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在痛苦中觉醒的民族灵魂
——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杨义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史的一个伟大的转机。作为一个光辉的起点，中国现代文化在这里开始了崭新的重建工程。与这个光辉的起点相联系的一代巨人——鲁迅，代表着中华民族现代文化意识在痛苦中的觉醒。对于这样一个文化巨人，惟有超越简单的政治分析，进入更深层次的文化分析，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其思想价值，才能真正充分地继承这份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值此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已经到了进一步从文化视角重新认识鲁迅的时候了。
在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鲁迅这一代人曾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盛唐文化在强大的国势之下，气度雍容地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撞击，通过融合而超越之的事情，已是“远哉遥遥”的了。中华民族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在愈来愈大的规模上接受西方文化的撞击，但它已是在丧权辱国的处境中接受这种撞击了。这就给中国人的心灵中投射以浓重的民族危机感和文化危机感。即便是严复翻译《天演论》，固然有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之真理的意向，但他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来解释世界民族之关系，又何尝不在某一角度折射了这种危机感？对民族文化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从积弱中振拔出来，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爱国志士的思维焦点，成了他们对西方文化挑战的自觉反应。青年鲁迅正是在这种时代需求中，提出他的充满进取精神的文化构想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文化偏至论》）这可以视为鲁迅在本世纪初期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所采取的总体态度和基本纲领。它要求对民族的文化血脉在不失其自信心的前提下，加以辨析、扬弃和选择；对世界文化思潮，则在打破闭关锁国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态度去占有、挑选和拿来。前者推动他对中华民族之脊梁的追寻，后者形成他对待外来文化的著名的“拿来主义”。正是出自这种民族巨人的崇高情怀和开放性的胸襟，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文化的先驱们，架通了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与世界文化进步思潮的桥梁。
记得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历史和个人大体相似，它每一次只能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一件事之上。鲁迅对于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这种双重的态度，并非花费同等的注意力和精力去付诸实践的。就他那一代文化先驱者而言，横向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精华，使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从封闭的僵硬的传统中返老还童，乃是他们基本的历史使命。正是有鉴于封建的纲常名教扼煞人的个性，有慨于当时的新派人物在汲取外来文化时畸重于“制造商沽”等物质文化和“立宪国会”等制度文化，鲁迅从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着眼，提出“首在立人”的原则，倡导主体精神文化的建设。即所谓：“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静止地看，这些话自然有唯心之嫌。但是从中国文化进程的动态环境着眼，就不能不承认，鲁迅把握了中国封建社会纲常伦理文化的一个弊端和弱项，他追求人摆脱中庸或凡庸气息的自由创造价值，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在现代意识的高度上重新组合，具有不可等闲视之的重要价值。
在这种文化反省中，鲁迅的内心是充满痛苦的。他的一生，有过追求后的寂寞，有过呐喊前的沉默，有过探索中的彷徨，也有过受“围剿”时的孤独。这种无比深刻的文化反省，用他的话来说，竟是一种“创痛酷烈”的“抉心自食”。他目睹了中华民族两度失去了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的机会：一次是戊戌政变，失去了走日本明治维新道路的机会；一次是辛亥革命后的政局逆转，失去了走法、美民主共和道路的机会。历史的惩罚使他不愿也不能做那种“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梦，也许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估价不足，但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的深刻剖析，堪称古往今来的第一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民族自强精神和民族自我批判精神的极高层次的统一。他带着一种类乎“原罪”的圣洁心情，和民族一起承担苦难。他严峻地指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迫切性：衰老的国度“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十四年的“读经”》）这种历时数千年的文化沉积，形成一种可怕的历史惰力，有碍于在世界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中取优补劣：“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华盖集·补白》）这种民族文化的畸形同化力，只不过是鲁迅屡加鞭挞的“修补老例”的故伎的延长。在鲁迅这种深沉的文化反省中，包含着中华民族两度失去现代化良机的血的教训。
从本质上说，鲁迅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沉积下来的传统文化的最伟大的批判者。他对封建文化的剖析和批判，是多角度和深层次的，体现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语义和实效的结合，风俗和心理的结合，眼光逼人，犀利而深邃。他既从历史渊源上掘了封建文化的“祖坟”，又从朝代兴衰中透视封建文化的本质，还从国民心理上揭示封建文化的沉积。尤其是对在封建社会闪射着圣光的儒家学说的批判，更为针针见血。他不仅看破了孔夫子为“治民众者”设计“出色的治国的方法”的初衷，道破了历代以至民国的统治者拿孔学当“敲门砖”的历史荒谬性，而且剖露了儒家礼乐文化制造看似无事的社会悲剧的残酷性。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托古改制”，把孔夫子打扮成变法的先师，到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声疾呼“仁义道德”的背面有“吃人”的本质，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康有为的思维方向是顺传统，鲁迅的思维方向是逆传统的。平心而论，儒家文化并非没有可资继承的精华，但是当一种古老的传统如梦魇一般缠绕和压迫着民族生机的时候，走出梦魇之境，是回首重新评价全部旧梦的先决条件。只有从根本上动摇“代圣贤立言”这条传统戒律，才能造成全面评价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气候，否则，一切无从谈起。鲁迅不愿看到我们民族作为一个“古物陈列馆”存在于世，一再呼唤人们走出这个“活埋庵”，毁掉那个“人肉的筵宴”，这种逆反心理正是文明古国恢复青春的希望所在。鲁迅的《祝福》是通过一个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批判礼乐文化的虚伪性和理学的残酷本质的。《周礼》把礼区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主祭祀的吉礼居五礼之首。鲁四老爷的社会正是在喜气洋洋地举行祭祖祀天的吉礼之时，给一个善良勤劳的妇女设下一座阴气拂拂的人间地狱的。这种深刻的逆反心理，往往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源泉。对于儒家文化，鲁迅思想具有浓郁的异端色彩。为了反对保守和虚幻，光大民族的脚踏实地、勤于进取的文化传统，鲁迅对于先秦文化是扬禹、墨，而抑儒、道的。儒、道是先秦诸子中的两派，鲁迅的抑扬反汉代以后“独尊儒术”之道而行之，实际上是以锄强扶弱的精神为先秦诸子争平等地位，从而恢复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活性的。
改造国民性的历史命题，实际上是为了唤起对民族文化在社会心理中的历史沉积作一番具有革命意义的清理。对改造国民性的关注和思考，几乎贯串了鲁迅的一生，贯串了他的日本留学时代、北京时代和上海时代。他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传》的创作动机，就是解剖国民心理的弱点的。以如此炽热的心关切着整个民族的灵魂建设，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家的庞大队伍中也属凤毛麟角，就这种意义而言，在他的葬礼中覆盖遗体的旗帜“民族魂”，是对他最崇高的盖棺论定。鲁迅在这方面的创见是异常丰富的，并非一篇短文所能论述清楚。他最憎恶的国民心理弱点是：卑怯、奴性、虚伪和自欺。卑怯、奴性，以屈从现状；虚伪以粉饰现状；自欺以逃避现状——它们共同构成封建等级制度中超稳定的心理结构。对于这种心理状态，鲁迅作了一副对子：“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华盖集·忽然想到〔五〕》）对于这种文化心理沉积所造成的社会沉滞，鲁迅作了这样的概括：“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华盖集·北京通信》）对于这种心理畸形，鲁迅不仅画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阿Q相”，而且画了一幅比西洋人少了一点“野性”的可怜的脸谱：“人＋家畜性＝某一种人”（《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中国人重伦理人情，这自然包含着不应否定的优点，但因“儒者尚柔”而失却进取性、冒险性和竞争性，就成为现代化的心理障碍了。在解剖国民性的问题上，鲁迅具有民族巨人的博大胸襟，他毫无“家丑不可外扬”的偏狭心理，而是抱着爱之愈切、责之愈严的心情，以敏锐的眼光搜索到我们民族心理的每一个角落；他又毫无“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短小眼光，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世界各大文化系统中的民族心理进行横向的比较，深刻地揭示我们民族心理的特点和弱点，旨在促使辕黄子孙摆脱沉重的精神负担，走向现代化的未来。他在这方面所表现的理性光辉，愈经时间的淘洗，愈是令人惊服。
瞿秋白认为，鲁迅思想的进程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这种理论模式揭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三十年代前期尤其显得高屋建瓴，难能可贵。但是在时间的考验面前，不难发现，这种理论模式带有单线性的特点，侧重于政治哲学，而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文化意识，因而难以充分地概括鲁迅全人及其全部思想价值。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鲁迅前期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影响，但他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思想素质，完全是鲁迅式的，而不是尼采式，或托尔斯泰式的。对这个问题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鲁迅具有过人的文化意识，并以这种文化意识对外来思潮进行深层次的整体组合，从而有效地保持了鲁迅思想的主体创造机能。到了鲁迅的后期，社会阶级意识确实有了明显的增强，但是在他那些最精彩的杂文中，文化意识并没有减弱。比如，他前期曾经批评过：“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到了后期谈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的时候，阶级论的色彩显然增浓了：“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他虽然把人区分了阶级，但他还是着力捕捉长期沉积下来的、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且介亭杂文·说“面子”》）正由于后期鲁迅不是生硬地拿阶级论到处去贴标签，而是得心应手地把阶级意识和文化意识进行高度的融合，他的许多思想以其独特的理性光辉，不仅出色地感应了他的时代，服务于他的时代，而且出色地超越了他的时代，使我们在这个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中依然感受到其深刻的真理性和现实的思想启迪作用。至于他后期一再谈论“家庭为中国之基本”，不仅从中西文化比较中加以说明，而且以刘安成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神仙传说的模式加以印证（《南腔北调集·家庭为中国之基本》），所有这些都不是某种简单的阶级论的理论框架所能囊括的，而必须采用文化的视角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了。
毫无疑问，鲁迅最能超越时代、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项重要价值，存在于他那种卓尔不群的文化意识之中。他作为思想家的最深刻的地方之一，是他以严峻的眼光和卓越的器识，透视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之社会弊端的文化根源和文化心理沉积；他作为文学家的最有建树的地方之一，也是他以犀利的文化眼光，谛视中国社会的悲剧和喜剧，过去和未来。惟此，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革新者和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卓越先驱者。他终生不懈，通过痛苦而深邃的文化探索，接通了两座桥梁：一座是横向的，即中国文化生命联结世界进步文化思潮的桥梁；一座是纵向的，即中国古老的文化过渡到现代文化的桥梁。虽然他留下许多工作有待新时代的人们予以赓续，但他这种伟大的文化史地位却是谁也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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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的探求和选择
陈骏涛
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从一体化到多样化发展的历程。作家和批评家们对文学的思考、探求、主张越来越多样，从趋同而走向求异。这种艺术上多样的发展态势，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如今，创作方法大一统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而代之以多种创作方法的共存并峙。现实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甚至仍然是一种最主要的创作方法。但是，在现实主义之外，我们有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荒诞派，感觉意象派，以及其他现代派。从更普遍的情况来看，则出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荒诞派、感觉意象派以及其他现代派的相互渗透和交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些被称为“朦胧诗”派的新潮青年诗人的诗作，实际上只在精神上与现实主义相通，而在创作方法上，则已离开了现实主义。他们观照生活的方式，不是现实主义式地“再现”生活，而是通过诗人心灵的“中介”达到对生活的“表现”。舒婷通过对诗人内心深处的忧伤的、柔婉的、细腻的感情的抒写，表现出诗人对生活的某种追求和憧憬，趋近于浪漫派的诗作；北岛通过对瞬间感觉的捕捉和闪烁不定的意象的组合，表现出诗人对生活的某种哲理性的思考，趋近于感觉意象派的诗作。同时，小说界也在悄悄地发生分化。大部分小说仍然采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有相当一部分小说则在并不离开现实主义的前提下，显示出更为开放的特点，可以称其为“开放现实主义”。有的或与浪漫主义相通，有的或与象征主义相通，有的或与意识流相通，也有一些小说却很难划入现实主义范畴。有时候，同一个作家，却使用好几套枪法：写实的，荒诞的，意识流的，象征的，超现实主义的……总之，单一的现实主义的规范被打破了，出现创作方法多样化的态势。
二、文学本性观的多样。文学究竟是什么？以往我们的回答是单一化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这回答原本不错，但却嫌过于单一，它无法穷尽文学的本性。其实，向来对文学本性的观念就是多元的。有客观的再现论，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真实的反映，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有主观的表现论，认为现实和历史都是精神的物化，文学是文学家主体精神力量的表现。还有主客体的统一论，认为文学是客观再现和主观表现的统一，是作家的主体精神与他所处的客观世界的完美的结合。如今，对文学的本性的解说则更加多样。刘再复同志用一段话对文学的本性作出不同的观照：从哲学的角度看，文学可以是克服异化，使人性得到暂时复归的一种手段；从价值学的角度看，文学可以是人格和思想情感的表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文学可以是苦闷和欢乐的象征；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文学也可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从审美的角度看，文学可以是有缺陷世界的一种理想之光，等等。
三、文学功能观和目的论的多种认识。在文学的诸种功能中，我们过去较多强调教育功能，甚至把它绝对化、庸俗化，要求文学对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如今，人们对文学功能的认识比较开阔、比较全面了：教育、认识、审美、娱乐，这是
一个整体，但对不同的作品则可以有不同的侧重。我认为，对文学功能的多元倾向采取认同的态度，树立一种比较豁达的文学功能观，有益于文学自身的发展，有益于文学去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上的多方面的需求。
涉及到文学与现实、与人的关系上，其目标和追求就更为歧异了。一种是提倡文学应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的，应该写社会的重要问题，揭示社会的重大矛盾斗争。这一主张更注重文学的直接的社会功利性，其突出的代表是刘宾雁。一种是主张文学要反映人生、干预灵魂的。这种主张也讲功利性，但却是一种间接的功利性，也就是说，文学要对社会起作用，必须通过人的灵魂这个中介。第三种是主张文学的最高目的和意旨是为了人的完善和完美，它的灵魂是人道主义。这一主张与文学干预灵魂的主张是相通的，但由于它更强调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又自成体系。第四种是主张文学应表现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传统，一种共同的文化——心理积淀。这是近两年一批鼓吹“文化寻根”的年轻作家的主张。第五种主张认为文学是一种自我表现，是作家或诗人情感的外化，心灵的投影，心理的渲泄。这种表现主义的文学主张与再现主义的文学主张的并峙和互补，应视为文学发展的正常现象。
四、宽容和选择。对已经到来的这个文学发展态势，可以有两种对策。是对它进行抑制，把文学从多元再拉回到一元，继续搞那种规格化的、大一统的文学？还是采取宽容的、宽松的、宽厚的对策，即对各种文学思考、主张、探求、实验，统统采取“拿来主义”，而后作出选择。我认为采取后一对策，将导致我国文学真正繁荣，并与世界文学发展取得同步。
在对当前文学发展态势采取宽容的对策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一副冷静的、清醒的头脑，对各种变动着和发展着的文学现象应该有清醒的估量，进行科学的分析，作出独立的选择。对某些“新、奇、怪”的东西，不要过早地作言过其实的评价，因为任何文学潮流都要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宽容是一种度量，而选择则需要文学家的独立自主的判断，是文学家的主体精神力量的一种显示。对于一个真正的文学家来说，这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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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思索着走向世界
——记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作曲家群
梁茂春
今年6月下旬在香港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演出并观摩了数十部出自大陆、香港等地青年作曲家的音乐新作。从大陆应邀与会的十余名青年作曲家中，七位出自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同一班级。他们是：谭盾、叶小钢、瞿小松、陈怡、周龙、郭文景、陈其钢。他们的作品已在国内外崭露头角，成为我国音乐创作“新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思考、探索及创作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八十年代我国青年作曲家群体的风格特征。
这批“小字辈”的青年作曲家，正是时代的产儿。他们赶上了我国音乐发展的最好的时机。他们都是1978年中央音乐学院于“文革”以后第一次招生考入作曲系的。“十年浩劫”使这所高等音乐学府破败荒芜，也使社会上积压了成批热切想学音乐的青年人，“择优录取”的原则聚集起了全国一些出色的苗子。由于中国进入了大变革的时期，并很快从经济改革延伸到政治、科技、文化、教育、音乐等各个领域。我国音乐界才开始打开了门窗，透进了世界音乐的新信息。使这批年轻人除了熟悉贝多芬、肖邦、柴科夫斯基等音乐大师外，又知道了二十世纪的一些新的作曲家，新的“体系”，与传统和声、复调相对立的新鲜名词，使他们打开了视野。清明的政治给青年人带来了全人类音乐文化的养料，形成了青年作曲家迅速成长的良好学术环境。
中央音乐学院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他们入学后，得以直接随吴祖强、杜鸣心、苏夏、赵行道、罗忠熔等学习。教师们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条件，发掘着他们潜在的才能。学校一方面注重传统技法和民间音乐等基础课程的严格训练，另方面还及时开设了“西方现代音乐”、“美国音乐”等新课程，提供了几个观察世界音乐的小窗口，使他们在学校得到了较全面系统的专业训练。
任何人才的成长需要一定外在条件，也需要主观努力。这批青年经历了“十年浩劫”这场民族大灾难，大多插队当过农民，或在工厂当过工人，许多人又都在文艺团体当过演奏员。他们有生活经验，也注重创作实践。几年间，先后有谭盾的交响乐《离骚》，叶小钢的大提琴曲《中国之诗》，瞿小松的大提琴曲《山歌》和谭盾的弦乐四重奏《风·雅·颂》，在国内外的几次音乐作品比赛中获奖。
这是团结而活跃的一群。他们之间存在着坦率的、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们的音乐观念不一样，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可以很融洽地彼此切磋。他们与文学界、电影界、美术界、舞蹈界有着密切的交往，艺术观点彼此都有影响和启发。从总的方面来说，他们在追求着一个高远的目标——寻找振兴中国音乐之路。他们正思索着让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这些青年音乐家探索的特点在哪里呢？主要在于音乐观念和创作手法的创新。他们冲破了划一的审美规则，体现了充分的多样性、开放性，在创作中发挥了创造性。新的审美意识解放了音乐创作的题材，有的禁区渐渐被冲破了。在这群年轻人的作品中，有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小提琴协奏曲、钢琴曲，有表现远古历史题材的混合室内乐队作品，有描绘祖国河山和民俗风情的交响组曲、钢琴曲，有表现哲理冥想的交响曲等。即使采用古代题材，也多是注入浓厚的当代意识，表现今天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寄托。这些作品的共同的特点是都在追求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在探索民族音乐语言与现代音乐技法相交融的可能性。对于外国的现代音乐技法，他们采用消化吸收的办法，因此，这些青年作曲家的作品，体现了创作技法、音乐语言、声音材料上的前所未有的大突破。
“大突破”并不就等于艺术的大成功。今天，这些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大都还具有实验的性质。他们作品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创作手法趋于过分复杂化，以至与听众还存在着较大的间距。他们似乎热衷于将民间素材作自由变形的手法，过多地采用泛调性、无调性的音乐，以至又出现了新的雷同，陷入了新的框框。一个尤为重要的任务是，他们对我国无比丰富和生动的民间音乐宝库，亟待作更深入的学习和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