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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多出快出好书 提高社会效益
田耕
我们北京出版社是一个有近三十年历史的综合性地方出版社，下属六个专业社。
出版社是生产精神食粮的，应当用好的产品为两个文明建设做贡献；同时，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去，大量劣质武侠、古旧小说泛滥时，我们没出。近两年多来，又有一阵风向我们袭来。如《三侠五义》充斥图书市场时，有人建议我们出《济公传》；早些时候，一位新武侠小说作家曾向我们探询，能否出版他的全部著作；外省一个图书发行公司准备花钱买我们的书号，出版一部武侠小说。对于这些作法，我们都抵制了。我们认为，出版社要为广大读者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这是崇高的历史使命。不要小看版权页上所署的小小的书刊号，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权力的标志。我们要珍惜这个权力，使用好这个权力。而且，一个出版社创牌子不易，砸牌子不难，滥出低质量的书，虽然眼前赚了几个钱，却影响了出版社的信誉。为此，我们近几年注意提高图书质量，坚持在质量第一的基础上求多、求快，较好地处理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我们的作法是：
一、多出社会效益好受读者欢迎的图书。
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在我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十月》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中篇小说评奖时，名列第一；全国中学生选举最爱读的图书时，得票数遥遥领先；单行本印数达到一百五十六万册。广大读者和文艺评论界一致认为这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和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的优秀作品。因此，《花环》在取得了极为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样，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北国草》也都是思想艺术水平较高、受到读者欢迎的图书，前者还被新华书店列为当年的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此外，陈庆华主编的《近代中国简史》，立论较严谨，史料较丰富，通俗易懂，连印了几版都供不应求。
二、狠抓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图书。
一个出版社不仅要出一些读者急需的图书，还应当出水平高，在书架上站得住，被读者和书店列为常备和必备的图书，更应当出，一些经得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以至于传之后世的图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注意摸索编辑、出版诸方面的规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作出自己的努力。
长篇小说是代表一个国家文学成就的主要品种。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我们吃了鸭蛋，受到刺激，决心奋起直追。这几年，我们连续召开长篇小说座谈会，创办《长篇小说》丛刊和北京长篇小说丛书，《十月》也注意扶持长篇。至今，我社已发表和出版了不少优秀的长篇作品。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我们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三部获奖作品中，《黄河东流去》和《沉重的翅膀》都是我社出版或发表的（《沉重的翅膀》先在《十月》发表，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单行本）。我们决心坚持下去，多出几部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长篇小说。
出好书，还必须有赶超先进的勇气和信心。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是多年来古汉语教学的权威教材，但我们又出版了北京大学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由王力审定）。我们认为这套书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二是写得浅近、系统；三是选文精粹。这部书出版后，受到大学师生的欢迎，被一些院校和电大列为教材。
出好书，不能怕赔钱。如《徐悲鸿画册》，出一集原来预计要赔数万元，但对于艺术价值较高的书，我们舍得赔。又如我们出的古籍书，绝大多数是赔钱的，但仍坚持出。其中《日下旧闻考》计一百五十万字，印数只有几千册，但这是记载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的图书中，规模最大的一种，为旅游、城建、园林、文物、北京史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知识，赔也值得。
当然，出赔钱书时，要注意不超过本社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北京出版社和下属六个专业社在财务上是统一收支的，所以经济上回旋余地较大。这也为我们出有价值而又亏损的书提供了便利。
三、在特色上下功夫。
创地方特色。北京是几代都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我们以北京古籍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北京古籍丛书》，集中出有关北京史地方面的著作。我们还先后编辑出版了画册《北京风光》和反映首都人民生活的大型画册《北京》。
创时代特色。这几年，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社会上掀起了学外语、学新生事物的热潮。我们及时编辑出版了许多学习外语的图书，很受欢迎。最近我们还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介绍新兴学科的《教育经济学》一书。为了配合对广大青年进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我们出版了多种读物，其中《近代中国简史》、《马克思的伟大一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优越性》三种，都被评为全国优秀通俗政治理论读物。
创品种特色。在文学方面，我们把小说列为重点品种。全国三次评选中篇小说奖，在四十多篇得奖作品中，《十月》就有十四篇。我社出版的《语文小丛书》、《阅读和欣赏》、《外国文学知识小丛书》、人物传记，各种实用手册、工具书、词典等，在读者中也享有一定声誉。
几年来，我们能作到以上几点，主要是市委领导对我们抓得比较紧，在贯彻中央的出版方针上，经常对我们进行具体帮助。从出版社自身来讲，一是领导班子的头脑清醒，指导思想明确；二是中层干部认识比较统一；三是编辑人员都关心图书质量，对每部书稿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事先都作预测。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向广大读者奉献更多的好书。
（作者是北京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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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清新优美的田野欢歌
——看影片《迷人的乐队》
文椿
我国农村历史性的巨变，震撼和召唤着有志向、有追求、有社会责任感的电影艺术工作者。他们怀着满腔热情，投身于沸腾的农村生活，创作并拍摄出一批富有时代光彩的好影片。北影厂的《迷人的乐队》奏出的是一曲清新的、优美的、明快的欢歌。它的迷人之处在于它的新、它的美：新题材、新人物、新角度；美的生活、美的心曲、美的精神风貌。
选取农民自办业余铜管乐队这一农村新生事物作为反映的对象，仅这一点就说明创作者捕捉生活的敏锐目光。而尤为可贵的是，在提炼和处理这一题材时，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特的发现，能够从平凡的人和事件中，开掘出新意。
被人视为“泥腿子”的农民，从拉二胡、吹唢呐都困难，到掌握圆号、小号、黑管、长笛等洋乐器；从自办民乐队都艰难，一跃办起铜管乐队。就其事件本身确实能反映出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创作者是透过生活的表层，去发掘提炼蕴藏在事件中更动人、更真、更善、更美的东西。影片通过为办乐队所展开的新旧观念的纠葛及性格冲突，揭示出八十年代的新农民摆脱了小生产者思想束缚，改变了只求温饱的生活状态，发家致富以后，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们求知、求乐、求美、求兴旺发达，要移风易俗、扬眉吐气。从辛天喜、曲立新、张魁武、魏莹、小罗等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一种非常可喜的历史变化，是精明能干、有新的生活理想和情趣，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时代责任感的一代新人形象。他们敢作敢当，敢于和世俗偏见斗争，对于所倾心的事百折不回，影片主人公辛天喜性格鲜明，他既有中国农村当代青年豁达、开朗、执著的一面，同时又有憨厚、朴实、忠诚的一面；他虽然学历不深，却有强烈的求知欲，有理想，有抱负。演员何伟准确地把握了这个人物的性格，表演得自然、适度。张魁武和魏莹这两个人物，也有当代青年农民的鲜明特点。张魁武看起来好似很笨，有几分呆气，实际上是个朴实、内秀的小伙子，他的内心有更高层次的追求。魏莹本身条件并不太好，只是在音乐文化知识方面略高一筹。她的追求和向往不正是代表着当代青年农民的一种共同心愿吗？其他几个人物，如曲立新、曲有本等也都能给观众留下较深的印象。
由于创作者着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把镜头伸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改革时代的洪流如何作用于人们的心灵，从而体现出改革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以及精神面貌。这就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启迪观众思考：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而精神文明的建设又必将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一部并非写重大社会矛盾的影片，为什么能产生震撼人的思想力量呢？我以为除了前面所谈及的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创作者对新生活、新时代的满腔热情，对农民兄弟真挚的爱。导演王好为曾谈到他们深入辽宁金县第一次听到农民业余铜管乐队演奏《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乐曲时，她震惊了，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之情，落下了泪。她被农民演出的威武、雄壮的乐曲所感染，为他们身上充溢着阳刚之气所鼓舞，产生了要表现、歌颂他们的强烈欲望。正是这些来自生活的真挚情感，化为艺术形象熔冶于整个艺术作品中，从而拨动了观众的心弦。王好为还善于把作品的思想主题，蕴涵在淡雅、清新、真实、朴素且饶有情趣的艺术风格之中，用更贴近自然形态的生活流动，去轻轻地敲击观众的心扉；让人们在无声的、会心的微笑中去领略生活的美。当然，如果创作者的视野更加开阔些，能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对主题作进一步的开掘，我想影片可能更深刻、更有厚度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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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争鸣录
关于油画创作和理论的讨论
去年在安徽举行的油画艺术讨论会上，围绕着油画艺术创作和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上多数意见认为：要克服油画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单一化的现象，必须彻底否定“题材决定论”，坚决避免把油画作为政治概念的图解，但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凡政治性题材都不可入画，关键还在于如何表现。关于绘画上的文学因素（如主题性、情节性），要看是否适宜于视觉艺术的表现，凡是适宜的，就应当允许，否则对多样化不利。有的人则认为，只要表现政治内容的要求还存在，“题材决定论”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为了发挥油画艺术的特殊功能和保持油画的“纯绘画性”，不但要摒弃说明性、解释性的政治图解，还要从文学因素的蕃篱中解脱出来。
关于“油画民族化”的口号，一些同志认为这提法本身并没有错，原来就是作为长期的奋斗目标来提的，至于引起了副作用，那是对口号的理解不当所致。有些同志则认为，这个口号缺乏明确的内涵，容易简单化地形成模式而产生弊端，不利于学习掌握油画这一外来画种的基本特征，也会排斥非民族化风格油画的存在。要注意民族风格不单纯是外在形式，而是内在精神气质、审美需要、审美理想的自然流露，需要长期的艺术实践才能形成。
对于西方现代派绘画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但并不能说是艺术发展的总趋势，因为它的产生与特定的社会条件分不开。西方现代派绘画对可视性与形式美的强调，有助于绘画语言的发展和绘画表现力的丰富。他们对现代绘画理论的新探索，值得借鉴与研究。但现代派绘画那种反传统、反理性、反写实和强调直觉、强调“纯绘画”的理论是片面的，它所反映的消极、空虚、绝望等精神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与手法的晦涩离奇，我们难以接受。另一种意见认为，把现代派当中某些怪诞的局部现象当作整体来否定，是片面的。
（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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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争鸣录
如何评价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的系列中篇小说《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中继《绿化树》之后的又一作品。小说在《收获》1985年第五期发表后，在读者和评论界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文艺报》、《文汇报》、《北京日报》和《青年评论家》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争鸣文章，有的还召开了讨论会。
关于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有人认为它“触目惊心地、严肃而勇敢地、深入地”表现了“封建专制主义和禁欲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摧残”，“既异常深刻地反顾和谴责了那个灭绝人性的时代，同时又挚诚热切地发掘出促成人性复归的蓬勃着的元素。”有人则提醒作家应“以优美代替庸俗，以深刻代替浅薄”，认为此书的流行，在读者中产生了不良社会效果，“不能使我们为严肃文学遭受危机的忧虑有所减轻，反而更加重了。”
关于作品中涉及性关系的描写，有人认为自然主义的描写太多了一些，大大冲淡了与大的社会背景的关系。另一些人则认为“人性中最基本的性心理的扭曲，正揭示、控诉和剖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氛围”，
“在那极为粗陋的形式下，生命力的勃郁，情欲的炽烈，性格的真率泼辣，都作为健康的人性内容，成为对艰难时世的一个抗议”，肯定作品“以中国当代文学前所未有的深度，正面地展开‘灵与肉’的搏斗及自我搏斗。”
一些文章肯定作者的艺术感觉生动而丰富，但同时指出作品中一些超脱现实的理性“升华”损害了艺术真实。这一缺点在章永璘这个形象上显示出矛盾：“他的理性的清醒似乎很难与那种情欲的炽烈相谐调”，人的自然情欲和尖锐的政治（经济）学的思考“这两个层面的焊接因缺少必要的中介而不无生硬”。有人认为章永璘是“一个伪善时代制造出来的伪君子”。一些文章惋惜作者生动丰富的感觉每每被“单义的、过分明晰的理性说明所限制并被狭窄化了”，使艺术真实遭到损伤。
有几篇文章对作品的后半部分感到遗憾，认为作家对男主人公的心理状态把握不准，作品的结局，即章永璘对“女人造就的家庭生活”的“超越”，“让人觉得不近人情”。
作者张贤亮在美国访问期间公开表示：对他的作品展开批评，“是一种正常的文艺批评，是每一个文学繁荣的国家都有的现象，作家应该欢迎这种批评”。（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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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初看梨园戏
冯其庸
我虽久闻梨园戏之名，但却一直没有看过梨园戏，这次福建梨园戏实验剧团来京演出，恰好偿了我的宿愿。
这次演出的剧目，除了《枫林晚》是现代戏外，其余剧目如《李亚仙》、《冷温亭》、《玉真行》、《摘花》、《朱文太平钱》等，都是传统老剧目。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老剧目，它可以说是宋元南戏的遗响。它离开我们，已经历宋、元、明、清而直到现在了，所以无怪有人要称它为戏剧的“活文物”了。
治戏剧史的同志都知道，上述剧目，都是属于宋元南戏的旧剧目。以往我们只知道宋元南戏只保存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即《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此外，也就仅仅知道有一些零星残曲，俱是案头读物，再也想不到这千年的古剧，还能保存在舞台上。仅仅是这一点，也就十分值得我们认真一看了。
我初看梨园戏后，也确实感到大开眼界。《李亚仙》这个戏，是南戏的老剧目，它是据唐白行简的传奇《李娃传》改编的。这个传奇在唐代就已改编为话本。在元剧中有石君宝的《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等，在明代又有薛近衮的《绣襦记》。那么，从唐人传奇转而为唐人话本，更转而为戏曲，这中间就失去了元以前的这个环节。现存梨园戏中的《李亚仙》，恰好把这个断失了的环节接续起来了。（现在演出的《李亚仙》虽然已经改编，但还保留了二折传统戏，这就是《踢球》和《莲花落》中的“拍胸”舞。）
这次演出的《李亚仙》，无论是舞台美术设计和场面的安排，都是十分精致、富有特色的。加上独具格调，幽雅动人的音乐，使你感到细腻而又文静，而整个剧情更是起伏跌宕，动人心弦。饰李亚仙、郑元和及李妈的演员，都能丝丝入扣，情景交融。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剧里，还保留了“踢球”和“拍胸”两种古代舞蹈。按“踢球”，古称“蹴踘”，汉唐时即已有这种游戏。到宋时更为盛行，《水浒传》在一开头就写到了高俅的踢球。这种踢球的舞蹈，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张协状元》里，还有生动的描写。所以现在梨园戏《李亚仙》里保留的这一踢球的情节，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再有一点是这个戏里保留了“拍胸”的舞蹈。这种民间舞蹈也是来源很古的。尤其是在舞蹈时，还连续唱
“囄嗹罗罗嗹”这种和声。查这种和声也保存在《张协状元》这个剧本里，在剧本的第十二出里：
（丑唱）我适来担至庙前，
见一个苦胎与它厮缠。
口里唱个囄嗹罗罗嗹，把小二便来薄贱。
《张协状元》，据我的研究，应是现存南戏剧本中最早的一个，其时间约在南宋初。现在《李亚仙》中还保存着这许多与《张协状元》剧本中一样的东西，那末，它的历史渊源之早，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十分喜欢《冷温亭》这出戏。虽然我还说不出它的渊源，但它给我以一种特别古朴的感觉。情节的淳朴动人是无用多说了，饰刘氏的演员，从扮相到全部身段动作，都散发着一种淳厚古朴的味道。麻包片（裙子）高扎到齐胸，肩上横压一根扁担，这一身段是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的。一般挑担，扁担不是放在右肩就是放在左肩，没有横压在背脊上，与两肩一字平放的，但这正是深入生活的演员才能设计出如此的身段来。因为当担子挑得重，双肩都被压得肿痛难当不能再压的时候，就不得不伛偻着身子，把肩上的扁担横移到背脊梁上，以使双肩得以暂息。只要是长期挑过担子的人，都能亲切地理解这一点。现在舞台上的这一身段设计，就非常有效地突出了刘氏的含辛茹苦和她身上的重压。饰朱寿昌的演员身段虽不多，但情绪交流得很好，戏的悲凉气氛很浓郁，具有感人的力量。
同样，我也很欣赏《玉真行》。演员的活动天地只有桌面大的一小块地方，但却让你感到她已历尽千辛万苦，行了千里万里的路程了。演员的扮相很古朴，身段也不繁复，却给你一种十分真切的感受。也会使你联想到南戏《赵贞女蔡中郎》里的赵贞女，或《王魁负桂英》里的桂英的形象。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伴奏的压脚鼓，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看来也是古乐无疑，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四川成都天回镇出土的那个有名的汉代说书陶俑来，他的右脚也是上翘作动作的，但他的脚下似乎没有鼓。
我特别想看一个究竟的是《朱文太平钱》。因为这是一个南戏的老剧目，《永乐大典》作《朱文鬼赠太平钱》，《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作《朱文太平钱》。因此，剧中的女主角一粒金究竟是鬼的形象，还是人的形象，就有分歧。据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卷四〔正宫·黄钟赚〕调云：“昔有朱文，太平钱鬼为缔姻。”这里词意非常清楚，没有含糊的地方，而且这整支曲子，都是讲的鬼故事，如“鬼法师”、“鬼媒人”等等。所以这个戏里的一粒金是一个鬼魂形象是无可争议的。现在梨园戏的《太平钱》还保存着这个戏的三折古剧，即《赠绣箧》、《认真容》、《走鬼》。这个戏的演员我认为是很出色的，尤其是饰一粒金的旦角，戏演得活，扮相好。出场时披白纱，表示是“鬼”，这之后，就不用白纱了，完全是人的形象，到“走鬼”时只是很快就赶上了朱文，令朱文感到是“鬼”，但经解释后，也就释然了。所以这里的“鬼”，并无任何“鬼气”，形象仍然很美。这个戏一上来就唱和声“囄罗嗹罗囄罗嗹”，另外剧中人王行首、一粒金等名字，也是宋元时代的习惯称呼，所以这个戏确是南戏遗响是没有问题的。而他们恢复这个戏的演出，也是十分成功的。
梨园戏的演出给我最大的启示或者说证实，是治戏曲史，除了文献资料外，还必须重视活资料、活文物，要到活资料、活文物里去发现新东西，准确点说，是旧东西新发现。前些年，我曾多次提出过，元人杂剧的遗响，是否还保存在舞台上，我们应该作研究。当然从剧目来说，是很容易弄明白的，例如《窦娥冤》、《单刀会》、《赵氏孤儿》、《破窑记》等等都是。我说的是元剧演出方面的情况，是否在舞台上还保存着它的某些东西。我认为现在梆子系统的戏里，可能还保存着元剧的某些演出传统。山西出土的五个元代戏俑，其中有一个作提甲亮相状，这种靠把武生亮相的程式，不是现在也还是如此吗？我现在看了梨园戏，更相信元剧并没有绝响。
这就是梨园戏给我的启示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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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湘版《散文译丛》将陆续问世
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在出版一套《散文译丛》，丛书共分四辑，每辑十册，选择了世界散文名作中的精粹。其中一些作家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
现已出版了第一辑中的三册。因《金蔷薇》而闻名于中国读者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面向秋野》，探讨了散文的诗化、虚构等问题。美国中篇小说《人鼠之间》的作者斯坦贝克的《战地随笔》，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战地记者写作的通讯和杂感集。《希腊罗马散文选》辑录了吕西阿斯、柏拉图、西塞罗等人的作品。在以后的几集中读者将读到泰戈尔、夏目漱石、惠特曼、兰姆、纪德、卢梭等人的优美文章。（李绍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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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出版
刘守华著《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较系统地论述中国各族民间童话的思想和艺术、探讨童话发展史及其民族特色的著作。（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