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吕振羽
吴泽
吕振羽同志是我们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融革命和学术于一炉，集革命者与学者于一身。为挽救中华民族，他曾戎马倥偬，转战疆场；为开拓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他又荷笔学林，从事历史研究。我早年就学于中国大学，师事吕老多年，是他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又指导我从事史学研究。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给了我许多难忘的教诲，时时刻刻激励着我在革命和史学研究道路上努力前进。
（一）
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吕振羽先后撰写《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专著，揭开了中国原始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之谜，首创了殷商奴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说，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和阶级、阶级分析方法，同以往非科学的中国政治思想学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草创和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为了探索大革命失利的原因，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究竟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有些学者宣称，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已摧毁，封建势力已经变成“残余的残余”；还有些人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革命问题，只要开矿、办工业、造铁路就行了。这场论战引起很多学者各种各样的反思，有些人认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国情”不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没有什么共同的或一般的科学规律，更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针对上述观点，郭沫若首先奋笔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巨著，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西周以前是原始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为封建社会，论证了社会形态学说序列体系的科学性和规律性，有力地支持了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吕振羽也挥笔撰著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7月人文书店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揭示我国史前社会经济结构、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等血缘氏族制度奥秘的科学著作。
对中国史前社会的历史，历来有很多神乎其神的口碑传说。一些封建史家把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说成至善至美的黄金时代，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把它说成理想王国的“大同世界”，利用古史鼓吹复古主义。五四以来的一些史家主张中国古史是由古代神话传说逐次地编制而成，有着反封建的积极意义，遗憾的是把古人口碑传说中所包含的一定史实也完全否定了。吕振羽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民俗学、神话学，以及当时仅有的一些地下出土文物作相互印证，对古文献中全部上古神话传说进行了科学的系统的考察，发现传说中所说的“茹草饮水”、“未有宫室”，同恩格斯所说的原始人群时代的特点相合；“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同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相合。在母系氏族社会之后，还经历了一个父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从而把多少年来隐秘在人们心中的谜底揭开了。这是个很重要的发现，震动了当时的史坛。翦伯赞说得好：“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
1934年底，吕振羽又撰成《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由不二书店出版）。关于殷周社会的性质，郭沫若曾有过精深的研究。吕振羽的可贵之处，在于创立了殷商奴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说，这对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吕振羽认为铁器是文明国家产生的条件之一，但黄河长江流域特别是黄土地带土质松疏，自古以来是农业温床，没有铁器的青铜器时代也可以发展入奴隶制社会。他根据当时地下出土文物史实，认定殷代确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并从财产形态、阶级构成、国家形成过程等方面作了全面考察，创立了殷商奴隶制社会说。这一学说，不仅论定了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经阶段的理论，而且在历史事实上肯定了殷代中国社会就是奴隶制社会，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历史学家的认可。郭老于1944年在其所撰《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也改变了殷商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观点，殷商社会性质问题的各家学说，日趋一致。
西周封建说，这是吕振羽奉献给中国史学界的又一重要理论。长期来的旧史家都认为所谓的“封建”不过是周人封土授民建社稷而已。吕振羽则大胆地试图从生产方式的变革上去探索这个所谓“封建”的社会形态问题，并在世界史的启示下，从各个环节论证了西周初期领主制的封建制的性质，认定西周封建制的形成过程大致到宣王中兴时完成。当时他提出这个问题还比较原则。解放以后，他补充和完善了这个学说，将宣王中兴前西周社会作为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复杂的过渡时期。
吕振羽这一学说的提出，引起历史科学工作者的重视。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肯定了吕振羽的见解“给予中国封建制以详细的说明”。1940年，范文澜也撰文阐发西周封建制的观点。至四十年代中期，延安和后方一些地区的很多著作都采用了西周封建说。建国以后，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分期说的古史分期讨论也随之开展起来。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吕振羽的又一部力作，第一次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为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全过程整理出了一个合乎规律的体系，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在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果还十分有限，吕振羽以上三本著作的诞生，丰富了这一新兴的史苑。
（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吕振羽撰写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著作，批判了法西斯侵略史观，以通史、民族史研究的新成果，丰富了中国历史科学。
吕振羽对秋泽修二法西斯侵略史观的那场批判是令人难忘的。那时，日寇的铁蹄正蹂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以秋泽修二为代表的反动军国主义文人为他们主子的侵略行径张目，鼓吹侵略有理论。他先后抛出《东方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两本专著，胡说中国社会历史是“循环”“退化”的，需要“皇军的武力”去“最后的克服”。由于这些书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旗号，所以曾迷惑了一些人。当时，我和吕老同住在重庆北碚。他一谈起秋泽修二的那两本书，就怒不可遏。他日以继夜地振笔疾书，一连写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等文章，驳斥了秋泽修二的法西斯侵略史观。这场批判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界的重视，对激发全国同胞的抗日救国热情，起了重要影响。后来这些文章辑成一集，题名《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吕老对现实政治如此敏锐，对国家民族如此热忱，对革命事业如此负责，使我懂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该怎样坚持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光荣传统和优良学风。
这一时期，吕振羽还编写了《简明中国通史》。如吴玉章同志所说：“现在抗战还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很需要我民族优秀的儿女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在这个很需要发扬爱国热忱，继承革命传统的时候，研究自己民族底历史，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吕振羽的这一著作，正是这种社会需要和历史的产物。1940年6月，他写就了《本国史研究提纲》，1941年2月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的编著，同年5月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这是我国最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由于皖南事变爆发，吕振羽没有能及时完成下册的编著，一直到1948年我军挺进东北以后，才抽时间和江明同志一起完成了下册的编著。在那个时代里，新型的中国通史的出版，更是为全国学术界重视的一件大事。
每当革命的重大转折关头，吕振羽总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有针对性地选择史学课题。《中国民族简史》是他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时刻奉献给人民的又一部重要史学著作。当时史学界中有些人把中国所有民族都说成是“五帝之后”、“文王支衍”，宣扬大汉族主义。这对于全民族的团结是很不利的。他在《中国民族简史》中说：“抗战胜利结束，进到和平事业的斗争，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动日程上，我们应同时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他重点研究了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的历史，还依次叙述了哈萨克族、苗族等几十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并简明扼要地介绍分析了各民族的起源、风俗、婚姻形态、阶级结构等各方面情况和特点，对大汉族主义作了更为深入的驳斥，有理、有据、有力地论证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各民族历史的著作。
从吕振羽解放前的这些史著中可以看出，他所撰写的每一部著作，从拟题到撰文，都是紧密联系我国革命事业的实际，按准时代脉搏下笔的，所以他的论著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息息相通，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旺盛的生命力。他的这些有高度革命责任感的文章，特别是在史学理论和中国史学体系等方面的建树，为当世的时代思潮和意识形态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也要不断发展。吕振羽论著中所论述的许多理论乃至个别史事的论断，包括那些有重大开拓性、创造性的史学理论和史事论断，在今天看来，有些论点还有待于我们史学界的同志进行共同的研究和探讨。但开拓者的启示是值得令人永远珍视的。
（三）
解放以后，吕振羽担任了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但他依然挤时间进行历史科学的研究。他在建国以后史学研究的成果很多，然其最突出的贡献，是对民族关系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见解。他认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本质上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平等的社会依据；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相互影响，形成“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构成今天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凡生活在今天国土以内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该再象旧史学家那样，以汉族的历史或中原王朝的历史来替代中国的历史；“插花式的交错和人口的杂处”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特点。这些论点，从历史上阐明了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特点和主流，对于我国民族团结政策的宣传和贯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在北京中央党校授课期间，吕振羽充分发挥了他卓越的史学才能。他的中国通史授课博采众长，深入浅出，理论性强。这一时期，他对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有着很多很好的设想，希望开辟军事史、妇女史、政治史等各种新的史学研究领域，还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波澜和曲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见解。可惜的是，就在他壮心未已，着笔写作时，因蒙受不白之冤而身陷囹圄，但他仍未中断历史科学的研究，在狱中写了二十万字有关史学评论的文章。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1975年，他出狱后，我去探望这位尊敬的师长时，他的健康情况较前差多了，但他对革命还是那样坚定，对未来还是那样充满信心。他常常同我谈起史学理论如何深化、史学研究如何开创新局面等问题。当时我虽然为他的身体状况焦灼不安，可怎么也没想到，1980年7月17日，他竟匆匆离开了我们。这是我国历史学界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今天，令人高兴的是，开拓者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在蓬勃发展，史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我们将更好地继承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优秀遗产和光荣革命传统，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为历史科学的璀璨和繁荣作出贡献！
（本文是作者在吉林大学吕振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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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
乔还田
苑书义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于1981年出版上册后，曾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不少读者盼望中、下册能够早日问世。现在，经过五个春秋的辛勤耕耘，中册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五十一万字的新作，系统论述了近代中国1860至1900年间的历史。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多种论述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一、二、三册）。那么，苑书义等著的新编近代史中册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呢？依我看，苑著至少有四个特点值得加以肯定。
首先是能够驳陈说，立己见，力争做到发他人所未发之言，或发他人有所言而未尽意之言。比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以往同类著作多持贬斥态度，断言它是一场反动的卖国的运动，其作用在于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加快了中国沦向半殖民地化。本书则通过综合考察，说明洋务派创办的各种新式企业和西式学堂是一种开山辟路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企业和学堂的出现，“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科技资料和造就了一批技术力量”。作者认为，“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但它所建立的近代化工矿交通业却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开始沟通了个体农民与近代工矿企业的联系，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就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对于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性质，作者也不同意是所谓“宫廷内部权利之争”的说法，而认为是“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因为这种权力之争是受当时的民族矛盾制约的，从实际效果看，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从慈禧太后手中夺权，起了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作用。书中关于“东南互保”的评价也有新意。以往流行的看法是：“东南互保”是由帝国主义策划并导演，而经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联络南方大吏演出的一幕卖国投降丑剧，它既使帝国主义得以保护其在南方的既得利益，又使其能够集中力量去北方扼杀义和团。本书作者则通过分析刘、张、盛当时的往来电函及“互保章程”全文，说明“东南互保”虽贯穿了严防人民反抗和镇压义和团的意图，但同时也约束着外国兵轮、水手、传教士和商人不得肆意侵扰，因此这个章程是中外反动派“相互妥协的产物”。类似的见解，想必有的论者难以赞同，但就苑著本身论证看来，则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固不失为一家之言。
其次是能够探赜索隐，以分析深入见长。以对维新时期强学会的分析为例：当时京、沪两地的强学会并非由清一色的维新派人士组成，而是既有帝党分子，又有洋务派厕身于其间，但以往论者多不曾深入考察过这种较为复杂的内部派系关系。本书作者则能探幽索微，通过对入会者逐个考察，阐明强学会是一个主要由维新派和帝党相结合的松散的政治团体；在同后党争权的过程中，二者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当涉及到变法的纲领、步骤时，认识就产生了严重分歧，因此稍有风浪，这个松散的联盟即告解体。对于《时务报》内部的斗争，作者也通过分析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不和”，揭示出张之洞操纵《时务报》的真相以及汪康年依附张之洞渐趋转向反对变法的可悲面目。
资料详赡，安排得当，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据统计，全书征引参考书一百多种。此外，作者还利用某些典型材料，厘正了以往一些疑难失实的问题。如通过检核原刊和当时的函札，证明了北京强学会所办最早的报纸是《万国公报》，而不是《中外纪闻》；梁启超和谭嗣同初次会晤的时间是1896年3、4月间，而不是1895年；强学会创立于1895年的农历十月，而不是七月初。这种匡谬订误之劳，也是很可贵的。
本书还尽量注意了弥补同类书籍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如有关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工业概况和十九世纪末叶西南边疆的危机情势，以往同类著作中介绍较为简略，甚或语焉不详。本书用相当的篇幅，系统论述了我国近代缫丝业、机器轧花业、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造纸业、印刷出版业、采矿业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日美侵台、英国侵藏的基本情况。另外，对一些不便在正文中叙述，但又是学术界争论的重大问题，作者也用注释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见解；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也在注文中简述其生平。所有这些，既增强了本书的知识性和学术性，也给读者带来了方便。
本书的不足是仍以写政治事件和战争进程为主，而对思想、文化的论述相当简略。此外，某些章节的理论分析也似显薄弱，以致使对一些基本观点的阐述、论证和发挥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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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研究》出版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研究》（张江明著）一书，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发展规律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探讨，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作用、特点、解决方法及其发展总趋势。
作者还把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研究同当前的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力图从理论上作出回答。
（周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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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柯木火在《广州日报》发表的《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一文中指出，如何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充分发展呢？许多人认为，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其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必须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民主集中制不是处理国家机构同人民的关系的原则，而仅仅是处理国家机构内部关系的原则；国家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不是什么集中与民主的关系。当然，在人民群众内部也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但这是另一种性质的关系，不应加以混淆。如果以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就是由国家工作人员给人民群众“民主”，让群众讲话，然后由国家工作人员加以“集中”，决定权归他们，这其实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仅仅是某种形式的“开明政治”。只有当我们切实按照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原则来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作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家的一切权力只属于人民，而不属于别的什么集团和个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统一性。同时，人民用各种各样民主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民主政治比专制政治更有活力的重要表现。只有统一性而没有多样性的政治，不可能是民主政治。此外，在现代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只能是代议制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人民代表和国家工作人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就产生了防止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于人民应当是公开的政治，开放的政治，人民应当随时了解国家的政治进程，国家的政治决策应当民主化，人民对国家政治机构要有健全的监督系统，政治权力不应过分集中在少数机构和工作人员手中，而应当适当分散和互相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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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论政务公开原则
杨海坤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文章，论述政务公开原则。他说，所谓政务公开，即指国家政治事务和活动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公开，人民对国家政治事务和活动具有了解权、观察权、监督权。政务公开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
作者在回顾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进程时指出，一切反封建、反专制的进步思想家都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务神秘性加以谴责。孟德斯鸠曾说过，在专制政体的国度里，“首脑人物多半是不诚实的人，而要求在下的人全都是善人；首脑人物是骗子，而要求在下的人同意只做受骗的呆子”（《论法的精神》上册第二十四页）。一切反动政治都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愚民政治，当然谈不上政务的公开性。
资产阶级革命曾表现了人类民主政治意识的觉醒，许多启蒙思想家鼓吹国家的政务公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政务公开更有所发展。
政务的公开性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巴黎公社的伟大尝试“只能表明人民自己实现自己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列宁针对沙皇政权的反动性，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把政务的“完全的公开性”作为“广泛民主原则”的两个必要条件之一，认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列宁全集》第五卷第四四八页）。为了实现新经济政策，列宁要求在《真理报》上对这一政策进行公开讨论。他曾强调：“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同上，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