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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考察
黎元江 于幼军
七年前，广州人的命运之舟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开放和改革的航道扬帆起航。七年来，这个航行带给广州人什么呢？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变化是明显的。这七年，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7.5％，职工年工资总额增长率为20.24％，居民储蓄金额增长率为67.06％。这些都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然而，在精神文明方面，评价就复杂得多。有人提出，广州的两个文明建设是不是物质文明腿长，精神文明腿短？也有人怀疑广州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实际情况究竟怎样？我们作过一番考察，结果表明，在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三股强大动力的推动下，广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下面试从几个方面作些介绍。
基础文化设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载体。建国以来，广州的文化设施建设有一定发展。但是由于投资不足，管理不合理，同外部世界缺乏联系等原因，总体上发展较慢，与社会需要很不适应。实行开放、改革之后，经济发展加快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眼界开阔了，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这一切促使广州文化设施建设迈出了很大的步伐。1979年以来，全市用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等事业的财政支出，年均一点七亿元，为1950年至1978年年均水平的五倍多。接受海外捐资二千一百五十万元，兴建了三十六所中小学和九所医院。除了国家投资的文化事业，由企业和文化专业户经营的文化市场也很引人注目，目前已有包括音乐茶座、歌舞厅、大型游乐场、电子游戏室等在内的各种文化生活场点一千九百三十七个。还有由企业和群众团体开办的家庭学校、新婚夫妇学校、婆婆学校等。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直线上升，在国内三大直辖市和各计划单列城市中居第一位。
社会风气是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现。对外开放，敞开大门，拓宽了广州人的视野。但是，广州人也没有想过要“全盘西化”。他们只是认为，人类文化的优秀部分，中国人也应分享，中华民族的发展要纳入人类文明发展的浩荡潮流之中。把目光和胸怀转向世界的广州人，逐渐树立起一系列与世界进步相适应的新观念，开始形成了一股清新向上的社会风气。
在人生态度上：由于开放和改革，人们开始有了新的价值观，这就是以“进取自强”为特征的价值观，强调在对社会承担责任的前提下，自觉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观念不那么吃香了，越来越多的人靠自己的拚搏去实现理想和追求。几年来经久不衰的“读书热”，是这种观念更新的证明。当前，参加各种成人教育的青年中，大多数不是单纯为了文凭而学。据调查，认为读书是为求知成才的占70％，为拿文凭的只占17％。另一项对广州和北方某大城市十二所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广州学生的学习取向更具多样性。选择高考落榜后再考的只占33.6％，其余则选择安心就业、读业余大学的途径。另一城市作此选择的仅占三成多。
在职业选择上：改革使广州各种职业之间的鸿沟大大缩短。以前人们选择职业有三种定势：重国营，轻集体、个体；重工业，轻服务业、农业；重固定工，轻合同工、临时工。现在已有很大改变。个体经营曾被认为“不光彩”，如今不同了。1979年全市仅有一千多个个体户，现已发展到近十五万个。过去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服务工作，今天成为颇受欢迎的职业。广州市团委对青年作了调查，愿到服务业工作的青年占七成，愿到工厂的只占三成。对端“铁饭碗”的固定工，人们也不再偏爱了。据广州市劳动局对三百一十名合同工青年调查，赞成合同制的达99％。
在审美观念上：改革带来的宽松的社会氛围，使广州人敢于爱美；开放带来的便于比较鉴别的有利条件，使广州人善于求美。在广州，人们艺术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去年夏天，广州积压两年的欧洲古典音乐磁带被抢购一空，连价格二百八十元一套的世界名曲磁带，也在几天内即告售罄；中央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连演十三场，场场满座，观众大多数为青年。在语言仪态方面也有变化，谦让有礼的人随处可见。这变化首先起于服务业。在服务行业中，个体户、中外合资企业、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竞争激烈，自然得奉行顾客至上原则，冷脸纷纷变成笑脸。影响所及，一般市民注意礼貌的也多起来了。
在物质生活上：有人说广州人“认钱不认权”，这话并不错。处处讲钱实际上是对处处讲权的否定。过去办事看起来似乎不讲钱，但靠的是“关系”、“后门”和“特权”（“关系”和“后门”说到底也是权力）。没有权，事情就办不成。所以广州人乐于接受“认钱不认权”。现在广州人比较普遍的行为标准是：只要支付得起，就可以追求比较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以如此，主要是开放、改革给人民带来好处，群众的消费实力增强了；同时也表明开放、改革使群众对四化前景信心增加，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
十年内乱，人们劫后余生，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不免有各种困惑。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门外有一个正在创造着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外部世界。一旦大门敞开，人们的政治倾向会是怎样？他们愿意中国这条大船驶向哪条航道呢？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考验的结果，人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我们的共同理想，更加积极、坚定了。这表现在：
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向心力增强。开放和改革使广州人生活一天天好转，虽然还不很富，但安定，有保障，加上个人发挥才能的机会越来越多，人们对祖国未来的信心日益增强。这是在对社会主义实践有了正反两方面认识后，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更加难得。
对全面改革有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基层干部既是改革的推行者，又是承受者。他们对改革的态度举足轻重。几年来，广州的广大基层干部对改革的评价是肯定的。调查材料表明，在农副产品的价格改革上，在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上，赞成的比例均达九成以上；即使是较为敏感复杂的劳动力流动问题，总体上仍是肯定多于否定。
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学习有很大的热情。对外开放，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和学说传入广州。但这并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被冷遇，相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传播和学习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并且创造了不少新鲜经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增加，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开放和改革中的许多新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解答；开放和改革带来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人们大胆探索；对外开放给人们增添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
民主精神发扬。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要求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发扬民主是很重要的。近年来，广州开展了多项民主议政参政活动，如“假如我是广州市长”和“评选十大杰出公仆”等不仅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群众参加，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广州一批软科学机构充当“智囊团”，增强了领导部门决策的民主性，成为群众民主参政的重要途径。
不可否认，广州还存在着庸俗文化、迷信活动、丑恶行为和金钱至上一类消极的现象。但是必须正确地分析这些现象同开放、改革的关系。有些现象与开放、改革在时间空间上并存，但无必然联系。迷信活动就是如此。建国以来群众中的迷信活动大为减少，这主要是生活安定和思想教育的结果，但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强制方法也不无关系。现在废止了简单粗暴的强制办法，群众不再躲躲藏藏，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改革使迷信活动增加了。其实，不少地方开放和改革搞得不怎么样，迷信却很盛行。可见，迷信活动与开放、改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些消极现象与开放、改革有因果关系，但非绝对的因果关系。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就会逐步减少或消除。庸俗文化的出现就属于这一类。前几年，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广州开放了文化市场，而管理一时跟不上，庸俗文化乘虚而入，淫秽歌曲、黄色录相、不健康的小报都出来了。面对这种情况，文化管理部门没有消极地封闭文化市场，而是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当然，也有一些消极现象，是开放和改革必然要付出的历史代价，是得大于失的学费。试图在开放环境下完全隔绝一切腐朽的东西进入，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在坚持开放、改革的前提下，千方百计把这种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才是可取的态度。
总之，广州人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感受到，开放、改革不仅可以推动物质文明建设，而且可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的是，广州人能够承受，也愿意接受开放、改革带来的大变化。人们确信，这是可以使他们获得进步和幸福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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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为新生产力鸣锣开道
雪松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为新生产力鸣锣开道》中说：在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时时听到这样一种议论：“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下来了。”如今党中央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有人便以为，经济改革中出了毛病，要用精神文明建设来纠正。按照这样的思路想问题，精神文明建设似乎不是着眼于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发展生产力鸣锣开道，而是要纠改革开放之“偏”。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精神文明建设的注意力应当集中到哪里？
文章指出，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建设精神文明的注意力，归根到底，要集中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来。这是我们党总结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而得出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有许多经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其结果不但直接损害了精神文明建设本身，而且损害了精神文明赖以建立的起码的物质条件。今天，我们要牢记历史教训，在高度重视建设精神文明的同时，一定要高度注重物质生产，使提高精神文明与发展物质生产力在新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在加强文明、道德教育的同时，要努力改变造成不文明、不道德状况的社会经济条件，这样精神文明才能更好地得到发扬。
文章认为：精神文明建设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在今天最重要的是为改革开放服务。不实行改革开放，人们的精神面貌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不是改革开放要用精神文明来“纠偏”，而是改革开放给精神文明建设以巨大促进。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诸如，我们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更新？如何清除阻碍改革的各种腐朽思想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等等。如果精神文明建设对经济改革的这些要求漠不关心，甚至违背经济改革的要求，那就会出现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改革“两张皮”、甚至“对着干”的现象。其结果不但会阻碍经济建设和全面改革，而且会给精神文明建设自身带来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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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
《解放日报》发表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话》中指出，《决议》提出要“使各级领导干部得到有效的监督”，非常必要。现在我们对干部的监督是很不够的。应当说，我们的大多数干部是有觉悟的，也在努力做好工作；但即使好的干部，也要有有效的监督；何况，现在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有些干部很不自觉，他们以权谋私，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甚至公然践踏党纪国法。这说明我们的干部制度虽有改进，但尚有许多缺陷，特别缺乏有效的监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成立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对端正党风、促使党员遵守党纪是有作用的。但是，现在看来还不够。因为纪律检查委员会只是检查党员违反党纪的问题，而不是依据法律对全体干部实行全面的有效的监督。
那么，怎样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呢？《决议》指出：“必须努力改革和完善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建立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和人民监督制度”。思想教育不可少，但制度一定要完善。邓小平同志说过：“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如果没有一套较严密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和监督制度，对干部滥用权力的现象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制止。这样，势必出现西方近代启蒙学者早就预言的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会产生腐败。”
文章认为，监督制度分为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两个方面。首先，要建立和健全党内的监察制度，充分发挥党的监察机构和纪检部门的作用，党员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谁违反了党纪，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理。在党内形成一种不徇私情、互相监督的良好风气。其次，要建立和健全人民监察制度，其中包括法律的保证，也包括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还要切实发挥人大和政协等机构的作用，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行使民主权力，对“人民公仆”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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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意生奇气
——《现代人报》一年社论评介
肖许 劳瑚
广州的《现代人报》，自去年9月创刊，迄今已有一年历史。这份报纸的宗旨是：为开放与改革摇旗呐喊，为从事四化、关心改革的人们开拓眼界、更新观念、输送信息、传播知识。
这张报纸很受读者欢迎，《羊城晚报》曾几次赞许它格调高，颇有“奇气”。
“奇气”之评是有眼光的。奇气何来？来自新意。且不说《现代人报》的消息报道直面现实，敏捷锋利，版面编排精巧独特，多韵多姿，单读它的社论，便令人觉得到眼即有生机。
《现代人报》到今年9月11日，共出版三十期，发表社论二十二篇。现将主要之作略作介绍。
首先是对自己所要为之服务、并致力塑造的对象作出界说。既称《现代人报》，则何谓现代人？于是乃有社论《现代人独白》。通篇仅七行，说，那些生活于现代而安于过去，囿于习惯了的畸形生活而不觉其畸形的人，不属于这个时代；现代人的根本特征应是对丑恶因袭的厌恶和对眼前缺陷的忧虑，他们向往和追求人间尚少的精神和物质的美。
这样界定了以后，便有了一系列的社论，其题目是：《论现代人的高智能特征》、《论现代人的心理负压》、《论现代人的活力》、《论现代人的自我索解》等等。这些社论引导人们进行一系列哲理性的思索：
——现代的高级管理，绝不是事无巨细的全面管理，管得越多越细，效果常常越差。不管或少管，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更艰难地为所管部门编出自动程序，让其自律自调，从而腾出高智能去开拓未来；
——过去的道德学家教诲人们要做自我贬抑的谦谦君子，现代人应该在创造性目标下进行自我扬弃。扬弃后产生的心理负压区的真空可以使众多信息涌入，从而产生智慧的旋风、创造的活力；
——现代人的活力应该是在智力指导下的、具有冒险挑战力的、选择最有价值目标去释放精神能的、具有单位时间里多功能效应的活力；
——现代人应该抛掉种种自缚和他缚的精神绳索：不强求以放弃创造目标为条件的富裕，不陷入低能信息环境，不断地对他人、特别是自己的成功说“不”字……才能有高智能的创造美。
《现代人报》的社论并不是一味标新、故发奇想，而是动静合度、情理相宜的。这可从《论现代人竞争与友善的动态平衡》一文以见一般。这篇社论认为：现代人应重视不基于物质交换的友善的人际关系。现代人赞美竞争，竞争意味着竭尽全力地把对手甩在后面。这两种形似“天敌”的情感能否并存？能！首要的是诸凡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激烈竞争必须有共同恪守的规则——法律。法治能保证社会竞争在机会均等条件下公平地进行，日臻完善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将使人获得健全而平衡的竞争与友善的“精神双翼”。
《现代人报》的另一些社论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譬如：
——《论现代人的“平等观”》说，平等是个多少人为之付出智慧和热血的褒义词。但只要把“平等”诠释为生活和分配上的绝对平均，就会戕害社会进步的竞争活力。如果社会给予那些代表当时落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权力占有者及生产资料占有者以分配上的特殊优待，则是一种减数不平等，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减数效应。倘若社会给予出类拔萃的生产者和管理者以较优的物质和精神的分配，则是一种增数的不平等，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增数效应，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属于此类。因此，现代平等的内涵应该是：平等，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证全社会的人在进行创造性竞争时机会均等。
——《论现代人的“危机观”》说，危机，可以不再解释为潜伏的祸机，而是孕育着进步的生机。南极探险，对新企业作风险投资，在理论禁区里天马行空……这是置自己于危机境地，这就是现代人崇尚的冒险精神和挑战精神。但并非为险而险，越险越好，唯有促使新规范战胜旧规范的危机，才能带来巨大的创造。
——《论现代人的“习惯观”》说，人的社会公共关系行为的习惯化，将使管理自动有序；但在人的创造性思维领域里，一切习惯的模式都是有害的。人的行为需要习惯，人的思维需要非习惯。可惜我们的某些行为缺少按法律道德准则形成的习惯，而我们的思维却又强化了太多的习惯。对现实中的“该有习惯的没习惯，不该有习惯的却多习惯”，有必要进行大改大革。
这些社论的观点，不是颇为新颖，略显奇特吗？但人们于耳目新奇之后，细细思索，却又不能不承认：其新其奇，尽在情理之中，原是合情合理的。
尽管合情合理，却毕竟因其新奇，不免让人感到有时如宝剑出鞘，有时如棉里藏针，可以当作现代的《盛世危言》看了。危言固有些“危”味，但恰恰说出了人间正道。其实，任何盛世的危言，往往都是说出了人间正道的。
因作小联，以贺《现代人报》一年社论，曰：
新意生奇气，正道在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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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区域联合的一个问题
吕先声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横向经济联系的加强，我国各地陆续建立起了一批省际间和毗邻省市之间的区域性联合体。这对于打破条块分割、形成生产力的合理布局、繁荣地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把区域联合引向深入，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要研究和制定区域发展的共同政策。
区域经济作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统一在一定空间和地域的经济综合体，其各个局部一般都存在着较多的自然联系。这种自然联系要发展成为资金、技术、人才、物资等方面的广泛的合作，必须用共同政策自觉地进行协调。只有这样，区域内的人、财、物才能实现最佳组合，地区优势才能集中发挥，地区经济才能联合发展。
目前全国各地出现的区域性联合体或经济协作网络，亟需在税收、价格、工商行政管理等方面制定各自的优惠办法，逐步建立起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劳务市场等在内的“共同市场”。由于参加联合体的各方来自不同的省、地、市，如果都带着原来各自实行的互不相干的政策，那么，虽然表面上坐到一起了，但很难在联合开发资源和生产技术协作上有什么大的作为。应该看到，条块分割的体制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时有抬头的地方保护措施，若隐若现的各色关卡，使得资金、技术、人才和生产资料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存在一定困难。只有在国家统一政策和计划指导下，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行共同政策，打破壁垒，撤销关卡，才能使整个区域内部融为一体，使区域联合日臻紧密，取得成效。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区域经济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因而区域性联合体的共同政策和区域性“共同市场”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不是封闭式的，而是开放式的。建立区域性“共同市场”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由于区域性“共同市场”是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区域性“共同市场”的建立必然会有助于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建立。很明显，如果在一个自然联系紧密的区域联合体内尚且“藩篱”牢扎，关卡林立，那么，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做到货畅其流，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毋宁说，制定区域联合的共同政策，建立区域性“共同市场”，乃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必要步骤。一个个开放式的区域性“共同市场”建立起来了，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也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