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长征中的文艺兵
——回忆长征中的红军前进剧社
刘瑞龙 刘志坚 魏传统 王定国 蹇先佛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回忆起了长征中的一支红色宣传队——红军前进剧社。它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剧团的前身之一是红四方面军新剧团。它创建于1933年2月，同年8月改为“工农剧团”，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南北，1935年参加长征，1937年在甘肃河西走廊与敌人浴血奋战。回首往事，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为实现全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理想，剧团战士不怕艰险、始终如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慨，直到今天仍然有教育意义。这是前驱者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935年3月，剧团随四方面军政治部和川陕省委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剧团同广大指战员数翻雪山，三过草地，有几件事至今仍然让我们难以忘怀。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胜利会师，喜讯很快传遍两个方面军。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到了达维，四方面军派红九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前往迎接。当晚会师部队开联欢会，以李伯钊同志为团长的中央军委文工团为联欢会演出了精采节目。其中有一首歌是陆定一同志写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表现了全军指战员胜利会师的欢乐，同时也表达了兄弟部队的团结，因此深受广大指战员的欢迎。通过剧团演出教唱，很快在连队唱开了。部队行军、宿营，到处都能听到这首歌，它鼓舞了战士的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1935年8月29日，我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歼灭了包座守敌及援敌第四十九师，为全军打开了北进通道。这期间一方面军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指派宣传部长刘志坚率领总政治部慰问团赴包座慰问演出，正赶上李伯钊同志也来四方面军办文艺训练班。这真是双喜临门。慰问团一行二十余人，大都是原“火线剧社”的骨干，到了包座，不顾途中疲劳，当晚为部队演出了战士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受到部队的热烈欢迎。他们不仅带来了兄弟部队的情谊，而且也带来了好的作风、好的经验和好的节目。这是四方面军文艺战士学习的好机会，彼此交流经验，传授技艺，随后文艺节目也变得丰富起来了，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的突破。李伯钊同志还亲自到部队教唱歌曲，到剧团组织排戏，教舞蹈，气氛非常活跃。
同年11月，在天全杨家坪，原工农剧团与总政慰问团合编在一起改称“中央前进剧社”，简称“前进剧社”。社长李伯钊，政委易维精，把原来的四个剧团和各军宣传队集中到芦山“前进剧社”受训，重新整编为三个团。集训中，李伯钊同志亲自教《农民舞》、《海军舞》、《乌克兰舞》、《高加索舞》，还排演了歌剧等等，骨干力量加强了，节目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1936年1月中旬，剧团又翻夹金山回到红五军驻地丹巴，红五军三十七团调驻丹巴东南一百三十余里的牦牛村抵抗敌人的追击。剧团奉命慰问大炮山三十七团。这是一座很荒凉的雪山，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从瞭望哨向南俯瞰，山下全是敌人的驻营地。敌人万万没有料到在他们看来这荒无人烟的雪山上，竟会有红军自天而降，更难想象还有这么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飞临到这冰天雪地的前哨阵地慰问演出。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剧团战友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等剧团一到阵地就敲起了锣鼓，整个阵地顿时有了生机。风象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面部肌肉冻僵了，手脚被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温暖了每个战士的心。演员登场前，冻得浑身发抖，可一上场就什么都忘记了，那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的表演，在拨动着每个战士的心弦。演出结束，剧团战士向指战员们告别时，好多战士激动地哭了……对战士们来说，剧团给他们送来的不仅仅是一场文艺演出，而且送来了一颗火热的心，在生死关头，战士们需要沉着的思考，也需要欢快的歌声。
在特殊的战斗环境中，越艰苦，越需要文艺战士用歌、用舞、用剧等等形式鼓舞人们克敌制胜的勇气。文艺战士则在广大指战员的英雄主义行为中汲取了无穷的艺术养料。三十七团原属红五军建制，这支英雄钢铁后卫，从1934年10月长征以来，急渡湘江，靠一双铁脚板，一夜急行军一百四十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红五军团在江南岸坚守了九天九夜，保证一方面军安全渡江。三十七团战功卓著，剧团刘文泉等编导把这些素材在半天之内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第二天就地演出，三十七团广大指战员看了自己的战斗经历，十分亲切，表示守好南大门，保证主力部队休整。
1936年2月中旬，剧团随方面军赶到党岭山下，休息了一天作翻山准备，剧团战士每人准备了好几个松明火把，为上山照明使用。第二天凌晨三点，部队向党岭山进发，按规定必须在十二点以前翻过山顶。剧团战士不怕天寒地冻，在山高路滑的艰险行军中，为鼓舞红军战士奋勇登山，他们站在冰天雪地里当啦啦队。在行军的队伍中间前后奔跑，唱着红军战歌，山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单薄的军衣，抵挡不住风雪的吹打，脸上象被无数把尖刀刮着。战士们冻得牙齿打战，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一步一停，一步一喘，谁要是停步坐下来想休息一下，就很难再站起来了。因此每个人都拚尽全身的力气，相互搀扶，有的被狂风卷进山谷，有的踏虚了脚连人带枪坠落雪坑。剧团老炊事班长、共产党员张德胜就是滑到雪坑里牺牲的。眼睁睁望着老班长滑下去，倾刻间被大风雪埋得无影无踪，同志们失声痛哭。这时，指导员廖赤健带头高唱刘瑞龙、李伯钊同志合写的《雪山行》，用歌声激励同志们继续前进。快到山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大的雹子劈头盖脑地打来，打得满脸肿痛，有的用手捂住脑袋，有的干脆把背包顶在头上，依然坚持向前。冰雹过后，晴空万里，阳光耀眼，到了山顶休息片刻，又象坐滑梯板那样，一个接一个向山下滑去。山下如同另一个世界，有天然温泉，剧团战士们痛快地洗了一个温泉浴，减轻了几个月来的紧张和疲劳，然后经道孚在炉霍休整了几天，最后到达甘孜驻营。
为迎接二、六军团，四方面军政治部动员全军赶作慰劳品，剧团战士心灵手巧，就地取材，用萝卜当纺锤，把生羊毛捻成两股细线，再合成一股粗线，用以织毛衣、毛袜。没有工具，就用竹子削成粗细适宜的竹针，然后进行编织。同时还用土办法把生羊毛揉得软一些，做成背心，很能御寒。此外剧团还派出了宣传小分队随三十二军罗炳辉部队前往迎接二、六军团，并演出了文艺节目，慰问长途跋涉到来的兄弟部队。二、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在长征途中同样经受了考验和锻炼，为配合政治工作，他们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尤其是注意调动部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同时又重视宣传干部队伍本身的政治、文化素养的建设，使宣传工作的战斗力得到了加强，无论是发动群众，还是组织教育俘虏工作，都有明显的成效。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剧团又进行了整编，将“前进剧社”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叫“前进剧团”，随方面军西渡黄河，奔赴新的战场——河西走廊。
在千艰万险的长征路上，文艺战士始终歌声不断，不论环境多么困难，他们都能始终坚定地向目的地迈进，为什么？因为崇高的革命理想，为民族解放事业战斗到底的强烈愿望，给了他们以不可战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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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警策 也是精神财富
——推荐《历史在这里沉思》
王蒙
仅仅封面就令人为之一震。各种的打倒、批判、砸烂，各种的政治谩骂、政治陷害与政治讹诈，此情此景，曾几何时！我好象又听到了那震耳欲聋的红卫兵狂喊声、口号声、语录歌声和那种堪称神经战的大炮一般的“两报一刊”社论的广播声，我好象又回到了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万马齐喑、天昏地暗的岁月！
这些事情不过发生在昨天。历史在这里沉思。这本书的题目起得好极了，历史需要在这里认认真真地沉思一下：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荒谬、这样丑恶、这样野蛮的事情？为什么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十亿勤劳勇敢的人民，竟然在那十年被一些丑类搅了个天翻地覆？浸在血泊里，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搞得几乎翻了车！
沉思了才能前进。巴金在他的《随想录》里不停地告诫呼号，“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能忘，“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的一页不能忘！忘了就会重新发生，就会“再来一次”！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不是哪一壶不开提哪壶，这正是郑重地希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地从那磐石般的黑暗上跨过去！这不是为了向后，正是为了向前！用健忘和鼓励健忘的办法，用劝阻乃至禁止沉思的办法，是不可能真正向前的，弄不好，还要走弯路、走回头路的！
我十分佩服华夏出版社和周明同志的胆识，他们编辑出版了这部三卷大书，是警策也是精神财富。千万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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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文学中历史的主体意识
何西来
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意识，是在人们对近几十年历史教训的总结与消化中，随着社会变革步伐的加快，逐渐自觉，逐渐深化的。当文学仍然是左倾权力意志的工具的时候，当清明的理性被箝制、被扼杀，因而昏死过去的时候，不可能有历史意识的自觉。可见，在新时期文学中，历史意识的自觉，历史感的加强，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文化现象。
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意识，反映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期的时代特点，反映了生存于这个时代的社会成员的主流心态。我看它包含五个方面的重要因素：历史的主体意识；历史的反省意识；历史的自由意识；历史的变革意识；历史的使命意识。这五个方面，既构成着当代历史意识的内容和特点，又是五个重要的考察角度。
历史是人的社会实践留下的轨迹。人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也是历史认识的主体。通过实践，人创造着历史，创造着人自身，同时也认识着历史，认识着自身。人对历史的认识、体验、把握、领悟、以至直觉等等，就是历史意识。历史意识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界定：一方面它是被意识到了的历史存在、历史规律等等，这表现为对过去的回溯，对现在的探求，对未来的预测。另一方面它又是人对自身在历史运动中的价值、地位、作用和意义的一种自觉。这后一方面，我想称之为历史的主体意识。在新时期文学中，历史的主体意识大致可以从人道主义、自主意识、英雄观念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人道主义的勃兴，人的重新发现，是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人道主义在近几十年的我国文化思想史上，曾屡遭批判，历尽沧桑。它象流经沙漠的塔里木河一样，在合适的环境下，才流出地面，而在严酷的环境下，只能变成潜流，转入地下。当人道主义变成暗流、潜流，从地面上消失的时候，正是大多数中国人丧失主体性的时候，历史在封建主义的重轭之下呻吟，喘息，迈出每一步都溅着血泪，都非常艰难。而人道主义的重新涌出地面，汇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则是在新时期，特别是在思想解放的高潮中。思想解放，归根结蒂是人的解放。它解放人的精神，人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
人道主义反映着人对自身的历史认识。它包括人性、人情、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等观念。人对自身的认识具有历史性，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而人道主义也就不能不是一个发展变动的历史范畴。从历史形态来说，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道主义虽有差异，但人道主义在本质上却是人类求同的思想潮流。它以人性的共同性为依据，强调相通和认同。历来的人道主义者，无论是颂扬爱，标举同情，还是力行慈善，都主要着眼于同。这就决定了不同流派的真诚的人道主义之间，既有纵向的继承，又有横向的渗透。在历史上，人道主义的每一次勃兴，每一次形成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都不可能是抽象的，而只能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历史具体性表现为，它既有其具体的生成条件和历史根据，又有其具体的历史内涵和现实针对性。而这一切，又都可以用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加以说明。我国的理论家、艺术家们鲜明地提出这个问题，大声疾呼，只不过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早、更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罢了。他们都具有较强的历史感和较自觉的历史意识。
人道主义的复苏，是在春江水暖时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有力的反拨。在新时期的文学中，无论是较早的“伤痕文学”，还是稍后的“反思文学”，大都对曾经给亿万中国人带来无穷灾难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进行了再思考、再认识、再评价。其本身就包含了新的审视角度和价值标准，反映了历史观念的变化与调整，透露出深邃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刘心武的《如意》中，中学老工友石义海大爷给那个被红卫兵作践致死的小业主盖上一块塑料布，避免大雨浇尸；骄阳之下，自费为那些被罚苦役的“牛鬼蛇神”送绿豆汤，以防他们中暑；每天起早，替落难的清代贵族后裔金绮纹扫街，好让她少干点等等，都包含了与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不同的是非判断，这就是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石义海这样做，是凭了他的本能，凭了他的良心，自己并没有这种自觉。获得这种自觉，并用它重新评价那段刚刚过去的噩梦样的现实，是刘心武历史观念的一大进步，他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同情，主张把人当作人，这反映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朝这个方向思考，并且比较自觉的作家作品是大量的。李国文在《秋后热》里写老工人刘喜福对因丈夫横死而新寡的骆梅英的同情与帮助；张贤亮在《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里写邢老汉妻离、狗死，自己也寂寞死去的暗淡遭遇；祝兴义在《杨花似雪》里写杨思萍被郁秃子霸占后的悲剧命运等等，都既揭露了仇视人，仇恨人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冷酷观念的反人道精神，揭露了由这观念所造成的黑暗现实的荒谬性，同时也表现了作家心灵深处人道主义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复苏。当然，在文学的人道主义的思索中，也产生了局部的失误。但这些作品的失误并非因为写了人道主义，而是因为在具体题材的处理上忽略了人道主义本来应当具有的历史具体性，以致泯灭了土地改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重大的历史是非。不能因为出现局部的失误而从根本上否定伟大的人道主义潮流在我国兴起的历史进步性。
二
自主意识是历史的主体意识表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放弃唯阶级斗争的狭隘历史观和思维模式，选择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重新评价历史，这本身就是自主意识的反映。自主意识出于人对自身价值的一种确信，它本能地要求对社会人生，对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独立的判断，而不必屈从于外来的强制，神的意志，或传统的规范。这种自主意识的逐步确立，是历史意识觉醒的重要心理条件，也是文学艺术回复到自身，作家的审美个性、艺术风格渐趋多样的前提。当艺术家仍然屈从于某些外加的桎梏，有意无意地压抑着自身的情感、意志和理性，让别人在自己的头脑中驰马的时候，是无所谓自主意识的。舒婷的《致橡树》表达了一种自主意识觉醒的强烈愿望。诗人追求着自身的独立和独立的价值。不能仅仅把这种追求看作女性解放的渴望和一个少女对于理想爱情的宣言。更重要的是，它还应当被当作一个走向觉醒的时代的历史象征。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理性判断，人就会变成没有灵魂的躯壳，没有生命的影子，哪里还会有自主意识？哪里还会有只属于自己的对历史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只能以单一的模式投影在各种文艺作品里。
然而，思维着的理性并不甘心于永远被囚禁的命运，只要有可能，它就力图冲破禁系它的樊笼。所以自主意识，在文化专制的条件下，其实主要是一种对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权利的争取，它首先表现为对现存秩序，现存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强烈怀疑与否定。也许，有些年轻人过于看重了历史运动中的消极因素，太多地流露了悲观和感伤的情调，然而，他们的诗字里行间仍然活跃着对新世纪的理想的渴望，不然，他们的否定就不可能那样执著，彻底，偏激。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新观念的出现，往往孕育于对旧观念的否定和怀疑之中。思想在旧的既定轨道上运行惯了，形成了巨大的惯性和惰力，要摆脱它，就必须有更大的方向相反的力，否则便很难有新机的存活，更不要说发展和开拓了。当这相反的力作用上去的时候，表现出某些偏激，恐怕是难免的，因而，当然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正是在对旧事物的这种时见偏激的否定中，才更鲜明地表现出主体的自主意识。
三
英雄观念在人们的历史意识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涉及对英雄以及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而且因为它还涉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到底具有怎样的品格的人，才称得上英雄，往往集中体现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对于人的价值判断。英雄观念，实际上是关于人的价值的理想尺度。
在停滞、僵化、板结的历史环境下，社会文化心理趋向于因循守旧。这时英雄观念中往往会强调对既定秩序的服从。在历史变革的前夜或历史变革之中，社会文化心理趋向于创造和求新。这时新的英雄观念往往会脱颖而出，这种观念则强调对既定秩序的叛逆。中国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曾经逐渐出现了封建主义文化观念的全面回潮。这种回潮，在革命的名义之下，装点着马克思主义的辞藻，它的外部表现是教条主义，是“左”的狂热，而骨子里却裹挟着封建主义的灵魂。社会，在长期的表面动荡中陷于可怕的停滞。这时一切创造型的思考，都被视为“异端”，都被加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之类的罪名而加以禁止。于是，英雄观念朝着两个表面看来相反的方向运动。一方面，英雄观念与个人崇拜相结合，出现了“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荒谬论断。这样的对于个人，对于权力意志的迷信，对于领袖的神化，在政治思想上反映了宗法家长制之下农民的封建皇权观念。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英雄观念表现在文学领域，一是“造神文学”，二是理论上的“三突出”原则。另一方面，在英雄观念中又强调着“驯服工具”，强调着所谓“螺丝钉”精神，强调着对于权力意志的愚忠。在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内，我们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都多少有这种观念的折光。不难看出，这种英雄观念实际上是个人崇拜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这样的英雄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张志新式的人物只能作为十恶不赦的“异端”，关进牢房，割断喉管，喋血刑场。她是以死，殉了一个革命党人独立思考的权利。因此，张志新被人民群众追认为英雄，就不能不反映了价值观念的根本变化。张志新身上最光辉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是她宁折不弯的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意识是她敢于不唯上，不盲从，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支撑点。这里既包含了反个人崇拜的精神，也包含了不随波逐流的叛逆精神。
新的英雄观念的形成和确立，无论对于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还是对于文学的变革，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新的英雄观念作为理想的人格和理想的价值尺度，进入人们的社会文化观念，大大促进了人们对过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新的评价。而对文学创作来说，这又促使作家从不同以往的角度对人物的命运进行新的思考。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里，把李铜钟的形象作为英雄来处理，使他的命运带有崇高的悲剧色彩；鲁彦周在《天云山传奇》里把罗群和吴遥对照着写，赋予罗群的性格以某些英雄的气质，都反映了英雄观念的变动，透露着新的历史意识。刘宾雁是新时期文学中对于英雄观念和人的价值观念进行了自觉思考的最重要的作家。他常常把人物放在历史的全局之中进行剖析、描写与评价。他写的虽然是以记实为特点的报告文学，但却涂上他自己性格的某些色彩，包括情感的和理性的。诗人邵燕祥收在《邵燕祥抒情长诗集》中的作品，有着对英雄和历史的深邃的感悟，能够从中看出英雄观念演变的具体心灵历程，能够从中感到主体意识觉醒的张扬。这说明，经过艰难曲折的历史实践和同样艰难曲折的思想行程，人们终于认识到，人毕竟是历史的主体，而英雄不过是这主体的较为典型的个体形态。这样的英雄观念，不仅是衡量个体价值的理想尺度，也是判断历史是非的重要根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