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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认识财政赤字问题
王绍飞
现在有不少的人都说“在经济起飞时期财政赤字是难免的，害怕财政赤字就不能发展经济。”对这种说法要进行分析。财政赤字是否可怕，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弄清赤字的内容是什么。否则，就会张冠李戴，难免作出错误的判断。
区别两种不同的财政赤字
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是财政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只是由于我们的计算方法和西方国家不同，赤字的含义不同，由此产生了对待财政平衡的不同方针。1953年以前，我们采用西方国家通用的计算方法，这就是：经常收入－当年支出＝结余或赤字，然后根据平衡的结果采取相应对策。如果出现赤字就要采取弥补对策，或者用增产节约的办法，在预算执行中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使收支达到平衡；或者发行公债，用债务收入弥补赤字，这也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办法。1953年以后，采用苏联财政平衡的计算方法，这就是：经常收入＋债务收入－当年支出＝结余或赤字。苏联用这种方法进行平衡，每年都要留一部分结余，由此引出所谓“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这种结余由于小于债务收入，实际上只是待分配的一部分债务收入，并不是真正的财政结余。如果仍用西方国家的方法进行计算，那么苏联实行的也是赤字财政，与西方各国并无区别。
我们采用苏联的计算方法已经几十年，成为习惯。如果严格执行“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用这种方法进行平衡亦无不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说我们坚持“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不正确”，在经济起飞时期不要害怕财政赤字。然而他们说的财政赤字和我们根据苏联的计算方法所说的财政赤字内容是不同的。他们说的财政赤字是指：经常收入－当年支出＝赤字。对这种赤字我们并不害怕。
我们反对（或叫害怕）的是经常收入＋债务收入－当年支出后仍存在的财政赤字。这种赤字不仅我们“害怕”，世界各国都“害怕”。在西方国家，如果出现这种赤字，在一般情况下，国会就要进行辩论，或者增加税收、减少支出，或者提高国债发行限额，总是要采取相应的对策的。
如果按照我们采用的计算方法，即用：经常收入＋债务收入－当年支出的公式，来确定财政是否平衡，那么，可以说，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执行的都是“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问题恰恰是出在没有认真坚持“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上。1981年到1984年，我国的经常收入加上债务收入，仍然小于当年支出，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国家把经常收入和债务收入分开，用债务收入弥补财政赤字，这是可行的；而我们把债务收入和经常收入算在一起，然后还要再打赤字预算，靠增发纸币弥补财政赤字，是不可行的。这种赤字除了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我国现行财政平衡计算方法的弊端
现行财政平衡的计算方法，即经常收入＋债务收入－当年支出的方法，是掩饰矛盾、搞虚假平衡的方法，具有严重弊端。
一、把债务收入与经常收入算在一起，为扩大投资规模，进行国民收入超分配，使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创造了条件。财政的经常收入属于当年新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反映生产经营的实际效益，无论是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累，都是对当年收入的使用，不会造成超越当年供给能力的社会总需求。债务收入，从全社会来看，只是改变现有收入的使用权，把个人或单位的一部分收入转给国家使用，并不改变社会收入总量，也不会造成超越当年供给能力的社会总需求。但债务收入将来要还本付息，不是真正的财政收入。如果使用效果不好，会造成负担转移，形成债务累积，产生严重的财政危机。就连经济实力雄厚的美国，长期实行赤字政策的结果，也不免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压缩财政赤字。
国家信用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国债动员社会闲散资金促进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不仅混淆了债务收入和经常收入的区别，歪曲了债务收入的性质，人为地扩大了财政收入的范围，而且在债务收入以外还要再打赤字预算，这就必然要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使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近几年投资规模失控，需求过大，物价上涨，与我们的财政平衡的计算方法有很大关系。
二、混淆债务收入与经常收入的区别，势必掩饰收入不足和支出过大的矛盾，提供不真实的财政信息，使财政决策失误。例如，1985年经常收入为一千七百七十六亿元，支出为一千八百四十四亿元，本有赤字六十八亿元，而由于另有债务收入八十九亿元，从而弥补当年财政赤字以后，还有待分配债务收入二十一亿元。按照西方国家的计算方法这仍然是赤字财政，虽然赤字数额不大。按照我们的计算方法却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利用国家信用发行国库券和取得国外借款，是筹集建设资金的有效形式，必须充分利用。问题是不能用债务收入掩饰财政收支本身的不平衡。
三、混淆债务收入与经常收入的区别，会造成财政收入充裕的假象，不利于动员人民增产节约、同心协力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相反地会助长要求扩大投资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思想情绪，增加财政支出的压力。应当看到，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财政赤字除了增加税收、增加国债以外，只有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去弥补。而纸币的过量发行必然要引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使人民得不到实惠，挫伤人们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民的事业，财政收支关系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们的文化程度越高，对经济过程的知识越完备，对财政收支状况就越关心。我们必须把财政收支的真实情况告诉人民，才能动员人民共同努力。
四、把债务收入和经常收入混在一起，不利于进行国际比较和正确吸收外国的理财经验。有的外国人要我们不要害怕财政赤字，无非是说不要害怕借债，要敢于利用国家信用形式等筹集资金，以加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问题是在计入内外债务收入后，一定要坚持“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因为，在这种条件下，这种方针不过是西方赤字财政的另一种说法，它已经包含有一定的财政赤字了，如果在此之外还要留下一个口子，那就只能导致通货膨胀了。
对财政赤字的作用要进行具体分析
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按西方标准计算的财政赤字会起不同的作用，因此，要从当时的经济情况出发进行具体分析。简略地说，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全社会出现生产过剩，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供过于求，商品销售困难，市场萧条，生产萎缩。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可以有助于扩大购买力，增加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缓和生产过剩的矛盾，在一定限度内给经济发展注入活力，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全社会出现供不应求，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超过现有供给能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短缺，购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会加剧供求矛盾，使社会需求过度膨胀。如果这种现象发生在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下，就会引起市场价格的普遍上涨；如果发生在价格被管制的条件下，就会造成供给全面紧张，购买困难，停工待料，生产周期延长，经济效益下降，走后门、拉关系、以物易物、黑市买卖也会随着产生。
三、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但供求结构不协调。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产资料过剩，投资不足，而生活资料短缺，个人消费购买力过高。在这种情况下，用财政赤字扩大生产投资，使过剩的生产资料（库存待销产品）得到利用，并增加消费品生产，提高生活资料供给能力，同时通过财政赤字抑制个人消费购买力，实现供求结构的平衡，会收到良好效果。我们在1980年和1981年遇到的实际情况与此有些类似。另一种情况是投资过大，生产资料短缺和生活资料相对过剩，消费购买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在保持财政平衡的前提下，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减少生产投资和适当扩大消费支出，以使供求结构达到协调；如果搞赤字财政，只会加剧供求不平衡，有害无益。
四、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及供求结构都不平衡，这会形成错综复杂的供求矛盾，财政赤字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供求矛盾中会起不同作用。总的来说，仍不外是上述三种情况的不同组合。
以上是从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过程看财政赤字的作用。从国民收入分配过程来看，由于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不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不同。如果用增加税收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那就会相应降低企业的积累和居民的消费能力，引起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如果用借债的方法弥补财政赤字，其作用与增加税收相类似，区别在于借债还要影响将来的分配结构；如果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最终要造成国民收入再分配，降低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挫伤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应该自觉地经常地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合理利用国家信用，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增强投资能力是必要的，但要力求避免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使人民生活安定，为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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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尝试
——读钱伯海主编的《国民经济学》
刘国光
钱伯海同志主编的《国民经济学》一书上册已经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下册也即将问世。社会主义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发展，要求经济学家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出发，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实践，创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新学科。特别是经济改革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对重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最近几年，经济学界广泛开展了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研究。《国民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正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一个成果。
西方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研究的早期阶段，基本上是没有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分的，三十年代以后，才逐渐分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这样两种理论分析。《国民经济学》虽然吸收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但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本书的有关部分中，都要加以阐明和论述”。正是由于这一本质差别，《国民经济学》中所引用的概念、全书理论分析所包含的内容与逻辑结构，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这种既不是盲目排斥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经济理论的正确态度，使该书能够保持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国民经济学》在侧重“探索搞好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规律性”的同时，也恰当地把企业这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置于分析框架之中。如在分析社会产品的生产时，书中概括描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函数之间的关系、边际收益与边际生产率、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等微观经济问题。作者认为，“宏观与微观只是相对而言，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两者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考察经济现象时，必须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得到全面正确的结论”。这是说得不错的。
《国民经济学》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分析，没有象西方一般宏观经济学那样，从国民收入的存量和流量的分析入手，而是以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和社会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衔接为起点，分别从质量、数量两方面考察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再生产过程。通过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实现过程的分析来揭示国民经济总量在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运行的一般规律，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对价格、信贷、财政、对外贸易等经济杠杆体系的分析也是该书的一个特点。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市场协调引入经济运行机制，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国民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到间接控制的转化，需要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由于我国经济的协调长期使用行政办法，因此对经济杠杆的认识也相对落后。《国民经济学》从如何实现有效的国民经济管理出发，逐一分析了各个经济杠杆的内涵、特征、功能及调节机制。这种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国民经济调节的基本过程。
《国民经济学》不仅注重经济体制的一般性描述，而且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结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刻画。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是当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两大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选择适当的经济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的。该书对经济结构的分析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对国民经济部门进行数量分析、考察生产中的主要比例关系、研究社会产品的实现以及积累与投资的关系时，对不同产业之间投入产出关系、生产结构、需求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形成与变化，都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在最后一章，还专门研究了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国民经济学》虽然是一本编著，但有许多自己的学术观点。在探讨国民经济的核算原则和核算体系时，详细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特点和成因。在对供求平衡的关键、积累与投资的时间因素以及财政平衡的宏观效应等一系列理论分析上，都有不少独到之处，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的深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当然，象任何开创性著作一样，《国民经济学》作为研究国民经济运动质的规定性与量的变动性的综合性学科的第一本著作，也有其难于避免的缺陷。比如，由于对于如何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现实的国民经济运行现象进行剖析探讨得不够，因而书中给出的国民经济发展状态的现实感不强；不同来源的思想材料如何揉合成为真正的有机整体，也有待进一步努力。不过，《国民经济学》毕竟开辟了一条深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的新路，这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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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作制研究》将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合作制研究》，是一本详尽论述合作制内容、作用、形式、指导原则，以及历史经验的著作，回答了农村经济变革中的新问题，有益于对农村合作经济的研究探索。本书由黄道霞撰写，适合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农业经济研究人员参阅。 （展）
△王元瑞著的《现代领导人才》和《领导人才的科学管理》，已由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对领导人才的成长规律和其他有关人才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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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孙中山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孙中山研究会于11月4日至11日在广州和中山市翠亨村举行了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这次盛会的有中国学者九十三人，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朝鲜、法国、民主德国、菲律宾、苏联、美国的学者三十八人，香港地区学者八人。他们之中，既有蜚声史坛的老一辈史学家，又有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讨论会围绕“孙中山及其时代”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这次讨论会上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概述如下：
第一，如何看待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思想及兴中会的革命誓词。
有的论者提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形成，有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以前的研究中对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估价过高，实际上直到1903年，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方臻成熟，其标志是放弃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军，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誓词。至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誓词，似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其理由是：一、当时尚缺乏提出这一口号的社会基础，最早参加兴中会的二十多人中，除两三人略知名外，其余大多数皆碌碌无闻；二、兴中会誓词最早见于1929年邓想写的《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一文，而邓想本人并非兴中会首创时的会员，故邓想所记誓词并不可靠；三、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时，孙中山等人仍未放弃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的宗旨，起义的纲领《平治章程》与孙中山写给刘学询的信件即可反映革命派的这一立场；四、乙未年（1895年）兴中会领导的广州起义，不能视作孙中山革命思想成熟的结果。乙未重阳之役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
许多同志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说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到1903年才完全确立，未免为时太晚了。因为当时反清的浪潮已蓬勃兴起，革命思想已相当普遍，如果说孙中山革命思想到此时才确立，那么，他的革命先行者的称号将会使人难以理解。其次，孙中山于1897年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交谈时，已明确表示了他鲜明的革命立场；再次，孙中山给刘学询的信是他策略灵活的表现，不能以此来估价他的早期革命思想。
至于兴中会的革命誓词，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是存在的，因为誓词的内容是反清革命，自然不便在当时见诸文字。法国学者提出，孙中山1901年3月递交给法国外交官的文件中，已明确提出要建立共和政府。
第二，如何评价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早在1903年孙中山复某友人函中即已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这表明了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虔诚向往之情。尔后，他提出了民生主义，这实质上是主观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结合体。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刚起步之际，孙中山即无情地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主张中国不应再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中国革命应有自己新的特点，即必须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它的前途应该是社会主义。这的确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观点。
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首先，孙中山所主张的民生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概念，有着质的区别，不应该将二者混为一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我们现行的社会主义也不相同，其根本的区别在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主张消灭剥削，而是力图兼顾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利益，因此，很难说民生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其次，孙中山一生中有许多言论与行动相脱节，思想与实践相抵触的地方。孙中山在理论原则上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在感情上也不喜欢剥削，但在实践上却不仅允许资本主义剥削，而且允许部分地租剥削。因此，不能只看他的言论，更应该注重他的实际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第三，关于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列强和不平等条约所采取的政策。
孙中山是一位热诚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对帝国主义列强应取何种态度，他曾有过许多言论。如何评价他对列强的政策，是这次讨论会争论的焦点之一。
首先，有的论者提出，孙中山为了谋求日本、法国等政府的支持，提出让这些列强保护东北、华南；或以牺牲中国的某些民族权益为代价，换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方面和财政方面的援助，这种做法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互相抵触的。有的论者则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只是维护自身的利益。孙中山明知这些国家不可能给中国广大的地域提供所谓“保护”，他的慷慨许诺只是为了换取列强对革命的支持，是临时性的妥协政策，其实并不准备日后实现这些许诺。有的海外学者则认为孙中山的这种妥协是真诚的，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什么条件他都可能接受。其次，有的论者还提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不提反帝，主要是为了推翻清政府，他对列强的态度是一种避免“四面受敌”的策略；有的论者则认为不宜忽略孙中山所代表的阶级的软弱性。
第四，孙中山的思想渊源究竟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主，还是以西方的文化为主。
过去，有的学者曾提出，孙中山虽然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有益部分，但是，在孙中山思想中仍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在这次讨论会上，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对孙中山思想产生影响的主体因素是西方文化。其早期的民权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石是卢梭的《民约论》和穆勒·斯宾塞的自由论。孙中山的思想与学说，同传统的儒学是相互对立的。因为从儒家学说中，是不会得出革命的结论的。
有的学者认为，不宜将西方文化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估计得过高，而忽略了传统儒家思想对他的制约。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孙中山倡导的平等、自由、博爱中，缺乏西方民主政治中的人权观念，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并没有与人权思想密切结合，所以孙中山的民主观念与西方的民主观念并不相同。还有的日本学者指出，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的传统儒学并没有被看成是消极的因素，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儒学有着较高的评价。 （祥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