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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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这里发表的四篇短文,摘自广东《现代哲学》创刊号,略有删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改革
陶德麟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为改革服务,这是当前众所关心的课题。我觉得,哲学要更好地为改革服务,我们的哲学工作本身首先需要改革。
现在人们都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的问题,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了困难。我想这主要是指的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说现代科学和现代实际生活提出了一系列过去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而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另一方面是说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它们的理论与回答,它们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坚持的观点相矛盾,或者正在指名道姓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作出有力的批驳。我个人不大赞成把前一种情况叫“挑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同科学、同实际生活血肉相联的,无所谓谁向谁“挑战”的问题。但不管叫不叫“挑战”,科学和实际生活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问题总是事实。至于后一种情况当然是挑战。这两种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在很长的时期里视而不见罢了。这件事实是坏事还是好事?我认为是好事,而且是很好的事,凡是正在发展着的科学不可能不遇到现实提出的新问题,不可能不遇到困难。难道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在它们的发展史上遇到的困难还少吗?不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甚至“危机”)推动着它们前进吗?一门科学如果不遇到困难,它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宗教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它从来不企图去科学地解释任何困难,当然没有什么“困难”可言。有些适用界限已经历史地确定了的科学也不会在新问题面前遇到“困难”,因为人们并不要求它回答这些新问题。例如今天绝没有人要求牛顿力学去回答统一场论的问题,也绝不会因为它回答不了统一场论的问题而“攻击”它。现在人们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新的问题,并且有人因为现在还回答得不够圆满而非难它,这恰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实践密切相关的、正在发展着的、有旺盛生命力的科学。它遇到了困难,正表明它处在大发展的前夜。这有什么不好呢?“挑战”也好,“困难”也好,本身是丝毫没有什么可怕之处的,可怕的是我们对这种已经存在的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不采取行动去迎接“挑战”,去克服困难,去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情况是不是存在呢?我看是存在的。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有一种焦急的心情,感到哲学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改革,是不可能适应整个社会改革的需要的。我们应该从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几个大的方面检查我们工作的现状,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估计,从而下工夫改进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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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践需要哲学 哲学需要发展
实践需要哲学,这个无可怀疑的真理在今天显得特别重要。我们正处在一个迅猛发展的时代,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激烈变动的阶段,我们正在进行空前规模的建设,我们正在实现极其复杂的改革,因而我们需要科学、技术,需要物资、资金,需要各种知识和人才,需要一切有益的东西,然而,我们更需要哲学。
社会主义社会运行的根本机制在于自觉调节;对社会生活的自觉调节,严格要求科学的预见和科学的管理;科学预见与管理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而认识规律只能依靠理论思维。因此,对待理论思维的态度,理论思维发展的程度,理论思维能力普遍成长的状况,紧紧地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哲学是理论思维的最高成果,重视哲学,我们的民族将大有希望;轻视哲学,则难免要受到历史辩证法的惩罚。
如果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哲学的声誉曾经遭到过损害,那并不是它自身的过错;哲学无用论只是暂时的错觉和历史的误解。哲学不应是某些人的谋生手段,不应是课程菜谱上的调味品,不应是装饰门面的彩旗,也不应是某种主观意志的证明工具。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是观察、认识和指导实践的根本观点和方法。人们在文字上经常重复这个命题,可是人们在活动中却往往只是事后才想到它。但这并不表明哲学不起指导作用,倒是说明了头脑中的哲学与文字上的哲学应当统一。人们头脑中的哲学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问题是需要清醒地意识到那是什么哲学。哲学与实践的抵牾,往往掩盖着哲学与哲学的矛盾。
因此,历史的曲折不足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说明它没有被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它的方法论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所以我们现在更加需要强调认真地学习和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正确理解它的社会功能。
同样,现代科学知识的惊人进步,也还没有提出任何根据足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表明它需要更加丰富和发展。
哲学需要发展,这已成为社会普遍的感觉和要求,并对哲学工作者构成沉重而积极的压力。现在的问题已不是对哲学发展需要的意识和紧迫感,而是如何发展。对此谁也开不出一张完美的药方,这有待于哲学工作者的紧张的思考和积极的探索。
发展不是增添新的科学实例或术语的替换,也不是凭空虚构新的体系,更不是用别种哲学或别种学科来取代。发展只有一条踏实而费力的途径:广泛而深入地掌握现代科学的新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新经验,对之作出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因此,哲学工作者不仅需要知识更新,而且需要扩大知识面。哲学不是百科全书,但哲学工作者却应力求具备广博的知识。广博的知识当然包括关于现实问题的知识、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因为这里面集中地蕴含着时代精神,这里是发展哲学从而改变哲学面貌的真正源泉。
哲学界已经开始突破了思想僵化的停滞局面,已经开始改变了注经解经的治学方式,已经开始放眼世界,已经尝试开拓多样的研究途径和方法;然而同时也将开始面临某些思想歧途,遇到某些非科学的诱惑;而我们还不能说对此都有了明晰的认识,采取了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需要的是知识渊博、眼界开阔,而又思想活跃、态度严谨。活跃不是轻浮,严谨不是保守;锐意求新而不哗众取宠,讲究科学而不只求平安,才是极需提倡的探索,允许失误,承认探索的多种途径和方式,也是发展哲学的社会保证。
(摘自《哲学研究》1985年第12期发表的纪念该刊创刊三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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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之路
李秀林
依据新的历史条件,自觉地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繁荣的哲学是真实地把握了时代脉搏的哲学。当代社会实践的深入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可能。我国正加速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以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社会生活现代化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集中地体现着当今时代的基本趋势,构成时代精神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文明的灵魂、时代精神的精华,要发展,要繁荣,就要自觉地把握这种历史趋势,深刻地反映这种时代潮流。我们哲学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果断地结束“在笼子里谈哲学”的封闭状态,彻底地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自觉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当前尤其要投身于正在深入开展的改革实践之中。这一伟大实践,既是哲学大可用武之地,又是哲学安身立命之所。
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为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自身提出了内在要求。当前,各门科学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呈现出一体化发展的总趋势,正在更高的层次上为我们展示出崭新的科学世界图景。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以真正科学的态度对待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到当代科学发展的最前沿,吸收新思想,提炼新范畴,充实新方法,预示新发展,以哲学智慧之光照亮人们探索宇宙奥秘、创造世界未来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实践的本性,要求它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和方法论功能,都是要付诸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现,具有间接和直接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作为最高层次的普遍方法,需要通过一定的中间环节,通过从一般方法到特殊方法等的逐级具体化,才能为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所理解、所把握、所应用。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一旦为群众所掌握,便会直接地通过每一个体的思维活动,支配着人们的认识和决策,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从而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微不至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作为一门完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自发地为人们所接受。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摒弃公式化、教条化的陈规陋习,从纯思辨的形式中解放出来,使唯物辩证法渗入到广大群众的思维方式之中,在普遍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素养和思维能力中达到哲学的自我实现。为此,我们要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特别重视哲学的应用和普及工作。要千方百计以各种形式和各种渠道,把科学的理论原则、伟大的认识工具变为广大群众自觉掌握、正确运用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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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现代哲学的基本功能
林京耀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工程正在施工,决定现代化建设成败的经济体制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正在进行。在这新的历史时期,哲学不是无所作为,无事可做,而是大有可为,要做的事情很多。问题在于:“为”什么,“做”什么,才能对现代化建设,对改革,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帮助,作出贡献。
现代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阐明人类,特别是现代条件下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启迪人们的智慧,帮助人们用科学的方法去探寻、揭示自然界各种现象的奥秘,去认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逐步摆脱同现时代不适应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建立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各种经济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哲学工作者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实践中提出的新经验、新问题来丰富和发展哲学,而不能只是把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和确定的新政策,分别套入某一现成的公式中去。这种做法并不能给人多少帮助,这正是许多干部和群众在改革实践中没有感受到从哲学得到启发和帮助的重要原因。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过哲学的条文,而是他们感到光是哲学教材上的条文对他们帮助太少。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实际上,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很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武器。历史前进了,时代变了,但落后于时代的理论、思想、观念还起作用,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天”(客观情况)变了,“道”(理论、思想、观念)没有变,这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顺利进行的,这就需要哲学认识论的帮助,而哲学认识论是能够帮助的。
对人们认识已经和正在变化的世界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帮助人们发现新的真理,这是现代哲学的基本功能。为了更好地发挥哲学的功能,哲学本身的内容必须结合实践有所发展。只有这样,哲学才能真正成为“自己时代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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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哲学生命的基础
高清海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那种勇于变革自身、不断创新的东西,才会有长久的生命。“生命就在于创新”。
哲学也有自己的“生命”。哲学的生命不仅在于它所具有的真理性——这当然是基本前提——而且在于它由此而对实践所具有的价值。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深度的话: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马克思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著名命题。哲学反映时代,它是时代精神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表现形式;转过来,哲学又服务于时代。正是那些看来十分抽象的原理和范畴,规定着一个时代人们用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这就是哲学的价值,也就是哲学生命的基点。一种哲学的命运如何,主要就看它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表达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要求和回答时代所提出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论、彻底的辩证法,是业已获得科学形态的哲学理论。在历史上,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自觉地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因而成为一切哲学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回答当今时代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应当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科学的进步不断以新的内容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尤其是在今天改革的时代,适应改革的形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是大家的愿望和要求。
但是,理论通向实践的途径却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道路。
倡导哲学要研究现实问题并非自今日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创新、要发展也已议论许多年了。回顾这些年来的状况,不能不承认,哲学与时代、哲学与实践的关系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影响。这就有必要进一步去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使哲学与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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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农村深刻变革的理论概括
——读《中国农村经济改革》
高宏凡
杜润生同志著《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着重论述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和农业技术改革。这些都是新时期的新问题。作者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有些是相当犀利透辟的。
一、推行家庭承包制,势必触及对合作化的评价。否则,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就无从谈起。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合作化?在本书中,作者肯定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总结了合作化以来的成就:初步解决了近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避免了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这些成就表明,实行合作化的决策是正确的。
但是,作者同时指出了长期以来我国合作化的一个根本性弱点:忽略或无视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合作化几次出现“左”倾,强行改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造成破坏,就是这一弱点的明显表现。作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揭示了它所表现的“左”的危害性。
本书这一深刻分析,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变小私有制为公有制,最终要靠新的社会化物质条件的形成,而这种条件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与此相适应,合作化也不应理解为一次性变革,而应由一系列中间环节相互衔接,逐步过渡。这些中间环节的选择,要既有利于原有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新生产力的创造。这就是说,要把是否推动生产发展作为合作制形式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标志。
作者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如果只简单地把原有的家庭经济合并一起,实行的又是过于集中的劳动制度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就会连小农精耕细作的效益都保持不住,只能引起生产力停滞甚至下降。合作组织的缺陷就在于此。因此,必须进行体制上的改革。
二、家庭承包制采取家庭经营方式,引起了对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议论。
土改后农民有两种生产积极性:个体经济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积极性,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为鼓励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对个体经济积极性的资本主义自发趋势持否定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个体经济积极性”是否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则是一个没有深入研究的课题。过去把个体劳动方式及与此相关的分配方式几乎全部摒弃,“大呼隆”、“大锅饭”由此而产生。
有两个公认的事实引起作者重视:自留地都是高产田,农民几次要求包产到户。作者认为,“这两个信号反映出农民对家庭经营的深情留恋,从而使我们受到启发,重新考虑如何在合作制中利用家庭经营这种形式。”
在这里,作者把“个体经济”与“家庭经营”加以区别。个体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这种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趋势不相适应,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家庭经营,则是一种经营方式。它可以容纳不同的所有制,从封建制、小私有制到资本主义所有制。这种区别,对于我们正确利用家庭经营形式是必要的。
作者指出,利用这种形式,可以充分发挥家庭协力、积累在个人手中的技术经验和分散在各户的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现有条件下,如果废弃不用,是不经济的。这样就产生了把家庭经营纳入合作经济结构,使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联结起来,构成双重经营结构的体制,形成近年来农村进行的深刻变革。对个体经济来说,这是改革了它的私有制内容而利用它的经营方式,其实质是对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的新肯定。通过利用,把八亿农民生产积极性引导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轨道。
作者认为,新体制“把高级社的优点吸取了,缺点改正了,又把家庭经济的局限性突破了,把它的长处保留了”。它构成中国式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一个发展阶段。
当然,作者并不回避今天的家庭经营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有农民私有经济的痕迹,但土地的公有制,统一经营的存在,社会主义工商金融业的强大制约作用,使这种形式必然服务于社会主义农业的需要。他强调,农民选择这种形式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动摇,而是对我们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批判。
三、农村经济要通过多种形式发展,是作者强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
我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自然条件与经济条件极不统一,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不拘一格,形式多种多样,让它们相互比较,存利去弊,融合、淘汰、完善。“只有不拘一格才能够有高度的适应性”。
多样化观点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上,就是:在坚持合作化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存在,使劳力、资金、技术有多种组合方式。即使某些雇工经营,由于吸收合作经济的一些办法,又受社会主义支配,就不完全等同于过去的资本主义。这就是说,不排斥某些低级的、过渡的、适合群众水平的形式,哪怕是不稳定的、性质不甚明确的、不完善的形式。
多样化观点表现在所有制问题上,就是公有化是由一系列中间环节交替出现的过程,其间,必然出现多种变通形式。比如,承包制的统分结合系数会有较大的弹性;生产资料公有化会呈现不同的水平;联合是否触动所有权,允许有较大的机动;集资企业可以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同时按股分红。作者提出,不要怕在新生产关系中遗留有旧的社会关系的痕迹,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典型的最完全的形式,需要在社会生产高度发达之后才会形成”。
多样化观点还表现为合作经济体系的多样化。供销社、信用社、服务机构、乡镇企业、国营农场等等,各系统实行多种多样的联合,不求一律,从而形成多种形式、多种结构的合作网络。
此外,本书对农村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农业技术结构和技术改革途径的多样化也有所论述。
发展的多样化,这一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示了要使我们的思想适应外界极其复杂的结构,使主观与客观一致,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密切结合。一句话:要彻底地从实际出发。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最大弊病之一,就是惯于推行一种模式,惯于一刀切。作者关于多样化的观点,是纠正一刀切弊病的正确对策,是迅速发展农村经济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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