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领导革命事业的历史记录和丰碑
——新版《孙中山全集》评介
陈铮
在隆重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十二卷本《孙中山全集》（正文十一卷）出版了。这是我国出版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新版《孙中山全集》（以下称新版《全集》）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收文最多的孙中山著作集。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驱者，是深受全国各族人民敬仰的伟大革命家和政治家。半个多世纪来，国内先后出版的孙中山著作全集或别集有数十种之多。这些文集的内容繁简不同，都为研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史料。1956年孙中山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孙中山选集》，收入孙中山的主要著作六十多万字，对研究孙中山起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选集》的内容只限于孙中山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言论，不可能全面具体地反映孙中山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全貌和革命生涯的艰苦曲折。而对于这样一位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开创一代历史的伟大人物，不论从政治上和学术上来说，都应该出版他的全集。有鉴及此，从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就与有关学术部门和一些专家学者商议编辑出版一部内容比较完备的孙中山全集。由于“文革”的动乱，这个计划无法实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系通力合作，集中力量，从事《孙中山全集》的编辑工作，并被列为国家“六五”计划社会科学的项目之一。
孙中山遗留下来的大量著作，不但是他领导革命事业的历史记录和丰碑，而且，作为孙中山伟大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后来的人们可以从这份精神遗产中吸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
编好一部内容完备的孙中山全集，首先要尽可能地搜集、考订、整理孙中山的著作，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到全面、准确、细致。新版《全集》的编者在这方面下了较大的工夫。经过几年的努力，除了采用现有各种孙中山文集已经刊布的论著外，还广泛深入地搜集到珍藏在国内外的中外文未刊原件，以及发表在罕见报刊上的重要著述。新版《全集》共收录孙中山的文章、专著、讲演、谈话、书信、电报、宣言、檄文、公文、命令、批示、序言、题词、诗词和译著等八千多篇，计五百多万字。收文之多超过以往各种版本的孙中山著作集。四十年代重庆众志书局出版的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共收文一千五百多篇，约一百五十万字。七十年代台湾编订的《国父全集》，收录孙中山著作五千多篇，近四百万字。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部内容最为丰富的孙中山全集。而这次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比台湾版的《国父全集》所收孙中山著作又多出二千多篇，字数增加四分之一以上。
新版《全集》第一卷收入1890到1911年的著作近四百篇，比台湾版《国父全集》所收同期著作多一百余篇。本卷是了解和研究早期孙中山的重要文献。首卷第一篇是孙中山1890年所写的《致郑藻如书》，陈述了效法西方要振兴农桑、戒绝鸦片、发展教育的三项建议。这是现在所看到的孙中山最早阐述政见的一篇著作。该文写作的时间比各种孙中山文集所收最早的政论文《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要提早四年之久。同卷在《上李鸿章书》之前还收有孙中山执笔、郑观应修改过的《农功》一文。中国政府在1883—1885年中法战争中的失败，使孙中山痛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开始产生倾覆这个政府的思想因素。而从首卷所收前几篇的主要著述中，又说明了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把国家兴盛的希望寄托到清朝某些官员能够实行兴利除弊、改良政治上面。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新版《全集》第一卷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反映了孙中山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从一个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转变成为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在这一时期的论著中，包括以“振兴中国，维持国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盟书》和《香港兴中会章程》等；有广州起义失败流亡英国时，在“伦敦蒙难”的有关书信、谈话和记述；还有中国同盟会盟书、联络暗号、总章和有关文章、讲话，揭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的誓词，以及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公开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要点；同时该卷也反映了从南方武装起义到武昌起义胜利、推翻清朝统治的内容。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新版《全集》第二卷收录了孙中山这一年的著作六百六十九篇。它是《总理全集》所收同年著作的五倍，比《国父全集》同年著作也多一百多篇。本卷增加的新资料中，有一批是得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收藏的原件，有的是从《崇明报》等罕见报刊上发现的。此卷所收著作记录了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政府，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行一系列新政策法令，以及他为谋求国内和平、实现南北统一、争取外交承认而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前后的言论。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极力破坏辛亥革命成果，暗杀宋教仁，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加紧复辟帝制的步伐。《全集》第三卷所收孙中山1913至1916年间的著作六百多篇。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粉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为捍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拯救民主共和国而艰苦奋斗的记录。
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经过四年，以袁世凯之死而告结束；但帝制复辟的土壤并没有因袁世凯的失败而改变。继袁世凯而起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毁弃约法、解散国会的事件依然发生，并且发生了张勋复辟的丑剧。面对毁法复辟逆流，孙中山挺身而出，发动了历时七年之久的护法运动。孙中山1917年至1923年间约四千篇著述，分别编入《全集》第四至八卷。这个时期的著作约占全书篇数的一半，写下了他为维护被毁弃的临时约法，争取恢复被解散的国会，击败张勋复辟帝制，反对军阀割据，平定陈炯明武装叛变的斗争历程。这是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中斗争最曲折最复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大量言论、著述、文件，保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开始新的历史转折。
1924年是孙中山思想和实践发展进程中最光辉的一年，也是他论著最多的年份。新版《全集》第九、十、十一卷共收孙中山1924年及临终前的著述二千五百篇，比台湾版《国父全集》同期著作增加一倍。这三卷连同前几卷有关著作，为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进一步总结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召开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以及国共合作后在发展工农运动，创办黄埔军校，建设南方革命基地，平定商团叛乱，举行北伐战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谋求国内统一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功，提供了比过去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
新版《孙中山全集》不仅力求所收著作完备，而且在资料鉴别、版本选择、时间考订、文章注释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当然，新版《全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孙中山致力于革命数十年，足迹遍及国内许多地方，而且长期奔走海外，交往的国内外人士众多，《全集》以外，收藏在国内外团体或个人手中和刊布于国内外报刊上的孙中山著作，无疑还有不少。目前已陆续有新的著作发现。编者现已着手广泛征集资料，准备出版《孙中山全集》补编，使该书更臻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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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存异方能求同
邹乃山
多年来，我们对“同”偏好而对“异”有偏见。例如欣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同思想，习惯于一言堂、一刀切、统一模式、舆论一律。反之，似乎一切异都是消极的东西。“标新立异”在我国是贬义词。这同长期的大一统、定于一尊、思想一元、党同伐异等传统有关。鲁迅曾不以为然地指出：“‘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见《热风》）可见对异不能一概排斥，要取分析的态度。
现代科学认为，没有差异，不能构成生机勃勃、内涵丰富的系统。所以差异是有序之源，而有序是构成有生命力结构的必要条件。一切引起有序增加的差异，都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积极力量。就社会而言，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调节机制，以制约破坏社会稳定性的力量和行为。但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不是越来越单调贫乏，而是越来越丰富多样，对差异也有更大的容量。
马克思主义主张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不能理解为建立乌托邦式的无差别境界。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产生的差别以后，还存在由于秉赋和其他条件形成的差别。至于未来物质极大丰裕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了，个性不是泯灭，而是更加自主自觉地发展。既然个性更加充分发展，差异的存在就是必然的。
何时候只能根据历史的发展消灭不合理的差别，但同历史相适应的合理差别又会应运而生。在我国现阶段，至少有三类差别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
第一类是求同过程中的差异，如为求得共同富裕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为求得统一认识而允许认识过程中的差异，象近年来解决干部对农村责任制的认识那样。
再一类是中性的差异，如衣着、饮食、生活习俗、审美情趣等方面偏好的多样化，只要这些偏好不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和他人自由发展，尽可听其所好，不必强行同化。
还有一类是起积极互补作用的差异，对这类差异不仅应该允许其存在，更要着力保护并予以尊重。如没有百家争鸣，就没有学术繁荣；没有百花齐放，就没有文艺复兴；没有不同意见的充分探讨，就没有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没有多种经济成分的配合，就难以拾遗和补缺；没有从实际生活和其他学说中吸取新的营养，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对于上述差异，存异方能求同，求同务必存异。可以说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在解决内部矛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本来千差万别的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固需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统一，也有的可让它们共存，不必强求统一。特别对学术或思想性质方面的问题，不象工作中的问题必须及时作出决定，完全可以让它们在相互尊重、相互等待的和谐气氛中更加从容地切磋和商讨。真理本身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对某些差异的宽容和对独立意志的尊重，是对本身力量有信心的表现，无须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强求统一，无须借助权势和高压来树立权威。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们的信息渠道多元化了，议论多了，思想政治工作难做了，简单的批评指责不起作用了，这看来似乎是一种退步，其实却是进步。因为只有在思想活跃和发扬独立思考的条件下，真理才会经受锻炼并得到发展。我们没有理由感叹今不如昔，而应当毫不迟疑地发扬民主和宽容的精神，让真理在宽松的环境中显示其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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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义和团运动想到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
李侃
最近一个时期，联系义和团运动，初步思考了一个我认为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决定中国近代历史命运的有三种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近代新兴的阶级力量，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前，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主要是农民和资产阶级。以农民为主体，先后发动过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先后发动过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四次重大历史事件，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课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比较而言，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研究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联系比较密切一些，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也比较广阔一些。而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与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的联系则并不那么密切，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也相对地显得狭窄一些。
从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不能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主要是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任何改良和革命都要失败，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也要落空。不妨简略地回顾一下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以求强求富相标榜的洋务运动，根本不去也不可能去注意农村、农民和土地问题，妄图把近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建筑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在保持封建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搞近代化的“洋务”，结果是一败涂地。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变法事业局限在一部分开明士大夫和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圈子之内，不但不去重视农民和土地问题，而且担心农民起来反抗清朝统治；变法失败的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脱离农民群众，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似乎注意到农民和土地问题，在同盟会的纲领上写上了“平均地权”的内容，但是并没有真正实行。这次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仍然是一次失败的革命。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产生中国共产党以前，在中国没有哪一个阶级、政党，哪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真正认识到农民的巨大力量和作用，从而能够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把广大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
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发动农民改革土地制度，然后夺取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在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本以为可以用农业集体化来发展农业生产力，逐渐缩小以至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然而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农业互助和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迅速地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现实生活又一次显示了广大农民和农村的巨大的政治经济潜力。
谈到这里，我有一个粗浅的也是很不成熟的想法。多年来我们似乎把对近代农民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两次运动上，而对两次运动的研究又是集中到关于运动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事件发生发展和失败的过程，战争的攻守进退，人物的功过是非等等问题上，这种研究当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然而以往这种研究范围、课题和方法，远不足以科学地历史地说明中国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听到有所谓“史学危机”的说法，说得浅白一点，就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什么关系。我并不主张历史学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也不赞成搞现实生活与历史现象的简单类比，但我觉得历史学的研究，总要给人们以智慧、借鉴和启示，有助于人们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中，认识社会，了解国情，看到历史前进的趋势，从而更自觉地创造历史。我们都承认农民和农村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对近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从历史到现状的发展中，从国情、民情、历史特点的研究中，认识得比较清楚呢？至少我自己是没有比较清楚的理性认识的。
毛泽东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曾深刻指出，当时在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性质、形态，他分析说：“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我们虽解决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这就是对近代农村和农民状况的历史和现实的科学概括，这就是中国的重要国情。可惜，以后近三十年的实践，并没有从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过分过急强调集体化、公社化，忽视商品经济，批判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割资本主义尾巴”等错误理论和“左”的思想政策指导下，使得农村和农民的贫困落后面貌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
既然清醒地认识到建国初期广大农村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那当然就是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仍然普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很不发达，农村和农民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情况并未改变，不但根本谈不上现代化，甚至还没有进入近代。在几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农村和农业生产中去批判什么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的躯体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去割什么“资本主义的尾巴”，结果限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造成农村和农民的普遍贫穷。
而我们对于近代农村的经济结构、农业生产力的状况、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交通运输的困难程度，可以说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当然不是说有了这种研究，就能够改变当时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但是至少使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的头脑比较清醒，尽到了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
现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人们都认识到平均主义或叫“吃大锅饭”是阻碍改革的习惯势力。而平均主义在中国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意识形态，孔子就讲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子》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说法，都是要以平均的办法来调和社会矛盾。至于历代农民起义，大多是以“均贫富、等贵贱”为号召，到太平天国可以说把平均主义发展到更全面更“彻底”而理想化了，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中所描绘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在反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又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一种幻想。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思想。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要绝对平均分配有限的物质财富，实际必然“平均”贫穷。平均主义根植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土壤，是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很值得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结合上，进行一番分析研究。
这里，我还想从历史的角度简单谈谈农村文化问题。如果说建国前夕，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那末农村和农民的文化生活差不多也是停留在古代。首先必须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当时广大农民群众，至少有70％到80％的人是文盲。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在文化科学方面，仍然是很落后的。长期的封闭、落后状态，必然造成思想文化的闭塞和蒙昧。而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又长期浸渗农民的思想意识。在农村和农民的社会生活中，封建思想的余毒不断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变农村文化落后的状态，甚至比改变经济贫困更为艰巨。近年来关于文化史的研究谈论日益多了起来，似乎成为史学的一个“热门”，这是很可喜的现象。我不敢妄谈深层次的、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文化问题，只是直观地感性地感到，文化总不能与人们识字不识字、有知识没有知识、知识多知识少没有关系。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文化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统治阶级的特权，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文化与“治人”，读书与做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广大农民既没有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也被剥夺了受教育、掌握文化的权利。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文化上既是富有的，又是贫困的，统治阶级的文化是富有的，农民群众的文化是贫困的；古代传统文化是富有的和灿烂的，近代文化却是落后的和薄弱的。我认为不论从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出发，还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研究近代文化史，都不应该忽略农村和农民文化问题。不从长远的战略上着眼，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不去正视历史造成的严重文化落后，势必要妨碍和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当然，近代农村和农民问题远不止上面说的内容。这是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宽阔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拓、发掘和深化。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