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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圳特区的发展战略目标
刘国光
关于深圳特区的发展战略目标，无论是在特区开放的方向上，在深圳产业结构的重点选择上，在技术发展的选择上，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对这些意见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对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目标作出合理的抉择。
关于深圳特区的开放方向
关于深圳特区开放方向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内向”，一种是“双向”，一种是“外向”。
应当指出，明确提出把深圳特区办成“内向型”经济的人是没有的，但是在实践中，有些同志往往不自觉地具有这种思想。这主要是一个认识问题。“双向经济”说，是一种明确提出来的主张。持这种主张的同志认为，深圳特区是国内外工商业交往的枢纽，方向不光是对外，而且可以搞内地产品来料加工增值出口，也可以搞国外零部件来深组装，划出一部分内销。因而深圳经济应当是“双向型”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讲的是深圳应当发挥作为两个扇面的枢纽作用。我认为，把两个扇面的枢纽作用概括为“双向型”，或者笼统地叫做“开放型”，是不妥当的。在对内经济关系中使用“开放”一词，是一种转借的用语。就其本来意义上说，开放政策指的是对外开放，而不是对内开放。特区经济本身就是对外开放政策的产物，而决不是对内开放政策即打破条块分割政策的产物。深圳特区只有办成外向型的经济，才能完成它在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中应当肩负的特殊使命，即起四个窗口和两个扇面的枢纽作用的使命，因此，特区办什么不办什么，要严格按照外向型的要求进行筛选，无论外引内联，都不能来者不拒。不宜用双向型、开放型等模糊提法，避难就易。
深圳特区处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不仅与内地一般地区有明显的区别，而且与沿海开放地带开放城市比，在外向程度上也应当更高一层。那么，深圳特区外向型目标的标志是什么呢？我们提出三条主要标志：第一条是，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在整个工业投资中，外资所占比重达到50—60％以上。第二条是，产品以外销为主，出口的特区产品应当逐步达到占特区企业生产的商品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特区产品其余百分之三十内销部分，应以进口替代产品，即以市场换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为主。第三条是，进出口贸易的外汇收支要有顺差。
关于产业结构重点的选择
有关特区发展战略目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产业结构重点选择的问题。这里有“以农为主”、“以贸为主”、“以工为主”等不同主张。主要的争论在于“重商”还是“重工”。
“以农为主”说的主要理由是，深圳原有工业基础薄弱，缺乏技术、人才和资源，不应以发展工业为主，应当充分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依靠以宝安县为基地的土地资源，大力发展种植、养殖、捕捞等业，以农牧渔业产品及其加工产品，供应香港和东南亚市场，出口创汇，并带动内外贸易、轻型工业和旅游业等。这种意见看到了农业在深圳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着眼于把深圳农业办成出口型的农业。而且，如果能够充分采用现代农业科技，宝安县发展外向型农业确实是有很大潜力的。这种意见还联系珠江三角洲的依托，强调深圳要走贸工农的道路，是有它可取之处的。但是，深圳市本身农业土地面积有限，而且以农为主难以充分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所以持这种主张的人是很少的。
主张“以贸为主”的同志比主张前一种意见的人多。这种意见反对以工为主的理由与前种意见相同。他们认为深圳应当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的条件，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把深圳建设成为一个沟通国内外的大商埠，一个以国际贸易和转口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中心、购物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并带动为贸易服务的加工工业和技术贸易，这样做来得快，赚钱多，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技术窗口的作用。他们还强调，城市产业不能只看到工业，工业是“第二产业”，还应该看到“第三产业”，即商业、金融、旅游、服务等行业，并且，“第三产业”在现代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有的同志还认为，香港就是以贸为主发展起来的，深圳也应当走香港的路。这种意见，看到了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对深圳经济的特殊重要意义，是有它可取之处的，但是提出“以贸为主”，以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为主，实质上是把深圳仅仅作为自由贸易区或自由港来看待，虽然它也提到技术贸易，但只是把技术作为贸易对象来看待，缺乏工业基础的消化筛选的过程，因此，这种主张实行起来仍然是难以充分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的。作为四个窗口，深圳特区既有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因素，也包含有出口加工区的因素，以及“工业园”、“科学园”、“技术开发区”等等因素和特征，所以，把深圳仅仅看成为自由贸易区，把它仅仅办成一个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大商埠，是不妥当的。就拿香港来说，香港在六十年代以前，确曾以转口贸易为主，但那时香港经济并不引人注目，香港经济的起飞和成熟，是在六、七十年代制造业飞速发展以后。现在香港虽然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但很难说它是“以贸为主”。因为现在香港最大的产业部门是制造业，工业产品占香港出口贸易总额的60％以上，制造业才是整个香港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基础。
深圳经济的发展，只有“以工为主”才是正确的。第一，只有以工为主，有选择地发展先进技术工业，建立起牢固的工业基础，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引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的窗口作用。第二，只有以工业为主，才能为特区的贸易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否则深圳的经济将是一个脆弱的经济。第三，深圳战略地位的优势，使它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弥补自己资源、技术、人才的不足，把工业发展起来。基础差并不是发展工业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问题不在于原来的工业基础怎样，而在于具不具备某些发展工业的条件和采取什么样的发展对策。
必须强调指出，我们说深圳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工业为主，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或者轻视贸易。重工不能轻商。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对特区经济的发展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深圳本身缺乏资源，本地市场容量也有限。离开了国内国外的资源和市场，特区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深圳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不是为了满足深圳本地市场的需要，而是为了出口创汇，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深圳发展工业生产所需市场信息、技术信息等等，都离不开国际市场。以工业为主，说到底，是以面向国际市场的工业为主。因此，对特区的发展模式，单提一个“以工为主”是不够的，必须高度重视发展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在“以工为主”的前提下实现工贸并举。并且，特区由于所处位置，发展贸易有着极为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发展进出口贸易，对于贯彻以工为主，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深圳应不应该发展转口贸易，应不应该成为一个国际的和国内的购物中心？对于这个问题，几年来一直有不同看法。深圳既然毗邻香港，是一个进出口岸，又有大鹏湾盐田深水港那样条件优越、开发前景良好、可以直通海外并连系我国沿海口岸的良港，不让发展转口贸易，是很难说得通的。如果问题的实质是在外汇留成、利润分配等利益关系上，应该调整改进利益关系，而不是堵塞流通渠道。但是也要看到，近几年由于某些单位利用特区优惠条件而不正常地发展起来的进口转口贸易，是应当加以严格限制的。深圳以其通海口岸的地理位置和土地、劳务等费用比香港低的优势，以国内外廉价商品吸引海外游客，成为一个国际购物中心，也是有前景的。但是，把特区同时作为吸引内地来客的购物中心，根据近几年的经验，这样做流弊甚大，也不符合外向型经济的要求，是不可取的。
关于技术发展类型的选择
对于技术发展类型的选择问题，有主张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有主张以技术、知识密集型为主的。看来，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我们还有某些优势，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发展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但是深圳要成为四个窗口，特别是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劳动密集型技术是不能作为特区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的。深圳要起到技术和知识窗口的作用，必须以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最终的战略目标，把采用先进技术放到重要位置上。由于美、日等国对我采取保持五年到十年技术差距的策略，而深圳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又不如其他许多城市，在这里建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客观上难度较大。看来，到本世纪末，真正的“双密型”工业或者高科技产业在整个特区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中只能是重要而比重却不很大的一部分；另一部分重要而比重较大的部分，是用现代先进技术改造过的传统工业。
发展先进技术工业必须有一个过程，要有一定的时间，也要有一定的条件。看来，深圳将经历一个传统工业与新兴工业并存，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过渡的时期，逐步建立以先进技术为主的技术结构。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缩短这一过程。
总括起来讲，根据办深圳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和特区的战略地位，特区发展的战略目标可以概括为：把深圳建成为外向型的，以先进工业为主的，工贸并举，工贸技结合，兼营金融、旅游、服务、房地产和农牧渔等业的综合性经济特区；建成为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人民生活富裕的，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型城市，为内地和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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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壮烈殉国的抗日将领张自忠
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所进行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涌现出无数民族英雄，永远值得我们深深地怀念。在抗日战场上壮烈殉国的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张自忠字荩忱，生于1891年农历7月7日，祖籍山东省临清县城南唐园村，青年时曾在天津的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4年秋，他出于爱国热情，投笔从戎。1917年来到冯玉祥部队，经过教导团学习，任营长、团长等职，1927年5月升任冯玉祥部卫队师第二十八师师长。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大举入侵中国后，西北军被改编，成立了第二十九军，张自忠被任命为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1933年日军进逼长城一线，张自忠怀着满腔报国热忱，亲率所部在喜峰口狠狠地打击了来犯的侵略者。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他奉命统率所部转战于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湖北等省，英勇抗击日军，屡立战功。由于他在保卫徐州的临沂战役和徐州撤退时的掩护作战，以及向鄂北豫南的转移中，始终竭尽全力，不怕牺牲，坚持在前线英勇机智地指挥部队，胜利地完成了指定的任务，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守卫在鄂西北襄樊一带。
日本侵略军在占领武汉以后，于1939年5月发动了随枣战役。日军从湖北、湘北、赣北调集了四个师团、两个骑兵旅团共约十余万人的兵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以南阳、襄樊、枣阳为目标，采取左右两翼包抄、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国军队进攻。第五战区的官兵在桐柏山两侧予以阻击，日军未能及时合围。这时，张自忠指挥第三十三集团军奋勇参战。为了争取主动，有力地打击敌军，他果断地率领一支部队冒险东渡襄河，拦腰截击敌军主力，迫使敌军全线撤退。
1940年5月1日，集结在信阳、随县、钟祥的日军，在坦克、飞机的配合下，分三路再向枣阳地区进攻。第五战区的部队经过几天的苦战，放弃枣阳，转移到日军的包围圈外，以左、中、右三个集团军，由北、西、南三面进行反包围作战。第三十三集团军是右翼集团军。当他们突进至黄龙垱、方家集一带与敌激战时，日军调集兵力与三十三集团军决战。张自忠亲率总部特务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由宜城东渡襄河截击敌人。当部队到达方家集时，敌军正由北向南进击。张自忠立即果断地指挥部队迎战日军；同时通知三十三集团军其他部队跟进配合。5月15日，敌集中兵力万余人，从南北两路向张自忠驻地方家集夹攻。张部主力尚在外线未到，张亲率的部队仅两个团，激战竟日，坚持待援。当时，如外线部队利用反包围的态势，实行内外夹击，是有可能击败敌军的。不料这时五战区指挥部来电，命令张部“放弃当面之敌，向钟祥敌后攻击”。张自忠只得星夜出发，杀出重围，经过一个又一个的艰苦战斗，才转移到宜城洪山山区罐子口。可是，这时日军也跟踪而至，占领了两侧山头，在飞机的支援下，集中炮火向张部轰击。5月16日，战斗更为激烈，张部伤亡惨重，张自忠乃率队退守南瓜店一个小山头，虽经奋力苦战，最后，所部伤亡殆尽，张自忠自己也多处负伤，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四十九岁。
张自忠壮烈殉国，实现了他一生忠贞报国的夙志。5月1日，当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他亲笔给集团军各将领写信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5月6日，在东渡襄河前夕，他又给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下一信，表明拚死报国的决心：“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拚。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拚。设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这实际上就是张自忠的遗书了。
张自忠将军的壮烈牺牲，全国人民为之哀悼。当运送灵柩的船驶抵重庆朝天门码头时，蒋介石带领军政官员前往迎接。5月28日，重庆举行了盛大的葬礼。8月15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一千余人，齐集中央大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送了挽词。大会宣读的祭文庄严地说到：“将军之伟绩，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全国人民，同声悲悼！”“将军之英勇奋战，足以斥责那班贪生怕死之徒，将军之为国牺牲，足以打击那班投降妥协之辈。”“一杯之奠，岂止泪洒同情，万众之心，实欲驱逐暴日”。这一祭文表达了亿万爱国同胞的心意。朱德总司令代表指战员献了花圈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全国将士学习张自忠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怕死，不谋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为战胜侵略者而英勇奋斗！
为了纪念张自忠的英雄事迹，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都有以张自忠的名字命名的街道。1956年以来，政府几次拨款重修了南瓜店等地的张公祠、衣冠墓，重庆北碚梅花山的张自忠将军陵园，以及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1982年4月16日，国务院民政部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以彰忠烈。
（郑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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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 人民大学举行学术讨论会
8月3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邀集首都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和本校教学研究人员近六十人。在该校举行纪念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大家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把他们的学说当作行动的指南，而决不可以当作教条；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紧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使马克思主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一道前进，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奚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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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实惠”还是要讲的
肖山在《论“实惠”》一文中提出：“实惠”，是近来人们常常议论的问题。然而，什么叫“实惠”，讲“实惠”对不对，往往看法各异，褒贬不一。
所谓“实惠”，无非是指实实在在的好处。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讲的是利益的实在性，它的对立面是“空头支票”、“口惠而实不至”。另一层意思讲的是利益的合理性，即经济实用、惠而不费，它的对立面是华而不实、费而不惠。由此看来，讲“实惠”并不错，没有唯物主义者可以不讲实惠的道理。所谓要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讲的就是“实惠”。赵总理指出：我国经济建设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党的各项富民政策，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能得到更多的实惠。
作者认为，对于“实惠”，也不可理解得过分狭隘。并非只有眼前的利益才算得实惠，长远利益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是一种实惠。所不同的只是它的得惠周期较长，有人看得清，有人看不清罢了。
讲实惠，不能只讲个人的实惠，还要考虑和关心国家、民族的实惠。任何实惠，都不是从天而降，唾手可得的，它需要人们去奋斗、去创造。因此，讲实惠不能只讲“受惠”，不讲“创惠”。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社会成员既是受惠者，同时又是创惠者。实惠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总财富的多寡。只有每个社会成员努力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个人的实惠才会有不竭的源泉和可靠的保障。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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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受限制的商品经济”吗？
杨承训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受限制的商品经济”吗？》一文中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受限制的商品经济”。这个说法不科学。
第一，“有计划”不等于“受限制”。诚然，计划经济要限制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例如自发性），但这正为了使它更充分地发展。“限制”不能全面体现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互相依存的关系，不能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深刻区别。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时期中，特别是现阶段，计划经济并不限制商品经济的广度、深度和发展，而是要促进它的前进和扩展。
第二，有人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范围不同，视为一种限制，这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当作商品经济的一般属性。例如劳动力商品化，并不是商品经济的一般属性，而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性。如果说社会主义对劳动力商品化是一种限制的话，那么，它所“限制”的只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自身。
第三，限制商品经济使企业失去活力，劳动者没有积极性，各个经济部门不能协调运转，也使计划工作失去科学性。这已经为几十年的历史所证明。
（摘自《经济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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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史学选题应更广泛些
吴廷嘉在《系统论在史学选题、结构及方法上的应用》一文中说：目前史学选题过分集中于政治，特别是农民战争史方面。以近代史为例，有关太平天国的论著几乎占全部论著的一半以上，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约有三千多篇，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部分的经济史论文，仅有五百多篇，只占六分之一左右。近代教育史、新闻史、出版史、音乐美术史、科技史、知识分子史的研究，既未得到史学界的重视，又未开展同有关专业部门的有效合作，以致多年以来，处于空白的或半空白的状态，未能超过解放前一些学者的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有了可喜的变化，专题和专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新的开拓。但从目前情况看，通史研究仍然是热门，史学界大量人力和物力集中于此，而通史研究依然局限于政治史为纲的传统结构。近年出版的百多种中国近代史，除了在资料增补和个别问题上有所区别以外，多数大同小异，在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方面，很少给人以新的启示。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