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心碑
乐秀良
今年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逝世十周年。恩来同志的丰功伟绩，早有定论。本文仅就他对身后事的高尚情操，发表一点感想。
人总有一死，因此也总有身后之事需要料理，需要嘱咐。如何对待身后事，不同人生观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回答。
周总理病逝时，人们从追悼大会的消息中，看到这么两句话：“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的遗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尽管当时千百万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人民，要求为敬爱的周总理用水晶棺或棺木厚葬立墓，但是，恩来同志的战友、亲人邓大姐，忠实地执行了他的遗言。1月11日，首都上百万群众，冒着严寒，聚集在长安街到八宝山的路旁，默默地等待着，沉痛地目送着灵车徐徐过去。“少壮扶老弱，街市倚残瘫。万民敬肃哀泣，不知北风寒。”此情此景，永生难忘。
敬爱的周总理，没有为自己身后留下灵柩和坟墓，更没有墓碑；甚至连一匣骨灰也没有留下。他的骨灰撒进了亿万人民的心中。他的为人，他的政绩，在亿万人民心中树立起高大的丰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这一首在“四五”运动中广为流传并被谱成歌曲的诗，唱出了千百万人民的心声。岁月的流逝，也磨灭不了人民这种发自肺腑的厚爱。
历代封建王朝，有多少帝王将相，生前奴役人民，享受荣华富贵，妄想死后继续享受，为自己大造陵墓，树碑立传。但是，除了确实为社会历史留下一些功绩的人以外，其余的曾几何时，就被人民所遗忘了。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仍然有那么一些人，千方百计为自己的身后事操心。其中也包括一些久经沙场，早已视死如归的老共产党员。个别人竟然向组织提出死后厚葬立墓的要求。这就不能不令人惊异，在这些同志头脑里还遗留着浓厚的封建思想。要清除这些东西，使远大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活生生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谐调一致是多么不容易。
“多少人追求荣誉，真正的荣誉是人民的称颂；多少人追求不朽，真正的不朽是活在人民心中。”
这就是人民献给恩来同志的心碑。
这就是恩来同志对待身后事的遗言给我们的珍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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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难忘的一课
林辰
1945年2月，重庆。
一天下午，我到美专校街中外出版社去看望孙伏园先生；坐下不久，冯乃超同志也来了，他正为文化界准备发表一个宣言而奔忙，他给孙先生和我看了宣言的草稿，我们都表示同意，在上面签了名。这就是后来发表于《新华日报》上的震动一时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坐了一会，我们一同告辞出来。走在美专校街上，乃超同志忽然问我：“你今天还有事吗？”不待我回答，他又接着说下去，“要是没事，就跟我走。”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走完了短短的美专校街，上了马路，他带着我左转弯，朝着上清寺的方向走去；我不禁在心里欢呼起来：“啊，曾家岩！”那时候，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设在曾家岩五十号，周恩来同志经常住在那里，一般称为“周公馆”。我曾经去过那里，知道走完上清寺便是曾家岩。
我们到了办事处，进入院内左侧的一间屋子，屋里稀疏地坐了十几个人。乃超忙他的事去了，我在最里面靠墙的一条凳子上坐下来。大约到了四点钟左右，屋里已渐渐坐满了人；这时，周恩来同志出现了，他站在门口，面带微笑，目光扫向全屋，又和身旁的人握手。他穿着一件黑褐色的呢中山装，看去稍觉宽大，呢子也粗，大概是陕北当地纺织的。这一天，周恩来同志为我们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在此以前约两个月，即1944年12月初，日本侵略军由广西窜扰至贵州独山、丹寨一带，贵阳告急，重庆震动，传说国民党政府准备逃往西康；日军虽然很快便撤走，但黔桂数百万人民已蒙受巨大的苦痛和损失。恩来同志报告自然要讲到刚刚发生不久的这次事变。记得他曾谈到日本侵略军进犯黔南的目的，大意说：“去年夏秋间，日寇为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向湖南、广西发动进攻；它在侵占柳州以后，又派出小股于12月初由黔桂边境侵入贵州，是为了牵制我方增援广西，并且威胁重庆政府，要它早日投降。日军其所以很快便由独山等地撤走，没有直趋贵阳、重庆，除了兵力不足以外，它还想留下重庆国民党政府作为投降谈判的对手，这当中还包藏有一个诱降阴谋。”恩来同志讲完以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他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一会，有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起来发问了。我不认识，问旁人才知道姓张。他说：在黔南事变中，独山收复以后，各报都用大字标题，头版头条报道这个重大新闻；唯有《新华日报》不是这样，无论版面位置、标题字号，《新华》都不够引人注意。他以为这样的处理不好，问问周先生的意见怎样。说老实话，在听他发言的过程中，我心里就不断冒火，因为我相信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不会错，我认为在这里不该提这种问题。……不料周恩来同志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张先生这个问题提得好！”什么？我赶紧屏息静听下去，“刚才我已经讲过日军撤走的原因，我们不能象《中央日报》等那样，说什么‘国军收复独山’，大吹大擂，欺骗人民。所以《新华日报》不用特号标题等等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还有另一方面。日本人打到独山一带，当局惊惶失措，强迫贵州人民紧急疏散，重庆也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时候，老百姓听到日寇从独山撤走是会感到宽慰的。这条消息有安定人心的作用。所以，这次《新华日报》这样的处理是有缺点的。它只想到不欺骗人民，而没有考虑到人民的心理和愿望。这个问题我们在总结工作时已经注意到了。”
听完周恩来同志的这些话，真象是“醍醐灌顶”，憬然省悟。我深感到自己的单纯和无知。我还在心里责怪那位张先生，发人家的火呢！恩来同志的话对我的启发很大，他对人民的理解和关心，对问题的全面的辩证分析，都使我深受感动，获益非浅。对我来说，这真是最宝贵的一课。四十年过去了，至今每一想到，恩来同志的音容笑貌还宛然在目。在那些年代里，恩来同志为团结和教育广大文教工商界人士，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是不辞劳瘁，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一天，我第一次吃到了用陕北小米煮的糖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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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风景线
有竹人家
余时
作家管桦最近搬进了楼房，人们担心他那平房小院里的一丛翠竹。他还能说是“有竹人家”吗？
我到过他的旧居，竹子长得真够茂盛的，几乎遮住了北窗。主人日夜从竹丛下穿行，头发上往往会挂上一两片枯叶。他从不理会，也不想或不忍心用手弹去。管桦爱竹，心诚若愚。
他在诗歌、散文里抒发过他爱竹的情怀，但更多的是画竹。他笔下的竹子极少轻柔飘逸的风姿，多的是浓墨苍劲的骨干，甚至是迎击着大风雨，充满了动态的墨竹。愤怒出诗人，管桦是在十年动乱中开始画竹的。他借画竹以明心志，是在鼓励自己；送画给朋友，也在勉励别人。周恩来同志逝世时，他挥泪画竹，墨重情深，画里有风声、泪声，也有电闪和雷鸣！
管桦不想作画家，但他画竹的名声却超过了有的画家。人们爱画，更爱画者的品性。
搬家前，管桦已经完成了他长篇小说的初稿，足有一百几十万字吧，是写抗日战争生活的。最近有信来，谈到了他心爱的竹子：“石板房已破坏得不能住了，但仍使人怀念，除了那丛翠竹还有几十年难以忘却的生活。……我的新居也有两株移来的翠竹，因为在阳台上的木箱里，离开了大地，不知是否能经受得住寒冬风雪的袭击。我用温水浇它，给它温暖，愿它能熬过冬天。屋外是翠竹，屋里是墨竹，仍是有竹人家。”
熬过寒冬的竹子会变得愈发青翠。尽管现在还只有两株，春天过后一定会生出新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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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河守桥人
陈淀国
亲爱的朋友，我想你出差旅行，南下北上，不知多少次地从黄河“走”过，但你可曾注意到，就在这大桥中间，就在这钢轨下边，就在这一泻千里的黄河之上，还“藏”着个小小哨所呢！
这是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方方正正，如同一只大木箱，牢牢地“吊”在半空。门旁写着五个字：黄河守桥人，十分耀眼醒目。室内，摆设非常简单，除了四张硬板床外，再没什么象样的“家具”了。脚下的木质地板，有的地方漏着洞，涛涛黄河水看得清清楚楚，真叫人有点胆怯呢。
整个哨所静悄悄的，只有一个战士在站岗。
我凑了过去，主动和他聊了起来，他满口湖北话。但谈话不时被南来北往的列车打断。在这条京广线的大动脉上平均五六分钟就要过一趟车，那震耳欲聋的隆隆声，即使面对面，也难以听清。手中的笔，也跟着它疾进的节奏，不住地哆嗦起来，只好停下，就象一辆辆飞奔的坦克，从身上碾过一般，令人心烦、意乱，直想呕吐。
车过后，我随便问了“小湖北”一句，“你恐怕早就习惯这种‘地震’生活了，不再有‘受罪’的感觉了吧？”
“嘿嘿嘿，和你们差不多，到桥心哨所今天才是第三天。”
原来，“小湖北”入伍后，一直在中队勤务班，整天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出操、点名还有点“小自由”，比起桥上战斗班，确实是个“美差”。可是最近，他怎么也坐不住了，望着眼前那滚滚的黄河，望着那滚滚黄河上的钢铁巨龙，望着那手持长枪、日夜屹立在桥上的熟悉战友，心里再也平静不了。他非常清楚，在桥心哨所执勤的滋味：盛夏，头顶没有一片绿荫，晒得满脸冒油；严冬，四周没有一堵短墙，冻得两脚似猫咬。尤其是在哨所睡觉，没有几个月的磨练，不掉下几斤肉，谁也休想闯过这一关。躺在那里，夜深人静，水流声、风吼声、哐当哐当列车的疾驶声，象是地震般，在耳边响个不停。困又睡不着，怎么办？有的暗暗数数，一、二、三……一数就是好几千。有的默默唱歌，“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哼了一遍又一遍。更有别出心裁者，用胶布粘住眼睛，用棉球堵住耳朵……但都不是“灵丹妙药”，只有这样一夜、一夜地熬过三几个月后，这扰人、烦人的噪音，自然就会变成优美动情、催人入眠的摇篮曲。一旦听不到，反而有些不习惯哩！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小湖北”就有那么股子犟劲，放着“肥肉”不吃，三番两次地“闹”着上桥，就是想尝尝这苦头。我们问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带大家走出哨所，踏上桥面，指着远方的青山、小路，才深情地讲起：
“黄河，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对面那座公路桥，1958年被洪水冲断，敬爱的周总理亲临黄河，指挥工程兵舟桥团抢架浮桥……能在这里站岗、放哨，即使再苦、再累、再单调，心里也是蜜罐样甜啊！”正在这时，两列风驰电掣的客车，分别从南北同时驶上大桥，从我们身边箭一样地飞过。
只见一个个窗口，多少双睁大的眼睛，都在深情地望着黄河，望着大桥、望着时时刻刻守卫在黄河大桥边的武警战士，那强烈而有节奏的隆隆声，恰似他们发自内心的共同心音：
“辛苦了——谢谢——致敬——黄河守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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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漫步
珍贵典籍《诗渊》出版
孔凡礼
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的我国古代文学极为珍贵的典籍—《诗渊》的第一、二册已经出版，其余四册，年内出齐。
《诗渊》著录于明英宗正统六年
（1441）成书的《文渊阁书目》，成书年代约与《永乐大典》相同或稍晚些。编纂者不详。
《诗渊》是一部规模相当宏大的类书，它分天、地、人几大部。天部已不见，人部、地部也不全。该书未见有刊刻流传。现存残本是稿本，分订二十五册。
《诗渊》的珍贵首先在于它保存了从魏晋六朝到明朝初年这一段时间大量散失了的作品，丰富了我国文学宝库。《诗渊》收诗五万多首，其中十分之二、三不见于过去刊印的和新印的古籍：包括大家、名家如元稹、苏轼、辛弃疾、朱淑真、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佚作；包括不少中小作家的佚集，如宋《顾逢诗集》、易士达《松菊寓言》、张明中《言志集》、张埴《情性集》及元郭昂《野斋集》等；包括相当数量的声闻不彰、没有专集问世、社会地位低微的作者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佳作。所收诗作宋为多，元次之。《诗渊》收词近一千首，其中大部分不见于《全宋词》、《全金元词》，包括一些思想性、艺术性堪称第一流的作品，如华岳、赵希蓬、汪元量的一些作品。《诗渊》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提供了新的、丰富的可以信赖的资料。
《诗渊》所引用的书，有的是宋、元、明初原刊本，有的和原刊本比较地接近，对于现存的一些古籍，是正讹补脱的依据。这是《诗渊》具有珍贵价值的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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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蜂群
阎启斌远方，一点两点的，
弹动着透明的希翼，
负载着酿造的贪婪，
从树缝，从花丛，从云端，汇成火的一片。连那雨沐风涤的夕阳，也变得蜜一样的清澄，蜜一样的鲜。还有什么值得怀疑呢，那掐着量度表的“蜂王”，以及按照不同节奏嘤嘤飞舞的他的姑娘、媳妇、儿子，连同死也不肯抿翅的老伴，都一齐加入了这图腾的行列。于是，连日子也被贴上了优质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