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学术与思想
日本经济发达的文化溯源
程伟礼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竟如此迅速，使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有人从经济上研究它的成功之道，也有人从文化和宗教等角度探讨其奥秘。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吉布尼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日本取得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将古老的儒家伦理与战后由美国引入的现代经济民主主义两者揉合一起并加以巧妙应用。
东西合璧的日本“儒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具有三大特征。
“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思想
西方经济学家历来倾向于把资本看成资金、设备、原材料和技术，而人仅是一些可以调换的零部件，因此企业中的工人与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是隔绝的。与此相反，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这在日本的儒家传统中也有很深的根基。十六世纪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武田信玄曾提出这样的著名口号：“人民就是堡垒，人民就是城墙，人民就是壕沟。”他信守的关于得不到普遍支持就不作决定的“意见一致”原则，至今仍被日本的企业领导者奉为优秀的经营管理艺术。
由于日本人把人的价值注入到企业之中，把企业公司视为一个“人”的社团的职能组织，而不仅仅是完成某种经济职能的操作工具，因此，他们强调委托而不强调合同，强调培训而不强调频繁的招雇和解雇。“请多关照”这句口头禅就很能反映这种“社团意识”。一位日本经济学家曾这样比较过日美经营管理方式的差别：美国的制度象是一列由两三台强力机车牵引但车厢本身没有动力的火车；而日本的制度则象一列每节车厢都有马达的电气火车。人们有自己的动力，能一道前进。
“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所熏陶的企业公司是一个强化了的温室社会。处身其间的个人，逐步被培养起类似于家族意识的社团意识，具有克己、忠诚、服务、合作及效忠精神，愿把自己与公司结合起来。企业的声誉与金钱报酬显得同等重要，大多数人能为企业利益和个人的尊严而努力工作，甚至最低层的雇员也具有一种“积极参与”意识和公司同仁之感。而在美国，人们对这种通力合作的精神则无法理解。难怪吉布尼感慨系之：“就个人而论，世界第一流的经
理人员仍在美国。然而，从企业社会的整体来看，日本人已经略胜我们一筹了。”
“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
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既是激烈竞争的产物，也有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认真合作与和谐一致的因素。儒家学说本来就是一种感化人心的哲学，它强调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人的内部和谐同他周围世界的外部和谐协调的观念，在日本人的思想中也一直是很强烈的。日本传统文化本身具有“大和”精神，加之儒家“和为贵”伦理学说的熏陶，以及由二次大战的战败国地位而激起的民族意识，逐渐形成了“和谐高于一切”的国民心态。
和谐高于一切的准则也有其严重缺陷，它可能在个人、特别是有才能的人们身上造成沉重的压力。取得表面和谐的代价可能很大，会使人们的创造性受到损伤，个人感情遭到抑制，尊敬平庸的上司。这有可能造成事物的外貌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不祥的巨大距离。“高产乃是为善”的劳动道德观
十七世纪的日本禅宗长老铃木正三按自己的方式发展了一种“佛教的商业道德”。他说：“要摒除私欲，全神贯注地去追求利润，但是你永远不要享受利润。相反，你应该用你的利润去为别人做好事。”
十八世纪的儒家石田梅岩继承了铃木的思想，建立起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一个人必须清除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学会与他人思想感情一致，以求自我的和谐。他强烈感到把商人列为最低的社会等级是不公正的，把创造利润谴责为“贪婪”是错误的。他的“心学”与铃木正三的劳动道德观，为武士转变为企业家提供了理论基础。
现代日本企业家的精神导师涩泽荣一信奉儒学。他经常把《论语》抄本带在身边，认为企业需要有强调相互关系的儒家思想，其目标是“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他曾预言，致力于研究和知识交流，确立长期规划以及社团的共同精神是现代企业必不可少的品质。日本企业对人的因素以及人与生产率的关系的重视，直接起源于涩泽。没有人比他更明确地相信，一个日本企业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永存于它的人员之中的劳动道德。晚年时，他在解释为什么企业要同儒家道德相结合时指出，“道德和经济本来是并行不悖的。然而，由于人们常常倾向于见利而忘义，所以古代圣贤极力纠正这一弊病，一面积极提倡道德，又一面警告非法牟利的人们。后来的学者误解了孔夫子的真正思想……他们忘记了高产乃为善之道”。后来，这句话被认为是对现代日本劳动道德观的概括。
有人认为，“以人为中心”与资本，“和谐”与企业竞争，“为善”与利润，这些观念的结合，是日本经济发达的不容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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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让世人了解欧洲
——访《欧洲》电讯社社长埃马纽埃尔·加佐
林军
在布鲁塞尔，凡密切关注欧洲共同体事务的人，往往是从阅读《欧洲》电讯开始每个工作日的。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的部长，以及企业家、报社总编辑等人的办公桌上，每天早晨也都摆着这份装潢朴素的刊物。正如一位美国大学教授所说，人们“是通过《欧洲》来了解欧洲的”。
不久前，在布鲁塞尔市圣·拉扎尔大街十号的大楼里，笔者拜访了《欧洲》电讯社社长埃马纽埃尔·加佐先生。社长办公室挤满了书柜，如果不是摆着办公桌和打字机，倒更象是一间藏书室。加佐先生1908年生于意大利海港城市热那亚，年轻时在船上当水手，二次大战期间从事诗歌创作和文学翻译，战后从事新闻工作并研究经济问题。他中等身材，银发白须，炯炯双目透露出他那敏捷的思维。
《欧洲》电讯社筹建于1952年12月。三十多年来，加佐先生对欧洲联合的事业始终抱着毫不动摇的乐观态度。他认为“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欧洲不应是霸权统治的欧洲，而应是联合的欧洲”。他本人，则是“以新闻工作来为欧洲联合而奋斗的”。
加佐先生不仅领导电讯社的全盘工作，而且每周亲笔撰写四篇社论。我请他谈谈干新闻工作的体会，加佐笑了笑说：“我的经验就是不疲倦地写作，从不厌烦。”人们一进他的办公室就可看到，四周是摆满书籍的书柜，到处堆放着报纸杂志。“智慧来自学习”，这是加佐的信条。由于加佐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己，所以他的文章，不仅有清晰的论述，而且有启发性的见解，深受读者欢迎。
加佐先生不仅为欧洲联合而身体力行，而且动员家庭成员投身于这一事业。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当《欧洲》电讯的副总编辑，一个任《欧洲》驻巴黎记者。建社初期，他率领的是一支“轻骑兵”。社长、编辑、翻译、秘书和通讯员总共才五人，至今也不过二十多人。现在《欧洲》在布鲁塞尔用法、英、意三种语文出版，面向全世界。另外，在马德里还翻译出版西班牙文版。经过多年努力，《欧洲》在八十多个国家拥有订户，已成为报道共同体事务的权威性刊物。“如不引证、参考它，就无法写出欧洲建设的历史”。人们称赞加佐是“共同体欧洲这一信念的化身”。
辛勤的工作受人尊重，也获得了应有的荣誉。1980年，加佐被授予“约瑟夫·贝赫奖”，以表彰他为促进欧洲联合所作的贡献。人们赞扬加佐把“新闻工作者的客观性和鲜明性与为欧洲事业而战斗的虔诚精神，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笔者和加佐先生告别时，加佐先生要我转达他对中国同行的“友好情谊”。他说中国新闻工作者能够面向“那么广阔的天地和众多的读者”，真令人羡慕。他称颂中国人民为从灾难中解放自己、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民族传统所作的不懈斗争有利于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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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古人物
英国女王侧影
梁丽娟
在目前世界上仍有君主制的国家中，最注意突出国王形象的恐怕要算英国了。英国的普通邮票全都是女王的侧面头像，连纪念邮票的一角也要加印上金色的女王头像侧影。英国政府机关的公函信封上都有“为女王陛下服务”这一行字。每次正式宴会结束前，出席者总得全体起立为女王干杯。当然，英国国歌是《上帝保佑女王》。
女王对国家统而不治，由英国政府以女王的名义执政。但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仍有其工作。她参加国内外众多的礼仪活动，每天阅读大量政府文电，有时一天工作达十多小时。由于她曾先后与八任首相共事，所以熟谙国内外事务。据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说，在一次谈话中，女王引用了他未谈到过的政府文件里的一些材料，弄得他很难为情。
有人形容女王是英国的超级使节，迄今女王的出国访问行程已达七十多万英里。
女王率领王室其他成员，顺利地适应了二次大战后英国地位改变后对王室提出的新要求。女王及王室成员经常庄严地露面以显示国家的统一、稳定和持续性；他们更大量参加公益活动，经常地接近群众，使公众觉得王室亲切随和。英国老百姓如果希望能一睹女王风采并非难事，只要在女王诞辰或议会开幕日，早早地等在她必经的路旁，就能如愿以偿。每年夏天，女王要在御花园举行三次游园会招待来宾。一次游园会上，我作为外国记者也有幸与女王在近距离邂逅，并无紧张局促之感。女王拥有许多世界上最珍贵的艺术品和珠宝，供她使用的有六座王宫、三架飞机、两架直升飞机和一艘王家游艇，是英国最富有的人，但好些方面也注意节俭，她要手下人关掉不必要的灯，用废报纸代替干草来垫马厩。王储查尔斯小时候在散步时丢失了根拴狗的皮带，女王也要他去找回来，不得大手大脚。
女王受到普遍的尊重，连挑剔的报界也从不批评她。女王在一次民意测验中被誉为最勇敢的妇女。因为，这一年，有个陌生人翻墙进了白金汉宫，闯入女王卧室，被惊醒的女王一面不露声色地应付这个不速之客，一面按铃通知手下人前来。同年，在女王诞辰阅兵时，有个小孩拿玩具枪瞄准女王的坐骑。坐骑受惊，前蹄腾空，女王泰然自若，继续策马前进，使整个仪式未被打乱。人们认为，这些都显示了女王的勇气。
在欧洲的君主中，英国最讲究王室的仪典排场，沿袭了许多传统。每年6月女王正式诞辰时，她都要全副戎装、骑马检阅王室禁卫军的分列式，风雨无阻。每年秋天，她要乘坐金色马车从白金汉宫到议会去主持议会开幕并颁诵女王诏书。届时，女王身穿珠光宝气的曳地朝服，参与一系列庄重的仪式。每年两次，女王要册封一些对国家作出了贡献的人。被授勋者即使是研究尖端科学的专家也要象几百年前那样，单腿跪在女王面前，由女王用宝剑按在肩上册封。
?英国王宫——白金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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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级临时工
美国各大学每年的毕业生中有三万七千名学法律的，一万六千名学医的，五万一千名学统计和会计的。他们走入社会后，越来越多学有专长的青年宁愿当临时工，因为这种高级临时工的收入比固定工多得多。
例如旧金山市的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是由六个人合伙成立的。有时承办的案件太多，忙不过来，他们便到专业临时工介绍所去挑选几个精明能干的律师来帮忙，每小时工资一百五十美元，事情结束后便离去。那个律师事务所认为这种办法比聘请一位年薪五万美元的“坐班”律师划得来。普通的律师事务所对雇用的临时工则至多每小时付七十五美元。
很多医院的医生每年要休假一个月，医院人手不敷，便从临时工介绍所那里找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生或已有多年经验的医生来充当临时工，日工资可高达四百四十美元。
制造计算机的工厂也常常需要专家来为它们解决一些技术难题，这种高技术临时工的报酬已高达每小时一百二十美元。有的人还被聘往国外服务。
身怀一技之长并有较“硬”学历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认为当临时工比较自由，许多私营机构也乐于雇用工作效率高的临时助手，所以各种专业临时工介绍所便应运而生。每个介绍所都掌握足够的待业专家。亚特兰大市一个临时医生介绍所去年就从介绍临时工获得三百万美元的手续费。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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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友谊之花
振衣千仞岗 濯足万里流
李学江 于青
十月的北京，金风初度，夜凉如水。北京展览馆的圆型剧场里却乐声镗鞳，春意融融。来自芳邻日本的文化使者——北岛三郎正在举行访华演出。他身着西装，手执话筒，边唱边说，不时闪出的诙谐与机趣，不断博得观众的笑声与鼓掌。北岛的演唱朴实热诚，时而如痴如狂，声浪逼人，直有裂石穿云之势；时而如诉如泣，凄怆掩抑，有长歌当哭之感。他歌唱的大都是北方樵夫渔子粗犷古朴的生活和豪放坦荡的胸怀。演歌那浓郁的民族色彩，加上北岛那情发于衷的演唱，把听众仿佛带到了那怒涛滚滚风雪茫茫的北海道，能使人感受到日本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脉搏和喜怒哀乐的情怀。
歌到中场，当北岛灵机一动，邀请坐在观众席中的蒋大为登台和歌时，观众情绪达到了高潮：蒋大为用日语演唱北岛的得意之歌《与作》，北岛和之；北岛演唱时，观众又齐声应和，并鼓掌助兴：
与作砍树，嘿嘿嗬，
歌声回荡，嘿嘿嗬，
妻子织布，咚咚咚，
好漂亮呀，咚咚咚。歌声掌声在大厅中久久回旋不息，歌手听众的感情也随着旋律奔腾激荡，汇流交融。
北岛是日本著名的演歌歌手。演歌，对中国人来说还十分耳生。当我们问起什么是演歌时，北岛笑了，说这在日本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演歌大约兴起于明治初年。当时的明治政府禁止宣传民权思想的演说，一些有识之士便走上街头以演唱代替演讲，继续宣传民主思想。随着时代的推移，演歌逐渐摆脱了政治内容，转而歌唱人们的日常劳作和感情生活。演出地点也由街头转入室内，伴奏乐器也不再限于尺八、三味线等日本民族乐器，而增添了提琴、钢琴等西洋乐器，但始终保持着民族风格。演歌介于民谣和民歌之间，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抒情色彩，便于抒发深沉内在的情感。北岛说：“演歌来自生活，是自然形成的，是日本人民的心灵之歌。”因此它深为日本人民所喜爱，流传至今，久盛不衰。
演歌歌手在日本数以万计，北岛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北岛原名大野穰，出生于北海道。从小喜欢唱歌，十岁便立志要成为歌手。十八岁来到东京，边在街头巷尾卖唱，边在声乐专科学校学习。二十五岁时，一曲《泪船》使他声播远近，名扬列岛。此后北岛在各种演唱中又多次获奖，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歌星。他的专唱歌曲已多达二百六十二首，为演歌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这是北岛第一次来华访问。“我很早就想来中国。从电视里看到中国美丽的山川和名胜古迹，我常常在梦中神游。今天，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很高兴。直觉告诉我，演歌与中国似有渊源关系，它的根在中国。我踏上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就是想从中国汲取营养，来丰富和发展演歌艺术。”几天来，北岛登临了长城，访问了中国京剧院，与中国同行进行了交流，结成了友谊。在东方歌舞团，北岛愉快地接受了团长王昆的聘请，成了东方歌舞团的名誉团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光大旅游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特请溥杰先生手书了一轴条幅，赠送给北岛，上面题着西晋文学家左思的诗句：“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这既是对北岛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他的期冀和鼓励。
但演歌的日本味毕竟太浓，能否为中国听众所接受和欣赏？北岛一度有所担心。事实证明，北岛的演歌在中国是不乏知音的。刚刚访日归来的蒋大为对观众说：“北岛在日本是非常著名的歌手，他的演唱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是日本的‘number one’
（第一号），他的高音和弱高音是无人能比的。”面对热情的观众，北岛说：“要成功，光有好的演员和舞台还不行，还要有好的观众，今天来的都是优秀的观众。”演出结束了，人们涌向通道和乐池，鼓着掌迟迟不肯散去。文化部部长王蒙握着北岛的手说，他是含着泪听完他的歌的。听着那如风起浪涌、惊涛拍岸般的掌声，北岛激动不已，连连鞠躬致谢：“谢谢，谢谢大家！我明年一定再来中国，为大家演唱，后年也还要再来！”
再见吧，北岛先生，我们欢迎你再来中国，带来更多的新歌，更深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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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酋长的凳子
张荣生
巴卢巴族居住的范围，包括扎伊尔的东南部，远至坦桑尼亚和姆韦鲁湖一带。在这一辽阔的区域里，虽然居住的部族不同，但是他们的语言、文化是一致的。
巴卢巴族艺术在热带非洲民族传统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巴卢巴族的雕刻，风格独特。它具有一种激情昂扬、诗意深远的情调，没有粗糙怪诞的形式和使人忧郁伤感的内容。这种雕刻不仅以造型优美、姿态生动取胜，而且以形式严谨、协调见长。
《布利村酋长的凳子》（见右图）就颇具特色。布利是扎伊尔卢瓦拉巴河沿岸北巴卢巴的一个村庄。跪妇“神灵之女”具有一种有力的夸张表情：鼻子修长，眉毛高抬而弯曲，嘴角上翘，面带忍辱负重的神色。在非洲部落生活中，复杂的发式和美丽的文身是一种高贵的标志，因此在非洲木雕中往往特别重视刻画这两种特征。这件作品也是如此，着重刻画了发式和文身。腹部上的文身花纹雕刻得十分精致，使雕像显得高雅华贵。由于上下两个盘座与四肢和面部表情有韵律的相互配合，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空间结构，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和感染力。（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