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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实际出发 不搞形式主义和花架子
“三校”“三会”在沧州地区兴起
“三校”：乡办党校农技学校普法学校 “三会”：农民办专业技术研究会扶贫储金会红白喜事理事会
本报讯 记者吴元富、吴恒权报道：今年以来，河北省沧州地区乡办党校、农技学校和普法业余学校（以下简称为“三校”），以及农民办专业技术研究会、扶贫储金会、红白喜事理事会（以下简称为“三会”），已在全区农村迅速兴起。目前，全地区的二百四十七个乡镇办起“三校”，举办培训班七千八百六十期，培训党员、干部和农民达一百八十万人次。全区农民“三会”已有四千一百多个，会员达五万多人。“三校”和“三会”对提高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的素质，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校”培训的对象和教学内容各有侧重，但都是围绕着提高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素质这个中心。乡办党校的培训对象是乡直机关和乡办企业的党员、各村党支部成员和党员、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它的任务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层次地帮助党员提高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基层党组织的“造血功能”。乡办农技校和普法学校培训的重点对象是专业户、联合体以及在乡的初高中毕业生。农技校的任务，就是为农民提供经济信息、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培养农民初级技术人材，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普法业余学校则是向农民传授法律常识，为村办夜校编写普法教材、培训法制宣传员。
沧州地区“三校”不搞形式主义和花架子，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三实”原则。记者在河间县榆树乡采访时见到，这个乡的“三校”从教室、实验室、图书室的建筑到教学设备都已达到了相当普通中学的水平，教室内刚刚上完农技课，“如何秋播小麦”的教案挂在墙上，试验室里还有人在做土壤分析，十几份学习心得表示了学员们对课堂教学的理解水平。地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说：这样较高水平的“三校”，目前全区已占30％。
沧州地区农民“三会”也是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民间组织。一般由农村中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能工巧匠和率先致富、乐于助人的科技户、专业户组成。
协会一般设有五至七人的常务理事，设有正副理事长和理事。协会有明确的宗旨、任务、章程。会员入会自愿，退会自由，履行义务，享受权益，遵守会章。农民自办的法律宣传社团效果十分明显，泊头市齐桥镇由于法制宣传，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上访的群众大大减少，红白喜事理事会则在农村主动向封建落后的陈规陋习挑战，有力地制止红白喜事中的铺张浪费现象和封建迷信活动，在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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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刚过热浪 又遇“会海”
六万多人挤到武汉开会
交通旅店压力沉重 过往旅客叫苦不迭
新华社武汉10月26日电 （通讯员裴海燕、记者周东爱）刚从夏日热浪中挣脱出来的武汉，立即又被“会海”所淹没。自9月初到10月下旬，全国和湖北省共有六万多人汇集到江城，参加在这里召开的二百多个会议。这仅是记者从武汉地区六家大型饭店宾馆、两个火车站、一个客运港口和一家民航采访到的部分数字。
这些饭店、车站、码头、机场的记录表明：这二百多个会议近半数为全国或跨省区会议，规模在百人以上的占70％，其中，五百人以上和千人以上的分别为二十四个和六个，规模最大的会议超过一万人。会议种类繁多，有经验交流会，学术讨论会，产品鉴定会，商品交易会，还有部门工作会和旅游观光会等。记录表明，“会海”高潮将要持续到11月底。
众多的会议，使武汉地区的饭店、宾馆、招待所空前紧张起来。记者所采访的六家大型饭店宾馆，已有五家的客房被会议预订到11月下旬。大量零散旅游者、生意人只好投宿街巷小店。一家大饭店经理说：“为了尽量安排零散投宿客人，我们准备搬到地下室办公，把办公室腾出来加铺接客。但仍满足不了多数投宿客人的要求”。
会议多，给交通造成了压力。汉口和武昌两个火车站进入9月以来，平均每天乘客流量由7月份的五万五千人次增加到七万多人次。据有关人士保守估计，仅会议车辆，平均每天给本来已很拥挤的市区交通干道增加车辆流量达三百多辆次。
进难别亦难。位置较好的离开武汉的车、船票和飞机票，已大部分为会议人员所包揽。仅两个火车站、一个客运港口和一家民航，从9月份到目前，已为会议出售卧铺、四等以上舱位和飞机票共四万多张。其中两个火车站会议票已有部分预售到11月中旬。大量零散旅客想得到较好的车、船票和飞机票十分困难，许多人不得不昼夜排队。一位在火车售票点工作三十多年的“老交通”十分同情地说：“解放以来，旅客买票最困难的是现在。”
在轮船码头，记者碰到一位从四川来湖北的六十多岁的游客。他为买车船票已在武汉滞留了一周，原想北上首都但没买着卧铺票，后打算顺江而下去上海也弄不到四等舱位票，最后只好改变主意回成都，但买飞机票又落了空。他叹息着：“古人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看哪，楚道之难，也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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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农民素质要立足于干实事
本报评论员
河北省沧州地区乡镇办“三校”、农民办“三会”，提高农民素质，使农民适应开放搞活、建设四化的新形势；“三校”自上而下，“三会”自下而上，两者都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干实事。
农民教育，长期以来一直被理解成是教育农民。好象只要向农民灌输某些理论和思想，让农民懂得某些道理，分辨某些是非，就算完事大吉，忽略了农民的自我教育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一些封建落后的东西，一时间尽管少了，终因愚昧的旧观念没有清除，遇到适宜的环境和“气候”，就又冒了出来，以至成死灰复燃之势。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区迷信、赌博活动泛滥，就是证明。看来，治本的办法必须立足于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提高农民素质，不能空谈，要办实事。从目前农村情况看，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生活开始走向富裕，而且知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新旧观念之间的矛盾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工作不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照搬老套套，老办法，农民是不欢迎的，效果也不会好。就拿青年一代农民来说，不少人是初高中毕业生，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他们在改变物质生活的同时，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需要读书、看报、从事创作、欣赏艺术、体育锻炼。沧州地区的民间社团，正是适应了农民的这种需求。对于满足农民需要的一切有益活动和有效形式，各级领导给以热情的支持和积极的引导，就是干实事；使农民通过各种活动确立新观念、新道德、新风尚，就是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做一点这样的实事，比总是浮在上面发号召、讲空话要有用得多。
干实事就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不搞形式主义、花架子，不一哄而起。搞形式主义的一套，不可能达到建设精神文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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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青团北京市委抽样调查表明
首都青年的民主与法律意识已初步形成
本报讯 记者毛磊报道：“首都青年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已初步形成，但不同层次的青年对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认识、理解有很大差异。目前在青年中普及法律常识的重点，在于努力提高他们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这是共青团北京市委最近在青年中进行抽样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孟学农日前向记者介绍，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普及法律常识工作的广泛开展，北京青年的民主观念和民主意识不断增强，青年们对民主问题的关心日益增加，具体表现在积极参与社会、企事业单位的各项改革上。据今年8月份对一千零二十四名国家机关青年干部的调查，47.8％的人赞成“把民主的原则引入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47.6％的人表示很希望“参加本单位的管理与改革决策”。
另据共青团北京东城区委的调查，51％的青年喜欢民主讨论、以理服人的教育方式，希望领导能平等地对待自己，用“对话”的方式交流思想。他们愿意借助诸如“假如我是市长或厂长、经理……”这种模拟化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改革的主张、意见。
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已经认识到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中重大障碍之一是“法制不健全”，而被抽样调查的一千余名青年工人对此却认识不足，认为最大障碍是“官僚主义”。尽管他们这一看法切中时弊，但也说明青年工人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这种认识，亦影响到他们对学习法律知识的态度。
在调查表所列举的几项专业知识中，64.5％的青年干部表示学过“法律常识”，70％的青年干部表示“对与本职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比较清楚”，29.7％的人说“知道一些”，有53.3％的青年工人对于法律常识讲座“喜欢听”，38.2％的人则认为“听听也可以”。
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孟学农对记者说，青年有法律赋予的许多权利，对青年进行法律基本常识教育，就是要调动起他们学法、懂法、用法的内在热情，保证自己的民主权利能够正当行使而不受阻碍。当前，共青团加强民主与法制教育的重点，在于努力提高青年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正确对待青年的愿望、要求，以调动青年参加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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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梅县地区人民深切悼念叶剑英同志
表示要把叶帅家乡建设成文明富庶新侨乡
新华社广州10月24日电 叶剑英同志的家乡——广东省梅县地区的人民群众，深切哀悼叶剑英同志。
在梅县雁洋区雁上乡叶剑英同志的故居，23日有二千多名干部群众前来吊唁。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缅怀叶剑英同志光辉的一生，追念他离开家乡后为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梅县地、市和雁洋区的党政领导干部谈到，叶帅一向关心家乡建设，1980年5月叶帅回乡视察时，希望家乡干部群众发挥山区和侨乡的优势，努力开发山区、建设山区，使家乡人民尽快富裕起来。他们表示，一定不辜负叶帅的殷切期望，尽快地把梅县地区建设成为文明富庶的新侨乡。
叶剑英同志的母校——梅县东山中学的师生员工，22日集会沉痛悼念叶剑英同志。全国人大代表、梅县市政协副主席、原东山中学校长李泉隆说，叶帅曾为母校题词：“年年桃李，岁岁芬芳，努力教学，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是叶帅对后人的勉励和希望。东山中学现任校长罗传厚表示，一定要继承叶帅的遗志，办好东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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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二方面军长征纪念碑在湖南刘家坪落成
新华社长沙10月26日电 湖南省桑植县五千多名各族人民昨天在刘家坪举行“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落成典礼。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中顾委委员张平化、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为纪念碑落成剪彩。
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就是从刘家坪干田坝誓师突围，开始长征的。为隆重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桑植老区人民建造了这座丰碑。碑高十八点四米，基座分为三台，周围是仿汉白玉栏杆。碑的正面刻着王震同志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十九个大字。纪念碑的左侧，还建有一栋一百八十平方米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历史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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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虎城将军事迹展览室揭幕
新华社重庆10月25日电 （记者袁光厚）设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内的杨虎城将军事迹展览室今日揭幕。展览室陈列了非常丰富的影印照片以及一些实物、资料，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杨虎城将军从反清抗暴、投身革命、参加北伐、发动西安事变，以及请缨抗战、回国遭难和在重庆成仁的光明磊落、赤诚报国的一生。
杨虎城及宋绮云的子女、生前战友从各地赶来参加了揭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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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事简讯
▲以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为团长的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26日上午离开北京，前往日本参加由东京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中日大学校长会议。
会上双方将就两国大学间的学术交流、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等问题进行探讨并交流办学经验。
▲应保加利亚作家协会的邀请，以林默涵为团长、朱子奇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七人26日上午离开北京前往保加利亚出席索非亚国际作家大会。
在这个以“和平——我们星球的希望”为口号的会上，作家们将就文学与和平的问题进行讨论。
▲奥地利驻华大使魏德26日晚上在北京音乐厅举办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作品演奏会，庆祝奥地利1986年国庆日。
曾获得去年维也纳国际贝多芬奖赛一等奖的史特凡·弗拉达，应魏德大使之邀，专程从奥地利来华为国庆日助兴。
文化部部长王蒙和经贸部部长郑拓彬出席了音乐会。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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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菲利普亲王在深圳参观访问
新华社广州10月24日电 （记者何广怀 蔡忠植）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会长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一行，今天上午从香港到达深圳访问。
中午，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李灏设宴，代表广东省政府、市政府和全省人民对亲王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菲利普亲王一行在深圳参观荔枝公园的水缘生物展览内伶仃红树林鸟类自然保护区。
深圳市副市长李广镇向贵宾介绍特区的经济建设和内伶仃保护区的情况。
今天下午，菲利普亲王一行乘飞机途经广州，前往江西、四川和云南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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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制园地
为了让迷路人重新走上正道
——记隆化县农家妇女白亚男
河北隆化县城镇南街村个体“联营综合厂”厂长，是位五十岁左右的农家妇女，她就是众人夸赞的白亚男。白亚男所以获盛誉，不是因其创名牌产品或善于经营赚钱，而是她用自己的小厂为社会分忧，几年来先后安排十名刑满释放人员到厂里就业，使那些一度走错了路的人，重新走上正道。
1983年，党的富民政策把白亚男从垄沟里吸引出来，用一台过去不吭声的缝纫机，替自己唱出了致富之歌——为承德新生橡胶厂加工鞋帮。当她送交第一批成品的时候，正遇上一名叫于海申的人服刑十八年获释。当时于海申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被释放了，忧的是孤单一人，无家可归。白亚男了解这一情况后想，为啥有些刑满释放人员总是“老不改”呢？出狱后无处安身恐怕也是个原因。于是，她找到于海申说：“老于，你就到我那里去工作吧，保证不会亏待你！”于海申听后心里一阵热，但还是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的“坏名声”影响和牵连别人。亚男开导说：“过去的日历撕掉了，如今你已在新的一页上生活；只要不再干坏事，谁也不会歧视你。”就这样，于海申跟随白亚男来到小小鞋帮厂，利用自己会维修缝纫机的一技之长，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白亚男按正常情况给于海申付报酬。去年又拿出四百元帮助于海申娶妻成家，使他开始了新生活。白亚男说：“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刑满释放人员，尤其是其中的青年，也需要温暖，需要鼓励和爱护。只要我们不嫌弃他们，教育他们走正道，就能把他们领好。”一个名叫芦兴军的小伙子，“文化大革命”中，他和父母被从北京撵出，迁居塞外山村。后来，爹死娘改嫁，他便孤单无依，成了盗窃犯，被判刑三年。今年刑满释放后，他举目无亲，穿着“劳改服”投奔到隆化县民政局。局里给他做了新衣和被褥后，便给白亚男打电话联系就业。白亚男当即答应让他上班。芦兴军来到“联营综合厂”后，一看到厂长的笑容，紧张的情绪马上消失了。经过一次亲热的谈话，他激动得掉着泪对厂长说：“真没想到你对我比亲娘还亲啊！”自此，芦兴军心情舒畅，劳动之余，充分发挥他喜欢朗诵诗和说相声的才能，给厂子增加不少欢乐气氛。
白亚男对待刑满释放人员，不是安排就业就了事，而是经常与他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情况，预防旧“病”复发。在生活上对他们也是体贴入微，每人入厂后都先给准备两套衣服和一些日用品，宿舍里还给买了收音机，并且按时组织他们看电影，今年夏天还租了一辆轿车，带他们到承德观赏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这些人常在一起议论说：“如果我们再不安分守己，怎么对得起白厂长那金子般的心啊！”
王新生 步九江 史玉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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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制园地
死刑犯的新生
最近，在四川省蓬安县出现一条爆炸性“新闻”：曾经被判处死缓的犯人邓维渊认真改造，弃旧图新，出狱后重新做人，当上了厂长。
邓维渊今年四十七岁，原籍四川省威远县人。他刚步入青年时期时，曾是个有朝气的小伙子。1958年，在第二届全运会上，他作为四川青年足球队的主力队员，为四川队获得第二名立过汗马功劳。然而，生活的挫折又使他经不起考验。1959年，他母亲（原在威远县任副区长）因受审查而自缢身亡。他对此不满，进而产生报复邪念，将负责审查其母的工作组长打成重伤后被收审。在收审期间，他认识一个小偷，两人翻窗逃往成都后，网罗三十多个小偷大肆行窃。1960年被抓获，判刑十五年。在宣布刑期的第三天夜晚，他又越墙潜逃，改名换姓，找到往日偷伴结成集团，在西安、宝鸡、兰州等地继续偷盗。1965年再次被捕，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他绝望了，认为这下全完了。入狱后，他打听到死缓罪犯也有改造成新人时，又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他拚命地干，以百倍的努力去弥补罪恶。两年后，他被改为无期徒刑。1971年又被改为有期徒刑二十年，从省一监狱押送到蓬安监狱服刑。
他除了卖力劳动外，还自学机械、电工和汽车修配技术，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攻关小组，攻破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在服刑期间，他革新技术项目六十多个，七次记大功，六次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三次被减刑。
1982年3月，他被提前释放出狱后，即被蓬安县嘉陵农场聘用。1985年7月，他提出为农场在县城附近办一个较大规模汽车修配厂的设想，农场领导很赞同，有关部门也很支持，先后提供二十六万元贷款。邓维渊再次感到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决心以实际行动书写新的人生。为了建厂，他日夜守在工地上干，常常是满脸灰尘、汗如雨下。今年4月汽车修配厂正式开工，上级指定他临时负责。由于他管理有方，工作有劲，开工后三个月就收入现金五万多元。最近，他被正式任命为汽修厂的厂长。 严家俊 代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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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论坛
大墙内外同挽救
晨舟
为了改造罪犯和减少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不仅需要劳动改造单位提高改造质量，还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协同工作。
现在的罪犯，多数是青少年，往往又是初犯，大部分人在服刑期间认罪态度较好，愿意通过改造重新做人。在服刑期间，如果劳动改造单位能与他们的家庭、原所在单位以及社会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就能针对他们犯罪的心理、动机和存在的错误思想，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和医治，促使他们认罪服法，告别昨天，重新做人。
大多数犯罪分子经过教育改造，刑满释放以后，渴望恢复人的尊严，但也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自卑心理，对外界环境的反应非常敏感，有时候人们在无意中说的几句话，可能激发他们的上进心，也可能会使他们自暴自弃。因此，当他们回到社会时，如果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他们感到没有被歧视、被嫌弃，而是受到来自各方的爱护和鼓励，这就会帮助他们懂得做人的尊严，鼓起弃旧图新的勇气。
刑满释放人员回到社会，有关方面有责任帮助他们解决衣、食、住问题。如果他们没有生活出路，就可能失去走正道的信心，他们的“教师爷”和“小兄弟”就会来勾引他们去重新犯罪。事实证明，除了少数不可救药者外，大部分刑满释放人员有了工作，有了出路，有了温暖的家庭，有了希望和寄托，就会把智慧和精力用到工作上，就能抵制诱惑，堵死邪门歪道，逐步变为有益于四化建设和社会安定团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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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改造犯人要与家庭和社会配合编辑同志：
目前，有一些劳改单位对劳改人员管教不善，不能及时与家长或单位通报劳改人员在接受教育改造中的表现，使家长或单位领导心中无数，因而帮不上忙。
如我厂一名职工和一位职工的儿子，都是在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过程中判刑劳改的。对那个被判刑的职工，厂方领导人至今不知他在哪个劳改单位。
而那位有儿子在服刑劳改的职工呢，原来儿子要求每月寄去十元零用钱，以后突然来信要三五十元，甚至百把元。父母怕儿子在劳改单位再干暗赌一类的事，特写了信，并在信中附上回信用的邮资，要求劳改单位领导告诉一些他儿子在劳改单位服刑的表现。
然而，此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急得父母左右为难：寄钱吧，怕儿子再犯新罪，落一个“父母花钱支持儿子违法犯罪”之过；不寄钱吧，又怕影响儿子正当生活所需，刺伤孩子的心，不利于儿子安心改造。
这类情况时有所闻，所以投书报社，建议各劳改单位，不惜花点时间、精力和邮资，每年与劳改犯的家长或原所在单位的领导，通报一两次劳改犯的情况。如果为了省时省力，也可以印一张便函，留下一些空行空格，供填写带有特点的表现情况，告诉其家长或单位。让他们了解劳改犯的情况，有的放矢地配合管教人员对劳改犯做些积极的工作。
这样做，对于促进罪犯改造，对于国家和个人及家庭都大有好处。
浙江省缙云棉纺织厂党委办公室 黄益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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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秦铁路沿线的筑路工人驻地，普遍办起了职工之家和俱乐部。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