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师夷长技”论
夏东元
从反对“用夷变夏”到“师夷”的转变
“师夷长技”，原出于魏源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口号，是在抵抗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中经过政治军事实践提出的。在鸦片战争前，大清帝国的君臣们，习惯于老大自居，坚决反对“用夷变夏”，总以为天朝的一切应为“夷”所“师”，如果谁要以“夷”为师，那简直是大逆不道。鸦片战争中，英国的洋枪洋炮沉重地打击了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使亲临前线而又比较开明的林则徐认识到，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军队的“器不良”、“技不熟”；要战胜敌人，除“胆壮、心齐”而外，必须做到“器良、技熟”。他认为，如果枪炮等火器与洋人相埒，“则不患无以制敌”。于是林则徐、魏源等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逐步形成一个认识：要“制夷”必须火器能赶上洋人，要能迅速地赶上洋人，只能“师夷长技”，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从闭关锁国到“师夷”的提出，这应该说是先进的中国人要求变落后为先进、变贫弱为富强的一个重大思想转变。
“制夷”当然为人们所欢迎，但为“制夷”而去“师夷”，却是违反清王朝长期以来闭关自大的常规的，自然要被“深闭固拒，尊己而抑人”的顽固守旧派目为离经叛道而群起攻击。然而，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毕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于是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学习西学的思潮。
这种思潮的启蒙著作，当推1840年林则徐辑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他们在书中均强调“师夷长技”。尤其是魏源还设想：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建造造船厂，既造军舰，也更经常地制造商船；并建军火工厂，除造军火外，也结合制造民用器械，而且还鼓励绅商投资设厂制造工业品。如能照魏源的设想做去，不仅在战场上能战胜敌人，且可能在市场上与洋商角胜。
继《四洲志》与《海国图志》之后，留心洋事、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著述不断出现，如1844年梁廷枬的《海国四说》，1846年姚莹的《康輏纪行》，1848年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稍后出来的夏燮的《中西纪事》等。这些书涉及面较广，诸如社会风俗、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但大多着重介绍西方的技艺，并强调中国应该赶快学习这些技艺。中国必须变，必须“师夷长技”，这就是结论。但把这种认识和结论付诸实践，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时才开始的。这时，洋务企业家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创办了军用、民用等工厂企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建造船厂，以及轮船、电报、纺织、矿务等工业企业。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洋务派在实践中深感发展近代工业没有钢铁将一事无成。于是在九十年代初，除江南制造局设炼钢车间用新式转炉炼钢而外，同时又创办了以汉阳铁厂为中心兼煤铁开采与冶炼的号称东亚第一的钢铁联合企业（日本到1897年才办制铁所）。前者从1893年投产到1904年间，最高年产二千零五十九吨，最少年产十吨；后者年生产能力三万吨，但在1893年投产到1896年商办前，年产从未超过一万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近代化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它虽有一些成功的地方，但预期目的未能达到，所以总的说是失败的。
从师西洋长技到师日本法西洋的经验
“师夷长技”的设想，必然引伸到与西洋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追求。这就是魏源所说的在“师夷长技”中，将见“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卷二）的憧憬。这里所讲的“东海”，主要当然是指中国，但并不限于中国，至少日本等国也在此范围之内。日本在中国“师夷长技”提到实践日程的时候，也掀起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热潮，1868年明治维新是其标志。实践表明，向西方学习，日本比中国成效显著，尤其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到二十世纪初叶更为明显。于是中国一些进步而敏锐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出向日本学习的主张。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为什么有成效？除在政治上设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相似的公议堂以讨论政事这一因素外，那就是由于经济制度和学习科学技术的方针较为合理。当时关心国事的人，除象主持上海中西书院和《万国公报》的沈毓桂，注意到日本设公议堂“商议要务”的效果，并作了“诸事蒸蒸日上，国家渐渐维新”的赞誉外，其他思想家和洋务企业家，大多从经济上找原因。其中有比较系统和精辟的论述者，当推进步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企业经营家郑观应。郑氏根据自己多年办洋务企业的经验，认为日本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其一是官商关系。他说：“考日本……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一切章程听商自主，有保护而绝侵挠，用能百废俱举”。这就是集商股商办，官为保护，以达到有效地“效法泰西”的目的。其二是学西法的方针。郑观应对此综合概括地说：“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处处借西邻为先导。我为其拙，彼形其巧。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商战》，卷三）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日本以中国的“为其拙”为前车之鉴，而“彼形其巧”；另一个是，西方国家花很大气力研究试验成功的科学技术成果，日本袭取过来就用。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所以日本学西洋有了显著成效。郑观应认为，日本既然这样做有显著成效，那我们中国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呢？如果能“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同上）那时日本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比中国高多少，虽然“驾而上之犹反手”，看得太容易些，但“比而齐之”并不甚难。郑观应以日本为借鉴，向日本人学习“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的思想，是很可取的。再进一步，我既可“袭”西洋之“易”，更可“袭”日本人之“易”。当然，在那时向日本人学，主要还是学它学西方取得成效的经验，不是“师其长技”。
与郑观应同时及其以后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王韬、何启，乃至康梁等戊戌维新派，也大都有向日本“转而相师”的观点。于是逐渐掀起了到东洋留学的热潮，二十世纪初叶竟多达万人左右。孙中山于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他的会上表达了“转而相师”的观点。他说：“诸君之来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民报》第1号第70—71页）这与郑观应的讲法是一致的，即学日本而又“突驾日本”。这在当时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是能够办到的。
“驾而上之”的愿望远未实现
“驾而上之”有两个含义，一是郑观应、孙中山所说的学日本并“突驾日本”；二是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时的日本虽比中国先进，却远落后于欧美。“突驾日本”只是第一步，目标还是要对西方“驾而上之”。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志于富强事业的思想家政治家们，都有这个共同的愿望。魏源的“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憧憬，是“赶上”的典型的说明。“驾而上之”的明确提出，则始于冯桂芬。他说：对于西洋的长技，“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其所以能“驾而上之”，是由于中国多才智之士，通过学习实践，“必有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至于“师夷长技”并“驾而上之”的目的，冯氏是明确的，即“用之乃所以攘之也”。这与魏源的“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的观点是一致的。
洋务派也有同样的见解。其中为学术界公认为虽有镇压人民的一面、却是一位爱国主义者的左宗棠，在创办福建船政局之初，即设想出一套“师夷长技”并“突过西人”的实践方案。第一步是仿造以尽得其技。他说：“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因为雇买仅“聊济目前之需”，自造才是永久之计。左宗棠洞察到洋人常常“以彼之长傲我之短，以彼之有傲我之无”的情况，认为只有能自造才能改变这种状态。第二步是创造以“突过西人”。左宗棠认识到，仿造不过如同“执柯伐柯”一样，所得不过彼柯长短之则，至欲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非学其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不可（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第63页）；只有精通其科技知识，并加以实践，才能有所创造，有创造才能“驾而上之”。于是在办船政局之初，即创办船政学堂，并派员到外国学习。他高兴地说：这样下去，不仅“西人所能者我悉能之”，而且“既得熟及巧生，安知不突过西人耶？”左宗棠在“师夷长技”上确有超常的战略眼光与头脑。“驾而上之”，如果说冯桂芬是较早倡议者，左宗棠则是第一个试图实践者。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驾而上之”成了先进人士的普遍愿望，而以孙中山最为突出。他1905年8月13日对东京留学生说：“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根据他游历欧美所得的经验，认为“突驾”欧美也并非难事。他说中国“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民报》第1号第71页）
在那时，“突驾”日本是容易的，但要十年二十年“突驾”欧美，撇开政治等因素，单从经济角度说也没有可能，但孙中山的愿望是美好的。
然而，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十年的历史表明，先进人物的美好愿望远未实现，相对西方说，“比而齐之”距离很大，“驾而上之”更是遥远，同日本的差距也愈拉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有种种因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未能实现社会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关于这个问题，中国近代史上先进人物是意识到的。魏源、梁廷枬等人对美国民主制“可垂奕世而无弊”之类的称许，冯桂芬的“君民不隔不如夷”的比较，以郑观应为代表的富强“必自设立议院始”的强烈要求等等，几十年舆论制造，乃有1898年康梁为首以实行君主立宪为目标的戊戌维新运动。但这个运动只有百天即告失败，乃有以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这个革命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并未改变。接着是军阀混战，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既不可能很好地“师而法之”，更谈不上“比而齐之”和“驾而上之”。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余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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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立有活力的消费品工业管理体制
刘峰昌
为什么消费品工业长期严重落后于人民生活的需要？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过去的消费品工业的管理体制同消费品工业的特点不相适应，甚至是相违背的，因而限制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
消费品工业最主要的特点是多样性、多变性，产品繁多，变化无穷。同生产资料相比，产品要多上几百倍、几千倍。例如生产资料中的一种钢材，经过消费品工业加工之后，就会变成几百种、上千种消费品。这种多样性是由人民生活的多样性所决定的，而人民生活需要又是在不断变化，这又决定了消费品的多变性。消费品工业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特点，要求它的管理体制必须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可是建国以来，我国消费品工业的管理体制，总的是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不适应消费品工业的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不适应产品多样性的特点。过去，我们的计划都是指令性的，凡纳入计划的产品，既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又保证产品的销售，如同进了保险箱。因此，各部门各地区争着要把产品列上计划本本，为此月月吵，年年争。所以计划产品年年增多，计划本本年年加厚，计划脱离实际的情况也就越来越严重。但是不管怎么争吵，客观上不可能把成千上万的工业消费品都列到计划本本上，尽管列上几百种，也是挂一漏万，多数产品还是列不上计划。而列不上计划的产品，既无原材料，又无销售渠道，就等于打入另册。所以许多消费品市场上常常断档，严重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每当一些人民生活必需品告急之时，就被迫采取临时应急措施，各级领导亲自出马抓增产，如副总理抓发卡、市委书记抓烟筒、省委书记抓铁锅，都是历史上出现过的。
第二，统购包销的制度不适应产品多变性的特点。过去，我们的工业消费品都是由商业统购包销。工厂是封闭型的，同市场及消费者中间隔着一堵墙，既看不到市场的变化，也得不到信息反馈，再加上长期的卖方市场，“皇帝女儿不愁嫁”，东西少了就发票限量。这样，市场和消费者对工厂就不起多少反作用，工厂没有什么压力，也就失去了对产品更新换代的动力，造成产品老样子、老面孔，几十年一贯制，根本不能适应人民生活千变万化的需要。事实证明，这种消费品工业管理体制，已成为发展消费品工业的桎梏，不改革就不可能使消费品工业更好地发展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消费品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首先是在流通领域里逐步改变商业统购包销的做法。从1979年开始，各级轻工业管理部门和企业都开展了自销活动，纷纷增设门市部，层层举办展销会、订货会，送货到门、服务到家、广告宣传等经营活动都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工业的自销网逐步形成了，工业自销比重逐年增加。以轻工业部系统为例，到1 985年，工业消费品自销的比重已达60％以上。这是消费品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一）它拆除了横在工业企业同市场、消费者之间的一堵高墙，企业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可以亲眼看到市场的变化，亲耳听到消费者的呼声，信息能迅速反馈。这样，企业就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的要求，及时地调整服务方向，改变产品结构，以适应市场和人民生活不断增长和变化的需要。（二）它使企业由单纯的生产型变为生产经营型，既要抓生产，又要抓经营，生产和流通统一起来了，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报喜（追求产量）、商业报忧（库存增加）、财政报亏的不正常状况。
其次是在计划管理体制上做了重大的改革。现在工业消费品中，国家除对化纤、化纤聚合体、新闻纸、卷烟和盐等极少数产品继续实行指令性或部分指令性计划外，其余产品都改为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这就为逐步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消费品工业管理体制打下了基础。
总之，“六五”期间我国消费品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轻工产品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局面。但从改革的整体来看，这毕竟还只是一个开端，改革的许多方面还不配套，最关键的一环还没有很好进行改革。
关键的一环是价格体制的改革。我们虽然把消费品工业产品的绝大部分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但是由于价格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进行，还不能很好地运用价格杠杆对生产和市场进行调节。因此，价格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关键的一环。为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消费品工业管理体制，消费品工业的产品价格体系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要使价格杠杆对市场滞销产品和市场紧缺产品的供求能及时起到调节作用。要拉开名优产品、新产品同一般产品的质量差价，要让畅销产品和滞销产品、淡季和旺季的价格有所区别。只有这样，才能指导生产，调节市场，以达到供求平衡；才能促进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和新产品开发；才能促进消费品工业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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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
吕先声 梁丹
积极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是党中央提出的一条重要方针。现在，人们对发展为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易于理解，也比较重视，而对发展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则往往重视不够，有必要加以强调。
长期以来，由于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的影响，我国的第三产业落后于工农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严重落后状况，不仅表现在人民生活上有诸多不便，如吃饭难、做衣难、行路难、住房难、洗澡难、理发难、修理难等等，而且还限制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例如，华北、华东因运输力量不足，缺乏煤炭而有相当一部分工业生产能力得不到发挥，有的企业只得以运定产，停工待料；有的企业和农民，由于信息不灵不准，导致产品积压滞销，受到很大损失；由于技术咨询业不发达，一方面有些小企业缺乏技术，另一方面有些科技力量相对集中的单位又存在着科技人员和科研成果得不到充分利用的情况；由于金融事业不发达，一方面发生资金沉淀、闲置，另一方面需要资金者却得不到满足；由于物资供销业不发达，许多企业为维持正常生产，不得不靠大量库存来保证，这不但造成资金占用过多，而且使本来就紧张的原材料供应更加紧张。据测算，如果我国电信发达，信息传递迅速，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流动资金周转加快0.1％到1％，一年便可节省几亿元到几十亿元的资金。由于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不发达因而劳动者素质不高对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影响，更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因之，必须加快发展包括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逐步改变第三产业同第一、第二产业比例不相协调的状况。
为了加快发展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的步伐，首先要全面理解第三产业的内容，充分认识发展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的重要意义。按照我国国家统计局1985年颁布的划分范围，不但为生活服务的部门属第三产业，而且为生产服务的有关部门也属于第三产业。因此，发展第三产业，不能只发展为生活服务的部门，而应该同时发展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应该看到，包括为生产服务部门在内的整个第三产业的兴起和发达是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分工和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交通运输、通讯邮电、物资供销、金融保险、咨询信息、技术服务及教育、科学、文化等各行各业的发展，为工农业生产提供周到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否则，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发展第三产业与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关系，适当增加对第三产业的投资。第一、第二产业是发展第三产业的物质基础，这是确定的。但第三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也有制约作用。现在的情况是，第三产业相对落后于第一、第二产业。因此，应该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步伐。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影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其实不然。现在，一些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部门已经严重拖了工农业生产的后腿，真正把它们当作战略重点加快发展，不但不会影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会更好地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提高。
其三，要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用什么样的考核指标，对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诱导作用。长期以来，我们看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经济工作的成绩，主要看工农业总产值，这使得人们单纯去追求工农业产值的增长，而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改用或增加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考核指标，可以促使人们在抓好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把第三产业放到应有地位。这样做，有利于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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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乡近著《纵横世界》介绍
李南友
宦乡同志的《纵横世界》一书已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了宦乡自1976年以来在国内外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及与记者的谈话三十一篇。该书集中了作者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总结了他在各国考察的最新收获。
《纵横世界》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战后国际形势、世界经济现状的综合分析及今后发展趋势；二、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对策以及社会科学战线的方针、任务与规划；三、对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外交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
在谈到撰写、出版该书的目的时，宦乡同志说：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期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当发展的时期，被称之为“黄金时代”，资本主义各国变化很大，但是我们对此很不清楚。这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政策的结果，同时，也因为我们自己封锁自己。所以，我们国内不少人对外部世界，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很清楚。要正确制订、很好贯彻执行我们一系列对外对内政策，必须对外部世界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了解。要走向未来，必须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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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创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学研究》（双月刊）最近创刊。《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社会调查、社会学史、国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改革与社会变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