文学的深湛修养，常常触发他的创作灵感，而赋予作品以盎然的诗的意境。例如，他在1868年去爱知川畔永源寺赏红叶，受到杜牧诗的暗示，创作出了《越溪观枫图》；他作的《幽风图》中渔樵耕织的种种生活景象细节，恐怕多半出自他旅行途中的目睹耳闻。富冈铁斋未能有缘访问中国，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寄托深情的向往。他的名作《阿倍仲麿明州望月图》、《圆通大师吴门隐栖图》，暮年创作的《弘法大师在唐游历图》等作品之中，分明有着他自己的影子在。那景、那情，是扶桑？抑是华夏？是前人？抑是铁斋？是古还是今？是他亲历的实境，还是想象出来的幻境？都不太分明，互相叠置在一起了。但是在这界限模糊之中，有一点却是鲜明的，那就是作者自己的真情实感。
富冈铁斋在他的晚年，书风画风出现陡然的变化。他早年的作品严守法度，晚年则极力打破法度的拘束，从有法至无法，无法之极，乃为至法。他走向一个淳朴、天真烂漫的自由世界。正如齐白石怀着崇仰的心情，赞美徐渭、八大山人、石涛时所说的：“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1920，《老萍诗草》）铁斋晚年的作品老笔纷披，墨渖淋漓，非常自由自在。而在“横涂纵抹”之中，又能看出老到的笔墨功夫。例如他八十岁作的《献新谷图》中的谷架，线条走笔自如，无起止之迹；八十二岁所作的《远山雪景》用墨清润，富于变化，充分发挥了水墨的效果。他的一些花卉作品，近于清代扬州画派李复堂的画风，拙中有厚味。他的设色山水，大胆使用石青、石绿、朱砂等重色，山辉水媚，很是灿烂。
富冈铁斋晚年的作品天地很宽，宇宙间事物，皆可入画，信手拈来，随心所欲，他画的是自己的心灵、自己的理想。《神游蓬莱》、《东瀛仙境》、《嫦娥奔月》、《南海普陀山》，都是作者幻想中的、最快乐的神仙世界。他晚年作品的又一类重要题材是有关苏东坡的内容。据说铁斋与苏东坡是同日生，但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对苏东坡人品、学问的仰慕，这种感情，随着年岁的增长和汉学修养的加深而弥增。1922年，铁斋于大阪高岛屋举行“东坡百图展”，随后又出版了画册《东坡百图》，直到逝世前不久，还手书了苏东坡的《前赤壁赋》。
对于富冈铁斋晚年的艺术成就和画风演变的根由，自有美术史家去进行翔实地论断。我所理解到的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他晚年的书画创作可以说是更充分地显示了一位学人画家的艺术本色。铁斋认为自己主要是一位学者，不愿以画技鸣于世。确实，他早在三十多岁时，就已是以学问知名于时了。当他八十二岁（1917年）获得帝室技艺员职位之殊荣时，为诗自嘲：“贺客如市何所事，蝙蝠莅福弄错门了。”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心境，使他在从事书画创作时，精神上了无罣碍，轻松自然。同时，也正是由于出自于学者的襟胸，他的作品在内容与格调上才不同于一般的专业画家。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王阳明的理学对他的创作思想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强调心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主宰。铁斋也正是以自己的心灵作画，不拘于形似，体现了自己强烈的个性。而在作品思想感情的体现上，他又与同时代的一些文人画家不同，不象他们那样过分地强调笔墨和风雅清高、孤芳自赏，他的作品是入世的、温厚的、充满着世俗感情的，因而也是为人们所理解和亲近的。
富冈铁斋身后声誉日隆，也赢得了国外人士的理解与尊敬。历史对这位劬劳一生的老画家已作出应有的评价。富冈铁斋深入研究并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吸收、融入自己的艺术血液之中，成为艺术史上的杰出人物。今天，我们能够从铁斋艺术道路上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也应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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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音乐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
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省文化厅、曲协四川省分会联合主办的全国首次曲艺音乐学术讨论会最近在成都举行。讨论会收到论文一百一十九篇，对曲艺音乐的现状、前景及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陈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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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在京召开文艺评论座谈会
为进一步活跃文艺理论批评，推动新时期文学健康发展，十月十七日，《芙蓉》杂志编辑部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冯牧、唐达成、鲍昌、谢永旺等二十多位评论家参加了会议。与会者认为，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已打破了多年来比较单一的格局，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推动了文艺创作的发展与繁荣。大家对当前评论界关注的继承和借鉴、坚持和创新、发展现实主义、文学主体性、作家的使命感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议由《芙蓉》主编康濯、胡代炜主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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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英小说讨论会在烟台举行
由解放军文艺社、中国作协山东分会举办的冯德英长篇新作《染血的土地》讨论会最近在烟台举行。二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会议。冯德英五十年代曾以《苦菜花》知名文坛，接着又创作了《迎春花》、《山菊花》，深刻反映胶东人民革命斗争生活。《染血的土地》是继“三花”之后，描写革命根据地人民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与鲜花》的第一部。与会同志就作家创作风格的发展、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等进行了讨论。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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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研究发展方向”研讨会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与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研究发展方向”青年学者研讨会，最近在大连举行。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市的四十余名青年文学研究工作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四十多篇，对中国文学研究发展的现状、趋势，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