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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需要高层次的反封建的作品
公刘
长时期以来，我们的万千有识之士，一直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着解剖和反思：到底是什么东西作祟，导致了这场大祸乱的爆发并且遗留下来数不尽的几乎是难以愈合的创伤？大家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选择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途径，开拓不同的层次，得到了同一个结论：
“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恶性肿瘤的一次大面积穿孔。同样的，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积十年反不正之风的痛苦经验，也使得许多忧国忧民的同志逐步认识到了，所谓不正之风，最主要的就是封建遗风。而在文学界和学术界，鲁迅研究领域的一批最新成果，触发了解放后一度被划为禁区的必须改造落后国民性的呼声再次高涨。少数先知先觉而又大智大勇的前辈，例如敬爱的巴金同志，率先对自己举起了近乎残酷无情的手术刀，他掏出自己的心来，指给我们看：哪些地方潜伏着封建主义的病毒，同时警告我们：再不认真疗救，封建主义的肿瘤，一定会癌变，最后就有导致全民族良知灭亡的危险。
而恰恰这是最可怕的，因为：哀莫大于心死。
无可怀疑，封建主义过去是、现在是、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始终是我们十亿人民的大敌。封建主义不除，现代化肯定没有希望，扫除封建毒素，就是观念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应该与四个现代化同步向前，是不是可以加上一句：观念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与保证。
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六十五年了，人民共和国也成立三十七年了，难道还有这么严重的封建主义？是不是危言耸听？那么，我愿意郑重地回答他：请严肃地想一想吧，不用多想，只需要想这一个问题：横行中国大地十年之久的政治风云人物江青，到底是怎样应运而生的？她凭了什么得志猖狂作恶多端而肆无忌惮？为什么敢在最高法庭众目睽睽之下大闹公堂？当然，假如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还不妨进一步想想另外一个问题，当年希特勒这个法西斯魔王，一手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妄图嫁祸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季米特洛夫，但也终于未能得逞。可我们的一纸《公安六条》，竟然可以废止国家根本大法，以至彭德怀、贺龙、刘少奇……一个一个惨遭毒手。至于作家、艺术家在冤、假、错案中死于非命的，就简直数不胜数了，这是为什么？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它们的总根子何在？
过去，包括我本人在内，许多同志对封建主义的危险实在估计不足，有些人甚至认为封建主义已经寿终正寝了，不起作用了。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种不幸的错觉。我也琢磨过造成这一错觉的原因，可能有这么两个：一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尽人皆知的“三座大山”。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垮台和逃跑，我国革命立即转入了社会主义阶段。这么一来，就给人们造成了一个封建主义不复存在的假象，我们的专门从事领袖言论注释工作的理论家们，闻风而动，作出了种种乐观的然而是虚伪的判断。第二个原因比这更加具体，由于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成功，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的地主阶级，和作为这个阶级的后备队的富农阶层，都先后被剥夺了原有的一切，他们变得臭不可闻，成了专政的对象。于是，封建主义的主要象征之一——地主阶级的剥削开始被互助组、合作社所取代。这也从客观上模糊了我们的视线，以为连意识形态（实际上意识形态比生产关系更有生命力）领域里的封建主义，也跟着它的附着体地主富农一道，只有规规矩矩，不得乱说乱动的份儿了。即使剩下一点儿，也无非是买卖婚姻、迷信活动和续家谱之类的宗族观念而已。从此，便兴起了“封建残余”一说。
提起“封建残余”，大家想必都记得，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前的所有文件、指示中，都是用的这个词儿，这是标准词儿。只有最近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才毫不含糊地明确为“封建主义”。《决议》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列，虽然排列次序仍然是资在前，封在后，一个是“残余”，一个是“主义”，区区二字的变更，却标志着我们对于国情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的带有突破性的进展，这就是经过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检验过的真理，我觉得，我们应该为真理的胜利欢呼！
根据上边说到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的文字和精神，对照我们的文学领域，我以为，反封建的任务很重很重，我们的成果还很小很小，不但创作上没有出现新的象《家》、《子夜》、《包氏父子》和《雷雨》等那样高层次的作品，而且评论上对现有的若干反封建意蕴较浓的作品，也没有给予足够的肯定和宣扬，倒是一拥而上地忙于持续不断地将90％的精力和篇幅替某几篇走红的小说锦上添花。这不能不使许多人感到失望、忧虑和不平。不朽的“五四”运动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这两杆大旗无一不和反封建主义息息相关。新文学的旗手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为我们打碎封建的枷锁；自然，鲁迅同时也是反帝思想的主帅。我曾经悄悄掂量过，当今的中国，清醒的智慧的人固然不少，但是，又有谁能做到和鲁迅一样勇敢、坚定、犀利、痛切、决绝、深刻而彻底呢！这实在是我们的惭愧，也是民族的不幸。
应该说，我们今天的反封建，就是“五四”运动反封建的继续，它们有血脉相通的一面；同时又必须看到，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封建主义的结构方式、表现形态，今天和“五四”时代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要继承的是“五四”英雄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革新精神和强国富民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用得上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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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亭泪》的当代意识
苏国荣
历史剧要有当代意识。缺乏当代意识的历史剧，很难引起今天观众的共鸣。
历史剧的当代意识，表现了作者一种崭新的戏剧观念，以及作品符合时代需要的审美价值，它能引导观众在历史的反思中认识当代人生，并在艺术形式上给人以现代的美感。郑怀兴的新编历史剧《新亭泪》（福建省莆仙戏鲤声剧团演出，朱石凤、陈开阳导演），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题材选择得是否恰当，是历史剧能否具有当代意识的重要一环。历史剧不仅要选择那些戏剧性强，适合舞台表演的题材，更重要的还要注意选择那些与我们当前生活有某种联系、能发人深思的题材。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往往在新的时代中改头换面地重复出现，这是由于我们现代人的思想还含有古代人某种封建意识的缘故，它影响着人们的行动，腐蚀着社会的肌体，甚至给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在这点上，作者的认识是很清楚的。
历史剧的当代意识不仅体现在题材的选择上，还体现在用当代的唯物史观来处理题材，驾驭题材。象“王敦之乱”这样的题材，如果按照以往的老观点写，很容易写成一场忠奸争斗戏，在思想内容上会适得其反，去宣扬封建专制主义。郑怀兴采用了一种新的观点（这是时代赐予的），就使得这一题材化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专制是封建主义的核心，它集中体现在皇权上。皇权的维护和争夺，成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争斗的焦点。作者为了揭示“封建专制主义导致了帝王将相相互猜忌、相互倾轧”的历史教训，并未将“王敦之乱”的爆发单纯归结为王敦的野心，而是用较多的笔墨描写晋元帝司马睿在取得皇权后对文武大臣的疑虑以及对他们权力的削弱。作者写王敦，在开篇的时候并未把他写得太坏，而是把他作为一个开国元勋，写得很有英雄气概。后来他有了异心，与司马睿“猜忌功臣，重用刘隗，疏我王室家族”（剧中王敦语），也有一定关系，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出于他篡夺皇位的野心。司马睿对王敦的戒备，似乎还在情理之中，可他对丞相王导的猜忌和疏远，甚至起了杀心，只能从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皇权而引起的神经过敏中得到解释了。其实这位王导，不仅在战乱中“倾心推奉”他出来做皇帝，而且在他取得皇权后也忠心耿耿于他，可是还免不了他的猜忌。东晋皇室的内部力量就在君臣不和、文武倾轧中抵消了，内乱外患随之纷沓而来。这场内乱的后果惨重，吏部尚书周?被斩，司马睿忧郁而死，王敦也在事败之后一命呜呼，尤其是黎民百姓广受其害。作者就这样围绕着封建皇权的维护和争夺，在专制主义中寻找出悲剧成因的历史根源，使得这出悲剧在凝重的力量和气度中隐含着深层的时代意识，感染了现代观众。
《新亭泪》在艺术形式中的当代意识，主要在人物塑造上体现出一种矛盾的、复杂的性格组合。象剧中的司马睿这样的人物，是很难以“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概念来简单概括的，他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和性格的发展逻辑在行动着。这与以往戏曲中不少作品将好人写得一切都好、坏人写得一切都坏的传统手法是不同的，因而能给人以一种现代的美感和思辨的深度，令观者在人物的矛盾性格中体味出当时复杂的人物关系，人物形象有了社会的立体感。
历史剧的当代意识并不是无根之木、随意杜撰出来的，而是从历史真实中呈现出来。《新亭泪》的事件和情节，几乎都能从《晋书》、《资治通鉴》中找出来；剧中的人物，除鹤仙渔父和周蕙是虚构外，其他的都见于史籍，甚至他们的性格也与史籍所载相符。司马睿的多疑，王导的沉稳，王敦的躁厉，周?的飘逸，都在史籍中可考。但是，作者善于以史籍的零星记载作为人物的性格基因，加以点染生发，丰富完善，使得人物如在目前，其功力是令人折服的。事件、情节、人物，几乎处处体现了史籍可考的历史真实，使得这部作品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
《新亭泪》中最有光彩的人物是周?。作者善于在酒中写他寓哭于笑、寄庄于谐的悲剧性格，在醉眼朦胧中透视世态，于嘻笑怒骂中成其文章。周?的出现，不仅为舞台带来了强烈的戏剧效果，而且使我们看到了慷慨豪气、飘逸悲凉的魏晋风度，从而加深了历史的真切感。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物的笔墨多了些，影响了对司马睿、王敦等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更深一层的揭示，也影响了作品的深化。我同意作者的观点，剧中虚设一个鹤仙式的渔翁，有助于给作品染上一点神秘色彩，他与周?相辅相成，勾勒出魏晋的名士风度，在扑朔迷离中写其大意。因而我不同意某些同志所说的，此人破坏了作品的真实性。但是，假如作者能在这个人物身上用哲理性的语言稍作开掘，将会进一步增强作品已有的内在韵致和思辨深度。
《新亭泪》不失为近几年来少见的优秀历史剧，它与《秋风辞》一起，成了南国剧坛的双璧，与北方曲苑的《司马迁》、《大明魂》等竞相争艳。这是新编历史剧创作进入一个新高度的鲜明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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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
——莫言小说漫评
朱向前
自从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突然发现——“我的象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是值得好好描写的”之后，他便一头扎在那儿深耕细作，终于奉献出了一个庞大的“约克纳帕塔法”小说系列，从而取得了超越本土乃至超越美国的世界性文学成就。于今，我们借用“邮票”说来研讨莫言的小说创作，丝毫无意将他们相提并论，仅仅也是因为发现——
“文学创作，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作家……只要是真正的文学，毕竟会在某一点上相撞，会有某种共通的东西”（莫言语）——事实刚好如此：1981年迄今（主要是1985年以来），莫言发表的《红高粱》等十二部中篇和《秋千架》等二十余个短篇共近百万字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他的家乡社会作为背景，用心来摹写北中国农村的风俗民情，人心世态的（只有《雨中的河》、《苍蝇·门牙》等少数几个反映军营生活的作品例外）。或者可以这样说，莫言也正是立足于他的故乡本土，用他的笔和心在有意无意地探寻、设计、营造着属于他自己的那方小小的“邮票”。
因此，当莫言正在今天的文坛被人注目之时，我们着眼于他的“邮票”意识的萌蘖过程，进而探测一下他的创作发展流向，恐怕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莫言给他笔下那块“邮票”大小的故乡本土命名叫“高密东北乡”（有时也叫“马桑镇”）。虽然这个称谓在他的作品中正式出现已是较晚的事，但他的创作之根，实际上早已命定般地扎进了那块文学的丰腴之地。因为正是在齐鲁大地上那样一个既有丰厚的文化历史，又有贫乏的物质现实的小小乡村里，不仅埋葬了他祖祖辈辈无数个辛酸的梦想，而且揭开了他自己沉重坚韧的人生帷幕——他的脉管里流淌着北方农民的血液，他的眼面前展开父老乡亲的世相，而那“洸洋血海般的红高粱”以及种种自然景观，便构成了他的文化摇篮（就“非典籍文化”而言）——这一切，都宿命般地决定了他日后小说创作的取向。
但且慢：莫言并非从来就具有本土观念的作家。从他的处女作到《透明的红萝卜》问世之前的几年之中，他曾断断续续地发表过十余部小说，题材选择变动不定——既以书信体描写军人妻子对亲人的绵长思念（《春夜雨霏霏》），也用新颖目光逡巡他刚涉足不久的军营世界（《岛上的风》）等，虽略略具备他后来作品的某些优长（如擅于人物尤其是女性的心理刻画、情感抒泻等等），但并没有在整体上预示出他与众不同的题材取向和写作才华。值得一提的倒是有1983年的两个短篇——而那都是写他所熟知的故土——《售棉大路》通过农家姑娘杜秋妹在排队售棉的一天中所遇见的凡人小事，流溢出蕴含在作者心底的农村生活的深厚储藏；而《民间音乐》则以艺术氛围的空灵缥缈博得老作家孙犁的青睐，认为“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然而，乡村生活的厚实与艺术意境的空灵——尽管此后渐次构成了莫言小说的鲜明特色——但在此时，却只是不经意的泄漏与逸出。
1985年春天，《透明的红萝卜》带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和迷蒙的童话色彩脱颖而出，莫言惊喜地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他那块“邮票”大小的故土上有写不完的人和事，发现了他那以奇异感觉为标帜的独特艺术个性。他一发而不可收了，近二十年高粱、地瓜、玉米饼子在肚子里酿就的酸甜苦辣哗哗地如“秋水”流淌，满脑子奇形怪状红黄绿蓝的“球状闪电”一个接一个地迸然“爆炸”——它们或者以“童年视角”观照荒谬年代里农村的愚昧落后和农民的麻木自戕（如《枯河》等），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沉重的心绪；或者以当代意识捕捉古老土地进入现代文明时所撞击出的星星燧火（尤好从婚姻伦理角度切入，如《球状闪电》等），有热切的呼唤，有滞重的太息，也有谜一般的悬案和困惑。然而，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表现出了作家对中国农民命运那种感同身受的亲知和刻骨铭心的真情——舍此而不能抒写的这般淋漓尽致，哀婉动人。
在这样一种基础上，莫言充分施展才情，张扬个性。就譬如他那特殊的艺术感觉，往往用直观方法赋予天地万物以生命，捕捉瞬间的殊异状态，加以联想生发和通感，将一个充满声、色、香、味、形的活生生宇宙和盘托出，使人如闻如见，可触可摸。哪怕是一点最微小的感触，也描绘出一个有声有色的艺术情境。这不仅使作家获得了既节省素材又反映深刻的高产高质的创作效应，还大大丰富了读者对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感知方式与审美情趣——现实世界和感觉世界的有机融合，使莫言创作呈显出一种“写意现实主义”风貌。
客观地说，1985年是莫言找到自己的一年，因而也是急于表现与渲泄的一年；同时，1985年又是莫言继续寻找自己的一年，因而又是左冲右突摸索前行的一年。他在这一年里留下的足印，既充分展示了才力，也无遗暴露了缺憾，只是宽容和尚新的艺术气氛使人们原谅了后者，爱其一点，不计其余（譬如他有时沉溺在良好的艺术“感觉”中不能自拔，而使得“感觉”重复，甚或泛滥；又譬如他有时过于追求形式，尽管把《爆炸》这类小说写得才华四溢，却有些“曲高和寡”；再譬如他有时的借鉴过于生涩，留下了某些摹仿的痕迹等等，均未受到更多的诘难，即是例证）。难能可贵的是，莫言并未因此飘飘然或昏昏然，仍在冷静执著地探寻一条更加中国化的更加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也正在此时，他的立足故土的“邮票”意识悄然萌发——《秋千架》首先打出了“高密东北乡”的旗号；而《秋水》则写了这个村庄的繁衍史，里面的爷爷和奶奶就是“高密东北乡”的夏娃和亚当，《秋水》就是“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莫言，在咂摸着下一个真正的“好球”。
果然，今年三月，莫言从“高密东北乡”的历史深处捧出一束沉甸甸的“红高粱”，立时就赢得了文学界更高的热情，和社会上更大的兴趣——我们或可解释为莫言小说技巧的渐趋圆熟，或可目之为莫言对历史题材的创新突破等等，但在我看来，《红高粱》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发展而言，无疑标志着他的“邮票”构想的初步成功。一、当莫言将他泛散多变的目光渐渐凝聚稳定在故土的内结构上时，实质上已表明他对中国农民命运更为深刻的思考与把捉，他已从昔日理想失落的怅惘中，从现今变革艰难的迷茫中超越出来，他沿着时间上溯，顺着祖辈的血脉寻根究源，迫近了民族精神的底蕴，他深情召唤“游魂”的复活和“人种”的回归，为今天民族性格的建造提供了一种参照。这样，虽然他扫描的视域由今而昔，由大到小，但由于有了当代意识和审美理想的光照，便获得了一种超越历史、超越现实的穿透力，一种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的辐射力。它的表相与内涵，呈显出双向逆反流向。二、在横向移植与纵向继承的天平上，莫言不断给后者加码，他更加尊重民族的审美心理与情趣了，对民族的审美接受“图式”，既继承又扬弃，努力把握在“图式”的边缘进行突破。《红高粱》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故事、风俗民情与现代技巧的三结合产儿，本质上仍不失中国气派和民族风神。三、《红高粱》系列初步展现出一种小型史诗规模，由《高粱酒》、《高粱殡》等五部中篇组成，在高密东北乡的方寸之地拉开历史风云和人物命运长卷（据我所知，莫言的下一个重要节目，就是他的高密东北乡的系列长篇）。史诗意识的苏醒，正是莫言的“邮票”构想的显著标志。
因此，《红高粱》系列更加有力地向人们昭示：莫言的小说资秉与潜质，在同龄人作家群中显得出类拔萃，因此，我们对他更加厚爱（决不是苛刻），我们甚至宁愿把他的某些特点看作缺点。譬如他的艺术感觉很敏锐，但仅仅凭借乃至满足于这种局部的甚或是微观的，经验化的甚或是表象的“小感觉”来组构他的作品建筑群，恐怕更多的只是漾散出一种才子气，而不是真正的大家气。我们更强调一种包容思想、哲学、历史和人类意识的宏观感觉。正是从这样的高度来检测，莫言部分作品的内蕴和力度还稍嫌不足。我们还注意到，当他企图在《狗道》中表达一种对战争和人的宏大哲学思考时，明显地泄漏出捉襟见肘和力不从心的窘迫。以至有人隐隐地担忧：小说怪才莫言能否超越“莫言模式”？何况，一方小小的
“邮票”，容易限制作者的艺术视角，如果没有内涵的不断深化、扩展，这方邮票的艺术设计和营造，更易于落入某种窠臼。
于此，我们想到——当新时期文学头十年璀璨的结尾和第二个十年辉煌的开端联袂而来之时，一种清醒的反思氤氲丝缕而起：头十年我们开创了当代文学空前的繁荣格局，但却未能产生大家；第二个十年势将急迫呼唤和亟待产生大家。然而，当今文坛的中坚（主要是中青年作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外文学的全面准备比起五四时期那一批大师来，无疑有较大的落差，因而还少有鲁迅的哲人眼光，茅盾的史诗气魂，老舍舒展从容的风度，巴金开阔酣畅的笔墨……尤其经过了十年或几年的跋涉和喷吐之后，他们都感到了程度不同的疲惫和“内虚”，以至在历史的临界点上徘徊不前——他们将共同面临的严峻考验是，能否甘于寂寞以潜心修炼（包括思想、生活与艺术），呕心沥血以涵容万象。这关系到他们能否不断超越自己，关系到当代中国文学能否再次起飞——而对于莫言，则决定他苦心孤诣设计营造的那方小小的“邮票”能否真正具有深广的超越意义——当然，我们所说的超越，决不仅仅是超越“高密”，也不是超越华北，而是超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