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许川
发达的商品经济能为社会带来发达的生产力，这已经是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历史事实，并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承认。但是，商品经济能否为社会带来精神文明，人们的认识就不尽一致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是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我国的经济正在全面地向商品经济转化，它必然引起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而且促使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各方面相应地发生深刻变化。观念的更新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突出任务。
在已往的长时间里，在不准确的传统理论观点和某种僵化模式的影响下，我国经济生活的主体方面实行的是直接计划生产、计划调拨、计划分配的“产品经济”。那时，整个国家经济活动都由计划来安排，不仅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经济活动要由上级计划规定，而且亿万农民也必须服从国家计划，叫种粮食不能种棉花，叫种麦子不能种油菜，主要产品也必须按计划交售给国家。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割断了计划与市场的联系，抑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经济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反映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则要求必须和这样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为它服务，从各方面帮助全社会树立无条件地服从计划的观念，强化集中统一领导，维护高度集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然不会强调经济上的自主、政治上的民主以及相关联的平等、自由了。理论工作、思想工作、政法工作都得为此服务。一切排斥商品经济，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是非标准和社会观念。
现在，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最大最深刻而牵动全局的，就是我们的经济迅速地全面地向着商品经济转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备条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全社会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忽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这一内在要求，不认真研究精神文明建设怎样与发展商品经济相适应，我们的指导思想就将在这方面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仍然沿用老观念去看待新时期的新问题，就会对商品经济不放心，不称心，势必妨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更新观念的突出要求是使全社会承认、欢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实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
——这几年来，走发展商品经济的路子，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较好地显示出来，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爱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小生产观念、产品经济观念和“左”的思想的束缚，代之以社会主义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开拓进取观念等等一系列新观念。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使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增强主人翁精神和集体的凝聚力，增强劳动观点、劳动热情，发挥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创造性。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造物质条件，有利于促进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发展商品经济有利于培养和增强社会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自由意识。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了法制建设。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对商品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逐一立法，用法制对经济行为加以规范和引导，使经济得到法制的保障。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促进生活方式的进步。科学的、进步的生活方式的建立，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给社会经济发展以积极影响。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长期不变的，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定内容。在现阶段，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更好地达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的目的。所以说，解决新时期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就要一心一意搞好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根本上帮助人民富裕，实现国家富强。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将主要地从这里发挥出来。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可是，无论是理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和纪律教育，还是科学文化教育，都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的。面对这样的实际，就必须回答人们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遇到的新问题，否则，就会脱离新时期人们所从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实践，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例如：
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则是搞商品经济，那就势必要说明今天发展商品经济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过去曾经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这起码是一种误解。应当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正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从而为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创造物质条件。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正是实现这一共同理想的有效途径。
讲道德也离不开和商品经济的关系。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是竞争与道德有无一致性，怎样才能使二者一致起来，既不使竞争违背道德原则，也不能只讲道德原则而排斥竞争。有人总怀疑竞争是不是有道德。难道过去的“铁饭碗”、“大锅饭”，企业好坏一个样，劳动好坏一个样，搞平均主义，多劳不能多得，少劳也要多得，无偿占据他人的劳动成果是道德的，而社会主义竞争促进全社会的进步，反而是不道德的吗？当然，在竞争中，也难免会出现某些不道德行为，甚至出现商品经济初期的某些不健康现象，但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应有的，理所当然地要受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有力约束，并将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成熟而逐渐消退。
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对于四化建设是极端重要的。如能帮助全社会全面认识它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树立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定会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产生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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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寓思想建设于文化发展之中
黄安国 魏承恩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在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必须积极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如何处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怎样把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需要正确解决的问题。
实践证明，文化知识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化的精华，但并不能代替人类文化的全部，它给人启发，给人智慧，能解决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但并不提供全部具体知识和评判标准。它必须渗透到各个层次的文化形态中去，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列宁早就指出，以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这是错误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正因为如此，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一年，全国就广泛开展了扫盲工作。1919年，还把国民教育的任务写进了俄共（布）党纲，要求实行普遍义务教育。1920年全国有二十万人从事这项工作。在财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各部门都减缩开支，但列宁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开支不但不应该减缩，还应把其它部门减缩的款项用作教育经费。列宁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只要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一个政治任务，这是一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列宁对新闻出版、科学研究、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建设都有过许多指示，甚至为了莫斯科街头的雕塑问题，还亲自给有关部门写信、发电报。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相当突出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抽象化的文化形态，必须“还原”为人们日常的学习生活、文艺生活、娱乐生活、体育生活以至旅游生活等等，使人们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环境里受到长期熏陶，在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社会心理、行为规范、审美情趣等方面逐步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并在为之奋斗时激发起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开拓进取的英雄气概，从而升华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实践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直接灌输给每一个社会成员，想使十亿人口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做法，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做法。这只会使一部分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产生逆反心理。只要看看资产阶级思想传播的历史就可以得到启发：假如资产阶级思想不是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是把卢梭、康德、尼采、黑格尔、伏尔泰的理论学说直接灌输给每个社会成员，它可能成为人类社会一个很长历史阶段内的统治思想吗？同样道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只能寓思想建设于文化发展之中，从满足广大人民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生活需要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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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丹青难写是精神
——读《司马迁评传》
瞿林东
写历史人物，难在把握历史人物的精神和思想；评历史人物也是如此。诚如王安石《读史》诗所云：“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王文公文集》卷七三）对司马迁的思想作比较全面的评价，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读肖黎同志撰写的《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可以看出，作者于此作了大胆的尝试。
《司马迁评传》（以下简称《评传》）不拘于传主生平事迹的有关材料的勾稽和考证，也并不试图通过对传主生平的叙述去鸟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它在以简括的笔法记述了“司马迁生活的历史时代”和“司马迁的生平事迹”之后，着重从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三个方面对司马迁的思想进行分析和评论。作者重在对司马迁的思想作深入探索的学术旨趣，使本书具有鲜明的特色。我以为，作者的这种尝试和探索，在以下几个方面是获得了成功的。
第一，从史学、文学、哲学等多方面对司马迁的思想作总体上的把握。以往的司马迁研究，着力于从思想上作这种综合考察的论著尚不多见。在具体论述上，作者在《伟大的史学家》一章中，除评论《史记》的体例、史评、互见方法、实录精神和表现艺术等成就而外，突出地阐述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在《卓越的文学家》一章中，则着重叙述了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至于《杰出的思想家》一章，作者不仅细致地考察了司马迁同先秦诸子思想的关系，而且依次论列了司马迁在哲学、政治、经济、人才、道德等几个方面的思想。这些论述，占了全书篇幅半数以上。然而，作者对于作为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司马迁，又不是把这三者简单地平列起来看待的。作者认为：“司马迁的最大贡献是在历史学方面，特别是表现在他的史学思想上。”在以后的论述中，作者始终把这一点作为评论文学家的司马迁和思想家的司马迁的基础。于综合考察之中又能紧紧把握传主思想的底蕴，作者的这种见解和方法是值得称道的。
第二，在司马迁思想研究上，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是人们很少涉足的领域。《评传》作者分析了司马迁对“美”的看法，淋漓尽致地论述了他的“爱奇的人格美观”，并且结合《史记》所反映的三千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来考察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渊源。作者对司马迁人才思想的剖析，使我联想到这种思想对中国史家在历史人物的价值观念上的长远的影响，而这也是以往的研究触及不多的一个领域。作者对司马迁提出的“变”、“渐”、“终始”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司马迁考察历史的主要方法；认为“司马迁不仅以文学作品征服了古今读者，而且是一个文学理论家”；认为“司马迁的可贵之处，却恰恰在于他把自己的哲学思想运用于社会之时，不仅克服了自然观上的某些不足，并且达到了他那个时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高峰”；等等。作者的这些见解的获得，无疑是费了一番探索和比较功夫的。
第三，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成功。作者对司马迁思想的分析、评论，极注意于考察他跟先秦诸子思想的渊源关系和旨趣的异同，以避免对司马迁的思想作孤立的看待。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贯串于《评传》全书之中，而于第五章第一节《司马迁与诸家思想》显得尤为突出。作者用了约占全书六分之一的篇幅考察司马迁思想与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思想的关系，溯其源而阐其流，给人以自然、真切之感。司马迁的思想，一是来源于现实，一是来源于历史，《评传》在这方面的论述，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作为研究司马迁的第一本评传，而且着力于思想评价这个比较困难的领域，能够取得这些成功，是可喜的。当然，我在掩卷之时，也感到它还有可以继续提高的地方。一是个别论点还可以进一步推敲。如：司马迁“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和变化的……因此，应该用‘变’的观点去探索历史的来龙去脉。”这是不是把司马迁的思想拔高了？再说，这跟作者指出“司马迁也没有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和“天命论的影响”也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二是还存在一些有待补充的地方。如司马迁关于地理条件跟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有不少精采的论述，其中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思想，关于自然环境与社会风气有密切联系的思想，关于人口分布与生产发展的关系的思想，等等，都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补充，从而使《评传》更加丰满起来。《史记》为少数民族立传，这是了不起的创举；《评传》对司马迁的民族思想着墨甚少，似有未妥，建议本书修订时列为专节论述。三是个别地方显得重复、烦冗。
总之，《评传》在司马迁研究上的成就是值得重视的，作者撰写此书的旨趣和方法也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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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魏晋南北朝史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魏晋南北朝史第二次学术讨论会9月20日——26日在山东烟台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余名学者参加了大会。代表们就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及八十年代如何治魏晋南北朝史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多数代表对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分裂、大倒退、大黑暗的时代”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代表们认为，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魏晋南北朝的确是一个“表面上乱，实质上变”的时代。在政治制度上，魏晋时期承上启下，是汉、唐日臻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不可缺少的中间阶段，没有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就不会孕育隋唐时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机构。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方面，由于南北人口大迁徙，草原民族的农业化及各国的保境安民与重农桑等政策，使得这个时期的区域经济得到发展。这种区域经济，一旦有了强有力的统一政权的推动，就爆发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各自潜在的优势。如隋代运河的实际开挖时间，都是在魏晋时期甚至可上溯到更早的秦汉时期，当时都是为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而开辟的，隋炀帝只是凭借统一政权，连接了各个区域内的运河，作为向京城漕运的大动脉，使之发挥了国防航线的作用（指运河南端宁波、西端长安连接两个“丝绸之路”）。没有魏晋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就没有隋唐时期大运河的连接与开发。因此，魏晋时期的分治，是隋唐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思想文化上，这个时期第一次打开国门，从封闭状态进到开发状态，传统文化吸收融合了外来文化（如佛教文化等），这是中外文化的第一次撞击。隋唐时代，经过融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传统文化，迸出了灿烂的光辉，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高峰。有的代表则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是显著的，其历史地位不容抹煞，但对此不能估计过高。比之汉、唐、明，魏晋时期的历史作用总有逊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接近历史的真实，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关于八十年代如何治魏晋南北朝史，这是一个史学方法论问题，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有的代表认为，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应纳入世界历史研究的范围；如不从世界历史的共同性与多样性去考察，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将如瞎子摸象，缺乏整体认识。有的代表则认为历史研究要提倡在总的目标和指导思想下的形式多样化，要输入国外的研究成果，解除科研工作中的诸如借书难、复印难、出版难等等障碍。关于以三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引起了代表们的争论。有的代表指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正日益向社会科学各领域渗透，在国内外的一些著名大学，已开始主张文、理不分，这是一种趋势。自然科学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研究应敞开大门，接受新的方法论。有的代表则认为自然科学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方法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一直是密切的，应该运用得越多越好（如碳14测定等）；自然科学方法论则是带有哲学意义的方法论，以此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是否能解决以人的研究而不是对物的研究为主体的人类历史中的社会问题，似值得商榷。有的代表指出，自然科学方法论，在其运用时需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而我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及文科学生自然科学知识贫乏，因此，在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知识结构的平衡，切勿为刻意追求新而扬弃传统史学的精华。
此外，有的代表对目前史学研究的形势作了考察，对目前所谓“史学危机”、“史学的社会功用”等等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开辟区域经济史、法律与法制史、文化史等新领域及加强社会生活史横向研究的设想。这些，都引起与会代表的注意。
（张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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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严家其提出：干部制度改革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严家其在《人才天地》的“干部制度改革专题讨论笔谈会”上指出，干部制度的改革牵动面很大，而且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进行。作者说，首先，应该对干部进行科学分类，全国各行各业几千万干部，不能笼统地定一种要求、一个标准。只有经过科学的分类后，才能着手进行干部制度的改革。
第二，要明确行政职位的标准和规范，有严格的行政组织立法。应以法律的形式把国家机关的行政编制确定下来，在此基础上明确行政人员的职位规范，使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和权力界限清晰明确，以避免行政组织管理中的主观随意性。
第三，国家行政工作人员要实行常任制，这是配合废除干部终身制而应该采取的措施。要把行政机关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对待，干得出色的可以晋升，干得不好的可以调离，到了年龄则须退休，但一般不得随意罢免。常任制和终身制或限任制是有严格区别的。
第四，要建立专业资格审查制度。职称评定，不能仅限于科技领域和大专院校的教师。现在，有点文化的人就能当小学教师，这是误人子弟；能识几个字的家属就安排在药房抓药，这是草菅人命；还有的刚跨出大学门就列入第三梯队，甚至许愿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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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于光远主张：《方法》杂志要办成专门讨论聪明与愚蠢的刊物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刊物《方法》即将出版。
于光远同志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方法》杂志要办成专门讨论聪明与愚蠢的刊物。它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给各种行为以“聪明还是愚蠢”的评论，可以抽象地评论一种行为，也可以具体地评论一种行为。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争鸣，这个刊物就是要提供这种争鸣的园地。评论要有量的观点，不论讲聪明，还是讲愚蠢，最好能讲出聪明和愚蠢的程度。如果一个行为可能有聪明的地方，也有愚蠢的地方，就要把这种状况分析出来。二是对有关聪明和愚蠢的理论进行讨论。这种讨论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聪明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应该越来越聪明。因此也就应该对聪明有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就要研究哲学、学习哲学。提高这种理论认识，在评论每种行为是聪明还是愚蠢的时候，也就可以有正确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