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发展横向联系 强化城市功能
宜昌市成为三峡地区经济中心
本报讯 记者龚达发、通讯员江涛报道：素称“川鄂咽喉”的宜昌市，大力发展与川东、鄂西等地区的横向经济联系，城市的中心作用不断加强，正在成为长江三峡地区贸易、信息和交通中心。
宜昌市拥有葛洲坝水电厂等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出现了一批优质名牌产品。近几年，宜昌市根据本市的地理特点，确定以水电为中心，以旅游为重点的发展方针，狠抓了一系列配套改革，调整了产业结构，为三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宜昌市在坚持对外对内两个开放中，十分注意向三峡地区广大农村开放，以拳头产品为龙头，以大中企业为骨干，建立起二十八个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工业联合体，送技术下乡，取资源进城，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生产受原料制约的宜昌市八一炼钢厂与长阳、五峰等县共同建立矿山开发公司以后，不仅解决了资源问题，而且将促进这些地区的采矿业。实行开放以后，三峡和其他地区先后有三万多劳动大军开进宜昌城，从事建筑、运输、工业生产；一千四百多个农村集体、个体经营户进城经商办厂，发展第三产业。
全市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已占职工总数的24％，第三产业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18％以上。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吸引着大量中外来客。1984年，来宜昌、葛洲坝观光游览的游客达六百二十万人次。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使交通运输落后状况得到改善。长江航运年通货量达到五百万吨。宜昌直达北京的火车9月1日将正式开通；直达北京、广州的飞机航线不久也将建立。科技、信息市场空前活跃。今年4月的三峡信息交易会，吸引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十六个省市的代表，交流经济、技术信息三千多条，成交技术和经济信息二百六十四项，成果转让一百二十一项，成交金额达四百万元。全国第二届“屈原杯”龙舟赛期间，宜昌市不少工商企业不失时机地举办订货会、展销会，一次成交额达三千一百万元。宜昌市已经成为三峡地区连接全国各地的重要纽带。
宜昌历来是三峡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全市已经建起粮油食品、肉食禽蛋、工业产品、生产资料等二十一家贸易中心，新建、扩建二十八处集贸市场和小商品市场，出现了市场万商云集，江上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三峡地区大量的农副土特产品，通过各种方式吸收进来，又及时辐射到全国各地去。
第2版()
专栏：
沉下去干实事
——绛县转变干部作风的调查
良果 晋通
四、五年前，绛县还是山西省运城地区的一个贫困山区县，可是，去年这个县人均收入达到四百一十五元，比一九八○年翻了两番多，跃居全地区十三个县、市之首。
为什么在短时间内会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县干部转变了作风，深入群众。
一
一九八三年的隆冬，县领导班子就如何发挥绛县的优势展开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李桂喜建议“下去问问群众”。对这一建议，有些干部不赞同，说：“如今都到了啥年代，咋还是老黄历？现在的工作方法应该是‘现代化’的。要了解情况，给下面打几个电话问问就是了，何必再往下面跑，让两条腿受罪呢？”
李桂喜说：“决定全县方针大策的事，打电话能解决问题？时代前进了，但党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并没有过时。”
李桂喜先跑到一个叫黄岭关的山村。他听说一个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山沟里嫁接野山楂树，便钻进山沟里去找他，这个农民说，绛县是个山区丘陵县，土壤、气候等都适合山楂树生长，如果发动全县农民广泛栽种山楂树，致富的步伐就能大大加快。李桂喜听到这里，忙拉这个农民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在交谈中，他得知陈村镇的卓子沟村一些农民已靠种山楂致富，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赶到卓子沟村。
这个村有一百二十多户，几乎家家都种植山楂苗。村党支部书记在交谈中给李桂喜算了一笔帐：种一亩山楂籽，能出八万至十万株实生苗，一株实生苗最低能卖三分钱，光卖山楂实生苗，一亩地就能挣三、四千元。要是嫁接成成品苗，则增值又在数倍以上。
这之后，李桂喜又跑了许多村庄，一张发展山楂的蓝图终于在心里画了出来。这一年，全县共种山楂苗三千五百七十多亩，全县仅育苗一项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增加收入一百一十多元。
在确定种植业以种栽山楂为主的同时，县委和县政府决定对全县的自然资源和矿藏资源进行考察。在近二十名教授、学者以及地质勘探人员的帮助下，终于查出地下埋藏着丰富并且可采的铁矿、石英矿、大理石矿以及珍贵的宝石等矿藏。然后，他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办法，促进了工业发展。
二
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绛县干部中有些人认为农村土地承包了，牲口农具下放了，农民都各顾各了，不必操心农民的贫与富了，采取大撒手的态度，拿着工资过起了逍遥日子。这种现象，引起了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的注意。他们组织干部就“在新形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展开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尽心尽力地为农民致富服务！
地处深山的续鲁峪乡盛产白皮松，农民们常常为白皮松卖不出去而发愁。一天晚上，乡党委书记范米太得知北京搞绿化需要大量白皮松树，他连夜起程往北京赶，一次就为农民卖了白皮松树一万二千多株，为农民增加收入十一万元。
郝庄自然条件差，一些农户劳力多没活干，找到致富项目又没资金。乡党委书记韩晓东便走出去，为这些农户找办法。他跑到太原，听说太原工业大学建了一座公寓楼需要服务员，便去联系把本乡三十多名姑娘安排到那里去干活。接着，又从太原乘车跑到榆次，在两个单位分别引回六十二万元和五万元的资金，在乡里办起了一座日产三吨的线材厂和一个肉牛养殖基地，使本乡许多剩余劳力有了出路。
三
绛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工作中也发生过偏差和失误。但是，他们从不姑息或掩饰自己的过失。
去年小麦返青时，县委书记李桂喜听说运城地区小麦研究所用塑料薄膜覆盖小麦，增产效果明显，就带着几个乡镇干部前去学习，回来后，便匆匆在全县推广。可是他号召来号召去，到下面一检查，发现响应者很少。他向一个农民询问原因，这个农民批评说：“用这种办法一亩地也不过多打一二百斤粮食，但是覆盖一亩小麦的塑料薄膜要花三十多元，这种不上算的事谁愿意干呢？要不是县上硬让这么干，恐怕全县连一亩也覆盖不了哩！”
李桂喜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回县召集县委常委会，纠正了这一过失。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对农村经济活动行政干预要少
记者最近在吉林省农村访问，发现不少地方对农村的经济活动行政干预太多，农民享受不到应有的经营自主权。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动，播种、铲趟、收割、秋翻、送粪等，上级都有指令性计划，卡时间，催进度。譬如，有的地方要求4月10日开始播种玉米，4月20日播完，晚播者罚款。化肥、农药、良种，不管要不要，一律按户摊销。甚至一户养多少只鸡、喂多少头猪，栽多少棵果树，乡或村都有明确规定，达不到标准，就罚款。
过多的行政干预，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干部承包（乡、村、户）责任制上。这种责任制的主要内容是，对农村的各项经济工作（包括人均收入），由县往下层层下达计划，多达一二十项，一直下到农户。干部的奖罚升降与所包单位的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挂钩。从实践看，这种干部承包责任制弊端不少。
一是承包指标实际是变相指令性计划，这样做，承担经济风险的有法人地位的承包户或联合体，没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有指令权的行政机关又不承担决策带来的经济风险。
二，在“奖罚”的指挥棒下，不少干部为了完成指标，多得奖，不大考虑实际经济效果。行政该管的没有管，或者管得很粗很松。如政策的贯彻和指导、统筹规划、人才培训、精神文明、组织协调、服务监督等，这些行政应该管的工作，因为不好下“硬指标”，结果成了“软任务”，没有认真管，而不该管的或者不该管死的，如下种、收割的时间，增产措施，以及每家养禽数、栽树数，却纳入考核范围，成了“硬任务”，管得又细又死。结果，事倍功半，群众不满。
三，作为干部工作成绩考核的一些经济指标，缺乏科学依据。例如规定一年内消灭无工业村、发展多少专业户，即属于此类。有的地方拼凑专业大户、强令银行贷款，跟这类考核指标不无关系。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虽然取得一项或几项工作成绩，却损害了全局。
这种行政干预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后果。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在行政过多的干预下，农民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自主”的权力。农民对这种状况是很不满意的。其次，某些行政机关指挥生产往往要求“齐步走”。一个电话会议，全县几十个乡、几百个村、几万个农户，就得在同一天下种，同一天播种完毕。这种一刀切式的行政干预，怎么会不形成“瞎指挥”的错误呢。第三，为了达到“令行禁止”，某些地方搞了许多罚款规定，强迫农民必须干什么和不干什么。这就使干群关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大家习惯于按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用行政办法搞微观调度。对于如何搞好宏观指导，包括信息传输、控制、协调，如何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推动经济运行，怎样抓好智力投资，提高承包农民的素质，等等，多数人只是刚刚接触到这些课题，经验不足。“催种催收”的工作方法一时难以改变。许多农村干部认为，“催种催收”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目前虽然不时行了，但暂时还离不开。
从一些地方的情况看来，要改变对农村具体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的状况，在新形势下对农村商品生产加强宏观指导，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尽快地分期分批地对农村干部进行轮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二，改革县以下行政管理体制，党政分开、政企分离，逐步建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把工作重点转到统筹、协调、监督和服务上来。
新华社记者 陈明星 范向群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第2版()
专栏：
改变领导作风 深入调查研究
武安县领导成员为民解难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李荣琨、通讯员李拴庆报道：为了尽快改变贫困山区的落后状况，河北省武安县委、县政府领导成员，深入山区调查研究，为群众送温暖办实事。
武安的西部山区有十四个乡，由于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等原因，1983年人均收入只有八十元，仅相当全县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近两年来武安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成员除了对山区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外，还改变领导作风，不断深入山区调查研究，帮助山区人民尽快致富。
他们首先从关心山区人民的疾苦做起，为山区群众排忧解难。距离县城百余里的宋江岩村，是个有名的穷村，外出没有行车道，儿童读书无学校，照明点油灯，吃水翻山坳。县委书记带领有关干部，爬山数十里来到该村，当场拍板为这个村解决行路、用电、吃水、上学等困难。这个县的西部山区原来是“粗脖子”病高发区。去年以来，县政府领导多次带领防疫人员和医生，到山区进行防病、治病工作。一年多来，这个县共拨款二百多万元，解决山区群众饮水、交通、上学等困难。
帮助西部山区寻找矿藏资源，是武安县领导从根本上扶贫的一项重要措施。位于这个县西南部的徘徊区所属的七个乡镇，过去是全县最穷的地方。去年，曾经担任过县冶金局长的副县长苗魁林分包这个区片。他与地质技术人员一起，先后三十多次到山里找矿，结果发现了多处铁矿。去年仅采矿一项，这个区就人均收入五十元。今年春天，县里领导又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百多个村找到了藏量丰富的大理石矿。（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第2版()
专栏：长话短说
贵在下去干实事
楠客
绛县领导走村串乡，发现农民在发展商品生产中的困难，做了许多实事；武安县领导到贫困山区搞调查，帮农民找到了致富门路。这说明：多干实事，浮在上面不行，要沉到下面去。
有些领导同志，嘴上也讲“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但身子不离办公室，了解情况全靠看总结、听汇报，不用说交通不便的山区了，就是可骑自行车的乡间小路也不愿走。对下情知之甚少，自以为干的是实事，实际上，往往不是下面群众生产、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
农民是商品生产的实践者，产前、产中和产后随时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决策者坐在办公室里难以想到的；领导机关的决策正确与否，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对应兴应革的事，群众最容易做到“直陈利弊”。绛县领导者就从群众中了解到许多总结和汇报材料上见不到的情况。
到下面去才能多干实事，本来是浅显的道理，何况县乡干部本来就生活、工作在基层。然而，前不久，新华社报道说，有个县向五十名乡干部考本地的几项基本情况，及格者只有十四人。由此可见，提倡农村干部向绛县和武安县的领导学习，下去办实事，仍然很有必要。
第2版()
专栏：
必须树立“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思想
邮电部长杨泰芳提出八条职业道德规范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李安定）邮电部长杨泰芳今天在中国邮电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八条邮电职业道德规范。
据了解，前两年邮电部门进行了全国范围的通信质量大检查，质量问题有一定改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群众现在对邮件、报刊积压延误意见很大，电报发报逾限率和投递逾限率明显上升。针对这些问题，杨泰芳说：邮电通信的公用性、服务性很强，时刻都要同亿万人民群众打交道，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窗口”。因此，每个邮电职工必须树立“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思想，执行以下道德规范：一、热爱邮电事业，忠于本职工作；二、坚守通信岗位，确保通信畅通；三、保证通信质量，精通业务技术；四、遵守通信纪律，严守通信秘密；五、全国一盘棋，全线一条心；六、急用户所急，帮用户所需；七、文明生产，礼貌待人；八、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第2版()
专栏：
首届全国微型电子计算机评比会结束
十五种产品获奖
据新华社济南8月23日电（记者王良俊）首届全国微型电子计算机质量评比总结大会今天结束，十二个厂家的十五种产品获得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授予的一、二等奖。
获国产化产品一等奖的有北京、潍坊、湖南、云南等计算机厂家生产的天坛B CM—Ⅲ、D JS—○三三、Z X JX、Y EE—八一○○一般型微机，江苏无线电厂的N JS—二高级型微机；获用引进零部件、元器件组装产品一等奖的有七三四厂、福州、佛山等计算机厂家生产的紫金—Ⅱ、FO—三、星河—Ⅱ一般型微机，山东计算机服务公司的LC—○五二○A、七三八厂的长城一○五二○A高级型微机。
第2版()
专栏：我说经济改革
企业要增强自我消化能力
刘力平
价格体系的改革要求加工企业千方百计降低消耗，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自我消化能力。
在加工企业，一般说来，原、辅、燃三料在产品成本中占的比重比较大。拿我们自行车制造业来说，在产品成本中扣除外购件的因素、三料费用，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例是60％—70％。可见降低原、辅、燃三料的消耗，对控制产品成本上升，增强企业自我消化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要降低三料费用，就要在全面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上下功夫，从许多企业成功的经验来看，大致上有三条途径：一是加快技术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淘汰陈旧落后的技术工艺、设备等。二是进行企业整顿、完善各项经济责任制，加强企业基础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和合格品率。三是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第一条途径比较彻底，但所需时间长，投资大，在短时期内不一定能发挥效益。第二条途径，时间不多、收效较快，但有一定的限度，因为它多少是带有恢复性质的。对一些管理基础较好的企业来说，潜力就不大。第三条途径则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极好途径。尤其是运用价值工程，在降低产品成本方面有很大的优越性。例如上海自行车厂运用价值工程对高频焊管机的制造工艺进行了分析，经过多种方案多次试验，制订了新的制造工艺。在保持功能不变的前提下，成本降低，价值提高。每吨钢材加工费节约七十元，设备利用率提高8.11％，合格率由原来的67％提高到99％。推广和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是增强企业自我消化能力的根本途径，企业领导应该花力气抓好这个工作。
（注：作者是上海自行车厂教育科干部）
第2版()
专栏：
北京确定发展城建要保护古城风貌
建筑物高度从故宫由内向外逐渐升高
本报讯 据北京晚报报道：8月23日召开的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古迹的保护问题进行讨论，通过了《北京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
该方案指出：北京的规划和建设，要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独特风貌。对珍贵的革命史迹、历史文物、古建筑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建筑遗址，要妥善保护。在其周围地区内，建筑物的高度、体量、形式、色调，必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对北京旧城还须从整体着眼，注意继承和发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并力求有所创新。
方案还指出：北京旧城，是我国保存比较完整的文化古都，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作过原则指示：旧城内新建筑不要超过四十五米，旧城口外不要超过六十米。这个原则指示，现在看还是合适的。北京旧城的原有风格，是格局严整，建筑平缓，空间开朗。所有新建筑应以原有建筑相协调。市区建筑的控制高度，大体是从故宫周围起，由内向外，逐渐升高，形成内低外高的建筑形势，同时又出现重点文物古迹和风景区的较低的地带。
方案还指出：东郊和东北部、三环路以外，经特殊批准可建少数超过六十米的超高层建筑。
第2版()
专栏：
纺织工业部同国际羊毛局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 纺织工业部与国际羊毛局今天在北京签署一项合作协议。
协议规定：国际羊毛局将为中国羊毛制品业提供技术帮助，方式是将引进有效的品质管理系统，同时增加纺织品设计技术及发展市场扩大计划。
第2版()
专栏：市场随笔
管一管“公路市场”
夷陵人
我的家乡位于苏州—上海公路边，“车水马龙”的景象日日可见。商贩赶热闹，于是出现了“公路市场”。
如果不妨碍道路畅通，做的又是规矩买卖，“公路市场”无疑是好事一桩。然而，我常见公路上停着几辆车，拥着一堆人，交通堵塞；有些人还卖时鲜蛙肉，虽然违反规定，但卖的人脱手快，买的人跑得也快，喇叭一鸣，让你望尘莫及。至于别的非法买卖，我也听过一些。
“公路市场”有这些弊端，看来有关部门应该管一管。
第2版()
专栏：开放之窗
搞好对外开放工作，必须加强宏观控制和指导。当前，很有必要建立一套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的管理制度和办法。那些只强调开放不加强管理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对的。——编者
不可忽视宏观指导
张松涛
近期来，报上披露了一些经济犯罪事件，如：海南倒卖进口汽车，辽宁和深圳的一些外贸单位串通起来逃汇、套汇，等等。这些事件说明，加强宏观经济控制和指导，是必不可少的。一旦放松，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会给对外开放工作和四化建设带来不利影响。
当然，对于已经出现的一些局部的、暂时的错误和偏差，也不必大惊小怪，更不能因此而怀疑或动摇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因为封闭的时间比较长，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很难避免泥沙俱下。只要我们正确地把握方向，善于及时总结经验，在探索中前进，对外开放工作就一定能做得更好。
第2版()
专栏：开放之窗
广州开发区加强宏观指导
本报讯 广州市对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加强宏观指导。市政府领导最近在各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会上指出，开发区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加快建设步伐：既要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限，又要接受有关部门的指导，做到步子协调。开发区要以老市区为依托，积极为老企业到开发区投资办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和咨询，新引进的项目原则上安排到开发区。同时，开发区应积极开展对外贸易活动，争取多出口创汇。开发区要坚持新事新办，革除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但必要的工作程序和规章制度仍需坚持。
第2版()
专栏：开放之窗
天津市颁布涉外法规
本报讯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等法规在最近举行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通过。这是国内以地方人大常委会名义颁布的首批经济技术开发区法规。该《条例》规定，“开发区内以开办技术先进的工业项目为主。一切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项目，都可由客商与我方合资、合作开办或者独立开办”。并且规定，“技术落后或者设备陈旧的；污染环境而无切实治理措施的；产品属于我国政府禁止、限制生产的”项目不得开办。条例还规定了在开发区投资办厂可享受的各种优惠待遇。（田贵明）
第2版()
专栏：
云南省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傣族女县长金桂兰，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具体问题，被誉为傣家山寨的“金凤凰”。这是金桂兰（右）在耿宣区允楞村和傣族种蔗专业户交谈。
新华社记者 朱于湖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