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大地
纪念前夕的杂忆
李欣
1937年夏天，北平一部分大学生在西苑受军事训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同我联席睡卧的班长，一位二十九军的战士，兴奋激动地向我耳语：“日本小鬼子欺人太甚，我们在芦沟桥和他们干上了，要不是陪你们训练，我也要上去和他们拚啦！”
这位战士的姓名和模样，我虽早已忘记，这几句平凡质朴的爱国语言，却镂刻在我心上，已近半个世纪了，还是音调清晰地响在耳边。
这是中华民族的正气，是中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反抗精神，是无名英雄的心音。
就是依凭这种被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深侵略，日益诱发唤醒的民族救亡意志，中国共产党才以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的军事政治战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政策，领导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坚持八年艰苦战斗，得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配合，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得悉胜利消息时的那狂喜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1945年，我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从“贺（龙）老总”的部队里转到新华社晋绥分社工作八个月。新华分社和抗战日报社，都住在兴县高家村。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三天（也是日本天皇正式下诏书宣告投降的前三天），——8月11日早晨，我带着日本投降的电讯稿，去石岭子送交军区政治部张平化主任。我一路跑，一路欢呼，进村就喊，见人就叫：“我们胜利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这里传播的是新华社的声音，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欢呼！
检阅当天日记，欢狂心情跃然纸上，记载这一情景的文字竟然用了四百字之多。
这一抗战胜利，实在来之不易，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的教训。
近几个月，中央电视台播放根据我国著名作家老舍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以纪念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依我看来，为了国际和平，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为了鼓舞振兴中华的精神气魄，这样的历史教育很有必要，播放这个电视连续剧是大好事情。
青年时代，我读过老舍先生多种著作。《四世同堂》购置已久，由于年老精力不济和读书兴趣转移，只是来自看电视剧的诱发才决心读它。第一卷《惶惑》，是5月去赤峰开会期间看的，时间较为充裕，读得认真仔细。第二卷《偷生》和第三卷《饥荒》，是回京后挤时间浏览翻阅完的。
这当然首先使我回忆起老舍先生。我同他认识很晚，仅有一次短期的接触。那是一九六二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五周年举行热烈的庆祝活动。内蒙古人民欢迎老舍胡＠青夫妇到呼和浩特过节。我负责接待他。接站，送站，看电影，陪餐，参观，参加群众联欢会、那达慕会，观看蒙古族摔跤、地方剧二人台，总是伴随着他。我们还同干部、群众一起联欢——跳“安代”舞。当时，他比我大十六岁，既是长者，又是老作家。从4月28日到5月6日，他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八九天，是那么热情、兴奋、激动、愉快，完全同呼和浩特地区各族人民的心情融和在一起，的确显示出“人民的艺术家”的风貌。我们夫妇去看望、陪伴他们夫妇，我们的孩子们去同两位老人玩。于是，八九天时间，似乎成为“忘年交”了。就在这期间，老舍以夫人胡絜青画的牡丹题字惠赠。可惜，这一珍贵的纪念品，被“文化大革命”毁掉了。
我怀着忆念老舍先生的心情来读《四世同堂》，使我深深感到，老舍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座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沦陷区人民的血泪纪念碑。我也是北平沦陷后从这里流亡出去的，对于书中的一些人物情景并不完全陌生。但是由于八年抗战的日日夜夜，我几乎完全是在根据地和八路军中度过的，对解放区和游击区我熟悉；对“国统区”，通过各种渠道也有所了解；对沦陷区，尤其古都北京人的甜酸苦辣，血泪汗气，反而觉得混乱模糊了。一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新奇，笼罩着我初读的眼睛，逼我即使“走马观花”也要看它个究竟。
《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抗战时期及胜利后的力作巨著。我同意老舍夫人胡絜青在《前言》中的说法：写的是沦陷了的北平，“今天再来看这部小说，我感到还是有意义的。”但我读后的感觉，正如本书编者在《致读者》中所讲的：“在这里，我们将看到那个时代的一角，并难免将以十分复杂的心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心情，的确很复杂。当前我要提的，是向前看，用以启迪振奋人的积极因素，自然是从四世同堂的祁家，小羊圈胡同的十多户居民，北平文化说起；但我只打算凝结到一点。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老舍，他是北京人，北京文化的继承发扬者。他是那么熟悉、热爱、并着力维护北平文化，但他在这部小说里，又是那么不遗余力地揭露、鞭打、并悲愤蔑视北平文化的各种阴暗角落里的种种渣滓、垃圾和霉菌。
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力量救亡图存转危为安的，有本领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的，有希望振兴腾飞后来居上的。这是因为她有优秀的儿女，灿烂的文化，丰富的资源，美好的理想，广阔的河山；在当前的历史新时期，还有“敷政优优”（《诗经·长发》）的领导。可是，我们又决不可忽视和忘记另一方面，长期处于灾难深重境地的中华民族，还有贫困愚昧的历史包袱，迷信落后的精神枷锁，因循苟安的守旧习性，浑水摸鱼的社会渣滓。老舍四十年前通过小说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浮沉在当时北平沦陷区社会表面和底层的陈腐东西，经过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情势当然大大不同了，有的根本变化，有些换了新颜，但并没有完全清除和绝迹。而且，很遗憾，即使现在，对此也不容我们忘记和忽视。
不要背历史包袱，但不要忘记历史教训！这就是我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联想到纪念老舍先生，从忆起西苑耳语到忆及高家村拂晓前的欢呼，从看《四世同堂》电视剧到读老舍先生的原著，从老舍所描绘的沦陷后的北平，想到今日应当记取的历史教训，而写给抗战胜利纪念的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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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北京的饮食
刘湛秋
在北京，一到中午，无论大小饭馆，饮食店，无一不高朋满座，站排等候。到处可以听到外地人的埋怨与不满，北京居民嘛，习惯了，老老实实站排、站桌就是，或者早已从家带盒饭，或以方便面、面包充饥。最近，这两件宝也开始紧缺了。不仅中餐如此，早晚也是难上难。有人抱怨北京早点花样单调，可就这单调的油饼、火烧，不论到大小店铺，想不站排就吃，想找个座位安静地吃，都属奢望之想。吃饭难到如此程度，在全国恐怕是首屈一指的。
去年，北方一些作家去江苏访问改革情况，一次在苏州，大家欣赏小吃，一个小时尝了四五家，都是受到招手上门之待遇，而且经济实惠，北京来的作家感慨万千。后来又到了一些城市，莫不如此。来自东北沈阳的作家反映，他们那儿吃饭虽不如南方精美，但较之北京的挤、乱、贵，也委实好得多。据说过去吃饭一向很难的广州，开放以后来往客人急剧增加，但吃饭（包括高、中、低档）均方便，而且价格公道。
我在虎坊路上班，单位没食堂，我中午一贯“打游击”，也多少“考察”了一些饭馆，好象是每况愈下。原来后面南横街有个小饭馆，叫燕春饭馆吧，炒菜煎饼米饭，价钱也不贵，我吃过多次，可惜不知为什么关了门；前年北京京剧院开了个百花西餐馆，有一段生意也蛮不错，去年秋天又改成了无线电三厂门市部；前门饭店原来有个对外中餐厅，能容一、二百人，每天中午也是满员，最近又变成了一个西式糕点门市部的窗口。就我所知，我周围二三百米的地方，去年以来不见增加一个饭馆，反而“黄”了这么三个。我住在劲松，这儿高楼林立，可卖早点只有一家劲松饭庄，每天从早五点到八点，始终是黑压压一大片。
北京饮食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带来三个严重后果，一是服务态度越来越差，因为顾客多到这种程度，使任何一个有耐心的服务员都感到厌烦，二是品种花色单调，好赖都有人买，竞争已成多余，干吗花力气翻新花样品种？三是价格越来越贵，尤其是中档以上饭馆，价格比上海几乎要贵一倍。在北京三人吃顿饭，吃些酒，炒三四个菜，就得二十元左右，几乎使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面对这样的“招待”无不瞠目结舌：“啊，北京东西真贵！”可就这么贵，也要“站桌”。
不能说北京领导不关心这件事，眼下也在狠抓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总感对症下药不够。据说在建一条食品街，但要几年；为什么天津一年就建成了？盖了个义利快餐馆，价钱贵到超过一般人所理解的“快餐水平”不用说，也还不能满足需要。据报载正在考虑引进快餐生产线，还要盖饭馆，都是远水不解近渴。那么，北京能否对饮食业采取“开放”政策。早就说过的一些中低档饮食店要租赁给集体与个人，为什么不可以快些实行？可不可以大胆允许外省市县和北京郊区农民、商贩来京开设各种饮食店，并从税收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在各种管理上给予方便？北京空阔的路面那么多，多些小摊不是更好吗？广州有十万个体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事饮食业，北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如果更多一些小铺小摊，便就有了“快餐”，价格也会由于竞争而下降，花色也会由竞争而丰富。否则，再搞几条快餐线，也同样变成慢餐。
其实，解决群众吃饭难，说难也不难。关键是要能做出一个放宽饮食业的政策规定，否则，越来越开放的全国产品市场调节和北京的集中统一管理越来越矛盾，群众会越来越不满，甚至可能使一些人对改革产生误解。有开放的政策就可能使北京饮食业的卖方市场逐步转变为买方市场，许多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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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泥娃子”
王培炎
无锡惠山的泥娃子，确实做得精巧可爱，据说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可是，生活中还有另一种“泥娃子”。在某些农村的村办、乡办小学，至今还是泥房子、泥桌子、泥凳子，培养出个“泥娃子”。
“四泥”何以产生？经济不发达，没有钱，这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有的地方不重视教育事业怕是根本的原因。他们把“战略”地位变成“略占”地位。有些教师批评某些有关当局是：“先工业，后财贸，腾出手来抓文教”。这算说出了要害。
“四泥”未可全非，前“三泥”还可说是表现了在一定的困难条件下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但后“一泥”实在是应该力求冲刷的。惠山的泥娃子生产多了，可以赢得外汇，为国争光。我们教育战线上，“生产”那么多“泥娃子”，是不妙的。
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中央提出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而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
我想，我们的各级领导，都应具有这样的战略眼光，用极大的努力，洗去“泥娃子”身上的泥污，让这些娃娃们变得更聪明、更智慧、更健康、更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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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史小品
说牛
朱洪涛
考古发现，浙江河姆渡遗址中，除了属于经过长期人工培养的稻谷品种，还有大量的水牛骨骼和骨耜，证明七千年前牛跟人就存在密切关系。而且耜是原始农业确立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先民结束“野蛮时代”，文明的曙光降临的历史时期，不能不说：牛予有一臂之力。
《山海经》说，周人的祖先叔均发明牛耕。查考同时代的文献，商代甲骨文中常见犁字，作“?”、作“?”，象牛拉犁头起土形状。证明商代已用牛耕田。但昏庸贪婪的奴隶主，宁愿将牛在冬烝秋赏的祭祀中“或剥或亨、或肆或将”做牺牲，也不肯用牛代替或减轻奴隶的劳动的。因此牛耕并未得到普及。
所以上古时，“耕也以耦”。“耦”为“二人并力”用耜翻土。《诗·周颂·载芟》说“千耦其耘”，描写耕耘所用人力组合之众多。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不足作为牛耕“起于春秋之间”的论据，因为孔子弟子亲眼见的仍然是“长沮桀溺耦而耕”。
商人说他祖先王亥发明用牛驾车，《书·酒诰》说“肇牵车牛远服贾”，商、周时牛拉车较普遍，似可信。周武王平定天下后，放牛于桃林之野，牛在古战场冲锋陷阵之勇，兵书已有定评。
不过，牛对人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在它普遍地用于耕田之后。汉武帝晚年“思富养民”，封丞相为“富民侯”，实行“欲百姓之殷实”的富民政策。负责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赵过，便积极推广牛耕，从而促进生产力大发展。他教百姓用一头牛拉三角耧播种，只搭两个人工，就可达到“日种一顷”；用两头牛拉“耦犁”耕耘于“代田”，人民“用力少而得谷多”，于是连年丰收；国家“田野益辟，颇多畜积”。这就是我国封建社会首次农业生产高潮出现的背景。
有一首《耕牛》诗中说：“朝耕草茫茫，暮耕水潏潏；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身无一毛利，主有千箱实。”这里歌颂了牛的辛勤劳动和忘我精神。
鲁迅自况说：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实际是他对“孺子牛”精神的一个很好的说明。我认为这同上述“身无一毛利，主有千箱实”的“耕牛”精神是一致的。
乳牛、耕牛都是“孺子牛”，都有这种高尚品质的。
《诗·小雅·大东》：“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意思是：“那闪闪熠熠在天上的牵牛，是不驾车干活的。”这是“取类比而言之”的两句诗，《疏》里解释说：是讽刺那“居其官职不以其才之所长；徒美其佩，而无其德”；说他们虽“见列干朝”却不为民人办事，“徒有名而无实也”。以跻斯民于温饱为心的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在赞美了耕牛的辛劳之后，又用耕牛的口吻指斥冒名者说：“睆彼天上星，空名岂余匹！”译成白话，应为：“那个只明亮不耕田的天上的牵牛星呀，挂着牛的空名，你怎配同我相比呢？”
荣誉永远属于不谋私利、不辞辛劳、全心全意献身人民的“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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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涯海角（中国画） 王立